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志》研究综述

作者： 欧阳文风杨芳琦

来源：《云梦学刊》 2013年第3期

欧阳文风 杨芳琦

（中南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明清时期、清末至1949年、1949年至今三个阶段。不同的研究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研究向度和视域：明清时期，研究形式主要是序跋、笔记、评点一类，表现出较零散自发的状态；清末至1949年间，小说频繁出现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编辑、专科目录及文学史小说史中，呈现一种较系统自觉的状态；1949年至今，相关研究逐渐多元化，呈现系统性、专题性的特点，在小说研究的角度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关于《东周列国志》的研究与其声名极不相称，亟待加强。

关键词：《东周列国志》；研究阶段；综述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3）03-0016-07

在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中，《东周列国志》具有突出的地位，它流传颇广，声名仅在《三国演义》之下。但是，数百年来，关于此书的研究文字却只有寥寥几十篇论文和少数几部著作，与卷帙浩繁的《三国演义》研究成果难以相比。本文试图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做一个总的梳理。

《东周列国志》按照其研究资料的多寡和探索的深浅程度，大致可分为明清、清末至1949年、1949年至今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各有其特点。

一、明清时期先驱性探索

这一时期，我国古代史传小说理论发展还没有形成有规模的理论体系，小说理论大都散存于各类小说的序跋、笔记和评点之中。《东周列国志》的研究成果也未脱离这一共性。这段时期的研究主要可见于小说序跋和随笔两处：

《新列国志序》，由明代吴门可观道人小雅氏所作，通过对比《新列国志》和《列国志传》对史实处理的异同，赞《新列国志》：“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譹?訛他也肯定了《新列国志》为“稗官之近正者”。同时，他也提出历史演义小说具有普及知识、以古鉴今的“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的创作办法。对《新列国志》的基本创作思想、创作原则都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新列国志序》可看作《东周列国志》目前研究资料中最早的研究文字。

清代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序》主要继承了可观道人的思想，并认为小说“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之目的在于“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记言行事之得失”。?譺?訛

李元复《常谈丛录》，较早将《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进行比较，提出了小说“于各朝代之兴衰治乱，皆有叙述，而《三国演义》最称，其次则《东周列国志》”的观点。他还

论述了《东周列国志》在创作上难于《三国》，源于“国多则头绪纷如，难于连贯；又列国时事多，首尾曲折不具详，难于敷衍”?譻?訛，又盛赞《东周列国志》善于在《左传》基础上加以详解，敷衍成书，肯定了其艺术手法，使得《东周列国志》得到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

况周颐《餐樱庑随笔》?譼?訛，说《东周列国志》“胪叙事实，与《左》、《国》、《史》、《鉴》十九符合，绝无向壁虚造之言”，赞其符合史实。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1960）录黄人《小说小话》，言《东周列国志》“见经营惨淡之功”，却也说：“唯《左》、《国》、《史记》之叙事妙绝千古，《东周列国志》妄为变换铺张，不免点金成铁。”

明清时期关于《东周列国志》的研究，角度大多局限于合乎事实与否，以史论文的倾向明显，只有少量涉及到小说主旨和艺术得失，总体而言并无太大价值。

二、清末至1949年的繁荣与发展

这一时期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小说的认识逐渐改观，历史通俗演义小说研究状况也有所好转。尤其是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小说界革命”的爆发，使得小说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学界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也愈发深入，期间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文学史、小说史和专科书目的著录。

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明之历史的神异小说》论及到《东周列国志》时评价道：“文笔参差，且多谬误。”于《〈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一篇中又言：“文笔参差，又已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遣辞，又颇惮于叙事。”认为它和别的讲史小说都“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譽?訛

再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对其成书过程、艺术成就及艺术缺陷等作了简要的分析。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年）?譾?訛和吴县潘氏《宝山楼通俗小说书目》（20世纪40至50年代）?譿?訛作为这一时期专科著录的代表，将《东周列国志》这一通俗历史演义小说收录其中，虽然证明了其受关注程度较之前有所发展，但关注角度仅限于介绍版本、卷数、版式、评点、序跋、藏书地点等情况，对小说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基本没有进行详细的探索。

