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方法与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研究

全球文化方法与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研究

作者：沈洪波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02期

摘要：全球文化方法在学术界已经是全球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重点是关注以正在形成的一体化大众传媒为基础的文化对民族认同所造成的问题；更为关注有关正在出现的全球意识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所牵涉的全球共同体、全球管理和全球安全。而随着国际文化关系在国际社会机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冲突、整合与交融对国际关系带来的重大影响，而全球文化方法则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者拓展了一个新的视域。

关键词：国际关系；文化；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112；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8)02-0087-06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与全球化理论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的研究方法也日趋增多并渐成体系。按照美国学者莱斯利·辛克莱的划分，“在全球化的研究方法上，主要包括世界体系研究方法、全球文化研究方法、全球社会研究方法和全球资本主义研究方法。”全球文化方法在学术界已经是全球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而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研究——国际文化关系，也是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并伴随其在国际社会机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学者们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而全球文化方法成为了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一个新亮点。”

一、关于全球文化研究方法

作为全球化的研究方法之一的全球文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清晰特征是，它把“全球化文化”的存在视为或是一种现实，或是一种可能性，或是一种幻想，然后再作为问题提出，其立论的依据是近几十年来作为交流手段的大众传媒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飞速发展，以及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地球村”概念的基本点是，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世界上的每个人几乎可以在同一瞬间看到相同的电视画面，这种全球化的电视传媒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采纳全球文化研究方法的学者主要有：直接从文化和文明角度人手研究全球化的罗兰，罗伯逊、费舍斯通等人，试图把文化与文明因素带入自己既有的理论体系中的沃勒斯坦、福里德曼等人，试图建立能够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结合在一起来诠释全球化的斯克莱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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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兹，隐含意识形态色彩来看待文化与文明的极端自由派学者亨廷顿、福山。其中，从全球文化理论研究的角度，以美国学者罗兰·罗伯逊、瑞典人类文化学家弗莱德曼、海纳兹的观点最引人注目。

罗兰·罗伯逊的观点为全球化是一场社会文化“体系”。它是文明与文化、民族社会、跨国运动组织、亚社会和种族团体、跨社会的准团体、个人等压缩的结果。全球化进程是这些主体辨认自己与全球人类情景关系的过程。全球化约束着这种辨认，同时也产生着新的行为者与第三种文化。他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当今全球情景必须具备的特征，包括对全球化象征反应和解释世界体系概念，这些本身是决定全球化轨迹的重要因素。

弗莱德曼则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透视了全球体系的文化逻辑的变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文化与自然的回归。认为，“种族和文化的分裂以及现代主义的同化作用，并非当今世界上两种争论和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相反，它们是代表反映全球现实的两大结构性趋势。” 海纳兹倡导网络分析方法。在注意行为者使用意义的框架的同时，强调环境的作用。他关心全球化的文化形式、地方和全球社会关系表达的方式，以及被持续流动的“遭遇

者”(encounters)再造或修正的方式。他认为广泛的网络的存在不是使世界的整合过程更统一，而是更多元化、分散化和变化不定。

从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全球化的研究方法之一，全球文化研究方法的重点是以正在形成的一体化大众传媒为基础的文化对民族认同所造成的问题；更为关注有关正在出现的全球化意识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所牵涉的全球共同体、全球管理和全球安全；认为文化理念应先于政治或经济理念；对面临“全球化文化”的出现，个体抑或民族的认同应该如何延续这一问题持有共同的兴趣。

全球文化的研究方法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相契合。在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两极争霸的二元中心世界已经在政治上不复存在成为一个事实，“来自不同(有时候来自支配的及附属的)文化背景的人群和术语发生互动时所产生的结果概念化，诸如‘人种混交’、语言融合等等理念便应运而生”，⑨这种现实使“全球 本土主义”发展为一个流行的论调，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论辩也成为全球文化研究法的一个主要内容。主张“全球一本土主义”的一批来自不同国度、秉承不同社会传统的学者，努力对复杂的多层次的本土一全球关系网络作出阐释。全球一本土主义论者把研究侧重点放在“地区”的层面。而这些论者的主要研究课题是本土文化面对“全球化文化”日益逼近的自主性。本土文化抗击“全球化”力量的竞争诉求，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提上了社会学、文化和政治的研究日程。这种趋势建立在全球社会理念的基础之上，以逐渐发展变化的全球化模型为中心而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得以延续。

