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人战争观与《诗经》中的战争描写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BaoiUniversitfArtsandSciencesSocialSciencesjyo

第3总第18卷第2期(82期)

()Vol.38SumNo.182

Ar.2018p

【周秦文化与青铜器研究】

:/DOI10.13467.cnki.buss.2018.02.05jj

试论周人战争观与《诗经》中的战争描写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

∗

陈鹏程

民、崇礼尚勇兼具的人格,认为战争和内政存在着密切关系。周人战争观决定了《诗经》中的战争诗和战争描写注重群体描写和群体情感的展现,注重对军队声威的渲染,对将帅形象的刻画,从而丰富了《诗经》战争诗的意蕴。

[《;关键词]周人;战争观;诗经》战争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206.2　　[1008-4193201802-026-07

　　战争是人类社会政治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本质是两个或多个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阶段的产物。战争的存在决定了相应战争观的产生。所谓战争观就是关于战争的认《,《诗经》有着大量的战争诗和战争描写,诗经》战争描写的样态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周人的战争观决定的。本文拟对周人战争观及其与《诗经》战争描写的内在关系作以粗浅探析。

一、周人的战争观

周人战争观极其丰富,总的来说,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战争的高度重视

整个周代社会,对战争是颇为重视的。《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周王室贵族刘康公语:国之大事,

[](1P462)

”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被周人视为社会政

[摘　要]周人战争观具体表现为对战争的高度重视,认为确保战争取胜的条件有敬神、和

军事行动采取“敬”的态度。如《左传·成公十三

[]()1P462

,年》载“晋侯使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鲁

,大夫孟献子预言“郤氏其亡”这是因为“受命以求

[(1]P462)

。在孟献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

识、理解及论述。作为周人社会生活全面反映的“子看来,求师”是关乎社稷安危的军事行动,而承担这一使命的郤锜却怠慢其事,自然会受到冥冥神意的惩罚。再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鲁、

[]()1P212

“,邾交战,僖公轻敌,不设备而御之”臧文

“仲劝谏,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和《诗经·周颂·敬之》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强调对战争应持敬、慎的态度。

其次,表现在周人在对待与其他族群的矛盾冲突时强调“慎战”的政治伦理。如《国语·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条载,周穆王“以不享”征讨犬戎,祭公谋父劝谏,他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先

[(1]P212)

,“也”并引《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

治生活中的基础性活动。就祭祀而言,它是统治者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在周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将战争与祭祀并称“国之大事”足见在周人观念中,战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举足轻重。

周人对战争的重视,首先,表现于他们主张对

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

[](2P1)

。以德教化是先秦重要的政治理玩则无震”

念,这直接决定了周人“慎战”的战争观。《左传·隐公四年》载卫国州吁弑君篡位,为“求宠于诸侯,

[](1P18),以和其民”怂恿宋与陈、蔡一起攻郑,在鲁

收稿日期]∗[2017-11-02

[)。基金项目]天津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治文化视阈中的《国语》文学性研究(项目编号:TJZW1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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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鹏程(男,河北吴桥人,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1971-

陈鹏程　试论周人战争观与《诗经》中的战争描写

隐公询问大夫众仲“卫州吁其成乎”时,众仲认为:

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

[]()1P18

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

战争的胜利自然是任何参加的一方所渴望的。周人认为战胜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敬神以获得神灵佑助,被周人视为战争“取胜的基础条件。《国语·鲁语上》曹刿问战”条载曹刿问鲁庄公鲁同齐作战的依托是什么,鲁庄“公的回答颇为符合时人的伦理规范:余不爱衣食

[](2P150)

”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在这里,和民、敬神

在众仲看来,统治者增强民众认同感和凝聚力以稳固政权的途径只能是德行,而穷兵黩武并不能达至这一目的,相反只能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随后众仲用形象的比喻进一步说明了嗜战之

[()1]P18

“”危害: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这从

被视为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左传·庄公十年》所载鲁庄公答语虽然和《国语》有着较明显的差

