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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

导语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清末民初学者

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湘军名将刘长

佑担任直隶总督时， 在“剿捻”的方案上主张的是“合剿”而；湘军统帅、奉命主持全盘“剿捻”事务的曾国藩主张的则是“分堵”。二人意见不合，然而曾国藩却对刘长佑极力称道。刘长佑感

慨地说：“涤翁于此乃毫无芥蒂，良由做过圣贤工夫来也。”曾国藩老先生在这件事上竟然毫无芥蒂，实在是因为做过圣

贤工夫呀。 每一个领导者都会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文化的情境下，究竟什么样的领导力才会使领导者走

向成功？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无疑是揭开答案的线索之一。无论是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是蒋介石所说的曾国藩为人行事“足为吾人之师资”，都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曾国藩的身上，一定有某些与中国情境下成

功的领导行为相契合的要素。 中国古人对于一个人的最

高评价，是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曾国藩是中 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可以达到“三不朽”的人物。 所谓的“立德”，就是道德的提升与德性的修炼。中国人讲“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人看来，“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自我管理是组织管理的

前提。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所谓的“圣贤”，

就是德性成熟与道德完美的人。 曾国藩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

而

便为禽兽”。成圣成贤的理念， 使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卓越， 不向自我妥协，他的“立功、立言”，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的。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了德性与品格的修炼对于一个 人领导力成长的至关重要的价值。

所谓的“立功”，就是

建功立业。曾国藩做的最大的事情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 挽救了大清王朝。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人们当然可以对这件 事情有不同的评价，但是所有的人都会承认，这件事情的做 成，是非常不容易的。曾国藩是一个文人，没有学过军事指 挥；曾国藩所率领的军队是湘军，湘军最早就是团练，也就 是民兵、地方武装，它不是国家的正规军，它得不到国家资 源的支持。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带领一支非正规的地 方武装，竟然完成了正规军都没有做成的事业，这其中一定 有它的道理。

湘军最早是草根起家的团练，开始时就是

乌合之众，曾国藩竟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湘军打造成了 那个时代最有凝聚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他是怎么打造出 这样一个部队的？

曾国藩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

是用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都愿意为他所用，他的手下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追随于你，本身就是领导力的重要内容。曾国藩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曾国藩是文人，指挥作战的能力其实并不高明，但是他非常善于进行战略的谋划，湘军虽然打过不少败仗，但在战略上

却一步步占据了优势，最终战胜了太平天国。那么，曾国藩

在战略决策上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还有，曾国藩毕竟只是一个大臣，不是皇帝。他要想做成事，就必须首先处

理好官场的各种关系，包括与朝廷的关系、与同僚的关系、与下属的关系等，而官场的关系，向来是极为复杂的。在任何一种领导情境中，处理好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都是把事情做好、做成的前提。在这方面，曾国藩究竟表现出了什么

样的智慧？

所有这些，显然都是领导者会关注的问题。

而曾国藩的成功之道，无疑也会给今天的领导者以更多的启 发。 所谓的“立言”，就是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来。曾国藩是一个悟透中国文化的人，更主要的是他有着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管理实践。他又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的人，他往往把自己对人生的体悟，总结出一个字、一段话、一副对联来，与自己的朋友、下属和家人分享。李鸿章对曾国藩

的“一言之教”非常佩服，李鸿章曾经对人说：“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 真有此理！ ” 古人说一个字就可以一辈子遵行不悖，真是有这样的道理！梁启超在谈到曾国藩所总结出来

的人生道理时也说： “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 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

之言所能逮也。 ” 他所说的话， 字字都是从阅历中来， 符合实际，所以亲切有味，可以使我们受益无穷，不是唐宋之

后的那些儒生们所能比拟的。 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这些

道理，往往都非常简洁、非常通俗，也非常深刻、非常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与实践性。像他总结的人生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天道三忌，“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人生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

也”；居官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为人四知，“知命、知礼、知言、知

仁”；修身四课，“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治事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课心课身六法，“敬、恕、

诚、静、勤、润”；处世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等等。包括他所写的对联，如“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 且更从容”、“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 既要老到，又要精明”，凡此等等，都是可以作为领导者的箴言来读的。这是曾国藩给后人留下