二、全球化进程与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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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文化，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和进行着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研究与探索。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的研究视角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线索来展开的，即：文化一国家(民族)一国际关系一全球化进程。“文化 国家(民族)一国际关系一全球化进程”在实质上是把国际关系置于世界文明史框架下来考察和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

一方面，文化研究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经过原始社会产生了文明的火种，进入文明社会。人类为求生存而对文化进行传承，并通过文化而实现社会化，这也是人区别于其它任何动物的主要特征。一旦社会的主要信仰、价值和风俗属绝大多数人所有，形成共识，形成互相认同的群体，逐步形成“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上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民族，国家是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的主要载体。直至17世纪《威斯特伐里亚条约》签订以后，在欧洲形成了具有完整主权意义的民族国家。按照美国学者纳瓦里的定义，民族国家是“具有相同的文化和相同的语言、由他们自己的同胞中的一些人治理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同质的人们的主权单位。”国家或民族国家间为利益和权利的争夺，使其成为了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产生了国家主权、领土、国家安全、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等国际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而形成了完整的国际政治的发展和研究领域。从世界历史上看，国家间的联系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加速和加强。这里的全球化指比较宽泛意义上的全球化，它可以追溯到15世纪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自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把东西半球联系在一起，使人类知道彼此同住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球上，人类历史的全球化进程就开始了，人类之间交往的不断加深是以国家间的交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从而使国际关系与全球化进程密不可分，把国际关系置于全球化进程的视角来考量显得自然和必然。

而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它起始于经济领域并逐步延伸到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字。”也就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通过信息交流和产品扩散等手段，文化也出现了突破一切形式的壁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态势，它是全球化进程在文化领域的延伸。我们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际间的政治关系，但不可否认，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以非政府形态的交流以致在民族、国家间产生碰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不可能不影响到国家、民族间的关系，从而又影响了国际政治关系，影响了文化与国际政治的诸因素的关系。从这一线索我们也可以得出，在国际政治领域研究文化，就是研究在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文化与国际政治的诸因素，即文化与国家主权、文化与国家安全、文化与国际规则、文化与国际组织、文化与民族国家、文化与现代化、文化与全球化等等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一国家(民族)一国际关系一全球化进程”是一条循环的线索。

另一方面，从世界文明史的整体视角来看，可以说，全球化是整个世界文明史的现代特征，并将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继续演绎。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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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交往空前频繁，科技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得全球化进程逐步以“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取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全球化的特点为，全球范围的紧密联系与“瞬间”高度互动性；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时间一空间组合；传统的自然地理因素和地缘的意义逐渐削弱和淡化，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即一种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对之加以重新组合的机制；全球同质性的不断加强，全球性(glob-ality)和同质性(homogeneity)是与全球化相互伴随着的；超民族一国家性，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追求本民族一国家的利益具有某种必然性，全球化的发展使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相互依赖加深，出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益相关模式。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价值观几乎不容质疑地成了全人类的“共识”，构建全球共同伦理也成了新的话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生产统一化的产品，大众消费从内容到模式的趋同，等等。同时，人类又面临和面对着广泛存在的全球共同利益与共同威胁，如生态环境问题、防止核扩散问题、毒品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人口问题、贫困问题等等，这些事实逐渐培育和强化人们的“全球意识”，是全球同质性得以加强的有力纽带。因此，全球化将使人们的“全球意识”、“世界意识”、“人类意识”逐步确立起来，重新调整原来的利益观和价值观，承认并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决策与行动也多会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人类中心”的方法。正如同保罗·瓦莱里的观点，从全球化的现实来看，“倘若没有整个世界介入其中，那么人类将不再有所作为。”而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意识”、“世界意识”、“人类意识”又是一种文化意识，也就是说，全球化带来的是人类文化意识的转变，从而影响着人类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它符合人类文化的最终发展目标，即：人类文化的本质是追求自由。这种人类整体的文化意识不可避免地对民族一国家观念、主权、领土观念产生影响，从而对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向产生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文明一国家(民族)一国际关系一全球化进程”不仅是把国际关系置于世界文明史框架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它也可以作为“人类社会的走向与前瞻”进行归结。

