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卷第８期２００５年８月 社会科学版）南阳师范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ｙａ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 ４Ｎｏ． ８Ａｕｇ．２００５林语堂真的是“一捆矛盾”吗？—由《京华烟云》看林语堂中庸、和谐的人生观李慧 （南阳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河南 南阳４７３００６） 摘要：从林语堂的代表作《京华烟云》入手解读林语堂的“一抽矛盾’，，认为林的一生其实并不矛质，他将道、儒、基督教等多种思想兼收并蓄，以“中庸”为主线将其融合起来，形成了自己复杂而和谐的人生观。关键词： 林语堂；“中庸”；和谐；人生哲学中圈分类号： １２０６．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一６１３２ （２００５） ０８ －００７３ －０４ 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把自己的一生总结为“一捆是废物。”而且他自有妙论：“物各有主。在过去三千年矛盾”，许多论者对他的“一捆矛盾”争相解读，认为“多里，那些周朝的铜器有过几百个主人了吧！在这个世界样性、复杂性、矛盾性的文化涵养”，构成了他的“一捆矛上，没有人能永远占有一件物品。拿现在说，我是主人。盾”。如著名评论家万平近就认为“乡土文化、西洋文化一百年后，又轮到谁是主人？”对日常俗务也很不关心，和传统文化”导致了林语堂的“种种矛盾困惑”。然而，笔他把家政分与妻子，店铺托付给舅爷，只同书籍、古玩和者走近林语堂后发现，他的一生并非“一捆矛盾”，这个女儿朝夕相处，“沉潜黄老之修养”。他有自己独特的处自称“一捆矛盾”的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复杂的，但世态度，认为“正直自持而行事不逾矩”；并且“相信谋事又是和谐统一的。综观其一生，他接受的思想影响极其在人，成事在天，情愿逆来顺受”。他不满大儿子的愚顽复杂，他的人生观有发展、有变化，但他对任何思想都不和放荡、热心于二女儿莫愁与穷书生孔立夫的婚事、不盲从，而是抱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对待它们。到了他四十赞成小儿子阿非与红玉相爱，可从不干预，对阿非与宝不惑之年，根据自己的思考整合，逐渐将几种似乎不相芬的结合则顺水推舟。在自认为完成了世间应尽的各种关联的思想融合起来，形成了自己中庸和谐的人生观。义务之后，他离家外出游历１０年，住道观，访古刹，踏遍这一切在他的文字中自觉不自觉地显现出来。本文以他名山大川，到大自然中去找“自我”，寻找“乐生之道”。然最有代表性的力作惊华烟云》为例做一简要分析。后他又回到家中，回到儿女们身边安享晚年。当木兰问一、 林语堂“中庸”、和谐人生观的表现他：“爸爸，你信不信人会成仙？道家都相信会成仙的。”写于１ ９３８年８月至１９３９年８月期间的《京华烟云》，作姚思安愤然说：“完全荒唐无稽！那是通俗的道教。他们者的本意是想宣扬老庄的道家思想，林语堂曾明确说：根本不懂庄子。生死是自然的真理。真正的道家会战胜“全书以道家精神贯穿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京华死亡。他死的时候快乐。他不怕死，因为死就是‘返诸于烟云》出版后，评论者都认为小说的基本精神与庄子联道’。”木兰又问：“那么您不相信人的不朽了？”他答：“孩在一起，认为“庄子才是全书的血肉和全书精神之所子，我信……我在你们身上等于重新生活，就犹如你在在”。作者的长女林如斯介绍这部小说时说得更突出：阿通、阿眉身上重新得到生命是一样。根本没有死亡。人“全书受庄子的影响；或可说庄子就犹如上帝，出三句题不能战胜自然。生命会延续不止的。”在姚思安身上，从目教林语堂去做，今见林语堂发挥尽致，庄子不好意思处世哲学到生死观念都是豁然通达的，甚至是充满现代不赏他一枚仙桃吧！”但是实际考察这部作品的内涵，与意识的。他是“半在尘世半为仙”，简直像是腾云驾雾态林语堂的初衷相去甚远，它并非按照老庄的思想去“尽情遨游一般地享受人生。致”“发挥”，由于作者固有的人生观使然，自觉不自觉地然而林语堂塑造的这个道家形象， 并非完全沉溺于表现了作者的“中庸”思想。关于这一点，首先让我们来自然之道。对于国事，他时时关注，他同情变法的光绪皇看看作者在书中塑造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帝、批评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出巨资支援孙中山的国民姚思安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理想道家人物。 他性格豪革命、拥护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对日抗战，但又从不涉爽、洒脱，对什么事情都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身为富足仕途。