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西方的模式
一、现代化的定义
1、广义的现代化概念：
1）“现代化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考核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
2）现代化实质上说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
3）现代化是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
4）现代化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换言之，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
“发展”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的过渡和转化，在这个意义上的“发展”的内涵与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广义的现代化相同。
2、狭义的现代化理论
是指帕森斯、罗斯托等人的理论，是发展理论中的一种。 世界上大约有95%的研究是在发达国家中进行的。对发展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最深入研究的是来自西方富国学术中心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通常以静态的方法向世界展现了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赖以生存的制度结构和处世哲学。（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古本根基金的研究报告）
二、现代化理论的兴衰 见政治学笔记 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1、T．帕森斯：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奠基人。海德堡大学毕业，博士论文是对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理论进行分析。回到美国后，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主要著作《社会体系》或社会系统（1951）（THE SOCIAL SYSTEM）“帕森斯的文不对题的《社会行动的结论>（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以及由此派生的‘现代化理论’”，西方学者也批评他的著作晦涩难懂。国内似乎尚未有他的著作译本，台湾学者的两本。 “社会系统及功能理论”：社会行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由四个子系统组成(有机体、人格、社会、文化)。社会系统是一种行动者互动过程的系统。社会系统为了保证其本身的存在、持续和有效性，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要求，它具有四个必要功能：整合的功能（Integration）、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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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功能（Goal attainment）、适应的功能（Adaptation）、维持模式功能（Latency maintenance, ） 1）整合的功能
这一功能的目的在于确保社会子系统中各个部分或各个单位与整个社会必要的协调一致，尤其是社会的整体组织和整体运行。 原始阶段：
先赋的世袭家族组织形式；习俗成为社会规范；祖先的神话成为原始人的宗教；家族组织形式的整合。
整合的进一步发展：文字；正规的司法制度——不以宗教和政治权威来解释法律，法律是普遍的社会价值
2）完成目标的功能；这一功能主要指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社会与人格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它包括确定社会的总体目标和动员社会成员完成这一目标。
原始后期阶段和古代社会：
政体的结构分化，较大家族世系之间的不同社会声望与他们的经济直接相连；经济条件较优越的集团夺得政治上的权力以提高自己的社会性地位，家族的垄断——经济优越的集团和某家族的统治； 政治形态的进一步分化：科层政体（明确区分公职制与个人权势的差异）——民主联盟（最后的普遍进化，也构成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权力重归人民）
3）适应的功能：此功能是指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社会与行为有机体子系统，并通过行为有机体子系统与有机物质世界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社会对各种亘条件和普遍适应。（中后期阶段的历史文明）
4）维持模式功能；这一功能体现了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社会与文化了系统之间的联系，它负责维持建立在终极实在取向基础上的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社会发展的现代阶段）
社会变迁过程是从原始阶段经中间阶段过渡到现代阶段。在社会阶段的转变过程中，文字的出现和一般法律体系的制定相继起了重要作用。社会变迁有4种主要的结构变迁过程。
1）分化：社会原先的某一个单元分化为一些在结构与功能上皆不相同的新单元；
2）适应性提高：社会诸单元可利用的资源范围变宽，因而摆脱了原先较少演进的单元所施加的某些限制；
3）容纳：新出现的资源被整合入更大的结构。
4）价值普遍化：通过在比原先较少演进情形时更高的一般化水平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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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价值，使新出现的资源与结构合法化。 主要社会形态：
1) 原始社会（澳大利亚土著居民） 2) 古代社会（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
3) 历史社会（古代中国，古印度，伊斯兰社会） 4) 温床社会（犹太民族，古希腊）
5) 现代社会（美国，苏联，欧洲，日本）
帕森斯从世界史的角度将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
1）以欧洲的西北角（英法荷）为主导，其代表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
2）以欧洲的东北角（德国）的急速工业化为主导，由于民主化不平衡的落后状态，这一阶段产生了纳粹的大动乱；
3）主导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美国作为新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中起着英国在17、18世纪中所起的相同作用，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民主革命与产业革命结合得更为紧密。 2、布莱克（C.E.Black）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Harper & Row, 1966; Princeton University. 此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与他主编的《比较现代化》已经翻译出版
布莱克认为：人类社会至今为止有三次在的社会变革：人类的诞生，文明社会的出现，现代化。而现代化进程又可分为四个阶段： 1）现代化领导人和政治力量的出现； 2）现代化领导人的加强； 3）转型期； 4）社会整合期。 七种模式：
1． 英法模式——最早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并通过不同方式为其他社会树立了典型。
1）英法革命均有一种批斗传统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本质上是现代的新价值的追求（清教主义和雅各宾派的理想）
2）传统制度对现代功能的适应较之后来发生现代化国家经历了缓慢得多的演变，加之无外国干涉，主要靠国内利益集团和互相牵制等因素，使传统制度以相对有序，和平的方式，渐进的节奏适应现代功能。 3）拥有贸易和殖民的长期经验，英法拥有最多的海外领地。 2． 美，加，澳，新——这些国家是从属国，与殖民地不同。 1）经历长期的殖民统治，最后赢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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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脱离了母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其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过程始于易于变化流动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如母国那些农民，工匠，土地所有者阶层 3）移民大量涌入，同化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一方面有多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 又有致力于造就观念和价值的共识
4）丰富资源（世界第二、四、六大领土国家），边疆经验，人口最为稀少（个人主义，反对政府管理，追求民主）。 3． 法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
