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司经营权及其行使（一）

关于公司经营权及其行使(一)

摘要：公司经营权是公司法人所有权的主要内容，也是公司财产的主要实现方式。正确界定公司经营权的概念和范围，规范公司经营权的运作方式，这不但是完善公司法律制度的需要，而且也是有效发挥公司制度作用的需要。本文将试图在这些方面作些探讨。 关键词：公司、经营权、法定义务

一、公司经营权的概念与特征

一般认为，对于经营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经营权“是指人们利用物资，从事经营活动的物权形态。”是“经营的法律形式”。狭义的经营权则是“资产（资本）所有权衍生的、具有商品经营职能的法人他主物权。” 经营权可分为法定经营权和约定经营权，其中法定经营权作为物权法定主义的必然结果，是企业依法律规定而直接取得的经营权，在性质上表现为企业法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立是以法人制度的规范化为基础的。所谓约定经营权是指由两个以上出资人共同约定创设新的法人所衍生的经营权。它是以平等的商品生产者主体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合同为基础所发生的经营权。 公司经营权作为企业法人经营权的一种，是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由公司企

业独立行使的对公司财产的法律范围内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支配权。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经营权的产生背景是为了克服传统的高度民主集权的国家所有权模式、发挥公司组织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而提出的。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中，“国家权力和国家财产所有权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最突出、最本质的标志之一。要研究保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财产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问题，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的这种结合有很大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对全部社会主义国家财产的基金的管理和使用过程加以组织。” 这种高度民主集权的计划体制对于保证国家迅速集中经济资源以完成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等方面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这种体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主要表现是：其一，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实行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忽略了作为生产者的企业的利益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使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其二，直接的行政管理的指令性计划使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干预过多，管的太死，企业缺乏改革经营、发展生产、提高效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三，由于计划体系庞大，计划层次过多，在制订、下达、调整计划时的信息传递、信息处理和信息反馈存在着停滞和扭曲，一方面使计划难以与经济运行的现实相吻合，另一方面使计划经常变更，导致企业无所适从，管理难度不断增大。 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一直在孜孜探求解决途径，最终确立了三个基本制度，即市场经济体制、法人制度和公司制度。市场经

济体制从制度体系上保证了企业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营利为目标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和法人制度则从组织形式和法律制度上对传统的企业制度进行了创新。在法人制度中，个人所有权已不再是简单的个人独体所有权，而是变成了个人所有权的复杂集合体；法律赋予法人以独立的法人人格，并使法人的财产独立化。由于法人组织独立于个人、法人财产独立于法人成员的财产，因此法人的财产责任也与个人的财产责任明显分离。法人制度中的独立人格、独立财产和独立责任的规定，是公司的外部构造形态。在公司内部，一方面，公司作为组织体的重要性压倒了股东作为个人所有者的重要性，所有权不再成为担任公司决策职务的必备条件；公司不需要退还本金的规定，既使公司法人所有权具有了永久性物权的性质，也股东的行权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如此，由于整个公司的运作不再依照公司发起人之间订立的发起协议，而是依照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司章程的内部约定，从而使公司行为具有相当的超脱性。另一方面公司的活动又不能完全脱离公司股东，这不但因为股东出资是公司财产的唯一来源，股东权益是公司一切经济条件的基础，而且也反映在公司决策不能背离股东的意志，因为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上，股东会都是公司的最高权利机关。因此，公司法通过公司内部关系的构造，通过物的货币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的分离，并与法人制度相结合，终于创造了同一财产上个人所有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两权并存、内外分离、内部联结、同时实现的奇迹。