这一时期的研究角度逐渐脱离了“羽翼信史”这一层面，能够横向纵向联系其他小说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涉及到著录、版本、艺术价值等多个角度，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当代研究者的重视。但总体而言，其研究视野仍然不够开阔，也不够深入。

三、1949年至今的多元化视野

1949年后，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呈现多元化局面，《东周列国志》逐渐获得文学史、小说史、批评史各个方面的关注，传统层面上专科书目著录继续增加，小说文本的整理出版以及研究资料相继出现；相关的专著和专题论文的逐渐增多，专题性、系统性加强。而主要成绩则来自于研究向度，不仅有纵向的深度发掘，更有横向的视野扩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种文学史、小说史如雨后春笋，研究的专著论文也进入繁荣的高潮时期。其中有不少论及《东周列国志》：游国恩、章培恒、袁行霈在各自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都在论述“列国系列”小说时，提及了《东周列国志》的成书演变过程。其他文学史，如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简史》、郭英德、郭常宝著《中国古代文学史》、宁稼雨、李瑞山

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下）》、魏崇新主编《中国文学史话（明代卷）》等，都提及《东周列国志》，或多或少分析其内容、艺术成就、缺陷、成书过程等。南开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小说史简编》在《明代小说》一章中，勾勒了从《列国志传》——《新列国志》——《东周列国志》的发展脉络，并对三书的艺术得失略作了分析。李悔吾《中国小说史漫稿》、沈治钧《中国古代小说简史》、李献芳《中国小说简史（古代部分）》、陈文新、鲁小俊、王同舟

《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等书谈及“列国”系列小说时，多围绕《列国志传》、《新列国志》的版本、艺术得失等方面进行探讨，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主要限于成书过程和版本。

这一时期主要以小说理论方面的资料汇总、编纂提炼序跋、评点为主流。曾祖荫等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大连图书馆参考部编《明清小说序跋选》、黄霖、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南开大学朱一玄等编校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等书收录了《东周列国志》凡例、序言，有的还收录了一些评点文字。其中黄霖、韩同文编纂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注释较为详确，史评结合，并收入了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读法》等等。

小说出版也在此期间内兴盛，笔者搜集的除2002年岳麓书社版（有蔡元放评点）外，还有1996年人民文学版，其它如1955年、1978年人民文学版，2008年凤凰出版社版，2009年中华书局版等都只署有蔡元放的姓名，而无其评点。

此段时期的专著主要有竺青的《列国志系列小说》。?讀?訛这是近代较早一部研究列国志系列小说的专著，主要内容为列国志系列小说的“时代背景、演变轨迹、思想蕴含、艺术得失”?讁?訛四个方面。靳雨生主编的《东周列国大观》?輥?輮?訛对《东周列国志》中的历史事件、人物形象、百科知识等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曾良的《〈东周列国志〉研究》?輥?輯?訛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东周列国志》的专著，它是十八篇专题论文的汇总集编，建立在比较扎实的本事梳理的基础上，从材料辨析及扎实的考证入手对《东周列国志》的成书演变、小说思想、艺术、文化观念、人物形象等有较为全面的考察，并对史料来源进行了系统搜索，为目前《东周列国志》研究的集大成者。除此之外，随着研究的深入，《东周列国志》研究的专题论文也日趋繁盛。此期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书过程与创作理念

罗静文在其《〈东周列国志〉：三百年磋磨成名著》当中对《东周列国志》的成书流变过程做了系统的介绍。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时期，列国之间战争的故事历代被人传诵。到了宋元年间，话本小说兴起，这些散乱流传的故事，便成为话本小说创作者进行加工创作的好题材。故而在宋元的讲史话本中，出现了《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等。历史延续至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时值历史小说创作的高潮时期，春秋战国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又成为历史小说创作者看好的题材。前有余邵鱼始起发轫，根据先代历史书籍的记述，吸取话本成果加工写成《列国志传》，使列国故事初具规模。全书共226节，不计回数，每节随事立题。从商纣起，到秦皇统一天下，较为全面、生动地记载了列国历史。但其中穿插许多与史实严重不符的部分，如秦孝公临潼斗宝等，也充斥着封建伦理道德和天命论的说教。后由冯梦龙凭据史传，把《列国志传》改编为108回的《新列国志》，于明末刊行。

