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以诗论诗的文学批评论的论文
杜甫以诗论诗的文学批评论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鼎盛的时期。与之相应,文学创作上,中国古代正统诗文创作也进入黄金时代。以“盛唐气象”为特征的诗歌创作达到顶峰;天人同构的诗国家园臻于完善。由于诗歌创作的空前繁荣,诗歌批评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深化,在批评的方法和范围方面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殷墦、王昌龄、皎然、司空图等人的意境探讨;白居易“为民请命”的诗学理论;韩愈“不平则呜”的创作原则,把中国古代具有朴素民主精神的文艺思想引入一个全新阶段。杜甫“以诗论诗”的批评方式,更是在批评领域开了先河。
杜甫(公元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号称“诗圣”。杜甫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
杜甫的文学批评思想及其批评理论,是在陈子昂、李白诗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由于杜甫所处的时代已经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期,因而杜甫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更加注重民生疾苦、为民请命。 一、一代诗史,千秋殷鉴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10、11月之间。这年的10月,唐玄宗携杨玉环往骊山华清官避寒。月,安禄山举兵。杜甫其时途经骊山,玄宗、玉环玩兴正酣,安禄山举兵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安。诗人途中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想,已然感觉到了社会动乱的端倪。千载之后,我们再来读这首诗、讲这些事的时候,仍然能够感受到“山雨欲来”之势。诗人敏锐的观察力,不能不令人叹服。
杜甫写诗是表现自己的真实性情。那么,他又是怎样看待别家诗作的呢?这在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作中可以发现一二:
他在为元结诗集作序时对元结的诗作赞扬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充分肯定元结能“知民本文由收集整理疾苦”,并在序中预言,多一些这样的官员,“天下少安可待矣!”
元结就是写《舂陵行》和《赋退示官吏》的道州刺史。他到任时,道州四万多户人家经兵荒马乱,所剩不及十一。元结在诗中仰天长叹:“去冬山贼来,杀夺无所遗。……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杜甫读后,抚掌击节,写下了《同元使君舂陵行》。这可看作是杜甫诗作和诗评与现实相结合的典范:忧的是黎民百姓,叹的是古道热肠。真可谓是“一代史诗,千秋殷鉴”。
二、为民请命,乐府新声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杜甫为左拾遗时,房绾罢相,杜甫上书救援,触怒肃宗,被放还鄘州羌村(今陕西富县)探家。《羌村三首》就是这次还家所作。三首诗蝉联而下,构成了“还家三部曲”:
第一首写刚到家时合家悲喜交集的情景。杜甫从陷叛军之手到脱离叛军亡归,从触怒肃宗到此次返家,风波险恶,现在竟得生还,不是太偶然了吗?诗人还家,消息不胫而走,引来偌多邻人。古时农村墙矮,所以邻人能凭墙相望。这些邻人,一方面是旁观者,故只识趣地远看,不忍搅扰这一家人既幸福而又颇心酸的时刻;另一方面他们并非无动于衷地旁观,而是人人都进入角色,“感叹亦歔欷”,是对之羡慕?为之心酸?还是勾起自家的伤痛?短短数语,多么富于人情味,又多么含蓄蕴藉。
第二首写还家后的矛盾苦闷心情。杜甫这次奉旨回家,实际上无异于放逐。对于常人来说,“生还偶然遂”自是不幸中之大幸;而对于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适成为幸运中之大不幸。
居定之后,他即时就感到一种责任心的煎熬,觉得值此万方多难之际守着个小家庭,无异于苟且偷生。可这一切又是迫不得已的。金圣叹认为,对于“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的诗人,没有比这个细节更能表现他的抑郁寡欢的了。 第三首写邻里乡亲来访叙谈之情事。如果说全组诗的情绪在第二首中有些低落,此处则由父老致词而重新高涨。所以他答谢作歌,强为欢颜,“歌罢”终不免仰天长叹。所歌内容虽无具体叙写,但从“艰难愧深情”句和歌所产生的“四座泪纵横”的效果可知,其中当含有对父老的感激、对时事的忧虑以及身世的感喟等情感内容。不明写,让读者从诗中气氛、意境玩味,以联想作补充,更能丰富诗的内涵。
全诗语言平易,诗意韵长,极类乐府之音,在杜 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其后的《三吏》、《三别》构成了杜诗的另一风景——以新题写时事,以乐府写新诗,开创新乐府之先声。虽然他在理论上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在诗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毫无疑问是直接影响和启发了白居易诗歌理论的。 三、古为今用,继往开来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可以看作是杜甫对文学遗产所取的态度。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见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我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该诗由六首诗组成,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相互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嗤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首论初唐四杰: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藻绘余习。“轻薄为文”,是时人讥哂“四杰”之辞。史炳《杜诗琐证》解此诗云:“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 第三首辩初唐四杰: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时人哂笑四杰的话(诗中“卢王”,概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谓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观其全,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入学习。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魏、晋六朝是我国文学由质朴趋向华彩的转变阶段。丽辞与声律,在这一时期得到 急剧的发展,诗人们对诗歌形式及其语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唐代诗歌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六朝文学又有重形式、轻内容的不良倾向,特别到了齐、梁宫体出现之后,诗风就更淫靡萎弱了。因此,唐代诗论家对六朝文学的接受与批判,是个极为艰巨而复杂的课题。
