中国古代传统管理学思想

管理学原理报告

自选课题

中国古代传统管理学思想

小组成员：环艺132 张洋

自动化132 魏新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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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中国古代思想概述

儒家

儒家思想概述 儒家治人理念 儒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法家

法家思想概述 法家基本管理思想 法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道家

道家思想概述 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与法家儒家的关系 道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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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传统管理学思想

引言

中华民族有五前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儒家、道家、法家为代表的古代哲学思想，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些管理经验对我们后人对企业的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概述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可以追溯到先秦至汉代时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许多古代经典著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老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权变谋略和在管理过程中的境界、素质及管理原则的思想;《孙子兵法》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在人事、决策、环境、组织等方面的战略思想;《韩非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统御谋略思想;《论语》、《孟子》、《荀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谋略思想;《三国演义》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创造性管理思维;《红楼梦》主要体现了管理者以法治家的时效管理思想;而《九章算术》则是我国古代培训管理人员及供他们日常应用的手册，其中三分之二的题目可与财政或工程官员职能相对应，堪称两千年前世界管理数学之最。

中国作为世界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璀璨的历史遗产，包括丰富多彩的管理思想。由于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些管理思想零星分散，至今未能形成独立的科学体系，但许多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今天的管理实践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

中国各种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三大主流学派：

儒家——王者之道，仁政德治； 法家——霸者之道，法制刑治； 道家——王霸杂合之道，无为而治。

这三大学派都产生于中国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其管理思想的基本逻辑结构是：人性假设的管理方式。他们各自提出对人的基本看法，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管理方式，从而各自形成较为系统的治国治生的管理思想。

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治国、治生和治身。治国主要是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活动，即“治国之道”。它是治理整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对行政、军事、人事、生产、市场、田制、货币、财赋、漕运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它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治身主要是研究谋略、用人、选才、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等方面的学问。这三部分管理思想还可细划为以下五个方面: 1、“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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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无论是古今还是中外都证明：人才是一切之根本！一个不懂得珍惜人才的国家和组织是不可能有长远的发展的！ 2、“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

3、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这种经权观要求“执经达权”，即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目标;同时要求“通权达变”，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断的变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实现的。

4、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这已成为今天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在《孙子兵法》中，孙子着重指出了战略谋划的重要性。 5、“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的。也就是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促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之间达到最佳和谐，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是和谐观。 中国古代管理的思想与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其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 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

儒家——王者之道，仁政德治

儒家思想概述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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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

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

儒家治人理念

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发展和推进有道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人类始终在求索和践履的一个关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自我主动认识和实践中，人类由远古走向现代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由于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递进的社会活动，因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经形成而不再变化，它将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并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更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认识实践的丰富智慧的结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对此具有很深的认识。从儒家文化的内容特征上看，还是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关于如何管理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

由于儒家的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对这三个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

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

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所以，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

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从理论的深度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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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

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

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

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

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我们知道“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

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

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但儒学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为后代所赏识，尽管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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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却未能抹杀其光辉，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既有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也有着封建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儒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儒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特别是它饱含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源头活水.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传统的人文伦理精神在当代管理实践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也得到了西方管理学界和众多中外知名企业的认可。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开会时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4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而近日我们还听到这样的消息，现在有很多企业的老总每周打着“飞机的”来北京听课，他们所学习的不再是什么MBA，而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同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把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奉为至宝，不断地从中摄取着精华，并把之深深的融入到了企业文化之中。正如我们所熟悉的海尔的发展观——“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自于《道德经》、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来自于《易经》一样。国学大师汤一介对此有着其独到而非常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当一个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首先要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意大利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中国宋明时代佛教的兴起皆是如此，因此我们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同样需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传承和发展。

1、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搞好企业的经营需要有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和\"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而不流。? 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他还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即人心向背看作是统治者是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大家才能群策群力，保证企业有强大的竞争力。孔子倡导\"和为贵\"，但他也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和”是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而\"同\"不讲差别，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这是不可取的。在现代企业中，盲目服从，追求一致是很危险的。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就每天都有这种担心。他说，因为他在海尔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企业其他人就产生了迷信，认为反正张总的决策总是对的，他们也不必深想了，也不认真论证了，即使面前有个坑让他们跳，他们也会跳下去，这是非常危险的。我国大多成功企业者遇到过或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企业就会不断的发展、壮大，否则，企业可能出现决策危机。?如果说\"和而不同\"是讲差异性、灵活性和变通性的话，那么\"和而不流\"则是指不随波逐流去苟同别人的错误意见，表明了不可调和性，体现了\"和\"的刚的一面。孔子在回答子路时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里，孔子认为，真正的强者是与人和平相处而又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之人。可见?，\"和\"中有刚，评论了\"匹夫不可夺志\"的英雄主义气概。企业内部的和谐，应该是包含能力、业绩上的公平竞争的和谐，而不是同事间相互排挤，倾轧，这种竞争会带来企业中人人力争上游、勤奋敬业的健康风气，从而增强整个企业的内聚力。

2、义利并举，义以生利的价值观念

“义利观”是儒家思想最为精髓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中最根本的主张是“以义统利”。孔子说“见利思义”，孟子说“先义后利”，均把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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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义利之辨的文化思想影响下，到宋明以后，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的商业道德。而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人所称道的晋商更是提出了“利以义修，名以清修”的诚信观，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商业道德上的教育成果。但我们在理解义利关系时，首先要明确儒家思想的义和利的内涵。儒家所谓的义，是指整体的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对于企业来讲，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由此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只是主张正当致富。而儒家所谓的利，既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是权利的利，而是广义的利、长远的利，它认为仁义是利，道德也是利，在儒家思想看来，没有任何一件事不存在着利，而“人之情”，最为根本的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趋利避害”。而儒家思想在义利关系上认为：“仓廪实然后知荣辱，衣食足然后礼义兴。”以这种观点看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每个企业追求利润，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的现象同样是十分一致的。而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很多经营管理的实践告诉我们，强调儒家的“义”，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社会结合起来，以达到“以义统利”，“义利统一”，对于经济发展和企业壮大也是必须的。现代社会中，任何人，任何企业都不能回避利与义的选择问题。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就说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利益上的竞争，有利于激活企业，焕发经济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相互之间激烈竞争的主要目的在于追求\"利\"，即最大的利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利”，而是怎样取“利”？儒家文化也特别强调生财致富要有道。告诫人们要“以义统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为重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义与利说到底并无必然对立，义也是一种利，只不过不是一人之私利，而是一种整体的利，或称“公利”。我们强调义，即是强调应该把整体的利放在首位，私利的追求应以不损害公利为原则。从长远利益看，以义（公利）为先，可能会使企业暂时损失一定的利益，但其公益行为必能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经济环境，从而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于企业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反之，若企业局限于短期利益，制造伪劣商品，做虚假广告，可能使企业获取暴利，但这种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必会使企业的声誉和形象一落千丈，到头来只能被消费者冷落，被市场淘汰，或受到法律的严惩。企业应该依靠科学的管理，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等在竞争中取胜，其经营应把追求自身利益与贡献于社会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发展公共事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讲求“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力求利己又利人，至少是利己不损人。