反面表明“慎战”观念在周人政治伦理中的根深蒂异,但对神之作用的重视,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固。“慎战”的政治观念在孔子那里也有明晰的表达,《论语·述而》言:“子之所慎:齐、战、

疾。”[3](P53

)战争是孔子最慎重的三项事务之一,这

是对周人慎战文化观念的自觉继承。

再次,是战争和祭祀一起为君主所专控,这亦为战争重要性的体现。如《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谏鲁隐公语:

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

败也。

[1](P21)

君主被看作宇宙和社会政治和谐秩序的体现者。在周人政治伦理中,只有“足以讲大事”的“物”才能进入“君举”的范围中,否则就是乱政,足以看出传统政治伦理对大事(祭祀和战争)的推重。

最后,是对训练备战的重视。《国语·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贯千亩”条言:“三时务农

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2](P20

)由此

看出,在周人传统中,将社会生产生活主要分为

“月务农》形象地”和“讲武展现”了两个组成部分这一点,“一,之《诗经日于·貉豳风,取彼·七狐

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4](P382

)其

对战备之重视可见一斑。再如《国语·晋语四》

“子犯认为文公称霸,”必须使民做到条载晋文公即位二年之后“知义”“知信,”欲行征伐“知礼”,对,于如何做到使民知礼,子犯建议“盍大搜,备师尚

礼以示之[

2](P471

)备的重要性,《论语。春秋末年的孔子亦高度强调战·子路》云:“善人教民七年,亦

可以即戎矣。”[3](P117)

孔子所论显系对春秋时代战

备思想的承袭,同篇亦云:“以不教民战,是谓弃

之”[3](P117)的关系。凡此足见周人对战争之重视,更是直接强调了战备和政治教化之间

。

(二)关于战争取胜条件的思考

“牺牲玉帛,,恰弗敢加也恰是敬神,必以信的体现。”[1](P99)

对待神灵不

虚饰矫诬。同样,在周人看来,满足神的欲求,也是敬神的体现,从而获得其佑助,由此取得战争的胜利;反之,则会遭到神的报复,导致战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城濮之战前,楚军统帅子玉梦见河神向其索要心爱之

物琼弁玉缨,“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1](P252

)是子玉却出于吝惜而没有同意,荣黄劝其未果后,可

愤然而言:“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

也。”[1](P252)

足以看出周人将取悦于神视为战争取

胜的基本条件,而在周人政治思维深处,敬神与和民密不可分。代天行罚的战争观也是在敬神思想的基础上产生,成为三代人习见的一个价值观念,如《尚书·泰誓上》云:“商罪贯盈,天命诛

之。”[5](P207)用,昏弃厥肆祀弗答《尚书·牧誓……》俾暴虐于百姓云:“今商王受惟妇言是

,以奸宄于

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5](P220)

将战争视为

最高神赋予人间君王讨伐不义的手段。

第二,“和民”亦被视为战争取胜的基础条件。

《“国语·周语上》“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条言:故祓除其心民之所急在大事,以和,惠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民。”[2](P43)

这清楚地表明,,是

周

人已充分认识到民众支持是战争取胜的决定因素,统治者必须通过“和民”赢得民众拥戴。《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言艹为贾预言子玉若率军作战必败,

这是因为“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1](P239)

,在艹为

贾看来,子玉刚愎自用的人格缺陷使其不循礼制,因此,也就不能治理好民众,而一旦率军征战则,必败无疑。

第三,强调战争正义性是胜利的保障。“春秋时期从事战争的人们……十分注意给自己的行动找到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能接受的根据,并努力贯

彻到实践中去,这就是他们的‘义’。”[6

]当然“义”的

范畴极其丰富,但核心内涵即为“师直”,《左传·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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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二十八年》言晋、楚战于城濮,当初重耳流亡过楚,蒙成王礼遇曾承诺“晋、楚治兵,遇於中原,其