在飘然物外的同时，他又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家商，家财百万，却对生意经和赚钱经兴味索然，对待身外庭的命运，在当他知道大儿子体仁是扶不起来的粪土之之物他一向看得极淡：“你若把那些东西看作废物，那就墙时，他又把希望寄托于小儿子阿非。信道多年，“由于收稿日期：２００５一０１一１８作者简介：李慧（１９６６－），女，河南南阳人，南阳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讲师。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８期他的研读道家典籍和静坐修炼”，似乎已然超越物我，却又“对这个红尘世界回心转意”，竟买下一个诺大的王府花园，尽情地享受人生。到了晚年，他在做了１０年庄子式的逍遥游之后，竟又飘然回到家中，安然无事地继续享受富贵荣华、天伦之乐。因此， 林语堂笔下的姚思安，并非老庄哲学的翻版，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道家那样无是非、无责任心、无进取精神、独善其身、退隐而远离尘世、只懂得修身养性，甚至心如死水、对人生毫无热情。他只是抓住道家的基本精神，而摒去其偏颇、绝对化的因素，故这里有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而没有退回原始、没有对社会的逃避；主张适时的自我克服，而没有绝对的自我否定。这样的道家人格因而也是开放的、积极的。姚思安甚至六七十岁还常“意识到自己是在时代的前列”，年龄对他失去了意义，他永远年轻。他的道学戴着一层儒学“甲壳”，他一次次看似矛盾的对道家境界的寻求与背离，实际上正是姚思安以中道处世，不偏不倚，于事有所为有所不为智慧的表现，也是林语堂“中庸”人生哲学的印证。姚木兰更是作者钟爱的人物。 林语堂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因而，从木兰的行为更能看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在作者笔下，木兰简直是美的化身， 她不仅形体极其美丽：“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心地更是晶莹善良，对上下左右都能推心置腹，和睦相处，对一切人间苦难深怀同情之心，无论在姚家、在曾家，无论是作为女儿、姐妹、妻子、媳妇、女由埋、母亲、主妇或者朋友，木兰都周到完备、无懈可击。木兰的心充满了女性的柔情，但又不是软弱，她性格豁达，胸怀开阔，富有男子的坚强与果敢。作者在小说中多次写到木兰自幼“多想做个男孩，而她坚强性格中也不乏勇敢无畏”。比如婚礼时闹房，她不像别的女子那样胆怯地任人作弄，而是先发制人，使闹新房的调皮鬼自讨没趣，只好溜之大吉。在曾家那个儒家家庭，她不是逆来顺受，仍然游山玩水、上馆子、看电影，根据自己的性格与爱好行事。立夫被捕，她冒巨大危险，也不顾妹妹和丈夫的误解，只身到军阀司令部求情。她女儿被杀害，儿子上前线，在经受感情上的痛苦后，她都挺了过来。木兰很会享受生活， 她总能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在平凡中创造变化，在变化中丰富自己。“她看似有心要让人在她身上看出季节，严冬她安详，开春墉懒，炎夏悠闲，金秋起劲。连她的发式也时时不同，她就爱变化花样。”“冬季里，雪后的午前她穿一身碧蓝的衣裳，花瓶里插的不是新红的浆果就是野桃或者腊梅。开春以后尤其是垂柳刚抽出翠绿色嫩芽的四月末或者法源寺的紫丁香开得正盛的五月天，她迟迟起身，头发松松地披散在肩头，有时拖鞋也不换就去照料院子里的芍药花。盛夏她尽情享用自己的庭院，那是专为暑期设计的，比其余各房的院子都来得开阔宽敞……有时她一本小说在手，便在藤躺椅上消遣。在秋高气爽的北京十月间，木兰难得呆在家里。有一回她同孙亚去西山的别墅，望见远山上的柿子树红成一片，前面塘里农民的鸭群在戏水，不觉滚下了泪珠。”但是，她对生活又没有过多的非分之想，她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嫁于钟鸣鼎食之家，却不依恋红尘中的荣华富贵，而一心向往回归自然。她鼓励丈夫逃避官场，自己想当一位朴实的船娘，像西直门外那些船工的妻子，生活在青山绿水间，远离尘世恼人的喧嚣，回避社会上的一切繁文褥节。对生与死的看法， 木兰的思想和行为也很矛盾：一方面在泰山上面对秦始皇的无字碑，她意识到在时光的流逝中，一切文明都是游星，注定要瓦解消逝，都会像显赫荣耀的秦始皇，变成荒岗上长满青苔的无字碑；人间荣华，也不过是过眼烟云！她由此想到生和死，想到有激情的人生和缺乏激情的石头的一生，意识到死只不过是生的另一种表达和延续，有情的生命和无情的生命没什么两样。这也就是庄子“击盆而歌”的奥秘。一方面木兰对世俗的一切又依然充满着感情：儿子出生时的欣喜、哥哥暴卒时的震惊、女儿死时的以泪洗面、立夫被捕时的寝食难安，还有那对抗战的如许关怀，和对亲朋的太多挂念。木兰行动上做不到“击盆而歌”！总之， 林语堂塑造的木兰既有曼娘的美丽，又不像曼娘那样懦弱和逆来顺受；既有莫愁的聪慧，又不像莫愁那样过于沉稳；既有女性的柔媚，又有男性的果敢；既超凡脱俗，又不消极避世；既信守道义、贤良温柔，又不过于拘泥呆板、洛守俗礼。无论用中国的传统道德还是西方的社会公德来衡量，木兰都是完美的。然而， 综观作者笔下的木兰形象，我们很难说她的思想主流到底是什么。她崇尚道家的返璞归真，但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过着衣着续罗的生活；她憧憬超脱，但她没有离家去当隐士高人，更不能像庄子那样飘然物外。