与其他形式的财产权利相比，公司经营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法律特征：第一、公司经营权表现为公司法人所有权。关于公司经营权的性质，在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争论：有的认为经营权就是经营管理权，有的认为经营权是用益物权，有的认为经营权是信托权 ，也有的认为是受托权。 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则认为应属于公司法人所有权，这里的公司法人所有权在内涵上应涵盖了所有权的一切方面，不但包括所有权的权能内容、性质的规定，而且包括所有权的保护方法和诉讼权利的规定，包括所有权与债权关系的规定，与他物权关系的规定。第二、公司经营权的权源基础和权利内容直接来源于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公司经营权的授予是基于法律规定。对此我国《公司法》第4条第2款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其二是指公司经营权的具体内容也是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对此我国《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司在国家宏观调节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第三、公司经营权行使的主体具有广泛性。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能够行使公司经营权的不但包括公司的董事会及其成员、公司经理等公司的经营管理机构，而且还包括股东会等公司的决策机构。当然决策机构经营权的行使通常带有一定的宏观性和非经常性，作为常态形式的公司经营权行使主体仍然限于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机构即公司经理和和公司董事会及其成员。

二、公司经营权行使的主体

公司经营权行使的主体主要包括公司经理和董事（董事会）两个层次。

（一）公司经理。公司经理（Manager）一词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在日本公司经理人有时被称为“商业使用人”、“支配人”或“支店长”等，是指通过雇佣契约从属于特定的商人（营业主），在企业内部服从营业主的指挥和命令，在对外商业业务上，以代理的形式补助营业主的人。 《意大利民法典》第2203条将公司经理定义为“接受企业主的委托经营商业企业的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将公司经理定义为“为公司管理事务并为其签名的权利人”，其习惯上称为“公司经理人”。《澳门商法典》第64条第1款则将公司经理定义为商业企业主委任以经营企业之人，该委任得按商业习惯以任何职务名称为之。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未有公司经理的规定，只是在《公司法》中对公司经理做出了规定，将其界定为由董事会所聘任的有权掌管其所在公司事务的自然人。 关于公司经理的性质学说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1）委托代理关系说。该说认为“公司与公司经理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其中，公司是委托人，公司经理是公司代理人。” （2）雇佣关系说。日本、韩国的《商法典》中将公司经理归为商业使用人，实则为雇员。中国亦有学者认为“现代典型企业以资本为主导，公司

经理受聘于企业或曰股东，属于雇员范畴” 另有学者认为“公司经理虽然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但是董事会只是公司这一法人组织体的机关，而不是公司本身，公司经理是为公司利益服务的。因此公司经理与公司之间还存在雇佣关系或劳动合同关系。也就是说，公司经理是公司的雇员”。 （3）委任关系说。该说认为“由于公司经理接受董事会的聘请后，即与公司之间形成的关系属于委任关系，因而公司与公司经理任何一方都可以要求终止委任合同”。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亦多采此说。（4）代理关系说。该说认为“公司经理对外与第三人做交易或签订合同时，他是公司的法定代理人。这种代理在法学上叫做‘职务代理’。也就是说，公司经理与公司之间还存在代理关系。” 在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经理是公司的雇员，根据“雇员理论”，公司经理以公司名义为营业活动时，是公司的代理人。 以上各说以“委任关系说”为代表，其主要原因在于：从公司经理的产生来看，是基于董事会的选任行为及公司经理的承诺表示而成立委任契约关系，公司经理对公司负有契约上的义务；从公司经理的实际工作来看，其重在委任事务之处理，只有对外时方产生代理，无对外便无代理可言，因此其实际工作若只为管理行为时，则无代理法律关系的存在；从委任与代理的区分来看，代理权的授与系属单独行为，而委任关系之成立乃属契约行为。

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角度来看，公司设置公司经理之目的，在于辅助法定业务执行机关执行公司业务，因此有些学者便认为公司经理在执行其职权范围内亦为公司负责人，属于公司机关。然而“公