3、群体至上，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

西方强调个人的自身价值，强调个性和自由。而儒家一方面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家、国、天下四者统一起来，在社会整体中确立个人的价值，强调培养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的人生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主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倡导团队中的团结与协作。从总体上看，儒家强调整体并不忽视个性，是以后历代统治者为统治的需要而使个性受到压抑，这和儒家的思想是相悖的。因而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的团队意识和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高度责任感，处理好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基础上增强整体的凝聚力也是现代科学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4、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

中国儒家思想历来不重玄想和擎饰，而是务求经世使用、知行合一。孔子告诫其弟子：\"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就是规劝他们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孔子还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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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贤思齐\"（《论语·里仁》），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儒家崇尚的事功精神和宽宏气度表现于管理之上，就形成了一种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

现代管理过程中，儒家文化的人本主义，重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注入其中，使社会伦常关系融合在企业的管理模式之中，在企业外部塑造了相对安定的经营环境，在企业内部形成了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淡化了劳资对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和实践的丰富源泉。当然随着社会的变迁，儒家文化亦需要进行重新整合提升，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的课题。?儒家文化不仅从伦理道德、观念意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管理哲学等方面为现代科学管理提供有益的养分，而且古代儒家学说中，海包括许多对管理活动的直接论述，如早在两千年前就提出的“各取所长，当尽其才”的用人之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的考察干部方法，“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市场物价变化趋势，“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策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之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预测观点，以及许多关于决策和战略策略的精辟论述，至今仍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学习和挖掘。

法家——霸者之道，法制刑治

法家思想概述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 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近代史上一代豪杰曾国藩，一生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年少以儒修学养性，厚积薄发；中期年青以法为大风，渐行叱诧之事，终积大功大德；后期不追俗愿，持盈保泰，信守道家。相反地，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影子，一生庸庸碌碌者多埋于事，疏于法；一生有所作为者，必然中行法道。法家思想，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以社会与体制为本体，以“管理与实效”为根本。这，对于任何企业管理或者个人管理，都是大有裨益的。

余世维先生说得好：“法家是基础，要先用法家把人的行为规范好，再用儒家来导正人性，再上面才是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儒家和道家思想适用于不 同境界的管理，在起步发展阶段，管理不规范，用法家规范人的行为是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的思想觉悟提高到一定层次，可以用儒家的思想来导正人性，管理 发展到高层次，人的素质和品德都很高，管理就达到了无为而治的境界。

法家基本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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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国——以法治国的行政管理思想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严刑厚赏，“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所谓“以法治国”，就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君必有明法正义”，“治国无其法则乱”。他们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而且必须做到：“法必明，令必行”，以及“刑无等级”，“不失疏远，不违亲近。而“法治”的核心则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即韩非子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即“尊主”才能“明法”、“崇法”。

2、治生——“富国以农”的经济管理思想

法家把农业看作是富国的唯一途径，“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在法家看来，农业即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即农业，两者完全是等同的。法家首先提出农战政策，“耕战合一”、“寓兵于农”，农战实施的目的就是实现“富国强兵”。为了发展农业，法家重本抑末，否定工商业，“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划为末作者富。”

3、治身——贤能并举的人事管理思想

法家提倡贤能并举的人事管理思想，“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官贤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韩非认为，世人的天性既然都是趋利避害的，因此实行严格的赏罚制度是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他说：“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白黑分矣。”韩非子主张尽国之才，尽人之智，“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

法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萌芽产生于战国初期，发展在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发展到高峰。作为先秦法家最出名的代表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通过对前辈法家思想的系统总结，加上对儒、道、墨其他学派理论与政策主张的借鉴，最后形成了自己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实现了“法”、“术”、“势”的统一。在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体系中，“法”是指健全法制，也就是制度的建设；“术”指的是推行法令、驾御群臣的策略和手段；“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这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法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1、“法”之环节：企业制度建设

首先来看韩非子法家思想体系中的“法”。韩非子非常重视“法”，也就是制度建设在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人性自利”，并最终把“人性自利论”作为法家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法制的观念来管理国家。他还认为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促成秦国的富强，就是因为其严格的法制思想已在民众的头脑中深深扎根，并最终成为指导生活的原则。按照韩非子的理解，构建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是组织得以良性发展和壮大的根本保证。而且，组织规模越大，制度就越管用。

对于现代企业来说，“法”的重要性一方面意味着要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尊重法律的地位和权威；另一方面意味着要重视企业内部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每一个追求卓越的企业都必须做好的重要环节，因为好的制度是企业基业常青的基础。

在企业的内部，对于员工的管理不应仅仅依靠他们的自觉和道德号召，还必须依靠合理完善的制度建设与制度管理。当然，在制度建设的时候还必须确保其“公平性”和“公正性”，因为这是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必要前提，也正是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所反映的内容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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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进行企业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持续创新的问题。法家向来都是反对保守、主张锐意改革的，他们认为既然历史是向前发展的，那么一切法律和制度都应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所以，无论是古代的国家制度，还是现代的企业制度，都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企业应该及时察觉外部市场的环境变化，并结合自身的状况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确保制度体系的动态性和前沿性，通过不断创新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这也是法家持续改革精神的一种体现。