[]()1P218

,辟君三舍”文公兑现诺言主动后退,军吏

人格因素。

(三)对战争和内政关系的认识

“战争就是一种以迫使对方实现我方意志为

认为“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

[(1]P245)

,“退”狐偃则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师直为[](1P45)

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在狐偃看来,军队斗

[(7]P1)

,意图的暴力行为”其本质是双方间的一种

政治活动。统治者往往将战争与内政关系作为思考重点。《国语·晋语六》中,面对是否通过战争来解决与楚“争郑”的问题,晋大夫范文子与其他卿大夫产生了分歧,他认为“君人者刑其民,成,而

[)2](P516

,后振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而“夫战,

,志旺盛关键在于“师直”而和作战时间长短无关。晋文公当初接受过成王恩惠,当今“退三舍辟之,

[](1P245)

,所以报也”否则“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会[(1]P245-246)

;,导致“我曲楚直”如晋退而楚“不还”

刑也,刑之过也。过由大,而怨由细,故以惠诛怨,则“君退臣犯,曲在彼矣”[1](P246

)权。“师直为壮,曲为老”当为春秋时人的共识,使晋占据主,动故《郑皇戌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师骤胜而》骄晋大夫栾书引狐偃语以驳斥,其师老矣”的说法,认为

“老我”[则1](P不380)

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

要性。

,进一步强调了“师直”对战争的重

第四,“礼”和“勇”被视为确保战争胜利的基本人格因素。周人特别强调“勇”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左传·庄公十年》载齐鲁长勺之战,弱鲁终败强齐,关键是曹刿成功运用了双方勇气激发的契机,“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

竭。彼竭我盈,故克之。”[1](P99)

周人不仅强调全军

勇气对取胜的重要性,更强调勇毅为将帅必备之人格,这一点在《国语·吴语》所载申包胥与勾践的谈论中得以展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积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

疑以发大计。”[2](P785)

申氏将勇毅和智谋、仁德并

举为战争的三个决定要素,强调勇毅是抓住战机进行英明决策的基础。在周人看来,“勇”应与

“大礼夫”和谐统一郤至三。《逐楚国语王·卒晋语六,而“》见叙鄢之战中王必下奔,晋退战”[2](P512),当楚共王“使工尹襄问之以弓”

[2](P512)

时,郤至“甲冑而见客,免冑而听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灵,间蒙甲冑,不敢当拜君命之辱,为

使者故,敢三肃之。’”[2](P512)

郤至因此被赞为“勇以知礼”

[2](P512

)后果,周人有着清醒地认识。对于不循礼,如而《可左传能导·致僖公三十的战败三年》载秦师过周王都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

者三百乘”[1](P266)

轻而无礼,必败”[1,]王孙满见此情形后(P266

)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并解释说,能无败乎:“轻则寡谋,预言“秦师?”

[1](P,26无6)

这表明,周人将“礼”和“勇”同样视为战争胜利的28

以忍去过。细无怨而大不过,而后可以武,刑外之

不服者”[2](P516

)外用兵条件。相反,准此,“,释荆与郑以为外患晋国诸大夫不睦,不具备对”

[2](P517

)始终保持外在战争威胁,则有利于晋国内部安定,。应该说,这种战争观是相当深刻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鄢陵之战中晋胜楚后,范文子准确地预见到晋国君臣和诸大夫间将要出现相互倾轧的局面。范文子之父范武子也对战争与内政关系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国语·晋语五》中,郤克受辱于齐,急于复仇,范武子意识到,郤克如不能通过对齐战争达至这一目的,必将对晋不利,决定致政于郤克,“干人之怒,必获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于齐,必发诸晋国。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将致

政焉,以成其怒,无以内易外也。”[2](P485

)最终消弭

了诸大夫之间潜在的权力矛盾,取得了对齐战争的胜利。

二、周人战争观的艺术再现:《诗经》战争描写的艺术品格

文学艺术是价值观念的审美反映,同样,周人的战争观在《诗经》中得到了形象具体的展现。

《作过统计诗经》中的战争诗和战争描写较为丰富:

,有学者所谓《诗经》战争诗,是指《诗经》中以参与战争的士卒将领(包括君王)为表现主体的,歌咏、抒写他们在战争生涯中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体验的诗。主要包括《邶风·击鼓》《邶风·旄丘》《王风·扬之水》《郑风·清人》《秦风·无衣》《豳风·东山》《豳风·破斧》《小雅·采薇》《小雅·出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小雅·渐渐之石》《小雅·何草不黄》《小雅·祈父》《大雅·大明》《大雅·皇矣》《大雅·江汉》《大雅·常武》《周颂·武》《鲁颂·泮水》《商颂·殷武》《商颂·长

发》等22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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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统计大抵不错,但尚有需完善和补充之处。过大,因为在有些诗篇中,战争叙写只是片段,如些战争描写片段应在论述范围之内。

其一,如将2则范围稍嫌2篇均视为战争诗,

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

[(4]P798-799)”行。部族迁徙关乎整个部族的利益、前

《《皇矣》大明》等,将其看作战争诗似有不妥,但这

《其二,像《卫风·伯兮》秦风·小戎》等诗篇写出了战争背景下征人家人(主要是妻子)的怀思,似也可归为战争诗的范畴。其三,本文只限于周人战争观,故《商颂》两篇不在论述之列。

途和命运,因而最能唤起部族成员的群体意识和向心意识,生发出一种豪壮激昂的生命审美,贯注于诗歌描写之中,从而焕发出了无穷的艺术魅力,尤其是当他们到达豳地,终于发现一个理想的安居之所的欣喜更是通过群体场景的描写展现出“来: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

[]()4P799

”时语语。兴奋、忙碌的情形涌动于语言文

总的来说,《诗经》战争诗和战争描写,无论内涵还是艺术形式均浸润着周人的战争观。换句话说,周人战争观在深层上制约甚至决定着《诗经》战争诗和战争描写的艺术品格。

具体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战争描写的群体性

周人强调民众和合是战争获胜基础条件的战争观,决定了《诗经》战争描写往往着力于群体场景和群体情感的表现。即便侧重表达个人悲戚生命体验的《邶风·击鼓》,在开篇也着力营造了这样一个群体画面:“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

漕,我独南行。”[4](P137)

击鼓的特写渲染了一种紧

张、热烈、激昂的氛围,“踊跃”句则凸显了参战人员的豪情高涨,“土国”句展现了举国忙碌修筑防御工事的场面,展现了卫国上下均被战争所激发的情境。这种群体画面的营造,无疑与周人重视

“和强化民众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和民”的战争观密切相关。因为“和民”就是营造,使民众自觉地将自己与共同体所投入的战争联系起来。

相对于个体摹写,群体场景的描写因强烈充沛的情感充溢其中,更有利于营造一个超拔于日常生活空间之上的文学空间,激发起读者浓烈的生命体验,从而生发出深厚的文学意蕴。因此,许多作品尤其是诗歌都着力于群体场景的描写以渲染气氛,如杜甫《兵车行》开篇描写: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

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9](P113

)造成一种汹涌激荡的笔势,极易触发读者的生命体验和审美升华,而将其带入到创作主体、作品文本和欣赏主体共同营构的文学空间中去。实际上,《诗经》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擅长于这种群体场面的描写,如《大雅·公刘》开篇就展现了一个伟大部族群体迁徙的场景:“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

字之中。同样,《绵》这首诗也展现了群体场景描写的艺术魅力,如描写周部族由豳迁徙至周原以后,举族上下共建新家园的情形,其四章云“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自西徂东,

周爰执事”[4](P726)

徒,俾立室家。其,其绳五则章直云,“缩乃版召以司载空,,作乃庙召司

翼

翼”[4](P726-727

)之登登,削屡冯冯,其六章云。百堵皆兴“捄之陾陾,鼛鼓弗胜,度之薨薨”