的最宝贵的财富。

二 大道至拙：以理念而非权谋为

核心的领导力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往往是“权谋”的形

象。曾国藩因此也成为官场权谋的代名词。事实上，曾国藩 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曾国藩并非天资

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 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 在并时

诸贤杰中， 称最钝拙”，他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 在当时的杰

出人物中，被认为是最笨的一个。

曾国藩对自己也很有

自知之明， 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曾国藩在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我们兄

弟的天资都不高。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

沉吟数时不能了”。我性格鲁钝， 别人一眼就能读两三行， 而我却用尽全力却读不完一行；别人立刻就能办好的事情，而

我却犹豫半天也不能了结。 曾国藩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 “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 兵贵诈而余太直”。行军打仗本来就不是我的强项，因为打仗贵在出奇制胜，而我过于

平淡；打仗贵在权谋变诈，而我过于直接。 曾国藩的这些特点，同以聪明和才略而著称的胡林翼和左宗棠相比，确实是非常钝拙的。 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

因此而发展出了一套“困勉”、“拙诚”的工夫。所谓的“困勉”，就是一步步从艰苦中勉力做出。曾国藩说：“自以秉质愚柔，

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 ”我天资愚钝柔弱， 除了困知勉行之外，别无下手之处。 所谓的“拙诚”，就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他认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 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 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工夫， “而困而知，而勉而行， 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

勤，植之以 ， 之以恒， 之以 ， 勇猛精 ， 苦卓 。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民国学者 一山也 曾国藩“不尚机 ，惟 ”， 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 是他一生得力

之 。 在我 今天来看，曾国藩的 力中，并非完全没有 的因素，但其大体，却是以 道 激励之本、以 朴 用人之本、以推 将之本、以耐 治心之本、以包容 世之本、以大局 决策之本、以勤 治事之本、以力行 修身之本。而其核心， 是“忠 血性”的理念。曾国藩是以 生从戎，他所面 的 境非常 。一方面是太平 的所向披靡， 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 的 代，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 治集 中，官吏 法 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 之中，将 婪平庸，士卒望 而走。用曾国藩的 法，

些人都已 尽天良了。 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 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 事的失 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 体系的崩 ，“无兵不足深 ，无 不足痛哭。独 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 恐后，忠

耿耿者， 不可亟得。⋯⋯此其可 浩 也”。 没有兵不必要深 ，没有 不 得痛哭。唯独放眼向 个世界看去，竟然

很 找到一个 了有利可 的事情不 勇争先、 了急公好 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 是真正令人深深 息的 象

啊！ 要扭 种局面， 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

“此一二人者之心向 ， 众人与之赴 ； 一二人者之心向利， 众人与之赴利”。社会的关 ， 就在于一两个 者的价 追求往哪个方向而已。 一两个人追求大 ，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大 ； 一两个人追求私利，那么众人就会与

之一起追求私利。 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当 之急，是

以“忠 血性” 核心的理念来激 天良，改 人心，号召那

些“抱道君子”以，“舍身 道”“、 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 毅，以“志之所向，金石 开”的信念，投身于挽

狂 于既倒的事 中。 在“舍身 道”、“忠 血性”的

下，曾国藩的湘 确 表 出了它异于任何 的 斗力。

《中 将 》 曾国藩“履危 死屡矣， 有百折不 之志”，胡林翼“ 挫而其气弥 ”，江忠源“每 ，踔 ”， 南和他的弟子 “以 自任”、“忠 ， 犹

荣”⋯⋯ 些平 手无 之力的 生，竟然“敢 于勇悍愚夫”，与“忠 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曾国藩在《湘 昭忠祠 》回 湘 成功的原因 一段非常精彩的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 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 于亡

等之欲，奸 相吞， 相角，自 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 避害，曾不肯捐 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 者起而 之，克己而 人，去 而崇拙，躬履 ，而不 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 游之 ，而无所 悸。由是众人效其所 ，亦皆以苟活 羞，以避事 耻。 呼！吾 数君子所以鼓舞

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 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君子之道，

