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及特点

简述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及特点？

九叶派是一个“由于对诗与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的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后来便围绕着在当时国统区颇有影响而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了的诗刊《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在风格上形成”①的流派。这个具有同人性质的流派活动于动乱年代，“所能接触的读者终究是有限的”；“建国三十年来，由于大家现在都知道的诸多原因，这些作品也和国统区其他许多具有各种不同风格和特色的诗篇一样，长期没有获得与广大诗歌读者见面的机会，以致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四十年代国统区的诗创作缺少较全面完整的评价。”②直到1981年因为以《九叶集》为书名结集出版他们有代表性的诗作，这些诗人才被人们冠名以“九叶诗派”。由于环境的限制，无论是九叶诗人活动频繁的四十年代，还是其后的建国三十年，九叶派诗歌与读者接触的机会都不多。接触尚且不多，何况对这些诗歌作出批评，更何况批评的批评？ 作为风格迥异的批评理论家，九叶诗派的袁可嘉和唐湜对九叶诗派的成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批评理论，不仅是对九叶诗歌的评价、总结，更是九叶诗歌创作方向的指引、修正。特别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新诗戏剧化》等系列论文，对当时与后来的诗歌创作、诗歌批评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九叶诗人重新浮出水面，九叶诗派的诗歌批评理论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对九叶派批评理论的批评则在八十年代后才真正展开。

纵观形形色色的批评文章，大体上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多从诗歌创作艺术方面进行讨论，而批评的批评在讨论中处于从属地位，是作为对诗歌创作艺术的补充提出的；第二类批评文章注意到了九叶派的现代主义背景，但无视百年来现代主义流派更迭的事实，统一以“现代主义”称之；第三类批评文章，注意西方诗人、理论家如艾略特、里尔克、奥登、叶芝、瑞查兹、燕卜荪对九叶派的影响，但未能梳理其流派关系，把象征主义、意象派等诗歌流派与英美新批评等批评理论混为一谈；第四类批评，综合九叶派对外来影响的接受及其本土化特征进行评论，但着眼点主要在后者，强调时代局限性，未能站在全球文化观立场剖析九叶派理论与创作对外来文化的主动选择。

根据本文对批评理论的侧重与现存批评文章的特点，对九叶派理论接受英美新批评理论的研究综述工作拟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九叶诗派对外来影响的接受或九叶派的现代主义风格；二是九叶诗派理论的本土化特征。 一

陈维松的《论九叶诗派与现代派诗歌》③是一篇较早的评论，他在文章中指出“回顾中国诗坛，我们便会发现，九叶诗歌冷峻的现实批判精神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思想意识本质上有着一定的联系，当时，中国新诗已在汇入世界诗歌的总体潮流。”他还指出九叶诗派具有以下几个审美特征：哲学诗化的审美趋向；诗歌对象审美选择的都市化；诗美传达的戏剧化原则。在这篇文章里，陈维松指出九叶派诗歌受到艾略特、波德莱尔、里尔克、奥登的影响，并指出“中国新诗已在汇入世界诗歌的总体潮流”，但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汇入与理论批评的关系。

毛迅的《论九叶诗派的现代主义背景》④较详尽地剖析了九叶诗派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这个讨论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一、九叶诗派取向现代主义的动因。毛迅认为，九叶们的艺术选择是有其历史依据的，在九叶之前，现代主义已获得一定的认可。另外一个外部原因是九叶诗派的大学教育背景。至于其内因，是通过对西方现代诗艺的引进来超越当时中国诗坛的历史缺陷。二、现代主义与九叶诗派的观念调整。毛迅认为袁可嘉的“最大量意识状态”的论点来自瑞查兹现代批评的代表观点，还就“九叶诗人基于‘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致’这一现代主义理想而进行的一系列艺术观念的调整”作出分析，对九叶理论所接受的戏剧主义理论和瑞查兹“包含的诗”的观念进行简要评述。三、现代主义与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毛迅的这篇文章，特别第二部分，从理论批评角度分析了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特别是英美新批评理论家瑞查兹）对九叶派的影响，但还未能站在一个全球文化观的高角度，辨析其源流关系。