[4](P72,7

筑)三章生动的描写使一幅紧张、和谐、有序的画面如。在眼前。同样,群体场景的描写出现于《诗经》众多战争描写中,如《小雅·采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师干之

试。”[4](P465)

对军容之壮浓笔重墨的描写渲染了一

个盛大壮观的出征场面。《小雅·采薇》则展现了军中将帅与普通士兵和谐一致的场景:“驾彼四

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4](P427

)周代

社会,车战是最主要的战争形态,一个作战单位往往是围绕一个战车形成,战车成为将帅的指挥场所与普通士兵的掩体,上下团结一致,奋力向前冲锋陷阵。《采薇》展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

相形之下,《诗经》战争诗对群体情感的描写更具艺术魅力,《秦风·无衣》堪为代表,“全诗贯

注着共同克服困难,一致抗敌的高亢精神。”[10

]诗

歌充分运用了重章叠唱的艺术表达方式,在回环往复的吟咏中传达出秦军将士互相召唤、互相鼓舞、同赴战场、共御强敌的情景,被战争所激发的同仇敌忾、慷慨赴死的群体情感构成了作品豪壮激昂风格生成的基础,正如明代学者许天赠的精辟分析:“三章一意言结恩爱于平日,正欲共患难于临时也……言同仇,谓以敌为仇,同力以赴之也。偕作,谓相与奋发振励,以期于克敌也。偕行,谓与子偕往以从王之事也……一则见其有相

死之勇。”[11](P421-422)

场面的描写和群体激昂斗志的抒发密切结合在一《小雅·六月》则将群体战争

起,“全篇虽然大段篇幅用于叙事,但都是围绕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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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团结一致保卫家国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而展开

[12]

”的,故全诗处处流露出高亢壮烈的艺术特点。

争的威慑功能,希望通过声威使敌方折服,从而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这体现在《诗经》的战争诗和战争描写中就是侧重于对军队威严气势的渲染,如《大雅·常武》表现了周王室大军征伐徐国的宏“伟声势。诗歌首先展示了周军队伍的壮大,整我

[()4]P915

,六师,以修我戎”关于六师,作为与西周王

诗歌首章开篇就渲染出周王朝将士们激昂慷慨、“整装待发的场面,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

[]()4P459

,以匡王国”报效君国、勇于赴死的忠诚与

战斗豪情充溢于其中。朝兴衰同步的一支主力部队,多见于《诗经》与其:“他先秦文献,如《诗经·大雅·棫朴》周王于迈,

[](4P735)

”《六师及之。尚书·康王之诰》所言太保召

(二)鼓意象是战争正义性的仪式呈现如前所述,周人战争观中特别注意区分战争的性质,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并通过种种仪式加以公陈戒之辞:

凸显。《国语·晋语五》言“宋人弒昭公,赵宣子请

师于灵公以伐宋”[2](P480

)会政治伦理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君臣关系在社

,“大者天

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明训也”[2](P480)

行为“是反天地而逆民则也,天必诛焉,宋人的弑君”[2](P480

)作为盟主,必须承担起“修天罚”的职责。因此,,晋

赵盾郑重其事地讨伐宋国,“发令于太庙,召军吏而

戒乐正,令三军之钟鼓必备”[2](P480)

明战争代天行罚的重要文化事象,即赵盾所言,钟鼓成了“申

伐

备钟鼓,声其罪也”

[2](P480

)在周人文化中,鼓往往被用于群体活。动中以

营造与升华热烈氛围,从而唤起群体成员的内在激情和对群体的忠诚,《周礼·地官·鼓人》通过对“鼓人”职责的叙述,揭示了鼓在周文化中的诸多功能,其中就包括鼓与战争的关系:“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

役。”[13](P159)