没有比“以忠诚为天下倡”更大的了。世道混乱的时候，上上下下都拼命追求没有节制的欲望，用奸伪之心相互吞并，用变诈之心相互争斗，各自图谋自己的安全，而不惜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地方。畏难避害，就连捐出一丝一粟来拯救天下的力量也不想出。得到忠诚之人起而矫正这种风气，克己爱人，去伪崇拙，亲临艰难而不苛求人共患难，浩然献身如同远游之人回到故乡而无所犹豫担心。于是众人效其所为，也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我们同乡几位君子之所以能够鼓舞群伦，纵横天下，戡平大乱，难道不正是拙和诚的

效用吗？

这无异是对曾国藩与湘军成功之道的最好总

结。可以说，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道德、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挽救了大清王朝，而且改变了

那个时代的风气。

因此，曾国藩的领导力，从根本上来

说，就是他把以理念为核心（所谓的“忠诚”、所谓的“卫道”、所谓的“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抱负，激励起一批有着同样理念的人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从而使湘军成

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百里语） ，成为一支“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的军队。这是他能最终

完成戡平“大乱”事业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也是历代的

共 。梁启超 ：曾文正生雍、乾后， 国 之坏，几达极点，而与 山 子，独能 世不 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 、冒万 ，以成功名，而其 至今未 。今日数踔敦 之士，必首屈指三湘。⋯⋯ 曾文正所 移 俗而陶 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 ， 当 世混乱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 ，抑正惟 世混乱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

漩 中者，其卓立而湔祓之，乃益不可已也。 曾国藩生

于雍正、乾隆之后， 国 气的 坏，几乎达到了极点。唯独曾国藩与 南等人， 求 世都不去 求的学 ，以

承圣人的价 体系 己任， 最 排除千 万 ， 成就了功 ，而他 的 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断 。今天一 到独立

特行、敦朴 的志士，人 一定首先提到三湘大地。由此可 ，曾国藩所 的“以 移社会 气来造就一代之人才”，并不是不可达成的事 。 然在 世混乱之极的 候，它的

效果都未必不 壮 。 抑或 ，正是在 世混乱之极的 候，仁人志士立于漩 之中，其卓立独行、洗 人心的功效，才

更加不可阻止啊。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其 就是 的

儒家思想。 儒家的理念， 用宋代理学家 的 ， 就是“ 天地立心， 生民立命， 往圣 学， 万世开太平”。

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 ，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与一般儒生不一 的是，他 信“天下事在局外 喊 ， 是无益， 必 躬自入局， 挺膺

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因而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以“拙”、“诚”的“力行”的工夫，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把

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从而完成了他的功业。毛泽东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

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 而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

样的境界， 一是清朝末年的曾国藩， 一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这两个人成事的根本， 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也，

就是通过理念的传播与践行成就了事业。

毛泽东所说的

“传教”，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特质与成功因素。研究领导力问题的著名专家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曾说：“理念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的道德判断，我们对他人

行为的反应，我们对个人标和组织目标的投入程度，等等。理念为我们每天要做出的各种决策设定了坐标。与理念相反的意见很少付诸行动，即使付诸行动了，也不会很投入地去

做。理念是我们个人的‘底线’。”①事实上，这也是伟大的领导力的共同特点：伟大的领导力，一定是以清晰的理念为核

心、以坚定的践行为关键的， 一定是大中至正、 可昭日月的。

曾国藩的明道以救世、修己以治人，正是领导力中真正的大

智慧。

①（美）詹姆斯·库泽斯、巴里·波斯纳. 领导力（第

2009:41-42.

4 版）.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生三变：一个领导者的成长轨迹

三 一

对于领导者来说，清晰

而执着的理念非常重要，但光有理念还不够。所有的领导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现实环境中展开的，成熟的领导力，除了理想的追求之外，一定还需要清醒的现实取向，需要有在现实

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

藩“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 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颢、程

颐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欧阳

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

再到“道”——实际上是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

轨迹。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是以理学为自己的修

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

学何为？理学就是要“学做圣贤”。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他的格言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曾国藩认为

人生只有两个境界，要么是圣贤，要么是禽兽。所以他逼着

自己一定要进行品格的提升，要达到道德完美的境界，达到

圣贤的境界。 可以说，追求卓越是他一生最大的价值驱动力。

只有具有这样追求的人，才会真正成就伟大的事业。

理

学对曾国藩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士 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真正的儒生都会有强烈的担当