当我们把“文明一国家(民族)一国际关系一全球化进程”置于国际政治的世界文明史的研究线索来考量，这条线索也就被纳入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框架，它正与康德提出的人类社会从低级社会向更高级阶段的理性发展相重合：“……这条线索不仅能够对于纷繁混乱的人间事物的演出提供解释，或者对于未来的种种国家变化提供政治预言的艺术(这种用处是人们早已得之于人类历史的，尽管人们把它看成好像是一种没有规律的自由之不相联属的作用)，而且它还会——不假定有一种大自然的计划，我们就没有理由可以希望这一点——展示出一幅令人欣慰的未来的远景：人类物种从长远看来，就在其中表现为他们怎样努力使自己终于上升到这样一种状态，那时候大自然所布置在他们身上的全部萌芽都可以充分地发展出来，而他们的使命也就可以在大地上得到实现。”这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从事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研究具备了更深层次的理论和历史积淀。

三、全球文化方法：国际关系领域文化研究的新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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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研究文化沿着历史框架和线索进行的，历史框架和线索是抽象的，但历史发展趋势与现实存在的问题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却不容学者惘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整合、交融以及冲突都在不断地加剧着。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来看，普世性的文明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渐提高而且定将越来越高，而不是相反。科学技术的跨地区、跨民族的普及，市场经济和机制的超越国界、区界的传播，对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道德准则、思维方式等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使地域之间、民族之间、人群之间的距离(差别)逐渐地、明显地缩小。但是从文化的本质来看，它是系统性与进化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结合。某一结构产生变异，遂即会引起其它结构的相应变异和调节。不同社会变化的节奏快慢各异，一个社会的地理位置、技术水平和文化价值都对变化节奏产生极大的支配作用。革新和传播，是文化变迁的两个主要方式。传播不是自然而然的运动，不是原封不动的生搬硬套，而是对异域文化特质的吸收过程。文化变迁的最重要因素是思想还是技术，人类学家在此问题上观点各异。折衷的观点认为，文化变迁的成因是环境、思想、技术等复杂因素的交织关系，一个领域发生变化，其它领域遂即产生反馈变化。人类在它的漫长旅途中，必须经历各种文明的相互激荡、冲突和融合。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冲突往往表现为不同地域的人群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势，假文化之名以行的冲突。全球化使所有人类几乎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正是这种同质性成了全球化发展程度的标尺。但这个标尺是否适应于文化，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富于争议的问题。

全球化进程带来了整个世界相互依存、人类社会为一体的意识，但全球化的无政府状态使相互依存无规律可遵循。且无论在任何体系中，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或者事件，都会在系统的其他部分起反应或者产生有影响的后果。如同普通的感冒可能会在人体引发多种并发症一样，其结果比我们想象或预期的要复杂得多。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问题与影响也是这样，会带来如福雷斯特所描述的“多环非线性反馈系统”(multiloop nonlinear feedback system)。正是由于这个“多环非线性反馈系统”的存在，使我们肯定在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的“共存”、“交流”或“融合”是人类文明史的大趋势、符合人类文化追求自由的本质的同时，对另一个问题必须做出谨慎的思考。那就是，就目前来说，我们是不是要提倡“世界文化”?对这个问题，理论界不能做主观上的非此即彼的回答，它也不是主观上提倡不提倡的问题。

“文化不但是决定国家、民族和个人经济命运的关键因素，而且也是国际关系的主要构架和国际行为体的重要基础。”世界文化与全球文化，都带有着国际政治的因素。在国际政治领域谈文化，是把国际政治置于人类文明史的框架中来研究现实国家(民族)间关系的文化问题，它包括观念、思想、制度等层面的问题，如国民心理、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社会制度、传播媒体等等。它尊重文化及其发展的本质，更侧重于探讨文化的民族性、本土性与文化间的关系，常常把文化区分为本文化与泛文化来考量。本文化是指特定人类群体创造出的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内容，如我国的京剧、中东世界的伊斯兰教等；泛文化是指因地理环境、文化传播等因素存在于不同文化中的共同的文化现象，如渔船和弓箭。本文化与泛文化概念强调的文化间的本土性与相关性，反映大小民族或其他群体的特征，并决定其行为的一系列共同的和比较稳定的思想、价值观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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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在加速文化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文化动荡的现象，这场文化地震，它几乎涉及世界所有地方，很难加以控制。也可以认为它带来的是国际行为体自身的震荡。面临这一动荡，不同的国家、民族作出不同的反应。有些能够安然接受，有些则力图抗拒(借助宗教或民族主义)，有些国家既企图参与全球经济又抵制全球文化，在二者之间求平衡，即在对全球文化的接受与拒绝二者之间求折中。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完全孤立于全球文化之外，在全球化的时代，就必然会几乎完全孤立于全球经济之外，从而孤立于相互依存着的世界之外。而一味地接受并非完全正态融合中的“全球文化”，又势必对本土文化和本民族的价值观念带来冲击，造成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问题。我们不能说文化是当代国际关系最主要决定因素，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国际关系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和日趋重要的作用。那么，以一个国际关系领域研究者的视角，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世界文化”呢?