将鼓与军事行动的联系揭示了出来。

由此,也就决定了“鼓”时现于《诗经》的战争描写中,如《邶风·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

兵。”[4](P137

)渲染了一种大战前的紧张气氛。《小雅·采芑》:“伐鼓渊渊,振旅阗阗。”[4](P467

)传达出

周军将士的赫赫声威。从此,鼓也就成为重要的军事战争意象,在后世诗歌中屡屡出现。如曹丕

《将齐贯錍饮马长城窟行,征人》伐:“金浮舟横大江鼓。长戟十,讨彼犯荆虏万队,幽冀。百武石

弩。发机若雷电,一发连四五。”[14](P37)

诗歌通过

一系列意象凸显了魏军的勇武和气势,其中就包括“鼓”,其显然系承袭《采芑》中“伐鼓”一词而来。再如,高适《燕歌行》描写唐军将士出征的场面即

言:“扌从金伐鼓下榆关,旌斾逶迤碣石间。

”[15](P97)

通过金、鼓、旌斾等意象,凸显了唐军浩浩荡荡的壮武场面,“伐鼓”意象直承《采芑》,自不待言。

(三)战争描写热衷军威演示

周人代天行罚的战争观决定了他们更注重战30

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

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5](P413

)师对周王和周王室的重要作用“张皇六师”作为戒辞重要内容。《尚书,于此可见六

·泰誓下》言周武王会集众诸侯讨伐商纣亦提及六师:“时厥

明,王乃大巡六师,明誓众士。”[5](P214)

语下》“景王问钟律于伶州鸠”条言武王伐商事《国语·,周

亦云:“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

所以厉六师也。”[2](P138

)足见六师为周王朝的重要

作战力量。金文中亦屡见“六师”之称谓,如“王令东宫追以六师”等句,这足以表明六师是周王朝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曾有学者作过详细考述:

六师是由周人组成的一支野战部队,其主要职能是对外征战。由于六师为西周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西周王朝的安危,故历代周

王对它都非常重视。

[16

]六师成了周王室强大军力的代指,也成了周王赫赫声威的宣示。《常武》诗中着力表现了王室军队的勇往直前和所向披靡,“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

翼。”[4](P916)

极言军容浩大连绵不绝和战无不胜的

威武豪壮,朱熹《诗集传》的分析极为精彩,“如飞如翰,疾也。如江如汉,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绵绵,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

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17](P256

)虎臣,阚如虓虎”[4](P916)

极言将帅勇猛;“徐“进方厥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4](P916

)极言敌

方所感受到的震慑之大。其次,诗歌极力渲染周

王之威严,如“赫赫业业,有严天子”[4](P915-916)

强

调其威势的显赫与盛大,“王奋厥武,如震如

怒”[4](P916)

凸显其英武肃穆。同样,《大雅·江汉》

陈鹏程　试论周人战争观与《诗经》中的战争描写

表现的主要内容是周宣王命令召穆公征伐淮夷,取得胜利而予以策命赏赐之事。诗歌的前两章分“别用“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

[(4]P906)

洸”起兴,写出了将士们气势高涨、勇武不

[](21P361)

为法也。

尹吉甫的非凡形象被刻画得具体生动。此外《如《常武》中所刻画的南仲形象、采芑》中所刻画的方叔形象,皆体现出勇武文德兼具的人格内涵。林祥征先生认为,他们可称得上英雄形象,

他们的出现,充分说明我国文明史已由古老的神性英雄让位给了人化的英雄。他们有了更宽阔的活动空间,有了更广泛的群众信仰基础。他们已跟反映祖先崇拜的形象如公刘、后稷等神性英雄区别开来。马克思说:可战胜的豪情。“这些诗歌都不直接描写战争场面,而是多写军威声势和气氛的渲染,多写道德感化和军事震慑。这就是《诗经》战争诗的特

[18]