1）数世纪以来许多欧洲社会参与现代观念和制度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超越英法（航海技术，经商成就，科学家） 2）政治现代化明显受法国影响；
3）外来模式是强加的或至少是武力引进的，且具有国家建设漫长而艰巨的特征；
4）保卫新边界或解放新领土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 4． 拉丁美洲的22个国家
1）国家独立并未取得现代化领导的权力，建立了一种新殖民主义，趋于永久维持传统生活方式；
2）少数欧洲血统这一事实阻碍现代化；有效公民权的扩展受阻，财富投向国外
3）在很大程度上受外来影响，受第三种模式中不重视现代化的那些国家的影响（西葡）
4）直至本世纪中期，约1/2的拉丁美洲国家稳固了现代化领导权，处于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
5． 俄、日、中、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泰国 1）其传统政府有充分的效能，长期保持独立，有效应付外来挑战； 2）无领土、人口重组问题，早已奠定国家领土和人民的基础；
3）首先进行所谓有限的或防卫的现代化计划，保持和维护传统社会； 4）改革不是为了转变传统体制，而是为了加强它以对付外来压力，农村经济无触动；
5）传统社会的凝聚力延缓了现代化转型过程。
6． 近东与亚洲的34个独立社会与29个附属社会
7． 撒哈拉以南非洲、大洋洲的31个独立社会，20个附属社会 前者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各种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与佛教面临着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问题；后者无充分发达的宗教、文化、语言和政治制度 1）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在殖民统治时期，无法进行实质性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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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化的领导权（精英-传统-殖民官员）的困境； 3）依附程度强，依附宗主国势力维持政治凝聚；
4）独立后处于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世界环境，面临现代化以来的全部问题
3、罗斯托其人其学说？
罗斯托（W. W. Rostow）：耶鲁大学毕业，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史教授， 在美国战略活动局和国条院任过职，50年代曾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授经济史并主持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工作。60年代，他因深受肯尼迪和约翰逊的赏识，曾在两位总统的任期内，先后担任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副特别助理，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出版多部著作，《美国在世界舞台上》（1960年，1962）、《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1964）和《从七层楼上展望世界》（1964，1973；1964年任职国务院政策委员会主席时写的，国务院大厦七楼）。他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主要表达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960）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从书名的副标题可看出其研究的倾向性；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学者。经济成长阶段既是一种关于经济成长的学说，又是一种关于整个现代化的更一般性的学说。“罗斯托的‘阶段论’几乎是马克思的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论的‘资产阶级’翻版——都是以欧洲为起点。与马克思一样，罗斯托宣称，继英国之后，美国将给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一面未来的镜子。”安德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马克思：“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色。”《资本论》，第一版，序言 线形阶段增长模式（罗斯托） 1）传统社会（TRADITIONAL ）
①生产力低下（无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方法）； ②不得不将很大部分力量用于农业；
③家族和氏族关系在社会组织中起很大作用；
④存在中央政治统治，但政治力量的重心是在各区域，操在拥有或控制土地的人手中（地主或土地贵族），中央政权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与控制； 2）起飞准备阶段（PREPARATION FOR TAKE-OFF） “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如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初期在西欧发展进来。 两种情况：（传统社会和生而自由的社会）
一个传统社会必须发生根本性变革才能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这种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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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生产技术。
生而自由的国家：美加澳新：这些国家主要是从在过渡过程中已经走得很远的英国产生，因而它们较少受到传统社会的结构，政治和信念的束缚。
①商业和思想面向超出自给自足的社会范围（全国或更大的国际环境）； ②收入开始用于扩大再生产或建设社会设施（公路，铁路，学校或工厂）而非单纯享受；
③人的关系由氏族，家族超出，人的专业化能力受到重视；
④对自然环境看法的改变：并非神赐；而是有规律的，可能操纵利用，使它服务于人类生产；
⑤将投资率提高到明显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供应更多粮食；成为工业生产的市场；其第八收入的大部分供现代部门之用。“农业生产的增长率可能决定着向现代化过渡的限度。” ⑥中坚人特取代土地贵族（商人，知识分子与军人）
⑦民族主义的作用；外来的推动或侵略产生了一种超出旧的民族或区域关系的民族主义概念，可以向几个方向发展：向外（洗耳恭听耻或扩张）；向内（在政治上巩固对地方的胜利）；转向从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工作。
3）起飞阶段（TAKE-OFF）
①起飞阶段的开始通常可以溯源于一种特别锐利的刺激力量。
这种刺激力量可能表现为政治革命的形式（1848年德国革命，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印度的独立，中国的胜利）； 可能是技术革新引起；
可能表现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或不利的国际环境；
②重要的不是刺激力量的形式，而是社会及其经济对这种挑战的反应。 ③起飞的三个相关条件：
生产性投资率提高，由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以下增加到百分之十以上； 有一种或多种重要制造业部门（亦包括用现代方法生产的农产品或原料加工业，木材，肉类，乳制品等）发展起来，成长很快
有一种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存在，或迅速出现；这种结构可促使经济成长具有不断前进的性质；意味着相当大的国内筹集资本的能力，使储蓄率提得很高的能力。
④起飞阶段的经济方面：一种工业革命，和生产方法的剧烈改变有直接关系；在比较短的一段时期内产生有决定意义的后果。
⑤起飞阶段的非经济方面：起飞阶段通常表明要使经济现代化的人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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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坚持传统社会不族的人，而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由于民族主义可能溶合社会，亦可以分解社会，这种胜利有时表现为一种彼此妥协或让步的形式，而不是简单的由新兴集团摧毁或取代传统集团（德国的容克贵族在德国工业化开始时的作用，日本的传统成份保持很多）。
4）成熟阶段（STAGE OF MATURITY）
成熟阶段是一个社会已经将当时的现代动手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
①主导部门中，革新创造的可能或利用新的有利可图的或至今尚未开发的资源的可能，将造成很高的生产率并带动这一经济中其他方面的扩充力量。（英国的棉纺业：蒸汽机和轧棉机）
②工业向多样化发展，新的主导部门代替起飞阶段的旧的主导部门；新的主导部门的确定：技术条件，天赋资源，起飞的性质等因素 ③成熟阶段的三种变化：
A劳动力的变化：组成，实际工资，眼界的劳动技能（农业-工业；农村-城市；粗工-细工；专职，熟练工人）
B领导者性质的改变：由具有海盗作风的棉纺大王，铁路大王，钢铁大王，石油大王变为高度官僚化和精密分工的机构的有效率的专业经理； C社会的反映：希望与危险的时代。