司机关”一词有其体制上的特定含义，其基于机关地位所享有的决策权，绝非不具有机关地位的任何个人可以任意享有。 因此，公司董事会在法律体制上既已被设定为业务执行机关，当然享有业务决策权及执行权，而此权限在性质原亦当然专属于该机关，其他个人除非有董事会的授权，否则并不当然享有该项权限。因此，公司经理不具有公司机关的地位，其地位亦应在公司董事之下，其职权相对于公司董事会而言具有从属性与派生性。是“基于委任关系，于受公司业务执行机关或代表机关之指示或授权，而代表处理事务之人”。 公司经理的一切权限来自董事会，公司经理是附属于董事会而不是独立于董事会之外的。

公司经理依法享有公司经理权。所谓公司经理权，是指公司经理在法律、章程或契约所规定的范围内辅助执行公司业务所需要的一切权利。 以成文法著称的大陆法系国家十分重视对公司经理权的法律界定。其中，实行民商分立，制定有独立商法典的国家，多在其商法典总则部分明确规定公司经理的权利的内容，如德国《商法典》第一编第五章为“公司经理的权利和代办权”，日本、韩国《商法典》则在总则部分的“商业使用人”一章集中调整公司经理的权利。而采民商合一主义、无独立商法典的国家（地区），多在其民法典中单独规定公司经理的权利，如意大利《民法典》在“劳动”编中规定了公司经理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效仿瑞士，将公司经理的权利置于“债”编之中。除此以外，大陆法系国家还往往在公司法中对公司经理

权的有关问题进行单独规定。我国现行立法并未采纳“公司经理权”这一名称，仅在《公司法》中明文规定了公司经理的“职权”。但“公司经理权”并不等同于公司经理的“职权”。公司经理权作为公司经理在法律、章程或契约所规定的范围内辅助执行公司业务所需要的一切权利，是一个一般性的、抽象化的概念，是基于公司经理这一职位而取得，不可随意扩大、限制或剥夺，带有浓厚的法定色彩；而公司经理职权则通过公司章程或契约进行规范，是一个具体概念，包括公司经理在行使职责时所享有的各种具体权利。在西方国家，公司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企业的典型形式，公司经理受聘于公司，属于雇员范畴。根据“雇员理论”，公司经理以公司名义为营业行为时，系公司代理人，公司经理权究其实质乃商法上的代理权。然而，商法上的代理权是一种特殊的代理权，它虽以民法上的代理权为基础，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质。公司经理权并不等同于民事代理权。民法上的委托代理权的授予意思表示原则上并无形式上的特别要求，既可以明示作出，亦可通过一定的行为默示作出，而公司经理权的授予则较为严格，多数国家规定必须以明示的方式授予，甚而有登记公示的要求。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多基于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授权合同产生，而公司经理权却可依商业惯例产生，公司经理的职位往往使善意第三人对其产生合理的信赖。公司经理权也不同于公司机关代表权。在大陆法系国家，代表权为一特定的概念，它是特指公司机关（或法定代表人）所享有的代表公司为法律行为的权利，享有代表权的机关（或人员）的行为即为公司本身的行为。 由于公司经理不是公司之代表人，公

司经理权也就不是代表权，且公司经理行使公司经理权的行为并非公司本身的行为，而是公司经理人自己的行为。所谓公司经理权具有代表权能，仅指公司经理能以公司名义为法律行为，并使该行为之后果归于公司而已。有关公司经理权权利范围的立法例因不同国家经济文化的差异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经理权的权限范围大都由法律、章程或合同规定，由此，其范围的确定便有三种方式：即法定方式、意定方式和折衷方式。所谓法定方式，是指由法律明确规定公司经理权之范围。如《德国商法典》第49条第1款规定，公司经理权授权实施由进行营业经营所产生的诉讼上的和诉讼外的一切种类的行为和法律行为。 据此，公司经理之行为并不局限于公司的一般行为和通常行为，它可以公司名义进行诉讼、请求债权债务的履行等。所谓意定方式，是指公司经理权范围由公司以章程或合同的形式协商确定。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31条规定：“公司经理人之职权，除章程规定外，并得依契约之订定。”所谓折衷方式，是指公司经理权之范围通过法定和意定两种方式确定，既有法律规定的内容，又有协商确定的因素。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124条规定“公司经理室拥有在任何情况下以公司名义进行活动的最广泛权力。公司经理室在公司宗旨的范围内行使其权力，但法律明确赋予监事会和股东会议的权力除外。”该法第117条同时规定“董事会和董事长协商确定授予总公司经理权力的范围和期限。” 对公司经理权的具体范围，各国大多委诸于公司章程的规定，学理上一般认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司经理对于第三人而言，就公司事务有为管理上一切必要