”点。这无疑从深层反映了周人的战争观。

(四)对主帅风范威仪的书写

周人战争观中表现出鲜明的强调军事领导者个人性格及心理对战争结果影响的倾向。如《国语·晋语五》“张候御郤献子”条中,在靡笄之战中,晋军主帅郤克受伤,难以忍受,其御张侯勉励他:

三军之心,在此车也。其耳目在于旗鼓。车无退表,鼓无退声,军事集焉。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甲胄而效

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祗以解志。

[2](P491)这段话揭示出将帅勇毅坚强的心理对战争取胜的重要性。这种战争观对《诗经》战争诗和战争描写发生了深远影响,这集中表现在诗篇往往把将帅作为着力描写与刻画的对象,如《大雅·大明》中对武勇的姜太公的描写:“牧野洋洋,檀车煌

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4](P719

)在这

首周民族史诗中,作者铺写了宏大壮阔的牧野之战的场景,在此背景之中,凸显了勇武过人的周军统帅姜尚。正如有学者所论析:

诗人还采用了人物特写的笔法,通过尚父如鹰飞扬的特写镜头,把大将吕尚叱咤风云、横扫千军的战斗雄姿,逼真、传神地再现

了出来,连武王威武的健影,也跃然纸上。

[19

]再如《小雅·六月》“赞美了尹吉甫的指挥若

定的文韬武略和堪为万邦之宪的风范”,[20

]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戎车

犭严

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4](P460-461)清

人方玉润对此有非常精彩的分析:

先言猃狁之猖獗无忌,次写大将冲锋先行。故一战而敌退,王乃命将追奔,直至太原而止。盖寇退不欲穷追也,此吉甫安边良谋,非轻敌冒进者比。故当其乘胜逐北者,车虽驰而常安,马虽奔而恒闲。何从容而整暇哉!及其回军止戈也,不贪功以损将,不黩武以穷兵,又何其老成持重耶!所谓武略者,尤须文德以济之。非吉甫其孰当此?宜乎万邦取以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尹吉甫等民族英

雄正是在战争的烈火中创造出来的。

[22]

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些英雄形象为战争诗篇注入了崇高壮烈的审美内涵。

(周人对战争目的与效果的认识有关“五)慎战战争与和平的两难思考

”是周人战争观的一个基本特色,即战以止战,这与

的战争目的论。《左传·宣公十二年》载邲之战楚军取胜后,楚大夫潘党向楚庄王建议“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楚庄王拒绝了这一提议,言“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

安民、和众、丰财者也。”[1](P383)

强调了战争最终以

民众和平安定的生活为旨归。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这在《诗经》战争诗和战争描写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有的诗篇中,和平宁静的生活局面被打破成为唤起共同体对入侵外敌仇恨、激发斗志的触点,如《小雅·采薇》:“靡室靡

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4](P426

)诗人

指出,正是猃狁的侵凌和掠夺使自己稳定温馨的家庭生活遭到破坏,必须对其进行抗击。《邶风·击鼓》则从征战者的视角,写出对重归和平生活的期盼,以及这种企盼遥遥无期而产生的悲戚与迷茫,由此也就具有了更为丰厚的意蕴,其四章云

“老死”[4生](P1契38)

阔洵兮,不我信兮,其末章云,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

。”[4](P“13于嗟阔兮8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不我活兮。于嗟:

“在战争这个被主流意识所注重的宏大事件面前,真正能给士卒们投射以终极关怀的并非爱国主义的高调和战功的刺激,而是这种与所爱之人两情相悦、长相厮守、执手偕

老的平淡生活。

”[23

]《卫风·伯兮》和《秦风·小戎》等作品,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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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思妇角度写出了战争对和平生活的破坏,丰富了《诗经》战争诗和战争描写的意蕴,也对后世战争题材诗歌发生了显著影响。

《诗经》中的重要一类,同时也是《诗经》中艺术成

[24]

”就最高的诗歌类别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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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张福安)

TheViewsonWarofthePeoleinZhouDnastndtheDescritionsofWarsintheBookofSonspyya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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