2、“术”之环节：制度执行技巧

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如果只是一味地依靠制度来进行管理，最后的效果未必尽如人意，这又是为何呢？这是因为制度是有缺陷的，再好的制度也都只有在得到良好贯彻和执行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在执行过程中就必须讲究策略和方法。那么，要如何去弥补制度的缺陷、“法”的不足呢？关于这一点，韩非子提出的对策是重“术”，也就是说要对制度的执行进行技巧性的监控和处理，加强反馈，加强考核。关于“术”的具体含义，韩非子用了“因任而授官，循名以责实”的话来解释，也就是说要根据工作任务和工作需要来确定工作岗位，根据工作岗位建立和完善职务说明书，并把工作表现和职务说明书相对照，从而确定是该奖励还是该惩罚，并进一步作出人员变换与制度调整的决定。

那么在制度的执行中应该如何有效地进行人员的激励和管理呢？关于这一点，韩非子也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主张。他从“人性自利”的假设前提出发，提出了“赏罚二柄论”的考核和激励观点，这也为现代企业激励制度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具体来讲，“赏罚二柄论”也就是以“赏罚敬信”为激励原则，以“厚赏重罚”为激励手段。

韩非子认为要很好的运用赏罚进行管理，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赏罚必明，即该赏的必赏，该罚的必罚。在考核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公平，对“行”不对“人”；而在赏罚的过程中则要防“漏”防“赦”。赏罚公平是一切激励手段得以顺利实施的根本前提。第二，赏罚必重。韩非子认为除了要“赏罚必明”之外，还要“赏罚必重”，他认为只有“厚赏”、“重罚”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可以借鉴韩非子的想法，在企业内部实行重赏重罚的奖惩制度，充分发挥“马太效应”，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确保组织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3、“势”之环节：卓越领导风格

在明确阐述了“法”和“术”的重要性之后，韩非子又指出了树立权威的重要性，即“势”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按照韩非子在《功名篇》中的说法，“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治不肖”，意思是说，一个人仅有贤能是不够的，还得有“势”，不然就无法让不肖者服从，无法保证组织的良性发展。所以一个组织要想很好的推行既定的制度，就必须要有权力的保障，而这个权力就是“势”。

韩非子认为，“势”应该包括赏权、罚权和威权。

赏权是指在下属按照管理者的指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的时候，管理者应该拥有对下属做出表扬和奖赏的权力。赏权是管理者手中的一个重要实权，是一个用以激励控制的“柄”，所以管理者应当“执柄以处势”，合理运用赏权，因为这是管理者对下属进行正向激励的根本保证。罚权是指当下属产生不正当行为或者执行不力时管理者可以对其进行惩罚的权利。威权则是指各种权力与影响力累积凝结在管理者身上所形成的威信，管理者必须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和自我努力来获得足够的威权。同时，管理者必须要重视自身能力的提升，只有自己具备了足够的胜任能力，才能够合理地运用手中的“赏权”、“罚权”和“威权”，从而确保合理地用“势”，因为“贤者用势则天下治，不肖者用势则天下乱”。具体到现代企业，管理者首先要能够合理地运用自己的直线职权，并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地完善自我，培养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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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领导魅力，调动一切积极有利的因素，利用好“势”，确保管理的效果。

在现代商业社会，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在产品和服务的层面上展开，同时也在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以及价值观念上，即企业文化层面上展开。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首先必须做好内部的制度建设，在现实推行过程中对制度进行动态的调整和完善，利用完善的制度来规范员工、引导员工，为其发挥创造性作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本着制度与文化相互促进的原则，并努力构建与制度向配套的企业文化。以“法”、“术”、“势”的思路来指导管理过程，使企业沿着一个正确、健康的运行轨道顺畅运行，在良好的内外部环境综合作用下蓬勃长久地发展下去。

具体来说，法家智慧对于我们今天企业管理者的启发有如下几点——

1、执行力

或许当下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它们也许真的不是缺“法治”的环境或者说基础，在我看来更多的是缺失所谓的“执行力”。所谓执行力，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我们的私营企业如果能做到像商秧执法一样“王子犯与庶民同罪”，公平、公开、公正的执法，或许企业的执行力自然就有了。当然，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得要因地制宜，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讲究执行的艺术性、灵活性，或许身为执行者才不至于落得像商秧一样“作法自毖”。

2、不要依赖人治

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已乎根深蒂固了。因此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过分夸大或者说过于依赖“人治”，抑或是英雄人物了。孰不知，人却是尘世间最不可靠的了。所谓的德才兼备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罢了。那种企图靠人的“忠诚”来维系企业管理的想法，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在人变得越来越浮躁的今天的确是过去时了。而韩非子所主张的“法治”——结合企业实际，建立建全一套成熟的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管理制度，再假以不折不扣的执行力，或许才是当下企业管理迫切需要反思与笃行的真理。

3、法治理念与完善的管理机制

韩非子作为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法家的始祖与集大成者，在管理学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企业的管理应当要建立成熟的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管理机制。首先，我很赞同易中天教授在解读诸子百家时对法家法治的解释与理解——韩非子所主张的法治即规章制度。非但如此，法家诸子还倡导法治的“公平、公开、公正”的执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此在商秧变法中有据可考，那就是秦孝公应用商秧变法过程中太子即后来的秦惠王犯例，商秧依法治了太子的老师的罪。在中国历史上秦国之所以能灭六国而统一中国，正是运用韩非子所主张的“法治”才获得成功。

“该流程方案需固化，5年内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动。”(非原话)这是任正非在华为起初聘请咨询公司量身定做其营运流程与管理机制之初给华为中、高管理层的执行批示。在中国众多民营企业当中也唯有任正非对韩非子的“法治”理念理解的独到与执行的雷厉风行。或许，这也正是华为企业能不断取成功并挤身国际知名企业行列经验之一吧。

4、“治吏不治民”与“管理管理者”