她深爱孔立夫，却又按传统礼俗与曾孙亚结婚，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她想顺应人性的自然，但又多是洛守儒家的家庭伦理，乃至于在崇尚礼法的曾家前后四个媳妇（曼娘、素云、暗香、木兰）中，被公认为是最贤德的媳妇。木兰有爱国之心，关心抗战的进展情况，但直至小说最后，也只是在逃难途中，把自己融入民众的潮流中，而没有作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木兰做事似乎总有一个看不见的尺度在约束着她，这个“尺度”就是林语堂最崇尚的“中庸”之道。在她的身上，既有“道家”的清净无为，又有“儒教”的积极进取，还有基督教宽容怜悯为怀的胸襟。她融会了林语堂对道、儒、基督教等多种宗教文化思想的多重理解。而这多重思想像颗颗珍珠，让林语堂用“中庸”之线完美地串在木兰的身上。林语堂认为“中国思想上最崇高的理想， 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也能够保存原有快乐本性的“半玩世者是最优越的玩世者”。他具体地描述这种“城中的隐士”、“半玩人”，“城中的隐士是最伟大的隐士”，２００５年第８期李慧：林语堂真的是“一捆矛盾”吗？世者”：“我们承认世间非有几个超人—改变历史进程的探险家、征服者、大发明家、大总统、英雄—不可，可是最快乐的人终究还是那个中等阶级的人，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经济独立的生活，曾替人群做过一点点事情，仅是一点点事情，在社会上有点名誉，可是不太著名。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当一个人的名字半隐半显，经济在相当限度内尚称充足的时候，当生活颇为逍遥自在，可是不是完全无忧无虑的时候，人类的精神才是最快乐的，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不能与敌人做面对面的斗争。否则，他们就不是“城中的隐士”，就不合乎林语堂的“中庸”生活态度。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林语堂在《京华烟云》的写作中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传输的并不是老庄哲学的人生观，而是不由自主地传输了将道、儒、基督教等多种思想兼收并蓄，以“中庸”为主线，巧妙地将其融合在一起的复杂而又和谐的人生哲学。才是最成功的。”姚木兰不是“超人”，她是林语堂最理想的“中庸”化的“城中的隐士”。唐敌先生在评《京华烟云》时说： “人物是不真实的，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林先生个人的概念的演绎，因此没有一个人物有血有肉，能够在故事里真正站起来。”〔‘’林太乙在谈到《京华烟云》时也说：“小说里的人物呈现出单纯静止的凝定性，常常被贴上各种文化标签：儒家人物—孔立夫；道家人物—姚思安……但从人物性格本身而言，这形象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被文化概念消解了。［２ｊ‘页‘６１’是的，林语堂塑造的姚思安、姚木兰形象，不是用于揭示现实人生，而是用于传输他的“城中隐士”的文化理想。除此之外， 小说在处理人物关系上，也体现了林语堂的“中庸”理想：在处理木兰、莫愁两姐妹的婚姻上，就充分考虑男女个性的互补。立夫勇于进取、勇于任事，配上沉稳的莫愁恰好把他往回拉，适当约束他。孙亚生性怯弱、能力平平，生机勃勃、花样百出的木兰可以对他起推动作用。如木兰与立夫结合，对立夫来说将像一辆开得很快的车又添新的动力，非一头撞翻不可。这种性格上的互补就合乎理想的“中庸”之道。在小说中， 所有人物，凡是能以“中庸”思想行事的，命运结局都比较好，凡是走极端的，都没有好结果：迪人为所欲为，荒唐至极，最终坠马而死，似出偶然，实为必然；姚太太心胸狭隘，在处置迪人和银屏之事时过分固执，手段也太不近人清，于是迫死银屏，激怒迪人，同时严重伤害了自己，导致精神崩溃，惊恐不安，疯哑而亡；红玉太多愁善感，太聪明伶俐，太痴情，基本脱胎于林黛玉，结局可想而知；曼娘过分地将自己的身心束缚在礼教之中，她的一生注定只能以悲剧告终；即使是作者钟爱的木兰，她要走极端，到杭州过起俭朴的农家生活，作者也让她的丈夫闹一次婚外恋，给她以小小的警示，使她不得不重新注意衣着梳妆，过起衣着绞罗的生活。林语堂在《京华烟云》的扉页上这样写道：“谨以 １９３８年８月至１９３９年８月期间写成的本书，献给英勇的中国士兵，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成为自由的男女。”然而，在对待抗战、革命的态度上，作者仍然持“中庸”观点。书中他最钟爱的人物，都不是“改变历史进程”的“超人”，为了革命，姚思安可以支持金钱、姚木兰可以收留难民孤儿、孔立夫可以写写文章，可以“替人群做一点点事情”。但是他们不能走极端，不能二、 林语堂“中庸”、和谐人生哲学形成的根源林语堂出身于一个基督教家庭， 父亲不仅是虔敬的基督教徒，而且是当地的长老会牧师。“一家人轮流读耶经”，是这个家庭必备的文化课程。小学、中学、大学的教会性质，以及长期的西方生活使他广泛而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清华教学期间，他进行补课式的“大旅行”，广泛阅读中国古代诗书。