曾良在《〈东周列国志〉研究》?輥?輰?訛中《冯梦龙辑演〈新列国志〉的思想艺术成就》一篇，将冯梦龙辑演《新列国志》的过程，定义为是不断向史实靠拢、艺术上变粗为精、变野为文的过程，并对他的贡献做了归纳：第一，扩充了《新列国志》的篇幅，将《列国志传》中叙事与史无征的部分多予删除，使之更合符史实；第二，《列国志传》叙事有疏漏，上下缺乏连贯，《新列国志》以《左传》、《国语》、《史记》为主要依据，参考二十馀种著作，对人物、叙事谬误处，一一改正；第三，《列国志传》叙事或详略失宜，或缺乏细节描写，不免有枯燥之感，《新列国志》则“一按史传”，详取其事，使之血肉丰满，并且还纠正了《列国志

传》制度失考、诗词韵文堆砌缀余、词句欠妥处，兹不赘述。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仿效金圣叹评改《水浒传》、毛宗岗评改《三国志演义》的形式，为《列国志传》加上《读法》、大量评语、夹注和夹评，改名为《东周列国志》刊行。《东周列国志》实际为《新列国志》评点本，内容基本相同，蔡元放只作了枝节的修改，大都仅订正历史知识。罗静文、曾良等学者认为，这次修改并不成功，蔡元放“既缺乏金圣叹、毛宗岗那样的文学评论功底，所下功夫又远不如金圣叹评改《水浒传》、毛宗岗评改《三国志演义》那样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周列国志》语言艺术不高、史传气味过浓、人物性格不够鲜明，再加上头绪过于繁杂，大大影响了小说的文学价值。聂付生的《〈新列国志〉与〈列国志传〉的比勘》亦持这一观点。

蔡元放的理论，代表着那个时代小说创作和小说评论基本观点——史之支流。杨菲在其《稗官为史之支流论》?輥?輱?訛中指出，历史演义小说题材来源于宋元的“讲史”话本，具有鲜明的史传性。故而，小说在创作方面也表现出史传性特征。演义小说作者通常希望“羽翼信史”，在小说地位低下的古代，这能够为小说的生存和发展寻找到一个合理的依据。其他如范道济《明清小说功能论研究之一：补史论概观》持以“正史有缺，稗史拾遗，小说记正史之未备”的观点，态度也大致与此相同。

（二）思想文化

文学作品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思想意蕴、文化内涵的分析。曾良在《〈东周列国志〉研究》?輥?輲?訛一书中，有《〈东周列国志〉的忠义道德》、《〈东周列国志〉的任贤图治思想》、《〈东周列国志〉的婚姻问题》、《〈东周列国志〉的妇女观》以及《〈东周列国志〉的神秘文化》五部分涉及这一问题。

忠君爱国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周时期诸侯林立，忠与义的交织便显得尤为突出。《东周列国志》便充满着忠、孝、节、义等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其中“忠义”道德是最为浓重的思想观念。《论〈东周列国志〉的忠义道德》将忠与义分开作了解释和归纳。关于忠，《东周列国志》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臣子应忠谏自己的君主，当君主有过失的时候，应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不惜生命地劝谏，“若知而不言，是不忠于君也”，小说甚至充分肯定臣子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有损君主体面、违背君臣之礼的过激言行；其次，小说在彰扬臣子忠谏君主的同时，又强调君主应纳忠谏，突出地宣扬了忠于君主的思想。而《东周列国志》所宣扬的义，也是含蕴指向多端而丰富多彩的，首先是君臣之义；其次，是主仆之义；再次，是济难救危或主张正直公正的大义；又次，是宣扬妇女之义。总而言之，《东周列国志》中的“忠义”道德观是联系人们各种关系的重要纽带，是作者评价人物、区分善恶的核心。