意识、责任意识、 传承孔子以来道统的意识，

所谓的“民物命

何以立， 圣贤道何以传”。然而太平天国信仰的是天主教， 并

以天主教来打击孔子的文化地位，所到之处都烧孔庙、烧诗书，甚至宣布上帝罚孔子在地狱里扫厕所。孔子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是“万世师表”，太平天国的这种做法无疑激起了当时知识分子强烈的仇恨，必欲灭掉太平天国而后快。曾国藩正是这些读书人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以“卫道”为旗号，号召仇恨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抱道君子”，奋起与太平天国对抗。这样一来就把一场军事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文

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这也就使得湘军变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 这是曾国藩能够成就事业的根

本因素。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的追求，是一种正面的导向。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儒家是以“道德”为核心的，相信的是道德的力量。但是现实的世界从

来都不是完美的， 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 往往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法把事情做成。 因此，对于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

是远远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 带兵打仗，“一变而为申韩”，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 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一个“德”字，那么理解法家

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利”字。如果说儒家相信人性有向善的可能，相信道德的力量，强调的是人性理想的一面，那么法家相信的则是人性本恶，人是有求利的本性的，它强调的是

人性现实的一面。韩非子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

则舆不售； 人不死，则棺不卖， 情非憎人也， 利在人之死也。 ” 做车的工匠做好了车，就希望富贵的人越多越好；做棺材的

做成了棺材，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并不是做车的道德多么高尚，做棺材的道德多么败坏，而是利益决定了他们的不同行为。这个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离开了利益两个字，你就无法真正理解人性，就无法真正去

理解人、去激励人。 除了利益之外，法家所信奉的还有

实力。儒家对道德的力量充满了自信， 所谓“君子之德风，小

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去，草就会往哪边倒。用今天的话说， 儒家相信的是道德的影响力、

感召力，相信的是德化的力量。

法家从来不相信这些，法家相信的是强制性的权势的力量， 所谓的“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 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 才能改变，所谓的“力弱则人朝，力强则朝于人”，在法家眼 中，除了实力之外，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

外，法家还强调争夺。儒家相信人是向善的，因而对人的良 性互动抱有乐观的期望，强调的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而 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争夺，就是弱肉强食。争什么？ 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

此

与儒家相比，法家的思想

非常现实。它把社会的本质血淋淋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它提

供给人们的是一种现实的取向。这就使得曾国藩一方面有着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一种理想主义，从而与一般的儒生有了区别。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一些表面的温情脉脉，看清楚深层次的利害，对人情世故有更清醒的理解，从而达到所谓的“巨细周知，表里洞彻”，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自是、过于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时，这个特点充

分表现了出来， 他一方面对起来造反的百姓， 效法“武健之吏”，以“严刑峻法痛加诛戮”，自己“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学习那些法家的酷吏，以严厉的刑法加以强力的诛戮，自己

背上残忍严酷的名声也在所不辞；另一方面对待官场，则是“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 以为苟利于国， 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 所办的事情， 大多数是侵犯与凌越其他人权限的事情，以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

利，有什么要避嫌的？所以不管不顾，放胆做去。 如此的逞强、霸道、自是，一定会导致别人的敌意与对抗。而一

个人一旦陷入这种局面中，一定是要失败的。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他所到

之处，与官场冲突不断， 以至于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最终败得一塌糊涂，被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曾

国藩也因此跌到了自己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

藩陷入无尽的焦虑抑郁之中，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心意想做事，所到之处，官场却总是跟他作对，甚至连朝廷都对他

弃之如敝履。

正在他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

朋友欧阳兆熊一席“歧黄可医身疾，黄老可医心病”的话，使他突然意识到，也许问题并不在别人，而在自己。曾国藩由此对自己此前的作为开始了长达近一年的反思，最后他终于意识到，问题其实就是出在自己身上。曾国藩跟他的弟弟曾

国荃谈到自己这段经历时说：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

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

大悟之后， 乃知自己全无本领， 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

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

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立者，发奋图强， 站得住也； 达者，

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我以前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可屈