游友基的《距离审美与深度模式――九叶诗派流派特征论》⑤指出九叶诗派“感情内敛，不致外溢，感情寓于意象之中”的所谓“保持距离的综合审美把握”，这篇文章的特别之处是注意到了诗的多层结构，“这便是

袁可嘉所说的由点、线、面组合而成的立体结构，也就是郑敏后来所说的‘多层结构’”，游友基认为“深度模式在诗里必须有个载体，诗的结构便是这个载体”。可以说，游友基已注意到英美新批评理论的理论核心，如“感情内敛”“立体结构”“诗的多义性”等，但他没有主动地辨析九叶诗人对外来理论的接受，而更把其当作九叶派理论自身的积淀。

同样，谭楚良主编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⑥在《九叶诗派》这一章里指出“九叶诗人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刻意追求的艺术手法是‘思想知觉化’，不但创建了新的理论，《九叶集》中的诗歌也多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事实上，这也就是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艾略特所谓的“客观对应物”手法。谭楚良把它看成是九叶派所“创建”的“新的理论”是不恰当的，其实它是经过本土化改造的西方理论。

吴中杰、吴立昌主编的《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⑦，把九叶诗派归入“象征主义·象征主义的泛化”这一章节，简要评述了九叶诗派对艾略特、里尔克、奥登、波德莱尔、瓦雷里等象征主义诗人诗艺的吸收，该文虽然是从流派角度进行接受影响考察，但侧重点主要在诗艺影响，对理论批评的重视力度不足。 朱寿桐主编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⑧有专门章节评述袁可嘉的诗歌理论，认为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虽然往往以西方现代主义流行观点作参照和基础，但立足点却是中国新诗，而且论述的要旨又是中国新诗‘现代化’，故可认为它是中国式现代主义理论的新创。”朱寿桐以“新诗现代化”的“理论背景”、“理论内涵”、“理论价值”三个部分构建了“袁可嘉对新诗现代化的探索”这一章节，在每个部分都有三两句话简略提及袁可嘉对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接受。朱寿桐的侧重点在于阐述袁可嘉的理论探索，而非从全球文化观角度辨析袁可嘉对英美新批评理论的继承与扬弃，但这篇详细阐述、分析袁可嘉理论特点的文章，无疑为本文得以在理论渗透方面的继续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温儒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⑨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小书，如作者所言“本书的目标不是全景式地扫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全貌，而是集中展示批评史上一些最为重要的‘景点’”，九叶派理论家唐湜作为一位有特色的批评家被选入其内。该文主要分析唐湜的文艺批评“力求以亲切的导游者或谈论家姿势，来展开细致入微的艺术分析”的文体特点，文章虽然没有指出唐湜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关系，但注意到了唐湜的理论核心，如“意象凝定”，事实上即是英美新批评理论中的“客观对应物”。

从“接受－反应”这一批评视点出发，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⑩，则是条纲梳理清晰，带有综述性质的对批评理论的批评著作。其第二章《英美新批评在中国》，从三个部分进行论述：一、新批评理论新述评，此部分主要目的是梳理新批评理论的核心内容；二、译介和接受历程回顾，这部分带有综述性质，在20页的篇幅里，就已概括了从“五四”到新时期国内对新批评理论研究的大部分研究著作及研究内容，而侧重点显然放在建国后，对建国前的概述只占了不到5页的篇幅，其中与九叶派有关的仅仅1页，不到1千字；三、比较研究与批评实践，这部分同样也是高屋建瓴地对与英美新批评相关的比较研究与批评实践进行简单的梳理。如上所述，本论文内容虽与第二部分有所重叠，都意图探讨九叶派对英美新批评理论的继承与扬弃，但该书过于简略，对于九叶派理论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关系只是浅泛论及，且持批评态度，未能看到九叶派理论在接受的过程当中所焕发的新鲜的生命力。

而殷国明在所著的《二十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11）中提及朱光潜与钱钟书对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接受，却忽略了与英美新批评理论最为接近的九叶派理论，未着一字，就“二十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这样一个研究范畴而言，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失。

从比较研究这一视点出发，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12）着眼点在于九叶派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比较。在“现代主义与‘九叶’诗派”这一章节中，指出九叶诗人“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最有积极意义的不是内容的仿效，而在于形式的借鉴”，从“意象的空间”“戏剧化手段”“语言的弹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注意到了九叶派与作为诗歌流派的意象派的关系，但还未能站在一个全球文化观的高度，梳理其与作为诗歌理论流派的英美新批评的源流关系。 二

