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及路径选择

2012-07-28 | 作者：周军 |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 | 【打印】【关闭】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不断发生变化，农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真正开启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历程。伴随着农民身份的不断转换以及农民流动性的增强，在现代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推动下，乡村文化主体的观念、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乡村文化形式、乡村文化结构设置、乡村文化载体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

一、乡村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

文化变迁是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现代化，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乡村文化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

1.计划经济引发的內源性文化危机是乡村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

文化作为社会基本样态的综合反映，具有非常稳定的自组织系统，在没有外来文化影响和外来文化注入的情况下，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的基本文化价值体系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但化的自组织系统也会随社会的发展在自身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

由于主导社会文化反映形式往往落后于社会发展，而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却会从自身内部产生出质疑、怀疑、批判原有文化模式的新文化因素，并与原有的自在的和自发的文化模式发生冲突，而引发文化的变迁。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带来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封建文化思想被民族、科学、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所代替。建国初期中国面临异常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在经济上，我们采用了前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使传统乡村文化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控制。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这种模式的僵化性弊端日益显现。

计划经济体制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强化，农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依然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国家依靠政权的力量对乡村社会实行全面的控制，摧毁和抑制了传统家族宗法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消除了农民对宗法组织的依附性，并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硬灌输”到乡村社会，用新的政治伦理渗透和改造了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活，用社会主义道德冲淡了农民的传统乡村文化意识。但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所有社会活动、生活行为及文化意识都被限定在集体范围内，使农民对集体村落产生新的依附意

识，农民就不可能产生现代思想文化意识，并产生了对乡村新政权组织的依附和盲从。

2.市场经济引起外缘性文化注入是乡村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抛弃了历史上形成的农耕文化传统，而且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闭和僵化的文化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封闭的、以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文化样式向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转变，无论从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还是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都与文化传统形成一种隔离。

城市化的推进，松动了城乡二元结构，打破了乡村社会文化的封闭性，为乡村社会带来了现代性的文化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虽然传统的宗法伦理和家族意识被国家政权打破，官方文化通过强化的政治控制渠道传递到农村，但并没有成为农民的自觉文化意识，传统的乡土情结并没有淡化。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壁垒被逐步突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乡镇企业带来了全新的市场意识、契约意识和经济理性。工业化的技术要求，培养了具有现代市场意识和经济理性的农民企业家，也使越来越

多的农村工人实现了身份的转换。市民化使农民的小农意识在逐渐弱化，逐渐萌发和孕育了现代性的文化理念和开放意识。同时，大规模的农民流动，使城乡以及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出现了流动与融合的机会。农民流动不但改变着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带来了大量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特别是市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外出务工改变了农民传统的收入结构，多种多样的收入形式打破了土地经营收入的唯一性。经济收入的增加，知识视野的日益开阔，激发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促使其政治人格不断向现代公民人格转型。由于流动农民的日益年轻化，特别是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增多对乡村文化转变有很强的示范和引导作用，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生活意识被他们辐射和扩散到乡村社会，增强了乡村社会文化生活的开放性。

市场经济为人们带来了现代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观念价值，但其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也产生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诚信缺失、伦理失序、道德滑坡等许多负面的消极影响。尤其是乡村社会，由于传统文化日渐消失而主流文化又缺乏影响力，加之农民文化素质的局限、文化生活的贫困、消费观念的偏差，导致纯朴勤劳的人文价值缺失。面对市场大潮下各种鱼龙混杂的思想文化意识和形形色色的不正之风，农民

感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激发了农民的物欲意识，并导致他们文化心态的失衡和行为的失范。

市场经济的建立，必然带来市场文化向一切领域的渗透，乡村社会也不可能避免。市场文化一旦进入乡村社会，在彻底改变农民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农民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不但将新中国建立后经过数十年努力建立的思想和文化范式基本瓦解，而且也将残存的以亲情和乡情为纽带而形成的朴素的道德规范和乡村文化基本瓦解。［1］

3.文化的异质性因素增强为多元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必备条件

在市场经济体制普遍化和全球化趋势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多元文化交流和碰撞已成为必然趋势。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和推广下，农耕文明时期那种局限于内部交流与对话的文化模式被彻底改变，意识形态堡垒也被冲破，多元的文化价值理念瓦解了泾渭分明的文化隔离状态。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的时代，文化的消费功能、休闲功能、审美功能被强化，在更大程度上重新塑造着社会心理意识和社会价值观，而文化在传统意义上具有的对整个社会心理的规范教化作用被相对弱

化。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文化多元性还具有多变性、不确定性。文化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使传统农耕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多元文化渗透，多元文化交互的矛盾、冲突和融合之中。文化多元冲突与融合，既为乡村文化的变迁提供了良好机遇，又为乡村文化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现实乡村文化环境的复杂性和文化地域的差异性，决定了乡村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的优良基础，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抵制丑恶和落后文化的消极影响，才能推动乡村文化的良性发展。

4.现代教育与大众传媒是乡村文化变迁的驱动力 改革开放以前，乡村社会所接触的文化影响和文化意识只有单一的主流官方文化，而这些内容受泛政治化因素的影响，与农民的生活实际有很大的距离。改革开放以后，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下，大批农民实现了职业、地点和身份的转变，形成了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等新的社会群体，他们的社会文化思想自然随着职业和身份的转变而发生了变迁。继续留在农村、留在土地上的农民也受现代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各种文化思想通过日益普及的现代化信息渠道传播到农村，农民在社会流动中与现代文明广泛接触，不断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电视在中国农村基本普及以