可伸，可行可藏。眼中所看到的，都是人家的问题。自从丁巳年到戊午年这期间的大悔大悟之后，我才知道自己一点本事都没有，凡遇事情看到的都是人家有几分道理。所以从戊午年到现在已经九年了，跟我四十岁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大约说来，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就是想要做事，要发愤图强，这样才能站得住；达，就是还要会做

事，要办事圆融，这样才能把事做成。

巨大的挫折像一

个熔炉，使得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

的机会。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曾国藩的人生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曾国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黄老就是道家。道家与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说法家的特

点在于一个“刚”字，那么道家的特点便是在一个“柔”字。 道家的重要命题是“柔弱胜刚强”，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是“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 以其善下之”，是“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是“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 直而不肆， 光而不耀”，是“知其雄，守其雌”。法家之弊是逞强，是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道家

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伐、自是、自

彰，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 人天然地都以自我为中心，往往会把自己看得高，把别人看得低；把自己看得重，把别人看得轻。这是人性的本质。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领

导行为的本质就是要处理“人”与“我”的关系。领导力的突破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就是一个打通“人我”、

融汇“人我”的过程，就是走出小我、 成就大我的过程。 一个“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人家不是”的人，其领导行为一定是自我的、尖刻的、排斥的、抗拒的、敌对的、盛气凌人的。这样的领导行为是无法得到别人心甘情愿的追随与合作的。曾

国藩的“大悔大悟”、“乃知自己全无本领”，正是对过去过分自我的超越。一个“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的人，其领导行为往往是开放的、吸收的、包容的、谦和的、合作的、超

越自我的。这样一来才能汇集与吸收各方面的能量，最终成

就一个全新的大我。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曾国藩提出

了一系列为人的基本原则， 如“自家的优点，要掩藏几分， 这

是涵育以养深； 别人的缺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大”、“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 白人是非， 不可过于武断”、“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凡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舍己从人，大贤之量”、“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

得人者也”等。 领导行为的失败， 往往是由于自我导致的。当一个人走出自我的藩篱时，心态、认知和待人处事的风格

都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它能让人更清楚地看清自己，也更清醒地理解别人，学会倾听、学会欣赏、学会包容，从而更好

地处理好“人”与“我”的关系，也就能够“行得通”。这就是领导

力达到真正成熟境界的最终表现。

如果说儒家给曾国藩

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给曾国藩以现实的眼光，那么道家就给曾国藩以真正成熟的心态。道家所展现的是一种包容，是一种耐烦，是一种从容，是一种恬淡，是一种灵活，是一种弹性，是一种圆融，是一种更高的人生智慧。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其实曾国藩是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同时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从而达到了真正的

圆通无碍的境界。

对于领导者来说，光有做事的激情是

不行的，还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光有对价值的执着是不行的，还要有与现实妥协的智慧。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既需要有对理想的坚守，又需要清醒的现实取向。要在理想中关注

现实，也要在现实中追求理想。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平衡，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终能够成就事业的根

本原因。

四 内圣外王：本土领导力的典型案例

曾国藩的领导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领导力。这种领导力所体现的全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曾国藩同时代的薛福成在分析曾国藩成功的原因时说，“‘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而“其克己之功，老而弥笃，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 亦无以过之也”。民国时期的浙江大学教授胡哲敷在评价曾国藩时也说：“大概谦、 恕二字， 可以代表他

待人接物的气度。 勤、恒二字，则是他终身行事的不二精神。 ” 同样是民国时期的学者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序》中也认

为，曾国藩一生成就，其得力之处，在于“强毅”与“谦谨”：

曾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亦知

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遗

集，案其行事， 反复推求， 始知其得力所在， 盖由“强毅”、“谦谨”而来也。惟其“强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

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惟其“谦谨”也，故尝以

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

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

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

世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 则时思以博访于人； 以国事万端，才力之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其学问之所以增进，道

德之所以高尚， 功业文章之所以炳耀寰宇，

诚所谓日就月将，

有本有源者矣。

谦恕也好，勤恒也好，强毅也好，谦谨

也好，都是源于中国文化的品德修养的工夫。借用萧一山先

生的话说：勤恒、强毅为“刚”，表示“求善固执”的求是精神，代表自强不息；谦恕、谦谨为“虚”，表示“虚怀若谷”的宽容精神，代表厚德载物。二者合一，乃得刚柔互济之效，这又是中庸的道理。由此可见，曾国藩领导力的大本大源，就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活水。