邹水旺在《“平衡”：“九叶诗派”的美学追求》（13）中认为，“自觉地执着地追求诗歌与现实等方面的平衡发展，是‘九叶诗派’的突出的美学追求，是‘九叶诗人’诗歌理论主张的核心，诗歌创作的显著特色”。该文从“诗与现实的平衡”“社会性与个性的平衡”“中外诗艺的平衡”三个方面综合指出九叶派的美学追求是“平衡”。文章的侧重点显然是赞扬九叶派在“现实”“社会性”“中国诗艺”方面的努力。

刘强的《中国式的现代派艺术――对九叶诗派及其创作的研究》（14）认为九叶诗派“能扬长避短，成为中国式的‘现代派’”，“九叶诗派所处的时代，不容许诗人和诗脱离现实；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九叶诗派藉以区别西方和中国以前的各种现代派艺术”。文章从九叶诗人能理解前辈民主主义诗人诗的崇尚倾向、以现实精神为内核、诗歌艺术上的“超越”现实而不是脱离现实这三个方面剖析九叶诗派扎根现实的特点。另外，作者还指出九叶诗派达到超现实主义的艺术目标的手段是“诗的双重结构”。

陈旭光的《严肃时代的自觉――论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对象征主义的反思和超越》（15）指出，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人对二三十年代的象征主义的反思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对象征主义情绪感伤性的反思；其二，对象征主义逃避现实和人生倾向的反思。在这两个部分，作者分别以袁可嘉与陈敬容的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作者并在文末总结中对九叶派给予很高的评价：“可以说，正是在他们的创作实践和诗学思考中，延续并深化了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对象征主义的反思和超越的意向，在一个严肃的时代里，他们表现出清醒的理性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并较好地‘将人生与艺术交错起来’（陈敬容语），使艺术性和现实性的矛盾在诗歌中得到了化合与解决，从而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在四十年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金钦俊在《新诗三十年》（16）“九叶诗人”这一章节中指出九叶派的几个特点：“在诗歌见解上，他们不主张追求生活情景的直接再现，也不主张在情感激荡的时刻下笔进行感情的直抒”，而“在创作主体方面，要求诗人成为一个站于客位的冷静的观照者”，“在表现客体方面，要求把感情的直接现实隐去，而致力于从外界众多非直接现实中寻找出某些个能歙人对此种感情引起充分联想的信息符号——意象，通过意象的组合和暗示寄托作者的人生经验。”这些特点与英美新批评的“放逐抒情”、寻求“客观对应物”的内涵是一致的。在这章节里还指出九叶派的其他几个特点：“从对历史和时代的强烈使命感出发，对自身灵魂进行严肃的审视”；“智性化”倾向；在结构意识方面，重视“自由联想”的想象逻辑而不是通常的概念逻辑；经常使用反常规的修辞手法。这些特点涵括了内容、思想性、结构、修辞几方面，属于综论性质，仅立足于九叶派自身特点加以讨论，与该书全景式评价的特点相当，而九叶派理论的源头与所接受的影响不属于此书视界范围。

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7），在“‘九叶’诗论”一节中指出，“平衡”是“九叶”诗派看待诗与现实关系的基本准则，包括三方面内容：主张立体开放的现实观，反对变相的题材决定论；注重发挥诗人能动性，强调独创；呼吁尊重文学的独立传统和审美价值，维护诗的艺术生命免受不必要的戕害。还指出九叶诗派揉合中西诗论，结合新诗创作，集中探讨了新诗在反映对象、表达方式、意象营造、语言技巧四个方面新的追求。这一部分以探讨九叶派理论为主，而对其源流关系的辨析仅以一句话就简略带过了。

