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法捷耶夫的文学之缘

鲁迅与法捷耶夫的文学之缘

作者：杨建民

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5年第07期

法捷耶夫是苏联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毁灭》、《最后一个乌兑格人》、《青年近卫军》等，不仅在苏联，在上世纪中、下半叶的中国，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捷耶夫与中国著名作家鲁迅虽然并未有会面机会，但因为作品，他们之间却有着一段相知颇深的文学之缘。 一

1927年，年仅26岁的法捷耶夫，出版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毁灭》。这部小说，以刻刀般的笔触，描绘了1919年西伯利亚滨海苏昌地区一支游击队的战斗生活。共产党员莱奋生率领150余名游击战士与日本干预军队、白匪展开了殊死搏斗，终以19名战士突围，保存火种。故事集中在游击队内部，人物有奋进，有动摇，有振作，甚至——有爱情……以基本人性去面对残酷生存，写出了真实的精神冲突及演变。小说出版后，得到高尔基的很高评价，并在很短时间有了英、德、日等多种语言译本。

小说出版后不久的1929年，鲁迅读到了该书的日译本。虽然当时鲁迅对作者并不熟悉，可小说精彩的内容吸引了他。很快，他依据藏原惟人的日译本，开始翻译这部后来影响中国读者的作品。小说当时边翻译边发表，最初连载于1930年的《萌芽》月刊。日译本原题为《坏灭》，鲁迅改称《溃灭》。不料刊载至第二部第四章时，《萌芽》被禁。译稿没登完，鲁迅也将后面部分搁了下来。到了年底，鲁迅又得到了该书的英文译本及德文译本。他一方面通过徳译本对自己译文进行校正，又将未译的第三部补译出来。译稿完成，他又请三弟周建人用英译本校对译稿（鲁迅日记中有“赠以《溃灭》校阅费五十”字样，可见是给弟弟付费的）。通过这样多种文字校订，鲁迅才按原定的计划，将译稿交上海神州国光社，列入“现代文艺丛书”。不料当时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神州国光社不敢承印此书。于是，鲁迅不得不为此书另谋出路。这次找到大江书铺，一番商讨，决定改书名，改译者名，删去序跋。1931年9月，大江书铺就这样光秃秃地将书印了出来。书名改为《毁灭》，译者署“隋洛文”。这当然是从当局所谓“堕落文人”而来，讽刺意味一目了然。

鲁迅是很追求完美的人，这个译本如此出版，他当然不甘心。索性，不靠别人。他以一个“三闲书屋”的名义，自己来印制出版。这样，《毁灭》便在大江书铺出版一个月之后，再由“三闲书屋”出版印制。这次，鲁迅不怕当局干涉，将序文、后记一例恢复，译者也不改：“鲁迅”;书前插附法捷耶夫画像一张，原书的插图六幅，也一并印出，插入相应页面，以一个较完美形式与读者见面。在为该书所拟广告上，鲁迅写道：

“《毁灭》作者法捷耶夫，是早有定评的小说作家，本书曾经鲁迅从日文本译出，登载月刊，读者赞为佳作。可惜月刊中途停印，书亦不完。现又参照德英两种译本，译成全书，并将上半改正，添译藏原惟人，茀理契序文，附以原书插画六幅，三色版印作者画像一张，亦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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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略窥新的艺术。不但所写的农民矿工以及知识阶级，皆栩栩如生，且多格言，汲之不尽，实在是新文学中的一个大炬火。全书三百十余页，实价大洋一元二角。”

《毁灭》出版，受到读者欢迎。瞿秋白还特别写信给鲁迅，予该作品高度评价：“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绝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象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毁灭》的主题是新的人的产生。”“《毁灭》的出版，始终是值得纪念的。我庆祝你。”鲁迅的回复，也十分恳挚而深切：“总之，今年总算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的面前了。……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象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关于翻译的通信》） 二

能够得到中国文坛巨子鲁迅的亲自翻译，法捷耶夫一定是感激的。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切资料证明法捷耶夫获知鲁迅翻译其作品的时间，可当时有一批与鲁迅接近的中国作家（曹靖华、诗人萧三……）在苏联工作或学习，传递这样的消息并不困难。1936年10月鲁迅逝世，时任苏联作家协会负责人的法捷耶夫，主持了一次悼念活动。活动是在莫斯科作家俱乐部举行。据当时参与活动的萧三介绍：大厅正面壁上，挂着一幅长约四尺，宽约二尺的鲁迅半身油画像。悼念活动开始，法捷耶夫首先发言：鲁迅，中国人民的作家，为中国人民民族解放及社会解放而奋斗的战士，今年10月19日死去了！我们，同情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苏联人民，我们，和中国文学有深缘的苏联作家们，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一损失，表示深刻同情的哀悼！讲到这里，会场里的男女老少都站了起来，对着鲁迅的遗像低头默哀……

