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对古代文学艺术影响

【摘要】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西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者。从古代希腊哲学的发展史看，进而从全部西方哲学史来看，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哲学家。在古希腊文论中，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涉及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构成以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对后世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方文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古代时期亚里士多德摹仿说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更好的把握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摹仿说；文艺理论；影响

一、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认知

1.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内涵

艺术是摹仿，在古希腊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在《诗学》第一章中，亚里士多德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的关于文艺是摹仿的说法，但是对其理论含义做了新的开掘，比此前哲学家对文艺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

他从批判柏拉图唯心主义的机械“摹仿说”着手，建立了自己能动的现实主义的“摹仿说”。他针对柏拉图将本质和现象相割裂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指出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本质就在实物之中。作为对现实的摹仿，艺术不仅能够反映现实事物，而且能够反映现实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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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他认为，艺术对现实的摹仿并不是柏拉图照镜式的“摹拟”，而是创造性的“摹拟”。亚里士多德也指出，这并不等于艺术可以脱离现实事物的个性而直接摹仿普遍相，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普遍寓于个别之中，只有通过现实事物的个性才能表现真理，故艺术既不能拘泥于个别事物的外在特性，又不能脱离现实事物的个性。因此，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肯定了艺术的创造性，强调诗人应该按照现实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规律来描写事物，而反对拘泥于的外在特征与凝固状态。

亚里士多德纠正了柏拉图唯心主义的虚幻“理式”概念，把文艺摹仿的对象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并明确说明艺术的摹仿对象不仅是自然还有人的生活因而主张摹仿人的行动。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在与历史的比较中提出诗和戏剧不应只摹仿偶然的个别事物，而是要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来摹写、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这就辩证地规定了摹仿对象及摹仿方式。

2.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理论价值的肯定

“摹仿说”理论的最初形态就是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成型的，它有坚实的现实根基，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因为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形成都有主体对自然现实的摹仿再现的因素在其中。在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处于主导地位的时期，它作为当时被广泛认可的创作理论去引导人们的创作实践，从而产生了大量优秀的艺术作品。在发展过程中后世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作家等吸收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理论来丰富自己的理论视角，即使在外在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理论也并未因循守旧最终消亡，而是与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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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发展出新的形式，“摹仿说”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是其理论价值的最好的证明。

二、古代时期“摹仿说”的发展历程及影响

自“摹仿说”由古希腊“艺术摹仿自然”的思想发展而来并逐步形成其理论体系以来，它作为西方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丰富的发展和变化，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也在不断的变化中。

1.古罗马时期发展表现

古希腊文学现实主义的传统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延续。从艺术理论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贺拉斯。他接受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观点，但他认为艺术并不是对自然的单纯摹写，艺术可以创造、虚构，只要合情合理，主张到生活中去寻找原型，从生活中汲取活语言。对于亚里士多德等前人的“摹仿说”，贺拉斯又加进了自己的一些新借鉴，既重视道德教化强调文艺形式的合式原则，又不忽视文艺思想内容的充实。关于艺术对现实的反作用问题，他提出了“寓教于乐”的美学思想，主张道德教化功用与审美娱乐，实际上，贺拉斯是把审美娱乐看做实现艺术道德教化目的的手段。总之，贺拉斯主张文艺创作既要摹仿自然客体，又要表现主体情感；既要遵循古典文艺传统，又要进行创新；既重视形式的完用，又不忽视审美娱乐功用。可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关于“摹仿说”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后者都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展。后来的贺拉斯对其进行了丰富，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探讨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完善了诗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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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世纪时期发展表现

中世纪是欧洲的封建时期，以神学为正宗，其它一切学问都成了神学的婢女。因此，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也打下了神学的烙印，成为了神学的一部分。无论是代表教父哲学的圣·奥古斯丁，还是代表经院哲学的托马斯·阿奎那，他们的理论都将虚幻的宗教世界看作是现实世界的本体，认为艺术所需要摹仿的最高现实就是彼岸世界。托马斯·阿奎那说：“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艺术所以摹仿自然，其根据在于万物的起源都是相互关联的，从而它们的活动和结果也是如此的。但是艺术作品起源于人的心灵，后者又为上帝的形象和创造物，而上帝的心灵则是自然万物的源泉。因此，艺术的过程必须摹仿自然的过程，艺术的产品必须仿造自然的产品。学生进行学习，必须细心观察老师怎样做成某种事物，自己才能以同样的技巧来工作。与此相同，人的心灵着手创造某种东西之前，也须受到神的心灵的启发，也必须学习自然的过程，以求与之相一致。”经过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改造，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竟成了这样的“理论”：上帝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艺术家，艺术家与上帝的关系如同学生与老师的关系，艺术家进行创作就是对上帝的摹仿，艺术家之所以摹仿自然，是因为自然万物为上帝所造，只有摹仿自然才能摹仿上帝的“技巧”。

3.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表现

文艺复兴是古代希腊罗马艺术与美学的再生。到十六世纪，随着古典文艺的复兴和反对教会诗学的需要，《诗学》成为一盏指路的明灯，引起文艺复兴学者的普遍关注。诠释学派的卡斯特尔维屈罗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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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出发，进一步研究了诗与散文、诗与历史的区别。指出诗是想象的艺术，偏重于创造性的摹拟；散文是求实的作品，偏重于事实的记录和推理的思维。而达·芬奇则重申了亚里士多德“按照事物应该有的样子”去创造的美学理想，并将艺术的题材由亚里士多德的一般地摹仿人类行为扩大到人的内心生活，扩大到整个自然界。同时，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与艺术家们还明确地指出了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从亚里士多德的“可然律”与“必然律”中又进一步提出“近似性”原则，表现了对以“模仿说”为核心的艺术创造规律的深入探讨。

4.新古典主义时期表现

十七世纪是文学发展的新古典主义时期。当时理性主义的主导哲学思潮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布瓦洛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文论家在唯理主义的哲学基础上明确将理性因素对艺术本身形成过程的重要作用系统化地提出来。布瓦洛继承并深化了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模仿说”理论中的理性成分，在重点强调理性的同时多次重申“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只是他的“自然”更多指的是合情合理、扎根于理性的事物和人性：“切莫演出一件事使观众难以置信：有时候真实的事演出来可能并不逼真。”理性的渗入使模仿的方式和效果都有了更成熟的表现。

我们看到，从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一直到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布瓦洛，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处于不断的发展中，尽管这期间可能有着潮起潮落，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对和否定观点，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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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说对后世文艺理论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在西方文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西方文论史》马新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诗学》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论“模仿说”在西方文论中的发展及其现状》艾洁，新疆大学，2007年

4、《论模仿说的演变——从古代到近代》曹倩，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年8月第2期

5、《论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田立慧，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2月

6、《浅论<诗学>中的“摹仿”理论》刘春阳，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报(社科版)，2007年2月

7、《革新与复归：“模仿说”及其在西方文论中的发展》金雅，浙江社会科学院，19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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