“世界文化”(有大批学者称之为“全球文化”)是在人类文明史视野的大文化观下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但是就当前来讲，它不会是一种简单的重大的承诺，因为我们要寻求的是人类文化的多元化、民族化和正态融合的发展方向。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它也不是对国家、民族和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简单的巨大威胁。任何国家、民族与个人都不可能回避或者盲目反对文化融合进程中所带来的文化传播、文化结合、文化冲突、文化替代、文化同化。狭隘的民族文化保护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更无利于本民族的文化发展。人们所要做的是在无休止的相对化和狂热式的一元化的两种反应之间建立一种中间立场。就正在出现的全球文化而言，这就意味着在欣然接受和拼力抵制二者之间，在争取全球同一和实行地方孤立二者之间，寻求一种中间立场，探索一种理性的发展方式，而理性的探索过程又往往是一个痛苦挣扎过程。

当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研究与全球文化的进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全球文化方法——社会学领域对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也逐步走进了国际关系学者的视域并被采纳。全球文化的现实与矛盾使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领域探索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当前的学者们试图通过运用全球文化方法，从国际文化融通的视角来研究文化问题；试图进行国际关系领域文化问题的理论探索；并试图对近代以来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弱势地位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对美国和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及文化帝国主义问题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并试图在这些基础上探索国际文化交流的更有效、合理的途径。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全球文化研究方法已经在国际文化关系的各个研究方向中被使用，包括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世界文化体系的结构、文化的传播与被接受、文化身份、认同、国际行为道德规范等，这些也是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关键词。

当前在我国，在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框架下有所突破，比较系统地研究国际文化关系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解析国际社会中的文化问题及文化战略也已经得出了相当的、公认的成果：文化价值观不仅是界定国家利益的根据，而且本身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一国的文化形象由多种因素构成，但归根结底决定于其文化价值观。即使看来完全在追求物质的、具体的和现实的国家利益时，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观也在发挥根本作用。更重要的是，国家利益必须包含道义目标和理想追求，以便凝聚国民，引领国家前进方向，并且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形象，增强话语权、说服力和吸引力。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俞新天教授等的《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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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集中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国际体系的层面和国家外交的层面两个层次研究文化对当代文化对国际关系的作用，对于建设国际文化理论做了初步尝试。潘一禾教授的《文化与国际关系》则将“国际文化关系”作为一门跨专业研究的新兴学科，探讨“国际文化关系”的研究领域、学科特点和基本方法，对目前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国际文化关系问题，进行概念界定和理性辨析，等等。但纵观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研究，还需要学者做大量的探索。正如俞新天教授在书中序言所说：“文化对国际关系的作用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完全有可能形成国际关系继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之后的第三个分支学科——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研究，简称国际文化学。……我们将向深海驶去，继续学术的珍宝，思想的珍宝，智慧的珍宝。”

我们也看到，在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学者们内部的观点也不尽一致，部分学者走向了全球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文化思维，而也有一部分学者固守着本土文化的利益，另一部分学者在两者之间寻求着解决问题的途径。正如巴瑞·布赞等在《新安全论》指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因为科学者的科学方法固然是以追求客观性为目的的，但是这一套被政治家所用来判断的依据在实施过程中又必然带有政治家的政策需要而脱离原先的“客观性”。正是社会科学家所创造的理论观念，才使得决策者能够用自己的目标衡量世界，也正是因为那些社会科学家们对概念的占有成为事实时，决策者们才得以占有这个世界。因此，学者们都避免不了有意无意地在研究中存在“我族中心主义”特征，政治学科的学者尤然。这也是在目前全球文化方法下，从国际关系发展的视野如何看待本土文化发展、如何看待强势文化对本土弱势文化的整合等问题在各国学者中存在纷争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