行为的权利；二是公司经理对其管理的公司事务，有权代理公司从事一切诉讼行为。 可见，公司经理权之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实体权利，也包括诉讼权利。

各国公司经理被赋予了广泛的代理权，极大地拓展了公司的经营领域。但公司经理权的无限扩大极易导致对公司和交易第三人利益的损害。基于此，为防止公司经理权运作失控，保护交易安全，各国又纷纷对其施加限制。在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经理权往往受到三方面限制：其一，法律的限制。如《德国商法典》第49条第2款规定：“对于土地的让与和设定负担，只有在向公司经理人特别授与此种权限时，公司经理人才有实施此种行为的权利。”类似的权利限制还体现在企业转让和破产宣告方面。《意大利民法典》第220条第1款也规定：“如果未经明确的授权，公司经理不得转让或抵押企业的不动产。”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54条第2款亦有类似规定：“公司经理人除有书面授权外，对于不动产，不得买卖，或设定负担。”法国《商事公司法》对公司经理权的限制更为严格，即除经营银行或金融事业的公司外，转让本质意义上的不动产、全部或部分转让投资、提供担保都应由监事会依法予以特别批准。 其二，公司章程或合同的限制。如规定公司经理权只能存在于特定业务、特定情况、特定时间或特定地点。对于此种限制，各国法律大都规定只能对公司经理权的基础关系生效，即仅对判定公司经理是否应当对公司承担责任具有意义，但对善意第三人不产生约束力。如《德国商法典》第50条第1款规定：

“对公司经理的权利的范围进行限制的，限制对第三人无效”。其三，通过授予共同公司经理的权利限制。公司将其公司经理的权利同时授予数人共同行使，虽然代理权仍及于营业之全部范围，但公司经理的权利之行使实则已受到限制。但此种公司经理权之限制方式，亦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在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经理虽然具有十分广泛的权力，但也受到三方面的限制：其一，职位本身的限制。公司经理的职位权利是管理公司的正常商业事务，但根据司法判例，不论他的权利如何广泛，只能限于管理，无权从事超出公司管理所需要的行为。其二，反面推定察觉原则限制。一般而言，由职位所确定的表面权力即为公司经理的权利之范围，表面权力独立于章程而存在。但表面权力规则适用于公司时，受反面推定察觉原则限制。反面推定察觉原则是为保障股东和公司利益而设置的特殊规则，它是指“与公司交易的人被视为对它的公开文件有认识”。 依据该规则，任何与公司进行交易的人都被推定为知悉公司公开文件的内容。因此，若公司章程中对公司经理的寻常权力有所限制，则公司经理的权利只能限于该范围之内，交易相对人不得主张公司经理有超越该范围的表面权力。其三，内部行政条规限制。内部行政条规，又称“蒂尔康德”条规，是为保障交易第三人的利益而制定的规则。根据这一条规，只要第三人没有恶意（即知道或应当怀疑内部规则未被遵守），即可推定公司适当地采取了授权必需的内部程序。 易言之，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有权信赖公司经理的权力是符合公司的内部规则而被授予的。