后，“现代城市文明”包围农村就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随着农民经济行为自主性和自觉性的增强，现代思想文化信息的传播，有力地推动了农民民主、自由意识的逐步确立，农民的现代道德观念、法治观念不断增强，经济文化、政治文化和观念文化不断向现代转型。从我国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来看，主流文化占主导的学校教育，基本是按照“现代城市文明”的模式来设计的，当伴随着义务教育在农村的普及，整个农民的社会化过程已经被纳入了“现代城市文明”当中。高等教育大众化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进入大学接受现代文化教育，推动了现代文化在乡村的传播和应用。众多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都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对城市文明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回乡后，也成为现代文明的主要传播和践行者。从文化活动形式来看，“现代文明”比起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更新鲜、更便捷、更有诱惑力，更易得到传播。随着农民流动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在城市或媒体上接触到现代文明，受现代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渐渐被“城市化”了。乡村的城市化以及现代文化的不断渗透，不仅改变了乡村的生活方式，也使乡村特色文化资源渐渐弱化，许多传统的民间文化不断流失、消亡，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加速瓦解。

5.城市吸引力是乡村文化变迁的诱因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化，使我国的城市和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重大差别。城市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城市居民有稳定的国家统一分配的就业政策，拥有稳定工资收入。同时，在计划体制下，城市还具有良好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养老保障以及城市职工工资以外的口粮供应、子女就学就业等福利制度方面的差别。目前，虽然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城乡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还有加大的趋势，城市的巨大吸引力仍然存在，流动中的农民被丰富多彩的城市精神文化生活所吸引，不断改变和重塑着乡村文化。

6.信息社会的到来是促使乡村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 当今社会知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信息化成为世界性潮流。随着工业信息化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传统农业地位日益受到知识经济的挑战。现代化的农业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是农民转变经营方式，准确掌握市场信息的必备素质。知识信息时代的到来必然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沿袭了几千年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现代农民只有不断学习和接受他们未曾经过的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生活经验、新的科学技术及新的行为方式，才能在知识信息时代得以生存和发展。乡村文化的变迁为我国的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

难得的机遇，有利于政府从宏观政策考虑，适应乡村文化变迁的速率，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现代文明意识来武装农村和农民，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但文化变迁中的矛盾和冲突也为乡村文化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许多乡村的文化建设没有跟上社会变迁的脚步，造成乡村文化建设的贫困和障碍。

二、乡村文化变迁的路径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民主体人格的塑造 1978年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标志着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并有力地推动了农民的现代化主体性的塑造。联产承包责任制解除了计划体制对农民的禁锢，给农民以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劳动时间的支配权、生产的决定权和决策权、农产品的支配权和处置权，农民的主体性动力得到了充分发挥，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的发展。联产承包制也给农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拓宽了农村现代化的路子和方式，促进了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而丰富了农民主体性的内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国家、农村集体与农民个人三方面关系的重新组合和调整，重新划分了国家、农村集体与农民家庭和农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并将其契约化、法律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户相对独立的

利益主体地位，改变了计划体制时代彼此无直接的利益互动关系，一方面导致农户之间的利益分化，另一方面促使他们在许多方面选择互补的合作关系，我国农村发展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差别和联合。

2.乡镇企业的崛起与农民职业意识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乡镇企业在中国的农村异军突起，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进行的“乡村工业化”过程，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一亿多农民不但实现了职业身份的转变，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乡村的面貌，带动了小城镇的发展。［2］它从经济、社会、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农村现代化变迁和建设。

小城镇的发展和农民职业身份的改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乡土文化，引起农村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乡镇企业的发展使经营意识、观念和现代市场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农民所接受和发扬，许多农民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断接受洗礼，观念和能力都适应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律，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代生活理念也进入农民家庭。小城镇建设对乡村文化生活有着重要的辐射和影响作用。乡村自身的城镇化，改变着农村自身的生活方式，并使其实现现代化。小城镇建设会通

过经济交易活动和商业化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各种传播媒介向农村扩散，对农村的社会习惯、传统观念、行为方式产生很多的影响，引导农村生活方式开始现代化变迁。

3.“民工潮”与农民乡土意识的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开始的农民工进城，一亿多农民不但实现了职业身份的转变，而且实现了“离土又离乡”，直接承受了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进入90年代后，由于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大中城市与沿海三资企业比较发达的省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目前，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进城务工已成为农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其中既有“候鸟式”的民工流，也有长期滞留在城市的民工，外出务工成为改变农民生活境遇的最有效办法，许多农民拥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工人”。大量滞留在城市的农民，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并且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尽管身份还是农民，但是他们的生活已经与传统的农民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他们不仅仅实现了职业身份的转变，而且生活与居住的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乡村文化的变迁，构成了中国乡村文化转型的重要路径。

4.快速城市化与失地农民的文化适应失调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进入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许多农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社会资源的市场化程度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却严重滞后，导致城乡发展极度不平衡，一部分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由于二元结构及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缺失可持续的生活依托和身份转换的文化适应，难以真正实现市民化，形成了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难题。

失地农民转为城市居民是城市化面对的首要问题。失地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法律上的身份认同问题，还必须使农民有市民的职业归属以及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熟悉和适应。但文化适应是社会变革中的深层次问题，文化适应和文化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总会落后于社会物质结构的变迁。因此，对于失地农民来说，虽然身在城市，但文化观念滞后，体现出鲜明的观念二元性，身处现代文明之中，但小农意识没有改变，平均主义、保守主义，小富即安思想浓厚。许多人缺乏进取心和创新精神。因此，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互相冲撞与交

融，引发了各种文化矛盾与危机。

〔参考文献〕

1〕扈海鹂.变化社会中的乡村秩序与乡村文化［J］.唯实·社会纵横，2008，(12):50.

2〕李友梅.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乡土文化转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5.

作者简介：

周军(1969－)，男，辽宁朝阳人，法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