对工业化奇迹开始感到厌烦，工业化带来的损失破坏，财富，权力和世界地位。“成熟阶段是一个提供新的富有希望的选择自由的时代，也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时代。”
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STAGE OF HIGH MASS CONSUMPTION）
社会的主要注意力从供应转到需求，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
三个主要目标力争资源和政治支持：
①国家追求在国外的势力和影响，也就是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和外交政策（对外扩张）；
②国家力量力争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目标，增加公民福利和消闲时间； ③提高消费水平，使之越出衣食住的基本需要的范围，耐用消费品和服务。
美国为第一个进入这一阶段（1901-16年，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到威尔逊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971增加；）
在这一著作中，他还专就经济成长与侵略，和平以及马克思主义这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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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章阐述。
他们学说有一定道理： ①对经济增长的分析； ②对历史的比较分析；
③对非经济因素的恶化不重视。
作为第一个进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美国的学者，分析了自己所处社会的状况进行了分析，然而，他对美国存在着的严重的种族歧视这一现象毫无察觉。60年代兴起的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遭人暗杀，引发100多个城市的黑人抗暴斗争） 四、后发型现代化社会分析（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
一些学者对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 亚历山大·格申科伦（美国经济学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后进国家并不是步先进国家后尘的命题。他认为，正是由于落后国家的落后，他们发展过程的许多方面将会根本不同于先进国家。
1）落后国家（德国、俄、日）无须自己建立技术，而是可以利用“借用技术”这样就可克服工业化的障碍，它们的现代化由于能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技术而获得成功。
2）因此，后进国家应当有可能比先进国家更快速地实现工业化并赶上先进国家；
3）有的后进国家未能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是因为存在着缺少资源或缺少实现工业化的必要的制度条件等障碍。
4）后进国家的劳动力相当丰富，但这些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难以成正比。
布莱克关于早发型现代化国家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区别：
启动时间的差异；挑战来源的差异；背景的差异；现代化前体制成熟的差异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关于后发型现代化社会的政治差异：核心问题是后发型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稳定。
1、什么原因导致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动荡？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如何避免政治动荡？
与早发型国家稳定而有效的政治系统相比，后发式国家政治系统往往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何种原因？一种解释：这种情况是因为现代化程度低的缘故。 亨廷顿认为：
1）贫困与政治不稳定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有的穷国政治相当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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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的较富裕但政治并不稳定；
2）政治动荡根源在于一个国家进行了现代化而又未取得现代性，“现代性产生稳定性，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亨，48-51页）
3）在后发型国家，现代化一方面刺激了社会成员的期待与欲望，另一方面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却不具备现代性，满足不了这种期待和欲望，给社会成员造成强烈的挫折感，容易造成动乱。
4）造成这种政治动荡的原因“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亨廷顿，4页）
较为系统阐述这一问题的是小马里恩·列维（MARION LEVY，JR）。 列维的“后发性现代化”的观点：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威尔逊学院的社会学和国际事务教授。《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0年）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1966，关于THE LATECOMMERS，749-54 他率先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内源发展者”（INDIGENOUS DEVELOPERS）和“后来者”（LATECOMERS）。所谓“内源发展者”（内源性现代化）是指其现代化结构是在它本身基础上长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英美法）；其他社会是后来者。德，俄，日，中东 2、现代化社会和“非现代化社会”的区别
1）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等诸单位的专业化程度高，而非现代化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则较低；
2）现代化社会专业化程度高，诸单位是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亲属群体和近邻共同体的自足性比较强，缺少功能的分化；
3）现代化社会伦理具有普遍主义性质，而在非现代化社会，由于家庭、亲属的社会关系比较密切，伦理具有个别的性质；
4）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是集权但不是专制的；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如同封建制一样，即使在权力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其性质出仍然是专制的；
5）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和感情中立，而非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传统的，个别的、功能无限和具有感情色彩的；
6）现代化社会有发达的交换媒介和市场，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交换媒介和市场尚未发展起来；
7）现代化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层制组织，而在非现代化社会，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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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有科层制组织也是建立在个别的社会关系之上的；
8）现代化社会的家庭是向小家庭发展，其功能也正在缩小，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家庭结构是多样化的，家庭功能也是多重。 3、关于后来者现代化的条件
1）维持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并不一定就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
2）一种情况下实现现代化状态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另一种情况下实现这种状态的前提条件；
3）对于一个后来者来说，它实现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就是另一个后来者的前提条件（在日本适用的条件在土耳其就不一定适用）；
4）一种与作为现代化社会的必备条件的社会结构极为相似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这样的后来者因此就具有成为现代化社会的优越条件（高度的社会流动为例，如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4、后来者的优势与劣势 1）优势：
①现代化过程再也不是像内源发展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
②对后来者而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借鉴的可能性（制定计划，资本积累，拳原料和机器，普通反唇相讥以及组织的连结结构等方面）； ③能够跳跃过内源发展者必经的现代化过程的一些早期阶段；