《〈东周列国志〉的任贤图治思想》则通过阐释书中描绘的东周列国明君贤士举贤任能、励精图治，昏君佞臣荒淫无道、误国误民，以及忠与奸、贤与佞的斗争，总结出君王用人四大特点：捐弃私怨、拥有非凡用人气度；不拘小节、具有非凡用人胆识；充分信任用人不疑；利用反间争夺人才。归纳了作者“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的任贤图治思想。

《〈东周列国志〉的婚姻问题》探索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的背景下，原始婚姻形态残余与新的紊乱的交织。曾良从同姓不婚与政治利益之关系、“媒妁之言”与自由婚姻之对立、原始婚姻形态的残余表现、紊乱的婚配和私通、改嫁与守节等方面，对春秋战国婚姻道德观念和婚姻家庭关系作了概括。同时，由于冯梦龙受到明末理学思想影响，《东周列国志》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末婚姻观念。

《〈东周列国志〉的妇女观》中将书中妇女观与婚姻观念联系，既提炼总括了妇女生活及其命运传统，也宣扬了“美女祸水论”，但同时更描绘了众多智谋女性形象，肯定妇女价值，表现出作者、评点者的矛盾心态。赞抑纠缠，这种矛盾是先秦至明清历史中妇女观念的缩影。

《论〈东周列国志〉的神秘文化》则对《东周列国志》中所描写的鬼神信仰进行了归纳和探究。《东周列国志》包含着天命观、谶纬说、卜筮、解梦和鬼魂等一系列的神秘文化。小说第一回就在《国语·郑语》的基础上，描写一宫女因踏鼋迹，感而怀孕；又经四十余年，生下一女孩，以为是妖物，抛弃在二十里外清水河中。不料此女孩因“众鸟以喙衔之”，被褒人取回养育，名褒姒，后被献给周幽王。幽王千金买笑，为她烽火戏诸侯，竟亡西周。乃有论断曰：“自此西周遂亡，天数有定如此。”这是《东周列国志》中天命观艺术的体现。鬼神卜筮描绘的预兆先兆、因果轮回、报应不爽等，固然不可信，但它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的神秘文化现象和鬼神观念，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其中也包含有不少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东西，如崇敬天命中包含的对天命的怀疑，谶纬说、卜筮、解梦术中所表现的民意、社会情绪及哲学意识，鬼魂描写中的惩恶扬善愿望等，这对我们了解先民文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与此相近的，陈玉荣在《〈东周列国志〉中的天命意识》中谈到，《东周列国志》之所以包含有这些观念，原因在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类认识水平有限，没有先进的理论和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在对自然感到束手无策时，无法对自己的命运、社会的变迁做出改变，又不甘心受自然的奴役，便努力制造出一种绝对天命权威的幻觉，表现在《东周列国志》当中，就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书主要情节的发展和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取决于天命；第二，作品中充斥着星象、童谣、神兆谶象的描写，使作品整体有着浓厚的神秘色彩，冥冥中透露着上天的意志。而小说之中的天命意识，又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小说情节的渲染起到了丰富的作用。

文美振《中国古代官场礼物分类——以〈东周列国志〉为中心》?輥?輳?訛，以《东周列国志》为文本，透视中国古已有之的礼仪文化，研究官场当中送礼的时机——出生、加冠、婚姻、见面礼，送礼的心理机制——权利交换、投桃报李、换取人心、抛砖引玉、借刀杀人等，礼物的种类——普通礼物、美女等，展现了中国式的官场文化。

（三）人物形象

正如近现代学者将人物作为小说塑造的中心一样，《东周列国志》值得称道的成就之一，是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