他回忆说：“我带着羞愧，浸淫于中国文学与哲学的研究。广大的异教智慧向我敞开，真正大学毕业后的教育程序—忘记过去所学的程序—开始。这种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他读四书五经，读《红楼梦》，读唐诗，读《人间词话》，甚至另辟蹊径，读多种不见经传的野史杂著。因此，在他成为知名学者和作家之前，已经广泛地吸取了乡土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具备庞杂、丰富的学识素养。但林语堂对任何思想都不盲从， 而是抱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去对待，就像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经过认真思考，认为是精华的、进步的、有用的就接受，反之就否定。例如林语堂从小深受基督教影响，上大学后进过神学班，有终身做牧师的打算，准备献身基督教。但神学班教学上塞满琐碎僵死的宗教教条、连神学家也不信的怪诞传说，用林语堂的话说：“我短暂的神学研究曾动摇我对教条的信仰……这种经院派一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独断，伤害我的心。”他不久就离开了神学班。林语堂的“上帝观念”与一般的基督徒不一样，包含有浓郁的人性色彩。在基督教徒看来，“上帝”是远离尘俗，而林语堂则“深信上帝也同样近情与明鉴”。与虔诚的基督徒立足来世不同，林语堂立足人间，否定来世，认为“上帝”是为人类幸福而存在，而不是相反。因此，林语堂让人紧紧抓住此生，而不要希求来世。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不在于进化，而在于叫人快乐度日，享福一生。而要获得快乐与幸福，就要肯定人的肉体的存在，让肉体上的欲望得到满足。“我们必须有肉体，并且我们肉体上的欲望必须都能够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便应该变成纯粹的灵魂，不知满足为何物，因为满足都是由欲望而产生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强烈 批判道家哲学，认为中华民族“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奈何、老猾俏皮跟道家的人生观有密切联系”，声称“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仅见之吾国，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之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８期老庄”０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以赖以活动。”认为道家教会中国人欣赏生命，享受生命，懂得“生命如此惨愁，却又如此美丽”。他并把中国人注重知觉的思维方式、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以及中国文学艺术崇尚自然斗争的风潮，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英勇斗争，使年轻的林语堂深受鼓舞，他“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现曙光”；同时，国内腐败黑暗的军阀统治，又使他感到极度失望。血气方刚的林语堂与鲁迅等革命志士并肩战斗，融人到反封建斗争的大军之中。的审美情趣等归于道家，强调道家精神的积极贡献。对这一时期，他的文章多数是政论性杂文，其内容体现了儒家哲学他一方面深为叹服：“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如他的《祝土匪》、《打狗不破的真理。”认为中庸是一种很难的功夫，“介于动与檄文》等文对北洋军阀进行了辛辣的挖苦和猛烈的抨静之间，介于尘世的徒然匆忙和逃避现实人生之间”，“这击，堪称“打狗运动的急先锋”。由于鲁迅、林语堂等人激种哲学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理想了”；认为儒家文化的烈反对军阀专制的作为，他们的名字都上了当局要加以“‘仁’或人性，在道德感的形式上，是以人的内心和外在迫害的“黑名单”。为此，鲁、林都被迫携眷离家避难。到的宇宙的道德相和谐为基础”，而“文化之极峰没有什么，了１９２７年，面对复杂的革命形势，和险恶的环境，林语堂就是使人生达到水连天碧一切调和境地而已”。另一方面犹如走到了十字路口。他说：“我常常徘徊于两个世界之又批评在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儒家文化影间而逼着我自己选择一个—或为旧者，或为新者。”于响下形成的“载道”文学是假文学，而对政治具有“超脱”是乎，他选择了一条所谓“介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意识、并善于抒写自我“性灵”的道家文学才是真文学。“中间道路”，昔日锋芒毕露的林语堂不见了，取而代之从表面看来， 不管是对基督教、道教还是儒教，林语的是一位“幽默大师”。