多数国家法律规定，公司经理权须由公司亲自授予，不得由公

司的代理人或其他公司经理人代为授予。但由于公司为法人只能借助于公司机关为行为，故立法实践中公司经理权之授予由公司机关具体行使。通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经理的权利由董事会授予，而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公司经理的权利多由股东（或股东会）授予。一般而言，各国立法最初多要求公司经理的权利之授予必须以明示的方式为之。如《德国商法典》第48条第1款规定：“公司经理的权利只能由营业的所有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并且只能以明示的意思表示授与”。 由于公司经理的权利一经授予，公司经理即能以公司名义在其权限范围内对外从事商业活动，公司必须承担该商业活动的法律后果。鉴于此，各国对公司经理的权利之授予大多设置了公示登记制度。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206条规定，公司经理委托书经认证后必须存放于企业登记机关，并进行登记。日本、韩国、瑞士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均有类似规定。综观各国对公司经理权授予登记的效力问题，概有两种立法主张：一为登记对抗主义，即公司经理的权利之授予即使未经登记亦能生效，只是不得对抗第三人，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等多数国家（地区）采此主张；二为登记要件主义，即注册登记为授予公司经理的权利的前提条件，非经登记，公司经理的权利之授予不得生效，此为意大利等少数国家立法所采。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206条第2款规定，公司经理委托书若未经登记，则公司经理人只能视为一般代理人。

（二）董事和董事会。董事的法律地位不仅关系到董事本身的

权力、义务和责任，而且关系到公司、公司机关、成员甚至第三人的权力、义务关系。目前，有关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大致有两种主流理论，即英美法系的信托代理兼有说和大陆法系的委任说 ，另外还有一种非主流观点即法定说。（1）信托代理兼有说。英美传统公司法观点认为：“董事对于公司具有双重身份，第一、董事是公司的代理人；第二、董事又是公司的受托人，在此基础上，董事对公司承担一种信托责任。” 根据这种观点，一方面，作为公司的代理人，董事享有以公司名义同第三人从事交易、缔结契约的权力，对于董事这种权力的行使，公司须对第三人负责。这里作为公司代理人的董事不是指单个的个别董事，而是指由单个董事组成的公司董事会。另一方面，董事也被视为公司财产的受托人，对公司财产赋予权力的受托人。“董事是被选任为公司股东的利益而管理公司事务的人。这是一种信托职位，该种职位一旦被董事承诺承担，则董事负有充分地和完全地履行他们所承担的义务的职责。” 因此，英美的董事在现代公司中处于代理人和受托人的地位即董事代表公司与第三人的行为，系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由此发生的权利与义务归于公司。同时，董事对于公司交付托管的财产，其相当与信托关系法理意义上的受托人，故与受托人一样，在保管、处理公财产时，应尽其公正与相当注意的义务。（2）委任说。“所谓委任，谓当事人约定一方委托他方处理事务，他方允为处理之契约。其为处理事务委托之人称为委任人，允为处理之人，称为受任人”。 委托处理的事务称委托事务，亦称委任标的。就公司董事的委任关系而言，委任人是公司，受任人是董事，委任标的是公司

财产的管理与经营。《日本商法典》第254条第3项规定：“公司与董事之间的关系，依照有关委任的规定。”日本的学者也认为，董事和公司的关系是一种委任关系，董事负有具备善良管理人那种谨慎的品质而履行其职务的义务。我国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同观点，认为“公司与董事的关系适用委任规定。” 根据委任的法理，董事可因其委任而取得对公司事务的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权，在委任的范围内，为实现委任标的具有很大的自主权。（3）法定说。有的学者指出，“在理论上，现代公司的董事与公司之间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任何‘代理’说，‘委任’说以及‘代理与信托兼有’说都不足以十分清楚的阐释董事的法律地位”，因此主张“现代公司董事的权力、义务、利益和责任直接来自法律的规定，其与公司的关系应定位为‘法定’。” 采取董事权利法定说的原因在于，公司制度实际上是传统私法制度的扩张，因此试图把这种组织体中公司机关、公司机关中的职位以及这种职位的具体担当人之间的关系还原为严格的传统私法上的信托、代理、委任等关系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令人觉得难以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