曾良在《〈东周列国志〉武士形象》?輥?輴?訛中，提出《东周列国志》人物塑造的成就虽然不及《三国演义》，但也并非历史的人物的照搬。其塑造的各类武士，就是通过精心的剪材布局和生动形象的刻画，列出了一幅力大无穷、胆识过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勇士人物画廊，使读者过目难忘，具有美学价值。小说塑造的勇士形象有三十多个，几乎都各具情态，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浮雕般的难忘印象。这群勇士可分类为：力大无穷，只有匹夫之勇的莽夫；智勇兼备，有胆有略的猛士；受人知遇，而忠于其人的忠义之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为成名而不顾身家性命的勇士。对这些勇士形象加以比较研究，无疑有助于系统认识春秋战国时代的风流人物。此外，曾良还著有《〈东周列国志〉文士形象》、《郑庄公、齐桓公之形象》、《宋襄公、晋文公之形象》、《秦穆公、楚庄王之形象》和《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之形象》。文士为春秋战国时期低级贵族，大略分为谋士和游士，前者如蔺相如、商鞅、范雎、李斯等，后者如苏秦、张仪等。他们引历史经验之谈，警句雄辩，围绕君主分析利害，以游说的方式，实现政治理想人生抱负。至于郑庄、齐桓等人物，曾良也予以一一分析，在此不多赘述。

申宾《〈东周列国志〉的鬼谷子形象》不同于曾良的多人形象的刻画，转而对鬼谷子个人形象塑造进行研究。申宾认为，《东周列国志》通过汲取历史上关于鬼谷子不同的几种传说，杂糅成“鬼谷子”并加以神奇化，使其表面身份是一个得道的隐士，最后以游东海蓬莱仙山，传说成仙为结果，将人物神秘化而不再是凡夫俗子的形象。鬼谷子学成四学：占卜之术，兵法，游说纵横之术，出世羽化成仙之道，这对于刻画苏秦张仪，孙膑庞涓也有很大作用。鬼谷子同时还是一个师者形象。作为老师，他具有善良豁达的个性，注重因材施教，并且“来者不拒，

去者不追”。通过神秘化，综合化，鬼谷子的形象基本从神秘的传说中走出来，虽然还保持了一定的神秘感，但是已经变得清晰明朗，富有人情味，且从侧面烘托了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孙膑庞涓张仪苏秦，可以说相映成趣。

除了占小说中主体的男性之外，还有众多作为配角的女性。据统计，《东周列国志》中的女性形象多达一百余个。归璞就在《“弄玉吹笙”辨》中将视角转向女性。《东周列国志》里的弄玉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要求婚姻自主的少女形象。她明确地提出了择夫的条件：“必得善笙人，能与我唱和者，方是我夫。”后来寻得善吹箫的箫史，成就美满姻缘。弄玉和箫史的爱情婚姻，仅是感情爱好的相同，而不是以政治为基础，它包含着若干民主性的因素。《东周列国志》里吹笙的弄玉，是一个具有某种叛逆气质的女性，是对《列女传》里被刘向作

为一个封建淑女典型之弄玉形象的突破，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追求。

（四）艺术得失

当代学者对于《东周列国志》艺术得失的研究，主要是从小说的史实与虚构两方面切入进行分析的。

聂付生《论〈新列国志〉的艺术创见》认为《新列国志》既能佐以历史，又能在史实的框架内任意虚构，驰骋想象，塑造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结构复杂又有序，语言通俗而流畅，取得了原作无可比拟的艺术成就?輥?輵?訛。

曾良《〈东周列国志〉的史实与虚构》更侧重于阐述《东周列国志》的虚构部分并加以分类，分列为四种虚构艺术模式，即：本于《列国志传》而虚构、在史料基础上的补充虚构、在史实框架内或史家提供的线索中展开想象的虚构和为突出人物性格的面壁虚构。最后，将《东周列国志》定位为“有一定艺术感染力和创造性”的历史演义小说?輥?輶?訛。