④对现代化前景的认识（非现代化社会至少可以通过指出他们推动的这些变革的成果前景而获得援助和信心支持；
⑤不仅在于后来者处于能够借鉴其他地方发展出来的要素，当然还在于较现代化的社会也处于借出或给予帮助的地位；一些较现代化的社会总是被推动着借出或者给予后来者以帮助。 2）劣势： ①规模问题（教育设施，交通问题必须相当大规模地创建，新的现代化）；如果非现代化社会在未来必须完成的专业化的或非专业化的任务要获得实现的话，初等和中等教育对于大多数这些社会也是必需的，所有的转变问题不仅需要专家，还需要一般文化水平的普通社会成员；实施规模引发出诸如资本形成和一般的协调与控制的各种问题。
②社会各个层次和部分的相互依赖问题，在这样的社会中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导致变革的发生。这些相互依赖的关系的变革包括关系诸方面中不同重点的转换，传统家庭结构的崩溃；主要以教育为取向的组织的发展，以及一般组织的科层形式等。绝大多数后来者将面临一个腐败和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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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在这一时期，主要的协调与管理结构（以前以家庭及其忠诚为特征）遭到破坏而新的稳定的组织形式还没有发展起来。
③高度现代化社会已经达到的水平与后来者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而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距必然长期延续下去。这对于后来者必将是一个特殊的挫折。这种差距在相对意义上在缩小，而在绝对意义上却在不断扩大。 五、新现代化理论的特点
80-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对原有的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查普夫（ZAPF）、吉登斯（GIDDENS）和贝克（BECK）等学者出版了一些著述。
1．几点共同认识：
1）认为现有的现代化理论与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不相适应；
2）在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在两种社会的不同国家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的发展路向；
3）必须将趋同性发展的进货观与不同发展路向的观点结合起来，对现代化进行不同层次，不同路向进行细致的探讨，才有可能建构起一个新的现代化理论。
2．新现代化理论的特征
1）仍然具有早期现代化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仍以传统和现代作为自己的核心范畴；将现代化作为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仍然认为这种转变对包括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人民来说都是有益的；仍然认为现代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在的过程必须具有了内部的动力和条件才能得以发生和持续。
2）对早期的理论作出了一些修正，并表现出一些差异；
①不再将传统与现代性看作是两个内部始终如一的均质的统一体；而是认为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性内部都包含着性质不同的要素；不再把传统与现代性当作是互不相容的的对立的两极，而认为两者可以相互共存，相互补充的；不再将传统看作是现代化过程的阻碍因素，认为许多传统因素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②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不再认为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其他国家将要走过的道路；因而不再简单地套用从西方国家经历中概括出来的理论模式来描述和说明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而是认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发展路向和模式。
③它们不再忽视外部环境的作用，虽然其重点仍在内部因素方面，但它们不再忽视外部环境因素在非西方国家选择发展道路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是期望将内外因素结合起来，从两者的相互作用中来考察现代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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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④它们不再拘守在进化论和功能主义的范式之内，而是企图拓宽自己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不再简单地将现代化过程描述成一个分化，整合适应能力升级的进化过程，而是试图将各种压制，不平等和冲突现象的纳入分析的范围。
五、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评价 1．冷战色彩（特别是罗斯托）：早期现代化理论为政治服务，倾向性十分明显；“共产党调动力量和资源的艺术是一个可怕的问题。”“这是我们时代的主要挑战。”“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两只很大的拦路虎。首先，现代大规模毁灭武器的存在；其次，是整个南半球以及中国，正积极地处在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或起飞阶段的事实。”这两个问题在现代外交中是紧密相关的。
2．试图用西方工业国家现代化的模式和概念来解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预测甚至规划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色彩的现代化理论已受到批判。
3．忽略不同社会在发展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单纯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来分析发展过程。外部环境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自发与他发的问题；
1）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所处的时期不同；
2）发展条件不同；不可能用如此庞大的资源来支撑整个世界走同样的现代化道路
根据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发展研究所的“造成环境压力的消费方式”： 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的24%，消费占各种商品的50-90%
木材78%；固体燃料66%；液体燃料75%；钢铁80%；铜86%；天然气85%；铝86%
排放的二氧化碳70%以上，能源消费75%以上（环境与发展大会1989年报告）
3）所处的地位不同（中心，独立）。 奴隶贸易的原始积累； 殖民地的占有与贸易； 即有的世界经济体系
4、现代化理论是建立在“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分析框架中，将社会硬性划分为“传统”与“现代”这一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二分体系，是十分牵强的。
1）一方面，传统与现代这两个概念无法充分而准确地涵盖目前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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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况，它们既不能区分决定被分析社会存在形式的结构成分，也不能提示其运作和存在的条件；
2）另一方面，这种分析方法也无法在诸如欠发展，通过出口谋求发展或进口替代等不同经济阶段之间，以及传统与现代社会等不同社会体系之间建立简单明了的相互联系。
5．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现代化作为一种终极目标，西方的现状令人担忧。（以后再讲）
罗荣渠先生对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贡献（《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1997）“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篇》
1）历史发展的一元多线图式：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但是，在同一种生产力的水平上，可以出现或存在不同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并非世界各地的历史都经历了五种生产方式的交替，而是呈现出多样性。
2）历史发展动因论——“灾变说”：欧洲与亚洲历史上发生的大变革，往往同蛮族的入侵，地理的大发现和世界大战等联在一起。
现代化理论：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1.两种“华盛顿共识”及其实践 1）针对拉美的华盛顿共识