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18）是一本讨论诗潮史的著作，“‘中国新诗’派（即“九叶诗派”）的聚集与产生”这一小节以史料的详实细致取胜，与理论研究关系不大。其第九章“‘中国新诗’派诗人群的超前意识”，从“人民本位”“心理现实”“诗化哲学”这三个方面讨论九叶派诗歌“现实与玄思的交响”的特点。第十章“在中西诗歌发展新的艺术交汇点上”，从“‘意象’建设的回顾与现代性重构”“‘间接性’原则与‘客观对应物’”“新诗戏剧化”的理论与实践“几个方面详细分析九叶派的艺术原则，并与西方诗艺进行了一定对比。此书以两章半的篇幅对九叶派进行分析，无论史实或者理论批评，无论对其现代主义风格，还是理论的本土化特征，都研究得比较透彻详尽，但文章并未从一个流派对一个流派的角度，通过两者的交流、影响，站在全球文化观角度，辨析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何英美新批评理论迅速衰败下去，而九叶派的诗歌与理论研究却呈现良好势头？

综上所述，以上两类对九叶派理论的研究文章，或者注意到了九叶诗派对外来影响的接受和九叶派的现代主义风格，但没有从流派角度加以详细分析；或者仅立足于九叶派自身特点，细致分析九叶诗派理论的本土化特征，未能就其理论源头提出讨论。这给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白点。

另外，以比较权威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为例，对九叶派的研究，1988年伊始（1988年袁可嘉发表了他四十年代撰写并发表的诗论的结集，三联出版社出版的《论新诗现代化》），到1994年，每年至多选登一篇；从1995年开始每年三篇，其中1997、1998两年，关于九叶派的论文更是选登了五篇以上；时至今日，仅以2001年上半年为例，就已选登三篇关于九叶派的论文。由此可见，对九叶诗派的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而对九叶派理论源流关系的辨析，对于今天的诗歌理论研究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简析《财主的儿女们》的思想和艺术特点

1、小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真实地展现了苏州首富蒋捷三一家于乱世中风流云散，分崩离析的过程，反映了3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面貌，揭示了封建家族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探索了动乱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

2、在小说中，封建家族代表人物蒋捷三及其长子蒋蔚祖之死，标志着封建家族制度崩溃进程的完成，而大儿媳金素痕一手掀起的争夺财产继承权的斗争，则加速了这个家庭灭亡的进程。 3、小说通过对蒋少祖和蒋纯祖精神历程的揭示，探索了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问题。蒋少祖的落伍和蒋纯祖的悲剧，说明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不与民众结合的自由个人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4、在艺术上小说实践了胡风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强调主观精神，用主观精神来表现客观世界。因而小说主观色彩强烈，形成了以强烈的内心冲突和复杂的情绪波动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心理描写特色。

5、作者歌颂强力，又着力挖掘落后人物的奴性，从人物黯淡平庸的心灵世界中看到精神力量的闪光，因而小说在揭示人物灵魂的复杂性、丰富性方面，往往有独到的发现。 6、路翎对现代心理小说的探索，丰富了新文学的观察视角与表现手法。

5、觉新人物形象分析－－－－－－他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却又怯于行动的“多余的人”，是封建家庭和旧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他理论上接受了一些新思潮，而感情上、行动上却仍然留恋旧家庭，以致在专制和压迫面前妥协屈从。他每一次向恶势力退让都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他自己也在罪恶的泥沼中难于自拔。不过他毕竟是个善良的弱者，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使他经常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清醒而又懦弱使他不能摆脱严酷的自我谴责，这些都大大加强了人物的悲剧性。作者对他充满同情，同情之中又无不批判。《家》的结尾，终于有所醒悟，并表示支持觉慧的出走。在《春》和《秋》中，思想上产生明显的转变，逐渐抛弃了他的“作揖主义”。

6、骆驼祥子人物形象分析－－－－－－这部作品所写的，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幻想当一个有稳固生活的劳动者，可是他被腐败的环境锁住，受“逃匪”“侦探”等的欺压、“虎妞”的陷阱，加上他自身固有的缺陷，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赚钱，决定了他的孤独脆弱。人生旅途每经过一站，都更沉沦堕落一层，愈来愈接近最黑暗的地狱层，最后完全变了个人，真正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想向命运搏斗而终于向命运屈服，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为泡影，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性。他被物欲横流的城市所吞噬，自己也成为那城市丑恶风景的一部分。小说直接解剖构成环境的各式人的心灵，提示文明失范如何引发“人心所藏的污浊与兽性”。人们从中可以感触到老舍对病态的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伤害的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