法捷耶夫接下来说：在今年的六月我们失去了我们亲爱的高尔基……曾几何时，只四个月工夫，中国的高尔基——鲁迅又长辞人间而去。这是苏联、中国以及世界文坛的重大损失……以下法捷耶夫向听众们讲述了鲁迅热爱俄国文学的情况;介绍了鲁迅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的事迹;当然，他不能不提到自己与鲁迅的联系。他说：鲁迅曾将自己的《毁灭》译成中文，对此，他引以为荣，并特别感激鲁迅。据在场的萧三记述：讲这些话时，法捷耶夫“是很热情的，他的话一句句都是忠挚的、动人的。”

纪念活动后不久，根据读者要求，苏联国立文学出版处制定计划，决定出版一部有小说、杂文等在内的《鲁迅选集》。（包括《呐喊》、《彷徨》集中几乎所有作品;《野草》、《坟》等集子中的数篇）当时有多个“中国专家”竞相翻译还没有介绍到苏联的鲁迅作品;还有部分虽然已经介绍过去可翻译不够好的，也由这批专家再译。中国诗人萧三负责这部选集的校订工作。他将这批译稿与鲁迅原文从头到尾校订一遍过后，仍不自信。他觉得还应当有一位精通俄语的文学家，来对译稿以很高的文学要求再过一遍。这个任务，“我们又请对鲁迅特别亲切，对中国抗战和中国新文学非常关心的法捷耶夫同志——这个俄国文学的能手——将译稿从艺术文字的观点上再校订一遍。”萧三当时这样对法捷耶夫说：“中国的文学界将深刻地感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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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艰苦、耐心而有绝大意义的工作！”虽然法捷耶夫当时负责苏联作家同盟的工作，自己还坚持创作，相当忙，可他对这项不平凡的工作还是“欣然应允了”。

1937年，为纪念鲁迅逝世而成立的纪念委员会，通过在苏联的萧三，向法捷耶夫、《铁流》作者绥拉菲莫维奇二位在中国广有影响的苏联作家寄去函件，请他们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萧三接到信后，立即转交两位作家。法捷耶夫、绥拉菲莫维奇“欣然应允”中国方面的邀请，并各自写了回函。法捷耶夫函件写于1938年元月： 致鲁迅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诗人萧埃弥（即萧三）转告我，你们盛意邀请我参加纪念鲁迅委员会的工作。我向你们表示我深深的谢忱，并且很高兴地同意。

作家鲁迅，我们，苏联的文学家、苏联的读者是闻名的，知道他是为中国人民的自由，为中国劳动者的幸福而斗争的伟大战士，是杰出的、高尚的作家，人道主义者，下层民众的作家。

纪念鲁迅对于我特别珍贵，因为承蒙他这个文学的巨匠翻译了我的不觍的著作《毁灭》，使得它能接近了中国的劳动者。 兄弟的敬礼！ A.法捷耶夫 1938年1月10日

法捷耶夫的珍贵信函，萧三从莫斯科寄到了武汉。武汉又将函件转寄茅盾（鲁迅纪念委员会的筹备委员，公告的执笔人）当时正呆的香港。茅盾将信函又带到后来工作的新疆，又由新疆带到延安。在延安遇到回国的萧三，又将这信函交给精通俄文的萧三。为保存这份珍贵的记忆，萧三将函件翻译过来，置于在自己的文章中发表出来（以上译文即出自萧三之手）。后来他回忆，1949年后，“记得把信的原件交给了鲁迅博物馆”。 三

法捷耶夫与鲁迅的缘分，到此还没有结束。1949年，苏联组成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中国，这当然是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举动。因之，他们的到来，受到当时新政府和人民极高规格的接待和热烈欢迎。这个文化工作代表团的团长便是法捷耶夫。在这次访问中国期间，他在多次发言及与人交谈时，一再提道：我的小说《毁灭》蒙我崇敬的世界伟大作家鲁迅先生亲笔翻译，我终身感到莫大的荣幸！不久恰逢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法捷耶夫虽然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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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患小恙，可他还是于10月19日在上海举行的鲁迅纪念日，发表了一篇专文《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对鲁迅的成就及价值，给予了相当充分的肯定。譬如谈到作家的隶属，法捷耶夫精辟地说：“真正作家的人格则是由产生他的人民所形成的。作家对于这一点认识得愈清楚，他自己就愈能够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他的人格就愈高，他就愈多才多艺，而作为作家来说，他就越发伟大。鲁迅就属于这种作家。”

法捷耶夫还引用了鲁迅的话：“他曾说过：„我开始做起小说来，……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作为作家的鲁迅，他是那样深刻和渊博，关于他本人简直可以写成一整本书。”关于鲁迅现实主义艺术这一点，法捷耶夫认为：“在鲁迅生前所经历的那半个世纪内，中国人民的生活几乎没有一方面不为鲁迅用艺术家和批评家的笔所描写过的。正是因为自己天才的这些特点，鲁迅才是属于新人类的天才思想家，天才的作家。”