出台：第一种“华盛顿共识”最初是在解决拉丁美洲国家的偿债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的国际多边经济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主要债权国家和债权银行，在为拉美国家设计所谓的“调整计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改革方案。由于这套方案得到了对世界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赞同，而这些机构都集中在华盛顿，所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背景：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不适当的经济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累积了大量外债，同时经济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如高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严重，对外收支失衡等。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对外延期支付债务，引发了第一次债务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偿债问题，西方债权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负有解决各国对外收支平衡问题责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与债务国谈判，要求债务国以实施严厉的稳定化政策和进行“结构改革”为条件延长还本付息期限并给予额外的融资。“华盛顿共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约翰·威廉姆森提出的，并在1989年11月国际经济学会会议讨论过程中得到世界银行总裁斯坦利·费舍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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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调整公共开支集中于教育等有高经济回报率和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拓宽税基，降低边际税率以刺激积极性；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威廉姆森声称：这是“华盛顿的发展精英在涉及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发展政策时，左派和右派思想为确定最低共性限度而进行的一次努力”。
实施：“华盛顿共识”成为华盛顿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金科玉律”，但其实践作用却并非如想象的那么成功。1988年，墨西哥在债权国俱乐部的压力下，开始按照后来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的要求实行改革。但是，改革过分强调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国家完全放弃了必要的调控和保护政策，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另外，进入墨西哥的外国投资绝大多数是投机资金，一旦利率发生变化就会闻风而逃。1994年12月墨西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资本大量外逃，外债剧增，通货膨胀上升，经济严重萎缩。
2）针对转轨国家的“华盛顿共识” (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 作为一个整体，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落后，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低效率造成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福利水平得不到提高。到198O年代，计划经济已经难以为继，对原有经济体系进行修补性的改革也不再可能，在西方世界对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推动下，走上向市场经济转型之路，便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按照转轨的速度、起步时间和是否实行一揽子的改革方案等标准，转轨经济通常被分为渐进式和激进式的改革，后者也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或“大爆炸”方案。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采取激进的方式，改革政策的各个配套部分必须一揽子付诸实施，而且越快越好；如果你要跃过深渊，你必须迅速跳到另一端而不能小心谨慎分步跨越，没有理论可以支持分步或渐进地转换一个体制的政策建议。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转轨政策建议由于得到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所以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这些政策处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迅速开始市场经济运作；尽快实行私有化；开放市场以形成市场价格体系；防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并硬化预算约束；建立自由贸易体制，实行外贸自由及货币兑换自由。从以上可以看出“休克疗法”的核心是宏观经济稳定化、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此共识的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假设是：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进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而且速度越快越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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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将资源从国有部分转移到私人部分，可以大大提高其配置效率，并可自动地增加投资倾向。沿着这条思路，彻底的自由化和严厉的财政限制，加上迅速广泛的私有化，将会带来迅速的经济复苏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伴随迅速私有化而来的并非是预想中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混乱和持续衰退。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私有化带来效率和增长的假设只有在完备的制度安排下的产权变革、新的市场行为以及适当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私有化本身是不能自动带来这些条件的。
前苏联中东欧国家的转轨恢复情况（1997年）
(以1989年的GDP为基点，%) 波斯洛捷俄罗格鲁吉亚美尼阿塞拜塔吉土库兰 文尼克 斯 亚 亚 疆 克 曼斯亚 斯坦 坦 11199.3 95.52.2 34.3 41.1 40.5 40 48.3 .8 8 基于转轨十年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近年来，对经济改革和转轨的研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过去简单的公式化(诸如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看法转向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分析制度的影响(钱颖一，1999)。一些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它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经济时都视制度为当然，在将其运用到经济转轨中时便忽视了度建设的重要性，只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创造市场所必需的制度条件。二是经济学家混淆了发展的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在他们那里，自由化、稳定化和明确的产权私有化等即是最终目标，认为可以一步到位，“跳跃”到市场经济，即使经济绩效不尽如人意，也是完成了转轨。实际上这些政策都是手段，是要通过它们来确保实现最终目标：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福祉(科勒德克，1999)。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首先，从历史的经验看，市场经济的形成是长期演进的产物，革命可打破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桎梏，却不能替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用革命的方式不可能建成市场经济。其次，从经济转轨的三个支柱——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来看，稳定化和自由化可以迅速完成，私有化则不可能一蹴而就。