基于为君主进言献策这一特定政治目的，《韩非子》所论述的管理对象是各级政府官员及君主的亲属、侍者，而不是普通民众。他论述道：“摇木者一一摄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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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而后得；若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外储说右下》）也即，摇树的人如果一一去掀动每一片树叶，那么即使累的筋疲力尽，也无法使树叶全部抖动；而如果左右摇动树干，那么，树上所有的叶子都会一起晃动。同样道理，善于张网捕鱼的人，只要拉住渔网的纲绳，鱼儿就能尽收网中；而如果一个个地拨弄网眼，不仅劳苦不堪，还将一无所获。在此，官吏就如同民众的“本”和“纲”。

韩非的这一比喻不仅贴切、生动，而且寓意深刻——的确，为数众多的民众恰似“叶”、“目”，作为最高统治者当然难以一一对其进行管理控制。而如果抓住官吏这一管理民众的“本”、“纲”，就能够取得“撼木摄叶”、“纲举目张”的控制成效。为此，韩非得出结论：“故明主治吏不治民。”他强调，只要最高统治者能够选准、用好各级官吏，就可以借助他们而管理控制好众多的平民百姓，形成臣下恪尽职守，百姓安分守己的局面。如此，君主便能安坐于朝廷之上，悠闲自得于闲暇之中，即使清净无为，也能把国家治理好。

韩非子的这一管理对象界定对现代管理而言也是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的。20世纪，管理学家们称之为管理的世纪。世纪之初，经泰罗、法约尔等早期管理学家的努力，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萌芽、诞生，并进入到科学管理时代；霍桑实验之后，行为学派在管理学中大行其道，使传统的科学管理理论出现了革命性变革；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的管理学理论不断提出，管理学进入了丛林时代。纵观20世纪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可谓蓬蓬勃勃、枝繁叶茂。

但当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学者们却蓦然发现，整个20世纪人类在管理学研究对象界定方面出现了重大缺失，即只看到了对工人和普遍民众的管理，而将越来越多的管理者置于了管理的视野之外。于是不少学者提出，21世纪就是“管理管理者”的世纪。相比之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战国时期，韩非子就已在实质上提出了管理管理者的思想，并就此提出了大量管理之术。这些思想、技巧对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管理管理者”的世纪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道家——王霸杂合之道，无为而治

道家思想概述

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泰古二皇，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德理论。标志这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从此成为古往今来治国治家的至尊宝术。以老子、文子、列子、庄子，管子等为主要代表，主张“无为、璞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等等。尤其重要的是，道家虽有经典著作，可思想并不圈囿（quān yòu）于著作之中。道家思想的形成是以总结、发展、著典籍为主要路径，每一次思想的跳跃都经历了极其长时间的众人积累，这也再一次的凸显了道家的生命力。道家人物既可入世建功；亦可飘然而去，在历史长河中每当灾世来临之时，道家人物以一身浩然道气挑战灾难乱源，诛邪卫道，拨乱反正，也因此激荡出众多脍炙人口的传奇篇章。

道家哲学才是在中华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一：道家哲学是一门最朴素的社会和自然科学。

道家的许多经典著作都精辟地道出了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如:

《道德经》这部道家经典作品中的观点博大精深，其理论包罗万象，能跨越时空应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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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万物。

《庄子》这部文学成就很高的哲学经典所阐述的人生观、世界观是如此之精辟，以至于可以治疗现代人的精神空虚。《庄子》一书中早就具备了自由平等’的观念，其思想之先进可见一斑。

《孙子兵法》是一部以道家哲学为理论的兵法，堪称众兵法之纲，其军事理论沿用至今，其正确性仍被证明是无懈可击的，倍受各国军事家推崇。

此外许多国璀如武术、中医等皆与道家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现在社会的发展印证了道家思想的正确性。

道教哲学虽没有被哪个国家追捧和信奉,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无不与道学的发展观相吻合。

一切尽在道之中。道云：“无为胜有为”,道家提出‘无为政府’的概念。 表面听来觉的此理论很荒唐,但是事实证明了道的正确性.如：

1:中国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不切实际的盲目发展,结果造成资源极度浪费、环境严重污染。

2韩国政府为了扶持民族工业,过度干预经济领域,结果反而造成经济危机，最终要国民献血救国。（大宇公司的破产就是最好案例）。 这些都是违反道家无为理论的恶果. 与此相反的是：

1美国实行的自由资本主义,政府最大限度不干预经济，却始终保持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

2英国实施自由经济摆脱了长期的衰退,进入了持续稳定地增长。

英国政府对几乎不直接干预经济领域的活动,即使英国国宝‘罗尔斯罗依斯’公司被德国人收购了,英国政府也决不干涉。结果,汽车工业全部沦陷的英国反而能超越法国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强国。

无为政府’并不是要求政府不做事，而是要求政府不可过度干预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美英两国虽然不信奉道家哲学,但是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为道家之无为理论作了很好的示范。

也再此证明了道家哲学是包罗万象的。

三：历史对道家的误解

1人们普遍分不清道家和道教的区别.，把两着混为一谈。

其实道家不是道教

道教是宗教,而道家是哲学体系、是学术流派,道家从不宣扬迷信。 那些求神拜仙、练丹画符之类的事属于道教，与道家毫无关系。

2 道教与农民起义的关系

道家哲学主张人保持自然本性,这包含了自由的概念.这与儒家思想的教条格格不入,这正是中国老百姓追求的也是封建统治者最忌讳的。因此,历代反政府的农民起义大多打着道教的旗号（如黄巾军，义和团等），这不仅使道教蒙上了愚昧的恶名同时也又增加了封

建统治者对道教及道家的仇恨。

实事上道教作为宗教很少干涉政治，农民起义军也从不宣扬道教教义，只是借用道教

之名而已。

结果很多人因此误解道教,进而误解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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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聃、老莱子、关尹、环渊。 道家的大本营——楚国

〈老子〉的管理哲学

〈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道”是宇宙的本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由以形成的最终根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无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无为”是在遵循自然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和无所作为的总和。

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一切工作就能够通过道的运行自然而然地“功成事遂”，这就叫做‘无为而无不为’。反之，如果人们行事不顺应自然而是凭自已的主观意愿违背自然而强为那就只会干扰、妨碍道的自然运行而招致失败。