当齐、梁余风还统治着初唐诗坛的时候,陈子昂首先提出复古的主张,李白继起,完成
了廓清摧陷之功。“务华去实”的风气扭转了,而一些胸无定见、以耳代目的“后生”、“尔曹”之辈却又走向“好古遗近”的另一极端,他们寻声逐影,竟要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并把攻击的目标指向庾信和初唐四杰。
如何评价庾信和四杰,是当时诗坛上论争的焦点所在。杜甫抓住了这一焦点,在《戏为六绝句》的后三首里正面说了自己的看法。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杜甫认为,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恢宏气度,纵其才力之所至,才能掣鲸鱼于碧海;于严整体格之中,见气韵飞动之妙;不为篇幅所窘,不被声律所限,从容于法度之中,而神明于规矩之外。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不薄今人爱古人”。“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窃攀屈宋”是因为《楚辞》的精采绝艳,乃千古诗人的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轻浮侧艳的后尘了。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戏为六绝句》的最后一首: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栽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里的“前贤”,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谓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之“凌云健笔”,四杰之“江河万古”,乃在于此。反之,拾人牙慧,傍入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之后尘,固然是伪体;而高谈汉、魏的优孟衣冠,又何尝不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戏为六绝句》虽主要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其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 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涉及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即事见义,如地涌泉,寓严正笔意于轻松幽默之中,娓娓而谈,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
四、忆怀梦歌,千古诗情
杜甫的人品还表现在对文人、诗人、友人的敬重。他和李白的诗谊,有诗为证: 《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甫同李白的友谊,首先是从诗歌上结成的。这首忆念李白的五律,是天宝五载(746)或六载(747)春杜甫居长安时所作,主要就是从这方面来落笔的。开头四句,一气贯注,都是对李白诗的热烈赞美。
对李白奇伟瑰丽的诗篇,杜甫在题赠或怀念李白的诗中,总是赞扬备至。从此诗坦荡率
真的赞语中,也可以见出杜甫对李白诗是何等钦仰。这不仅表达了他对李白诗的无比喜爱,也体现了他们的诚挚友谊。清代杨伦评此诗说:“首句自是阅尽甘苦上下古今,甘心让一头地语。窃谓古今诗人,举不能出杜之范围;惟太白天才超逸绝尘,杜所不能压倒,故尤心服,往往形之篇什也。”清代浦起龙说:“此篇纯于诗学结契上立意”,确实道出这首诗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全诗以赞诗起,以“论文”结,由诗转到人,由人又回到诗,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对人和对诗的倾慕怀念,结合得水乳交融。以景寓情的手法,更是出神入化,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厚无比,情韵绵绵。 《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杜甫的怀人诗,写得最多最好的,除怀妻、怀兄弟的以外,就属怀李白的了。写此诗时,杜甫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李白因永王璘事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放还至湖南,杜甫很自然地想到被谗放逐、自沉汩罗的爱国诗人屈原。这首因秋风感兴而怀念友人的抒情诗,感情十分强烈,但不是奔腾浩荡、一泻千里地表达出来,反复咏叹,低回婉转,沉郁深微,实为古代抒情名作。
唐玄宗天宝三载(744),李杜初会于洛阳,即成为至交。天宝四载(745)分手,至此已经十五个年头。这两首诗,就是杜甫听到李白流放夜郎后,积思成梦而作,表达了对李白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关切,体现了一种生死不渝的兄弟般的友谊。
《梦李白二首》有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分别按梦前、梦中、梦后叙写,依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说,两篇都以四、六、六行分层;所谓“一头两脚体”。前一首以“死别”发端,后一首以“身后”作结,形成一个首尾完整的结构。两首之间,又处处关联呼应,“逐客无消息”与“游子久不 至”,“明我长相忆”与“情亲见君意”,“君今在罗网”与“孰云网恢恢”等,都是维系其间的纽带。但两首诗的内容和意境却颇不相同,从写“梦”来说,前一首初梦,后一首频梦;前一首写疑幻疑真的心理,后一首写清晰真切的形象。从李白来说,前一首写对他当前处境的关注,后一首写对他生平遭际的同情;前一首的忧惧之情专为李白而发,后一首的不平之气兼含着诗人自身的感慨。
这两首五言古诗,字字句句,都侧恻动人,读来叫人心碎!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这样解道:“次章纯是迁谪之慨,为我耶?为彼耶?同声一哭!”仇兆鳌《杜诗详注》评价这两首诗是:“千古交情,惟此为至。”
总之,两首记梦诗相关而不雷同,全为发自肺腑、至诚至真之文字,所以深厚真挚,哀感动人。
当然也有高兴的,那就是《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这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贺知章、李琎、李进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饮中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情绪欢乐。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多样而又统一,构成一个整体,彼此衬托映照,犹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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