民国时期曾留学哈佛、牛津，被学

者誉为学贯中西、文通古今的郭斌和，在《曾文正公与中国 文化》一文中说：

我国过去教育目的，不在养成狭隘之

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之教育理想，与此为最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风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

略，而无其残忍。

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

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觏。而文正之在中国，虽极伟大，也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

文化之特色也。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 强调的是“修己安

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在中国人看来，领导者必须具备“圣”、“王”的双层资格：有“圣”人修己之体，然后才能为“王”者治人之用。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是，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先学做人，后学

做事，做人是领导力之本。 曾国藩“兼具圣王双层的资格， 造成精神事业的领袖”，其领导力正是从传统文化中浸润而来的。

这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大智慧与大境界。

有意思的是，

曾国藩的身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所总结出来并亲身践行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典型地与中国

文化特性密切相关的许多内容， 如耐烦、包容、谨慎、谦卑、果断、坦诚、朴实、恕道、毅力等，也恰恰是当代西方管理

学理论中越来越重视的领导品质。这些内容，既是中国情境下领导者成功所必备的要素，也是成就伟大的领导者所必备的共同特质，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从曾国藩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曾国藩看作一个本土领导力的最典型

的案例，借以体悟本土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曾国藩的领

导力，可以用“仰之弥高”来形容。任何一本书，都无法涵盖曾国藩思想的全部。本书从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大量关于领

导力的要诀中，选取了其中的十二个字：“重”、“耐”、“浑”、“明”、“辣”、“慎”、“勤”、“实”“暇”、“裕”、“恕”、“强”，合曾国藩的事例及现代管理实践，揭示其对于中国情境下的

领导行为的启发意义。这十二个字，其实就是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遵循的十二条纲目、

十二条基本的原则。

“重”，厚重、稳重。吕坤在《呻吟

语》中曾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重”反映了在中国文化环境下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涵养。“耐”，耐烦、耐心。曾国藩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对于领导者来说， 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

的表现， 耐烦是领导者的必修之课。

“浑”浑，含、浑厚。

精明是领导者的第一层境界，浑厚则是领导者的第二层境界。 用曾国藩的话说，“精明亦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

“浑”是一种包容的境界。

“明”，明白、清醒。曾国藩说：

“办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 ”“明”对于领导者领导行为的成败具有根本的价值。优秀的领导者，是高明与精明的集合体。“辣”，泼辣、果断。眼明还要手辣，“辣”就是一种决断力，关键时刻敢出手、敢拍板、敢下决心、敢承担责任。“辣”是成

大事者必备的素质。

“慎”谨，慎、自制。“常存敬畏之心，

才是惜福之道”，对于领导者来说这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自制的意识的关键。自制对于领导者来说永远是一种美德。“勤”，勤奋、勤恳。“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来而可大可久者”。“勤”要做到“五到”，即身到、心

到、眼到、手到、口到。

“实”扎，实、朴实。 “天道忌巧”，

管理最忌讳的就是投机取巧。管理的关键就是把事情实实在

在地做到位，“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是湘军的基本精神，也是湘军战斗力的来源。“实”代表的是一种真正

的大智慧。 “暇”，休暇、从容。“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暇”字强调的是安详从容的处事风格，着眼的是对做

事节奏的把握。 “暇”代表的是成熟大气的领导境界。 “裕”，宽裕、坦荡。“裕”是“万事浮云过太虚”的达观，是“尽人事、听天命”的释然，是“活泼泼之胸襟、坦荡荡之意境”的开怀。

“裕”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体悟。 “恕”，恕道、宽容。恕是将心比心，恕是同情的理解，恕是对自我的一种突破，恕是

走出小我、成就大我，从而成就事业的关键。恕道是中国式

领导力的核心。

“强”，倔强、刚强。曾国藩说：“男儿自

立，须有倔强之气。 ”“强”强调的是坚韧的意志力量，是“好汉打脱牙， 和血吞”的精神，是不轻易认输的意志， 是看明白之后的一种坚持。对于领导者来说，这也是能够成就大事的关键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