“无为”是老派道家管理哲学的最高原则，它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无为’是一个普遍适用于任何管理过程的原则，不论是政治管理、经济管理、军事管理或社会文化管理，都概莫能外。

〈老子〉反对法令滋彰。认为国家政权为管理人民而制颁的法令规章越多，人们为现避、利用这些法令、规章而采取的手段越多，国家为禁制人民而使用的刑罚越繁苛，人们的反抗越强烈，社会也就越乱，越不安宁。“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不畏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也反对以礼教作为治国手段。他们认为，以德、礼治国，和以政、刑治国，同样是有为。他们激烈地攻击‘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大道废，有仁义”。他们认为要想使国家安定，民风淳厚，最好是‘绝圣弃知”，“绝仁弃义”。

第二“无为”的原则是适用于一切人的，但首先却是对上层统治者尤其是对君主的要求。 〈老子〉非常强调统治者、领导者自身的倡率作用，这和儒家的风行草偃论是一致的，很可能是受儒家这种观点影响的结果。但是，儒家所讲的倡率作用，是以德率民，即以领导者自身的良好道德修养影响被领导者以化民从善。这在〈老子〉看来，是导民有为、〈老子〉也同样重视领导者的倡率作用、但却是要导民无为。

第三，‘无为”作为一个宏观的管理原则，意味着国家对私人的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采取不干预、少干预的态度，也即是采取放任的态度。但老派道家提倡无为，不是为了更加发挥私人的活力和积极性，而是为了把私人的活力和积极性尽量减弱减小。老子的理想是“小国寡民”，他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好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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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从“无为”这个最高原则，又派生出以下几个管理原则： 其一是“清静”。

要使管理活动能顺应道之自然，必须首先以清静、持重的态度处事，克服轻率、躁扰的弊病，不看准方向和时机，不采取行动；而一旦看准了，就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不轻易变迁、更改。

“清静为天下正”，“我好静而民自正”，“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以极其精炼、生动的语言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管理原则；所管理的单位范围越大人数越多，情况越复杂。管理工作就越加需要镇定、持重和有条不紊。下面有乱是局部的，而上面是一乱则会乱及全局。

其二是“寡欲”。

《老子》认为多欲和纵欲势必要采取各种手段以求得欲望的满足，这就意味着在经济、技术、文化以及政治、军事等方面有为，而君主或统治者的多欲、纵欲必然要导致赋税、徭役的增加，这本身就是国家政权的有为。同时，又将激起百姓的抵制、反抗，而使整个社会陷于纷乱和不宁。《老子》把“寡欲’看作是实现无为之治的一个先决条件，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其三是“下民”。 《老子》从古代的历史，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剧烈 社会变动中认识到：“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因此，《老子》提出了统治者、领导者必须“下民”的管理思想，强调“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并且以百川归海做比喻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其四是“愚民”。（和法家的联系）

《老子》认为，人们智慧的发展必然使人类社会同原始自然状态相去日远，而且必然使人们更趋向于有为，使无为之治越来越难于实现。因此，它主张要实行无为之治必须“愚民’，宣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不能知道）。

《老子》的“弱用论”思想

《老子》认为事物是运动的，对立着的矛盾双方在斗争中各依一定的条件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强和弱、大和小、先和后、刚和柔……莫不如此。《老子》把这种认识概括为“反者道之动”。

《老子》认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他把这概括为“弱用论”，说，“弱者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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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弱用论”包含着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哀者胜”—以弱胜强的基本条件。

《老子》说的“哀者”有双重含义；哀痛和哀怜，或者说悲愤和同情。前者指战争的弱势一方、全军、全国全民对强敌侵凌一致悲愤，同仇敌汽；后者指它得到与国及中立同国家和人民（包括敌国中反对战争的人民）的广泛同情，也就是《孟子》说的“得道者多助”。

为了创造这些条件， 〈老子〉主张：对内要教育群众，使本国军民都充分了解自己所进行战争的意义，并憎恨敌人的凶残和不义，从而树立起坚强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要进行艰巨的组织工作，把前方、后方一切物质、精神力量都动员起来。对外要做广泛的宣传工作和外交联络工作，多方争取支持和援助，联络与国，分化瓦解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把“哀者胜”由可能的条件变为现实的条件．

第二，“以正治国”——以弱胜强的基础。

要想在战争中取胜，首先要做好内治工作来加强自己的实力，诸如将帅及各级军事干部的选拔、培养、考察，战士的征集、编组、训练，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准备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的改善等．这些治国、治军的工作，事先做得越充分，战斗的实力就越强大．这就是《孙子》所说的：来战先“立于不败之地”，或《老子》说的“无死地”。这些治国、治军的工作，必须做得非常周密，切实，一丝不苟。《老子》说的“以正治国”，正是如此。《老子》对“以正治国”的要求很严，不但要求对大事、难事必须十分认真，谨慎地干，对小事、细事和似乎简单、容易的事，也不得周大意。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米；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慎终如始”，才能避免全部工作“于几成而败之”。

如何看待老子的“有为”和“无为”？

第三后动制敌——以弱胜强的战略、策略。

《老子》的“弱用’思想，除了要求“以正治国”外，还要求“以奇用兵”，即后敌而动。伺机制敌的原则。

“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这里，‘主”指先发进攻，“客’指后发应战或防御。防御也不是固守阵地 同占优势之敌死打硬拼，而是可在强敌进攻下首先撤退，以避免在不利形势下同强敌决战。《老子》以“退尺”为喻，说明退却可以大踏步后退， 以便远远甩开敌军

（1） 等待敌军实力减弱后转入反攻。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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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越猛，动作越大，衰竭就越快．我保存和储存实力，而敌人疲敝、衰竭，这就逐渐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使反攻胜敌有了可能。中国古兵法书所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指的这种情况。

（2） 等待敌军暴露出弱点，然后转入反攻。

当敌军最初集中强大力量进攻肘，它的弱点不容易发现，也不容易加以打击；但在敌进我退、敌久不得手而躁急求战的情况下，弱点就容易暴露出来。

《老子》不仅主张以后发和退却等待敌军暴露弱点，还主张使用各种谋略制造种种假象以诱骗敌人上误敌人，以促使敌人暴露弱点 它把这种谋略称为“微明”术：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