再次，经济转轨涉及到规则的改变，正式的规则如宪法可以迅速改变，而非正式的规则如行为规范、习惯和惯例的改变则不可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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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发生，转轨国家在制度变化后都通过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私人产权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尊重私人产权的公民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国家基本职能的弱化使之难以有效地保护产权。 2.后华盛顿共识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8年初在联合国大学发表荣誉性年度演讲，严厉抨击了“华盛顿共识”—— “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他首先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的概念。他在一系列重要论著与演讲中批评不顾社会不满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号召超越“华盛顿共识”走向“后华盛顿共识”。在后来形成的“后华盛顿共识”中，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成为很重要的一条原则。被称作“后华盛顿共识”其主要观点是： 在转型中立足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发展的目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包括可持续增长；转型中的稳定和有序是重要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注意平等发展和民主，应注意保护环境和提高贫困群体生活质量；转型中竞争比私有化更重要；在剥离旧制度之前，应采取渐进改革并等待经济转轨的完成，而不是尽可能快地摧毁旧有的制度；转型中的政府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强调政府要在保障产权和法治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致力于宏观经济稳定；转型必须重视市场制度的培育。加强金融监管，增加市场透明度并促进公平竞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技术转移，促进收人分配公平等。
这样，他们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构成了“后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提高社会储蓄水平；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合理地进行税率改革．加强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监管；维持可浮动的竞争性汇率；加强市场制度建设；维护政府的权威；重视教育、文化和环境；强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等等。“后华盛顿共识”认为，转型中的国家应根据各国实际采取更切实可行的手段，同时强调对转型目标的认识和把握也应有长远的观点；完善的市场体制是不可能短期建立的，对此要有持续发展的观点；目标应该更具体、更广泛，如提高生活标准，改善卫生、教育和环境，建立更有效的保障制度等，都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这种发展必须是公正的发展，转型的成果不能只给少数人带来好处，建立一个民主和繁荣富裕的社会才是真正目标。“后华盛顿共识”虽然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全面批评，也给出了转型国家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忠告，但对如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3. 北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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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提出的背景
①针对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而言；
华盛顿共识的推行遭受了三大失败。其一，拉丁美洲成为经济重灾区。其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要求俄罗斯“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体制，深渊不能分两次跨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全盘接受“华盛顿共识”推行“休克疗法”而在90年代陷入困境。其三，错误的危机应对让陷人金融危机中的亚洲雪上加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唯一药方是“华盛顿共识”，否则就拒绝提供贷款，面对批判仍然片面地坚持“紧缩+自由化”的方针。斯蒂格利茨认为：“回顾过去，变得非常清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不仅加剧了衰退，而且对此肇端负有部分责任。” ②“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国际理论氛围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外舆论在震惊之余，对中国发展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对中国发展的成就持否定和歪曲的立场，如“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
“中国威胁论”代表性的论点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伯恩斯坦和芒罗抛出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认为“不久即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 2005年美国的《大西洋月刊》有两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一篇是美国著名作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的《如何同中国作战》，另一篇是《怎样应对中国的崛起》，其内容也是视中国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和威胁。
“中国崩溃论”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一说，继而引起全球性的争论。自2001年以来，针对中国经济的新的论调又在国外盛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提出疑问说，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的最大奇迹，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崩塌的神话?他还说，看中国的统计数据，就像看科幻小说。2002年3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索洛在香港的一次亚洲投资会议上预言，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负增长，认为“如果体质健全的香港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7．3％ 的高经济增长率怎么可能办得到呢?”“中国崩溃论”最有代表性的论点由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Gordon G．Chang)提出，他认为“与其说2l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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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对中国发展的积极的、肯定的评价。2004年上半年国外媒体和理论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出现高潮。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国内出现了“邓小平热”，而国外则出现了“中国模式热”。英国左翼杂志《每月评论》载文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表明，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制内，中国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行性的发展路向。主流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是一种发展模式，中国将成为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模范。《国际社会主义》杂志在题为《中国的世纪?》的文章中援引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库“新美国世纪工程”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所支持的现存的国际体制提出了挑战，并对“中国世纪”能否到来以及到来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行了分析。2004年美国出版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全球化、转轨和发展》一书对中国究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官僚市场混合型的经济进行了探讨。进入2005年，国外的“中国热”还是持续升温。⑨这些文章向国外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和成就斐然的中国，但有些文章是新闻报道，而另外一些理论文章，也只是从某些层面和角度进行分析，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刻。而这其中，由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约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则是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所作的评价中较为公正客观的系统的理论。