龚维英《历史演义的佼佼者——〈东周列国志〉》推陈出新，提出《东周列国志》是以

“复仇”为线索连缀全篇的观点，艺术上多虚而少实，不同于以往所认为的“几无一事无来历”的论断，显得颇有创见?輥?輷?訛。

罗莹、谭国应的论文《从创作实践看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信与趣》则更具总结性。他们认为，历史演义小说，既要“演史”，又要“演义”。由于作家们文化心理与秉赋志趣的不同，作家们对“史”与“义”关系往往有不同理解与把握，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味，大致可分为三类：“按鉴演义”的信实类、“传奇贵幻”的异趣类和介于前二者之间的“虚实相生”类。第一类作品强调按鉴实录，大都主体性较弱，小说家的创作个性不明显，即“史”性很强，而所演之“义”比较模糊。《东周列国志》是这类作品中的佳作。虽则艺术成就不高，但文人们尊崇史实的基本态度，初步确立了内容以信实为主的长篇演义体小说的核心文体规范，在历史小说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輦?輮?訛。

（五）与《三国演义》比较研究

一直以来，《东周列国志》就被认为是除《三国演义》外最为重要的历史通俗演义章回体小说，但学术界很少对两部小说作比较研究。近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逐步发展，两部小说的对比性探索也随之深入，为《东周列国志》文本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研究方向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在人物比照研究方面，李厚琼《〈东周列国志〉与〈三国演义〉计谋型女性形象比较》?輦?輯?訛是将《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中智谋女性作对比，详细比较了具有代表性的计谋型女性晋献公夫人骊姬与刘表妻蔡夫人，二人所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儿子求得继承人的地位，不惜牺牲他人，并且在其不懈努力下，达到了预期目的。以此来发掘这

一类女性的共同之处：第一，这类女性的生存往往是建立在对和自己同命运的姐妹的残忍之上；第二，这类女子虽然有计谋心计，但是她们的篡权、夺权、掌权始终要依靠身边的男性来进行；第三，两部小说中所出现的计谋型女性虽然比较少，但是她们却共同展现出了在男权社会的多重禁锢下女性的另外一种生存方式：对男权社会不满，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求独立的人格，追求本属于自己的东西，以此来证实自己的价值，是对男性一统天下现状的认识之觉醒和有意识的反抗。

李厚琼在《乱世红颜悲当以歌——〈东周列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祸水型女性比较》?輦?輰?訛中则将关注点放在了所谓的“红颜祸水”上。该文指出，红颜祸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观念，《东周列国志》与《三国演义》中较多女性形象直接体现了作者的这种观点。而与《三国演义》相比较，《东周列国志》的女人祸水思想更为突出，描写的这类女性也更多，事例也更典型。

曾良《吴起与魏延比较论》?輦?輱?訛把《东周列国志》中的吴起与《三国演义》中的魏延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同一类型的悲剧人物，虽然他们都是悲剧结局的著名武将，但又是性格各异的艺术典型。魏延和吴起都善于行军作战，都有谋略，在朝野的人际关系都不好，都有性格上的缺点，为功名而不得善终；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吴起是著名的军事家兼政治家，为政上的刻暴少恩，为人上的猜忍之性导致了悲剧结局；魏延忠心耿耿，但心高气傲，蜀汉恶劣的人际环境造成了他的悲剧命运。

魏文哲《在历史与艺术碰撞中——〈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比较》?輦?輲?訛则结合虚实理论，就人物整体塑造做出了中肯的归纳：《东周列国志》中的多数人物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物，但缺乏艺术的张力；而《三国演义》中的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则是理想色彩浓厚的英雄，在真实的人物身上融入作者的审美理想，于是强化了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更显明、更生动。

除了人物，《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在许多方面还有着联系或可比性。魏文哲《在历史与艺术碰撞中——〈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比较》?輦?輳?訛亦较早总结了两部书的一些相同之处：成书方面，两部小说的最后形成乃至成为定本，通行本，都不完全是个人的创造，而是多个人共同劳动的结品，只不过对作品的形成和发展，不同的人的功劳有大有小；表现内容上，两部小说在诸如篇幅长、规模大、人物众多、气势宏伟、反映的生活面极广阔等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又都主要叙写战乱岁月，具有史诗性质，是我们民族在这两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但二者限于篇幅描写和历史跨度，在艺术方面又存在着巨大差异：在时间与空间上，《三国演义》中空间性描写多于时间性叙述，《东周列国志》反之，时间顺序意识较为突出，以历史时序作为主线；叙述结构上，《东周列国志》表现出特别突出的散点透视倾向，犹如短、中篇小说的汇集，整体结构并不匀称、完整；《三国演义》在总体上也同样属于散点透视，但同时，其定点透视的倾向一直存在并被加强，故而结构也就更为紧凑、完整、统一。