这种‘微明”术的特点是：要削弱、空耗或打击敌人夺取敌人的阵地，就先对它示弱，或者故意让它得点便宜，引诱它作出错误判断，轻举妄动，加速暴露出弱点， 然后出其不意给予致命打击。

“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

《老子》的“三宝”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既然是“三宝’之一，那就是有普遍适用性的；不仅势 弱的一方不应争上，抢先；即使是力量较强的、占优挚的一方，也能从“居后”“处下”中得到更大好处。在君和民的关系中，《老子》主张君先下民；在国和国的关系中，则主张“大国以下小国”。 第三节：〈老子〉管理哲学的二重性。

评价：“无为”地和“弱用”论是〈老子〉道家管理哲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无为”论包含着人们的管理活动要符合道之自然（实际上是 事物的本性和规律），不可任凭主观意愿妄为，强为；领导者或管理者要以身率下，不可一味靠强制手段进行管理；管理者进行管理活动时要谨慎、冷静和坚定，不轻举妄动、频繁更张和朝令夕改，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带普遍性的管理原则，是管理活动一般必须遵循的。

“弱用论”包含着强和弱是互相转化的。对于弱者来说，内而同仇敌忾，外而得道多助是以弱胜强的基本条件；“以正治国”，尽量加强自己的实力，是以弱胜强的基础；“以奇用兵”，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以弱胜强，转弱为强的有效手段，以弱胜强要后动制敌等等。象这样完整的、自成体系的以弱胜强术，尤其是我国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稀世之珍。

〈老子〉与组织管理

汉初盛世：《淮南子》 “圣人之治天下也，非易民性也，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禹凿龙门，辟伊阀，决江浚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垦草发苗，粪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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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使五谷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讨暴乱，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无敌于天下矣。。“因水之流”，“因地之势”，“因民之欲”，指的是要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但同时还要有人的主观努力。《淮南子·修务训》指出：“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嫁春生，人必加工焉，放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鲸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之智不用。”

唐初盛世：唐太宗诏令中曾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唐玄宗竭力推崇道家思想，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他写道：“圣人之无为也，因循任下，责成不劳，谋无失策，举无遗事，言为文章，举为表则，进退应时，动静循理……顺天之时，顺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则群臣辐凑，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

明太祖朱元革也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大讲“无为而治”，他说“君子之持身行事，国王治国以陈纲纪，岂无知而无为？在动以时而举必善，君子可以利人，国王可以利万物，即爱民治国者也。”其意是治国之君不是自己无知，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规律，善于制订纲纪，举善去恶，以利济万物，治国安民。

上述老子“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对现代企业管理有何作用呢？ 无为而治。松下幸之助、张瑞敏、现代企业“科层管理”、史玉柱。

信。“返朴归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上下互信”、宽松环境。 俭。反对多欲、纵欲。欲既指物质之欲，也指精神之欲。节欲。

慈。关心员工。“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利他主义， 不敢为天下先。谦恭待民，对内人心服从，也可吸取员工或朋友中好的见解；对外招敌， 也可麻痹竞争者，便于己方准备。

黄老之学与善因论

黄老之学：武力统一天下、“黄“为黄帝，是治国和养生的典范。 〈老子〉道家向黄老之学的转化。司马迁是善因论的代表者。

（一）善因论的经济管理目标

首先，善因论认为国民经济管理的目标是使整个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以增强富国、富家的物质基础。

善因论则认为，富家尤其是靠从事各种经济活动致富，不论对国家或对个人都是好事情，不应加以限制，而应和富国一样受到肯定；良好的经济管理，应该是既有利于富国，也有利于富家。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是富国富家的统一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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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善因论主张农、虞、工、商共同发展。司马迁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并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司马迁不赞成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他说：“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再次，善因论把肯定贫富的差别和分化，以鼓励人们在发财致富方面的竞争作为经济管理的目标，而不以调节贫富为目标。司马迁认为贫富的差别是自然的、合理的。他说：“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干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二）善因论的管理模式

司马迁对如何评价国民经济管理工作概括为这样一段话：“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善者因之”，就是封建国家的好的经济管理办法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对私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不加干预，即采取放任主义的办法。

“利导”，就是国家在某些方面进行一定的引导，以鼓励人们从事某种经济活动。这种引导是以一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为手段的，所以称为“利导”。这种“利导”的办法，是仅次于“因之”的办法。

“教诲”，就是国家以教化为手段来引导人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或告诫人们不宜从事某种经济活动。这种“教诲”的办法，是又次一等的办法。

“整齐”，就是国家采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干预人们的经济。活动，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和调节。这种办法就更次一等了，不仅次于“因之”，也次于“利导之”、“教诲之”－

“与之争”，就是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并借以获利。司马迁认为从事赢利的生产贸易活动是私人的事，国家政权及其官吏从事这类活动是把本来应属于私人的利益夺至自己手中，因此，是与民争利。与民争利是最坏的。

善因论并非主张绝对的放任，在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当干预，一定的“利导”、“教诲”、“整齐”还是需要的。 “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 （三）善因论经济管理模式的理论依据

司马迁提出上述国民经济管理的放任主义模式，是基于他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认识。 第一，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有内在动力，它促使社会经济自动地不停地运转。这个动力就是人们的求富欲望。司马迁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诗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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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虽户说以妙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认为，人的求利、求富的活动就是自然的，而不是什么坏的、邪恶的。但是，他并不认为以任何手段求利都是好事。他把求利、求富活动分为三等；“本富”、“末富”、“奸富”。

第二，组成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是自然形成的，缺一不可，并无“政教发征期会”来加以规定、组织和发动。因此，他不赞成人为地压抑哪个部门。

第三，社会经济内部具有自行调节的机制，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可以受到自发的调节。司马迁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是讲物价变化的规律。司马迁看到了物价的这种有规律的变化与社会经济自动地有秩序地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主张听任价格的自发波动，不必加以干预。

如果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由于外在的原因（如天灾、战争以及巨奸大猾弄法犯奸等）而遭到严重破坏，司马迁也认为可以采取某些干预措施，甚至是比较严厉的干预手段，“严削以齐之”，干预的目的在于使经济恢复到“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即恢复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