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北京共识”（1990年代中期出现）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雷默指出，提出“北京共识”的目的是“试图用清楚明了的语言描述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并且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而其指导原则是“尽可能地集中注重可观察的事实，避免推测‘中国再向何处去”’。 纵观《北京共识》全文，我们也不难发现，雷默在对中国描述、总结和评价过程中基本做到了客观公正。“北京共识”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锐意创新和试验；二是体现公平发展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新构想和新战略；三是积极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发展非对称国防(指既不拖垮经济，又能够有效防御的国防)。对于“北京共识”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雷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北京共识”是从全球化角度看邓小平发展理论，它反映了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大部分思想，描述了邓小平思想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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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共识的基本经验
①实行“双轨”，边“立”边“破”（在计划经济尚存之时发展市场经济；在国有企业旁发展外资和民营企业；在公有制的天下发展多种所有制）。通过“双轨制”改革和创建竞争，允许在“双轨”边际上的充分激励，通过创建新的经济而消灭旧的经济(斯蒂格利茨)。
②立足国情，注意历史作用（路径依赖）。转轨要考虑历史条件和状况，中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一方面历史越久远，传统越辉煌，改变的可能性越小。就现代而言，革命越成功，也越难以摆脱“革命”的路径。另一方面，历史和传统中也不乏对未来和目标有利的因素。联系到渐进过程，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成为历史，又成为下一步发展的新起点。同时注意现状的特殊性。经济学原则全球通用，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具体做法则未必。普遍原则必须与个性相结合。
③先易后难，循序推进。社会系统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组成，其中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是经济，然后是政治和文化。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面展开先是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到今日，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争论便迎刃而解。现今更深刻的转型是“科学发展观”。一旦评价的指标由GDP转向可持续和统筹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在中国已持续百年之久的体用之辩正在由“用”及“体”。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同样先易后难。由最容易推进(实际上也是计划经济最难控制)的产品市场化，进而生产经营市场化，政企分离，现在的难点在国有企业的改造。最后是要素市场化，包括土地、资金和人才等。近年来投资热，效益却逐年下降并因此而遏制了消费，即表明目前政府在这一领域所拥有的过大的权力亟待改造。由产品一生产经营一要素，渐次转向市场经济。
④强调实验，以点带面（摸着石头过河）。这一经验在中国由来已久，与中国人口多、面积大、国情复杂有直接关系。特区、开发区、各种试点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各行各业，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每一项新的政策、建议、方案，无不先行试点。同样经久不衰的做法是：发现典型，逐步推广。典型与试点密切相关。前者是要素的随机涨落和系统对涨落的选择，后者则是推行所选择的涨落或由系统制造涨落并推而广之。
⑤重视实践，注重实效（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同于拉美、俄罗斯、非洲，中国不盲目崇拜和硬性推进私有化，不追求理论的完美，不照搬他人的经验。实际上，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在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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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的心目中，市场经济是一只“好猫”，自然可以为我所用。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重视效果，及时纠偏。1988年弗里德曼访华时建议价格自由化，“斩蛇尾巴多次不如一次”。价格闯关的意图刚刚透露未及实施，民间就开始人心浮动，抢购与囤积物资，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价格闯关的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
⑥强调稳定，渐进改革（稳定压倒一切）。一般来说，系统的发展有突变和渐进两种类型，究竟在实际上经由何种道路取决于以下因素：系统内要素力量的对比和彼此间的关系，系统外部关系，现状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以及决策者的认识和运作的水平和能力，等等。显然，1978年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发展的道路。在内部，拥有强大的政府和良好的干群关系。“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即说明了这一点。在外部，与发达国家较大的落差决定了中国的开放只能是渐进过程。不能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和放弃资本管制，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决策和实际情况即是明证，前一段时间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的立场和而后的果断决策也证明这一点。
⑦鼓励先进，照顾后进（先一步富起来）。对发展滞后的地区和人民，制定相应的政策。这不仅是为了稳定局面以利于改革的顺利，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
⑧了解世界，顺应潮流（WTO）。冷战结束后许多一度忠于美国的国家由军事联盟转向经济联盟。中国利用强大(主要是庞大的市场)的经济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形成互相依赖的关系和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盟。支持中国的增长，就是支持自身的增长。一个深深融人国际秩序的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生计和希望的重要一部分”。这就为中国自身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中国利用了冷战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趋势所提供的国际机遇，并使之为促进本国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作用。”在形成全球产业链之时，中国明智地放弃赶超战略，转而奉行比较优势战略，由此取得了全球范围内分工与交易的最大优势(林毅夫)，并据此深化内部的体制改革(樊纲)。这实际上也是引入国际的压力来促使自身的改革。在这一点上，最重要的决策无疑是加人WTO。WTO的运行机制、谈判程序，尤其是“三大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体现了现代性。加人WTO将对中国的体制和观念产生深远影响。雷默认为，作为北京共识的一部分，中国“不仅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又在政治上充分展现自己的和平愿望，以实现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结好其他大国，使美国难以把它作为敌人，并增强中国把冲突阻止在尚未发生之际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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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同时，“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主张也赢得更多国家的心。正如雷默所说：“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强国，也许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至少可以做到自主自决。” 3）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