尽管法捷耶夫对鲁迅高度推崇，对鲁迅多个方面有独到见解，可他却谦逊地说：“我不敢把鲁迅作为历史家、批评家、政论家、教育家和革命家来衡论他。我只把鲁迅作为艺术家、作家来对他讲几句话。”那么，作为作家的鲁迅，在法捷耶夫眼里，该做如何评价呢？“鲁迅的创作对于我们俄国作家的亲切，是除开我们祖国作家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创作所仅能享有的那样亲切。他是和契诃夫及高尔基并列的。我们对于俄国读者愈来广泛地介绍鲁迅——而我们将这样做——那末这种对于鲁迅的亲切感觉在俄国人民中就愈为普遍。”与契诃夫、高尔基并列，在当时的苏联，几乎是极高的推崇了。鲁迅在法捷耶夫心中位置，由此可想而知。

接下来，他将鲁迅的另一功绩介绍出来：“鲁迅自己那样高兴把俄国古典作家译成中文也不是偶然的。鲁迅由于他那种人道主义的性质而使我们俄国人感到亲切。平心而论，十九世纪旧的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是由果戈理的《外套》而来的，由描写一个俄国小人物小说而来的。鲁迅的人道主义是他的小说《阿Q正传》最好地发掘出来的，这篇小说是描写一个中国小人物的。但是果戈理的《外套》的主人翁是小官吏，而《阿Q正传》的主人翁则是小雇农，这一切足以表示出鲁迅的优点，说明鲁迅的人民性。然而不要忘记这两个作家之间是距离有几乎一个世纪之久的。在果戈理以后的所有俄国文学也是首先关切农民命运的。鲁迅之所以使我们俄国读者感到亲切，更因为他和我们的古典作家一样，是批评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就是揭发并攻击压迫人民和排斥„小人物‟个性的旧社会的势力的一个作家。”这一节将鲁迅与俄罗斯作家果戈理的比照，确为一有价值角度。此观点后来在中国研究家的文章中常常出现，可较早由一位俄国杰出作家表现出来，意味蕴涵显然不同凡响。

果戈理之外，法捷耶夫还将鲁迅与俄国短篇小说圣手契诃夫及高尔基相较：“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的弱点这一点上，鲁迅与契诃夫是近似的。但是鲁迅对于旧社会的批评比较契诃夫来得尖锐，有更明确的社会性质，而在这一点上就与高尔基相近了。当然这是因为高尔基和鲁迅把自己写作的生涯和解放运动的先锋队，和现代社会最觉悟的和最先进的力量——共产党结合在一起的。”接下来，法捷耶夫引述了毛泽东关于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那节著名段落。这显然说明苏联作家与中国文艺界有相熟的渊源，这是当时理想接近一致的表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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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捷耶夫看来，鲁迅的笔一直带着批判的锋芒，有其特别因素：“鲁迅在他的文艺作品中还没有来得及指出新中国的前进力量，这只是因为他死得太早了。大家知道，他愿意指出新中国的前进力量。尤其是他搜集了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材料。正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鲁迅渴望寻求新的人物——行动家，斗士和社会改造者，所以他热爱苏维埃艺术文学，他对于这一文学尽了如此大的力量，以至于他成为它的翻译宣传者（对于这点，我们苏联作家永远要感谢鲁迅）。”感谢作为翻译者的鲁迅，法捷耶夫是由衷的。因为实绩《毁灭》是那么深切地置放在中国读者心中。

除去这些，作为一个民族作家的鲁迅，他为中国，乃至世界，奉献了哪些他自己独有的艺术呢？这一点，法捷耶夫也作了探讨：“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完全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虽然翻译鲁迅作品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没有这些特点，那就不成其为鲁迅了。”法捷耶夫是有资格这样表达的。因为：“我是稍微懂得中国语言结构的人，在中国的诗人萧三帮助之下，把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字一句地译成俄文。”有了这一点，鲁迅的价值就显现了出来：“鲁迅是中国文学的光荣，而且是世界文学的著名代表人物。”

当然，对于文艺家的解读，仅仅有概括是不够的。身为作家的法捷耶夫显然熟悉这一点。文章近结尾时，他从鲁迅文艺作品中最为出色的短篇小说入手，进行了更深一步地分析：“鲁迅是短篇小说的能手。他善于简短的、明瞭的、朴素的把思想形象化，以插曲表现大的事件，以个别的人描写典型。例如，《阿Q正传》是鲁迅短篇小说中的杰作。鲁迅的讽刺和幽默到处都表现出来。但是如果说在《阿Q正传》中，鲁迅是一个表面上好像是大公无私地叙述事件的叙事作家，那么在《伤逝》中，他是一个触动心弦的深刻抒情的作家。”最后，鲁迅短篇小说的内核自然显现：“总之，鲁迅在他的所有短篇小说中都善于触及人类的主要部分——良心，社会良心。这首先是说明了他自己心灵的道德力量。”

法捷耶夫用了这样有力的句子作结：“为纪念这一崇高的人物和作家逝世十三周年，我们苏联作家以十分虔诚的心向他致敬！”

虽然这中俄两位杰出作家生前未曾会面，可由于作品，他们相与结缘。这一段中外文人间的交流因缘，是健康而理想的，是宽博又源远流长的，因而值得人们怀念和记忆。 （选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