与法家儒家的关系

法家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道家与法家的关系主要是黄老派与法家的关系，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法家学派非常重视道的规律性，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道家思想有继承和改造。而他们重点阐述的所谓法术势，都是黄老道家首先提出来的。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所以许多人认为，黄老道家和法家一样都是“人君南面之术”。但是，黄老道家坚持“道本清静、以道生法”的原则，和法家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外，黄老道家主张兼采百家，这也是新起的汉朝要用黄老思想拨乱反正恢复经济的重要原因。 儒家

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两翼，道家和儒家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之间有互相学习的一面，也有互相对立的一面。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曾请教过老子，黄老道家和儒家也曾互相影响。但是，当时儒道之争已见端倪，孟子对杨朱、庄子对儒家，荀况对庄子，都有过强烈的批评。到了西汉时期，儒道之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司马迁曾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汉武帝执政后，儒家成了胜利者，而道家被压制，直到魏晋时期，玄学兴起，道家重新复活，儒道之争也重新开始，不过这一阶段主张儒道调和的观点更为流行。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只能依托道教信仰继续存在，但因为纯用儒家会带来王莽式的灾难，所以以后的统治者大多都是“外儒内法”，或者是“外示儒家，内施黄老”。在许多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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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立国初期，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互为表里，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宋明时期，许多学者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而儒家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形成过程中，也曾受到道家思想强烈影响。到了清代，诸子学兴起，许多儒家学者精研道家，成为儒道会

通人士，这为以后道家复兴打下了基础。

道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天地无为而无所不为，企业有为而有所不为。“

“无为”思想是道家学说的精髓，也是道家学说提供给我们的为人、处世、办企业，乃至治国、兴邦、治世的一个基本原则。真正理解了“无为”思想，也就把握了道家思想的要领大旨。

“无为”思想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老子所处的时代天下大乱，诸侯混战，统治者横征暴敛，胡作非为，老百姓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挣扎，民不聊生。老子怀着对统治者的憎恨和对人民的同情，针对统治者的“有为”而提出“无为”的主张。

所谓“有为”就是指统治者强作妄为，贪求无厌，肆意放纵，违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万事万物都有自身的生存规律，该规律就是和谐、理解、支持、帮助。当时老百姓在沉重的税赋重压下，困苦不堪。老子看到“有为”的祸害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了，他说：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百姓饥寒交迫，是因为统治者的苛捐杂税太多。老百姓的灾难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妄自作为，违背规律）。老子对当时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过着越来越奢侈的生活提出批判，他说：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这几句话，道尽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间不平！统治者侵公肥私，过着豪华的生活，穿的是名贵服装，带的是宝刀利剑，山珍海味都吃厌了，钱财货物堆积如山，而农民却田园荒芜，仓库空虚，家无隔夜之粮。这种情形，老子看在眼里，怎么能不感叹呢？无怪乎他要气愤地骂一句：“这简直就是强盗头子！”

老子看到当时的统治者本是无德无能的，却偏要好大喜功，妄自作为，结果使老百姓疲于奔命，劳民伤财，造成人民的灾难。在这种情形下，老子极力呼吁统治者为政要“无为”，实行“无为而治”，不要过多地干涉老百姓。他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骚扰而提出的；“无事”是针对统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贪欲而提出的。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君主应学水的本色，有功不自居，过着勤俭的生活，日理万机不贪享受，治国能顺应社会规律、时代潮流，制国利国、利众生的宪政；一旦制定颁布，就不轻意改动，让万民在颁布的宪政下自化。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这个意思。让人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那么，人民就能够安平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

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有人认为“无为”就是毫无作为，消极等待，只是听任命运的摆布，这实在是误解了老子的本意。老子说过：“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说：“不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这里，“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这和老子《道德经》第三章上所说的“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意思是相通的。“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意思是以“无为”的态度去对待社会人生，一切事情没有不上轨道的。万事万物均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只能顺应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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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代的潮流促其前进，不能违背规律，否则就是有为。有为即乱为、妄为。“为无为”是讲以“无为”的态度去“为”。可见，老子并不反对人类的努力。老子说：“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就是鼓励人们去“为”，去做，去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他又叫人不要妄为，不要贪，不要争夺，不要占有，不违背规律。

数千年来，老子的“无为”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性格行为和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为”思想教人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以忘我与淡泊宁静的心态去对待世间的万事万物，是因为它蕴藏着浩然正气、中正之气，积极地忍耐、坚毅，保持宽容和谐的人生态度。不带个人的偏见，去对待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规律，找出顺应的方法，融入自然与社会当中。

在现代社会中，老子的“无为”思想是否还有价值呢？我们是否还需要“无为”呢？答案是不容怀疑的。我认为老子的“无为”思想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包含着对社会的有益启示，它要求人们树立一种超脱的忘掉自我的思想境界，无私无欲，利于他人。因而，老子的“无为”思想不仅有存在的价值，而且需要继续发扬。

首先，老子的“无为”思想有助于正确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家认为“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道”能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道”就是浩然正气。混沌未判、宇宙未形成之前，整个虚空，就像一个雾团，即为０，是一股浩然正气。从０中划破，生出阴、阳二极，日、月、星、万事万物由此而生。这浩然正气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天地得正气，风调雨顺；国家得正气，国泰民安；人体得正气，身心健康，长命百岁。只要我们心无邪念，一身正气、忠义之气，什么事业都会成就。

浩然正气分为阴阳，阴者为地，阳者为天，天地生养万物与人，始终如一地关照和爱护众生，所以道家说：“天地有好生之德。”众生有两类，一类是有生命而且有灵性的人类、动物、昆虫等，另一类是有生命而无灵性的树木花草。它们能够调节气候，平衡自然。假如天地无好生之德（自然环境急剧恶化，生物丧失了生存的起码条件），一切众生就会灭亡。