李寿菊《〈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的“羽翼信史”比较论》?輦?輴?訛从“羽翼信史”的角度对《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的立意和编撰技巧作了比较，认为这两部演义的“羽翼信史”内容的不同主要因编撰者的立意不同所致。罗贯中重通俗，立意在小说历史化，以百姓的好恶为第一要务；冯梦龙重经学，立意在历史通俗化，以经学为依归。在“羽翼信史”方面，罗力求小说历史化，历史纯粹是资料，人物时间任意撷取，不理会正统史观，致使演义与历史有别；冯梦龙讲究历史通俗化，几乎遵循经传里大一统的历史观，所以演义与历史相似。在史实杂参虚构的笔法上，罗贯中的拿捏技巧是不断美化蜀汉人物，丑化曹魏和东吴其他人士；冯梦龙则以经学家解经的严谨，来整合古今差异，使得此书不仅保留历史名词，也诠释原义，同时教育了百姓。他对史料进行证实、存论、澄清、评论和局势分析，以史家精神编写列国志。

双方以不同的立意和虚实技巧来编撰成书，《三国演义》造就了“从事见人”的艺术，《东周列国志》造就了“从事见理”的格局。?輦?輵?訛

曾良《〈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比较论》在二书对比上则显得更为全面。曾良从素材来源、虚实处理、艺术结构三方面入手考察《三国演义》同《东周列国志》的异同，其在虚实处理上的观点与李寿菊类似。《三国志演义》的素材不仅来源于有关的三国史料，还或多或少接受了列国故事的影响；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将“尊刘贬曹抑孙”作为结构的中心轴线，创造了不朽的艺术典型。冯梦龙辑演《东周列国志》，虽然效仿《三国志演义》的表现手法，但整体上仅仅是对历史材料进行艺术化处理，又限于时间跨度的漫长和史料的浩繁博杂，不可能塑造出像《三国志演义》那样的艺术典型，结构也表现出较松散的缺点。

此外，潘晓玲论文《列国志系列小说研究——以〈列国志传〉与〈新列国志〉为例》主要对《列国志传》、《新列国志》进行比较研究，对《东周列国志》也稍作了版本及成书方面的陈述。

四、结语

纵观这些研究资料，笔者发现，目前学界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多数能够做到观点公允持平，论述有力，为东周时代研究、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研究提供支持。然而，对于《东周列国志》的研究，在研究向度上，大多数学者只能执其一二点，“只有曾良先生的《〈东周列国志〉研究》可能为目前研究最深入、系统的专著，其余只能望其项背”。?輦?輶?訛足见学术界对《列国志》的研究和关注的缺少。而即使是在《〈东周列国志〉研究》中，对《东周列国志》的艺术研究也只有三节内容?輦?輷?訛，研究方法也都是传统的方法，这证明对《东周列国志》艺术的研究一直很单薄，不够深入。另外，“许多学者惯于用前人的传统方法和已有观点，来分析《东周列国志》，其研究总是不能上升高度、走出旧圈，也就引不起其他学者对作品的关注”。?輧?輮?訛研究视野的拓展也是今后《列国志》研究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除去文本本身，《东周列国志》确实还有许多周边问题未被发掘，如：《东周列国志》作者冯梦龙、蔡元放的研究，《东周列国志》的传播及社会影响的研究，关于蔡元放评点的研究，文中所涉及的等级制度、生活起居、婚丧嫁娶、生意买卖、民俗风情等等。这些，学术界目前基本没有涉猎，更谈不上给予中肯的定义与评价。

注释：

[责任编辑 余三定；责任校对 杨年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