他从文化战线上的斗士逐渐演变堂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似乎很是矛盾，而其实在其为脱离政治的中间派，并且以“超政治—近人生”，作内心是和谐统一的。为文艺创作的思想和指导原则，由此一步步远离政治与在《生活的艺术》中， 林语堂明确宣布：“如把道家哲危险而得以保全生命。之后，他既对政治予以一定的关学和儒家哲学的涵义，一个代表消极的人生观，一个代心，又长期旅居海外，从不介人任何直接的斗争；既主张表积极的人生观，那么，我相信这两种哲学不仅中国人消极玩世，而又一辈子笔耕不辍；既心系山水，而又多居有之，而且也是人类天性所固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闹市。在进取严肃与消极浪漫之间，总在寻求那个“酌乎生来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所以无论是彻底其中”的度，过起了他“城中隐士”的生活。他曾明确表的道家，还是彻底的儒家，都不符合人类的天性，最好的示：“我相信一种着重无优无虑，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应该是介于儒、道“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一定会劝我们脱离一种太匆忙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的学说”，应该是“不必逃避因而使人减少实际行动的欲望。”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这种人因此， 不管林语堂的“中庸”人生哲学是为他“中庸”生哲学，亦即所谓“城中隐士”的哲学。的生活方式找到的一种合理理论解释，还是他故有的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在接受中西方各种文“中庸”人生哲学导致了他“中庸”的生活方式，我们都可化时，有一个屡试不爽的法宝—“中庸”之道。他抓住以肯定，林语堂的“中庸”人生观是根深蒂固的，它不仅各种思想的基本精神，摒去其偏颇、绝对化的因素，兼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于其文学作品中，而且其终身都在实并蓄，适当发挥，形成了自己既复杂又和谐统一的“中践着这种生活方式。庸”人生观。林语堂“中庸”人生观的形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 参考文献：因，那就是他特殊的生活经历。１９２３年他留学回国，当时［１］唐变．林语堂论［Ｎ］．文艺报，１９８８一０１一１６．国内工农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北伐革命也在酝酿之中。［ ２］林太乙：林语堂传【Ｍ］．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２５年五拼运动的爆发，给林语堂以巨大的刺激。群众１９９５．Ｉ ｓ Ｌｉｎ Ｙｕｔａｎｇ Ｒｅａｌｌｙ ｉｎ ａ Ｂｕｎｄ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ｉｎ Ｙｕｔａｎｇ＇ｓ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ｉｓ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ＬＩ Ｈｕ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ａｎｙ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ｎｙａｎｇ， Ｈｅｎａｎ ４７３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ｎ Ｙｕｔａｎｇ，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 ＬｉｎＹｕｔａｎｇ＇ ｓ ａ ｂｕｎｄ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ｔ ｗａｓ ｓａｉｄ Ｌｉｎ Ｙｕｔａ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Ｈｅ ｈａｓ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ｏｆ Ｄａｏ－ｉｓｍ，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Ｈ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ｉｆｅ．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ｎ Ｙｕｔａｎｇ；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ｉｓｍ；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ｉｆｅ［资任编辑：裘品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