既然天地有好生之德，那么为什么又经常有旱灾水涝，地动山摇，火山爆发呢？这应当从两个方面去加以思考。一方面，阴阳激荡，刚柔相摩，变幻出能量释放、物质循环的种种特异现象。另一方面，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往往是人们破坏了生态平衡和自然规律所造成的。自然界本是万物相互联系的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在结构关系上有相似之处。地底下的石油就像人体内的血液，天然气就像人体内的精气，森林植被就像人的手脚和毛发。人与地球必须和睦相处，相互依存。如果人类只顾眼前需要，尽力采伐，就会破坏生态平衡，自然灾害就会随之而来。这就是“有为”的结果。

用“无为”思想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培育大自然，美化大自然，保护生态平衡，从而造福于众生。

其次，用“无为”思想指导人生。老子的“无为”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一个人做到了“无为”，也就达到了“道”的崇高境界。

怎样才能做到“无为”呢？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无私心，无贪欲，忘我的利益他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有亿万个众生，这亿万个众生就是现代医学上讲的人体内的细胞，这些细胞的生长、发育、衰老、死亡不仅与人的营养有关，而且与人的精神状态有关。一个人以淡泊宁静之心去面对世间一切，不贪不占，无非份之想，多为社会做好事善事，时时处处利益他人，尊老爱幼，厚道宽容，再加之能克制欲望，那么，你就无挂碍，无烦恼，无恐怖，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繁忙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

一个人如果去除去了私心杂念和贪欲，他的情绪和身心处于平和的状态，他的大脑充分休息，五脏六腑，血气充足，新陈代谢旺盛，自然身体健康，延年益寿。反之，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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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贪欲心太重，整天谋算如何把别人的财富掠为己有，或者身居要职而知法犯法，贪赃受贿，或者利欲薰心，违法乱纪，损害他人。他们整日心神不定，烦恼、恐惧，精神随时处于极度紧张不安的状态，这类人满身是一股浊气、邪气，浊气在身，气血自然不和，体内众生得不到营养，新陈代谢紊乱，各种疾病就容易发生，细胞死亡就快，生命相应就缩短。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孟子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谓修身，就是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的道德行为。我认为，“无为”是修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无为”引导一个人向善，“有为”引导一个人向恶。《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其实，每一个人从母体出生之时，是无知无欲的，心灵纯朴自然，无一尘俗，也不知世间何为善、何为恶。然而，随着岁月的增长，每一个人不断受到社会和父母、兄弟姊妹、朋友的薰陶感染，就产生了善恶之心，也有了善恶行为。决定一个人是善是恶的，往往是他最初的第一念头。第一念头来自父母和家庭其它成员，如果他们的言行是善良而高尚的，再加上以后学校和社会的正面教育，那么，这种人的言行和心灵就是善良的。从善念出发，他就会尊老爱幼，与同事、朋友和睦相处，理解和关心别人，随时反省自己，检查自己的每一个意念，是有利众人，还是危害众人。他就会用无为思想来约束自己，不妄为，不乱作，戒私欲，戒贪婪。反之，如果一个人，第一个念头接受的是恶，受到不良影响，诸如偷盗、抢劫、暴力、淫秽，那么他的言行和心灵必然趋向于恶。这些恶念归结于贪欲，归结于“有为”。可以说，“无为”引人向善，“有为”引人作恶。

老子讲“无为”，在当时是针对政治而言，主张“无为而治”。道家认为：治国者首先要有热爱他人、利于他人、为社会谋福利的崇高心境，其次，治国者要以自己的模范的道德行为为表率，自己以身作则，如果自己不行正道，整个社会风气也将随之而败坏。所以，治国者要先修身，做到无为，修身无为是搞好政治的根本。只有先把自身修好，治理好家庭，治理好乡里、邻里，然后才能谈治理国家。

以“无为”方式来治国，并不是无所作为。治国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人民急需解决什么？人民盼望什么？要清醒地认识世界潮流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措施，这就是法律、制度、政策。制定之后，治国者要自己带头执行，先正己而后正人。政令法律要有一贯性，不能朝令夕改，随心所欲，否则老百姓就无所适从。以“无为”方式来治国，治国者应该以德为本，以刑为末。施行刑罚只能是罪恶造成之后用以治标，在罪恶萌发之前应该用德教去治本，用仁政教化于民。用“无为”的眼光来看，治国如治流水，重在疏导，而不是堵截，这样，顺应民心民情，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无为”思想又可用之于市场经济。有人认为，市场经济讲的是竞争，怎么能讲“无为”呢？我认为不能把市场经济仅仅理解为竞争，应理解为竞赛，因一个“争”字，就把人们带到了邪路。所谓商场如战场、你死我活、不择手段、尔虞我诈，这种血淋淋的经济对社会无任何好处。我认为，应把竞争改为竞赛，来一个市场大竞赛，相互帮助、学习，取长补短，市场自然会和谐地繁荣。现在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与优质产品竞争。除了对它们绳之以法外，在市场经济中，应该鼓励和提倡“无为”。

对企业而言，提倡“无为”就是摆正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相互依靠的。企业发展生产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社会造福，为人类服务。不是想如何如何赚多少钱，而是想如何为社会和国家作贡献。

因为“无为”思想的核心是尊重和顺应客观规律，也包括市场经济的规律，“有为”则是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无为”。

提倡“无为”思想，是为了创造一个无争夺、无猜忌、无欺诈、无恐怖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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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关心。每一个人思考的是如何造福他人，奉献社会。从这个角度讲，“无为”与佛经上说的“四无量心”是一致的。佛经上说：“无量有四：一慈二悲三喜四舍”。慈无量心：思惟如何为众生做好事，给以欢乐，对众生有仁慈的心；悲无量心：思惟如何才能拯救众生苦难，众生的痛苦就像在自己身上痛；喜无量心：见到众生离苦得乐，感到喜悦，不生嫉妒心；舍无量心：对众生无憎无爱，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将自己节约的东西舍给社会，奉献于他人。提倡“无为”，实行“无为”，就顺应了自然规律。天地万物和人类众生生存的规律，就是相互友爱、和谐生存、理解、支持、帮助。顺应了这个规律，就能够相互协调永存。相反，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从而损害他人，损害社会，这就是“有为”。“有为”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安定，造成动乱和灾害。数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无为”思想的价值，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发掘和弘扬它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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