①对资源的消耗与浪费。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一篇文章将中美对原料的消耗进行了对比。截至2003年底，中国消耗了全世界铜产量的
20．6％ ，美国是16％ ；到2005年，中国将消耗世界铝的产量的21％，美国是20％ ；中国还将消耗全球煤产量的35％、锌产量的20％、镁产量的20％、磷酸盐的16％ ，但是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一半。@这其中的有些数字未必准确，但这的确是我们在下一步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②中国的整体环境不容乐观。英国《经济学家》在一期封面报道为《中国成长中的痛楚》文章中，集中提到了中国的污染问题。文章指出，世界银行认定的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16个在中国。小煤窑、小矿山、森林砍伐、各种污染。
③金融风险问题。2004年，香港《镜报》的文章指出，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就给四家国有银行注入了330亿美元的新鲜血液，一年以后，换回了1700亿元人民币的新坏账。2004 年，中国政府宣布给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金，以便使这两个银行上市，扭转大量坏账的管理局面，但这种输血的方式效用甚微。一旦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金融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④老龄化问题。中国改革的确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增长是以中国的许多可持续发展的透支为代价的。突出的表现是大量的农民工没有任何保障，没有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没有好的工作环境，没有好的工资保护，甚至我们的经济增长都是以牺牲他们的健康为代价的。其结果是，“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已经十分明显，而现在的农民工就是40年后老龄化人口的主要人群之一，我们透支了40年后的中国经济换来了现在的繁荣”@。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不久前公布的《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报告称，到2040年，中国将有3．97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目前法、德、意、日、英五国人口的总和还要多，这个必须面对但又不好解决的难题。
⑤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在加大。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的中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至1988年的0．38，目前已扩大到0．458，有的地区通过调查超过了0．46，已属于不公平的范畴，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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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已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提出警告说：“目前中国的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是社会经济原则必需起主导作用，贫富的差距不能再扩大下去。在深圳，人们的月收入超过四川农民的三四十倍，长此下去，不可能带来社会的和谐。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贝格尔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本身存在严重缺陷，也滋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加深了就业问题，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和城乡差距。斯蒂格利茨也委婉地指出，“中国经验最令人瞩目的一方面是，一直存在着一种努力，保持对发展和转型之终极目标的关注：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平等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少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忘记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出现对这些传统价值的歪曲。”
⑥政治改革的滞后。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渐进改革所产生的双轨制可能会培育起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又可能成为新的改革的阻力，渐进式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改革阻力将随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增强；渐进改革还可能由于旧体制久拖得不到解决，导致改革成本增大，这也会引起保守势力的反对，而改革支持者的承受力也会下降；渐进改革中的寻租现象从根本上对经济改革的推进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伤害；对渐进改革的不稳定预期，诱发了全社会普遍的短期行为，并将进一步诱发传统体制的反弹和回归。
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公私资产的转换、城市化、耕地流失、工龄买断等制造了新的矛盾。我们许多地方政府以建立“开发区”的名义逐步剥夺农民的土地，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以入股、“买断工龄”的名义使得许多工人下岗等等，这些措施使得一些农民和工人在很短时间得到部分不菲的收入，但时问一长，弊端凸现。正如有学者指出，渐进改革不是没有牺牲品，而是牺牲品不能发出声音；渐进改革并不是没有代价，而是代价由弱者付。
4）另一种观点: 用“中国模式”代替“北京共识”
①所谓的“共识“太多(蒙特雷共识、哥本哈根共识、墨西哥共识，甚至连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组织大会和工会论坛所通过的决议也被称之为“北京共识”)。美国的“耶鲁全球化”网站有篇文章，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间，出现了太多的共识，这表明“共识”一词成为时髦的词语，因此，也不再是有任何意义的可以信赖的标识。换句话说，“共识”的“叫卖”非常好。因此，作者挖苦道：“如果你想要你的思想非常有市场，那就贴上‘共识’的标签，这表明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系统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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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慎用“共识”一词。
②“北京共识”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不宜作为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所用的术语。雷默对拉美研究颇有造诣，由于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涵的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失效，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其产生了提出“北京共识”的理论冲动，但雷默用“共识”一词也和其新闻记者的出身有很大关系，是为了广大读者能够关注其文章。但联想到“华盛顿共识”向拉美地区和前苏东国家强行推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北京共识”也就变得政治味十足。 5) 任课教师观点：无中国模式，只有中国发展的各种不同模式
理论概括的重要性；理论的局限性；学习借鉴他人经验的重要性；生搬硬套他人经验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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