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ILM影视摘 要：当前已经进入视觉文化时代，为迎合市场的需求，许多影视创作者开始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在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的过程中，文学会被进行二次加工，其中，必然少不了影视作品对文学原著的解构与重塑。影视创作者通过对原著中文化、传统、社会和时代背景的颠覆，完成了从文字符号到影像符号、从静态叙事到动态叙事、由表及里的情节和由浅入深的哲理的转化，创作出内涵更丰富、思想更开阔的影视作品。关键词：影视；文学；解构；重塑从远古到现代，语言文字系统被凝练得越来越缜密精确。而如今，随着视觉技术的进步，人的视觉在不断延伸，可视性要求不断攀升，呈现出图片压倒文字的倾向[1]。感性的、直观的、碎片化的思维模式渐渐确立，思维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对传统语言文字系统的解构，人们更青睐于影像所创造的视听语言。为迎合这一趋势，许多文学名著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对原著的加工必然会融入创作者的自我意识，呈现出崭新的艺术思维。１ 从文字到影像的符号转换小说文本是抽象的文字符号，其可以大量利用形容词进行描写，创造意境；而影视作品独有的视听语言，要求影像符号通过视觉和听觉两种感官去认知。影视作品中几乎没有抽象的概念，大都是眼前活动的画面，但这样的表达形式却难以展现人物的思考过程和内心变化。作为艺术符号，不管是抽象的文字符号还是具体生动的影像符号，从动态结构来看均是由现实符号构成，以现实符号的能指通过隐喻和转喻，产生新的所指，即审美意义[2]。张艺谋将许多经典小说成功搬上银幕，就是在将文字符号转换为影像符号的过程中，使其更符合电影的表达技法。张艺谋的代表作《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110▲浅论影视改编对文学名著的解构与重塑孟丝琦（作者单位：河北外国语学院）但电影没有展现原著的全貌，只重点讲述了九儿出嫁和民众抗日的片段。红色本就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导演又极善用红色，于是红色的花轿、嫁衣、高粱酒、高粱地等充斥着整部影片，导演正是运用视觉上可以感知到的色彩，将小说中渴望表达出的生命张力外化，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而到了《菊豆》中，张艺谋将原著中故事的发生地乡间改为了染坊，这样的转变更有利于导演对自己擅长的造型元素——色彩加以运用，这样的设计也更有利于表达原著富含的深刻意蕴。“染坊”本身就有对男女暧昧之事的暗喻，而血红的染缸又仿佛是死亡的象征，整个故事的发生地就像恐怖的地狱，时刻准备着吞噬人们罪恶的心灵。在余华小说《活着》改编的同名电影中，原著中而电影中则改为了祖宅，这样的设定也更容易通过影像展现，并且有利于进行后续情节的展开。对原著中有着悲哀意味的结局，导演进行了较大改动，在故事结尾添加了更多希望的色彩，这样的改动受众更易接受，也使影片的立意得以升华。２ 从静态到动态的叙事渗透对于许多导演而言，小说中人物内心活动的表达和场景的描绘很容易造成拍摄上的困难。李安在《色·戒》中就尽量平衡了两种叙事形式间的转换，完整呈现出原著的精髓所在。小说中的倒叙、插叙、心理活动等，在影视作品中常常表现为回忆、再现、闪回等手段。张爱玲的原著中善于运用插叙手法，文章先交代了后事，才道出了起因。而导演则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娓娓道来，造成时间流逝的动态感，让观众在时间的缓缓流淌中一点点感受主人公内心的变化，能够清晰地体会到王佳芝矛盾的心境，更加真实，也更加深刻。原著中突出王佳芝的心理描写，表现她内心的两难境地，而对于导致王佳芝和易先生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原因是“色”还是“戒”，张爱玲并没有露骨的描绘，只是一笔带过，让读者自己思考。电影中则对“色”的场面进行了还原与放大。三场情欲充分交代，将她内心的撕裂与挣扎直观呈现出来，故事的高潮部分也随之到来，仿佛她轻声的一句“快走”呼之欲出。李安通过最直白的叙事手段把人性的残忍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让人在虚无的爱欲情仇中陷入深深的思考。影片最后，导演加入了易先生独坐在王佳芝床边久久凝视的场景，这在原著中是没有的，这样的处理更感人和有深意，弥补了作家本身过于冷酷和决绝的写作特点。主人公福贵输掉了家里的土地和房产，戏，是对王佳芝从生理到心理变化的３ 由表及里的情节升华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文学作品，由于其具有的时代性所造成的语言和观念上的差异，很容易使读者难以理解其中的内涵。因而，这类作品易被影视创作者搬上银幕或荧屏，对部分情节合理删改后成为更具深刻性和商业价值的作品。电影《赤壁》没有像原著作者罗贯中那样带有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而是抱着不偏不倚的态度去演绎。这种中立的观点，打破了封建历史中的“正统思想”，可以认为是对原著中消极性和封建性的剔除。影片中，曹操仍生性多疑，却也善于用兵。曹操胸有成竹地与小乔对酌，他早已想到盟军会主张火攻，但曹操万万料不到风向会转变，这就使《三国演义》中颇负盛名的赤壁之战“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场景上演在观众面前。这样的重塑，虽然对于其严肃性有一定的消解，但在不失原著本意的情况下更容易被当代人所接受。对于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导演在浩瀚宏大的历史场景中加入了许多细小的情节元素，用以刻画影片中的人物，使那些原本沉寂在书本文字中的历史人物活了起来，给他们注入了更多“人性”，让观众能够感觉到他们是那样的真实和近在咫尺。人们都知道刘备本是以买草鞋为生，于是，片中安排了他为将士们编草鞋的情景。这样的设计再也找不到鲁迅说过的“欲显刘备之长而似伪，状诸葛之智而近妖”[3]的意味。影片以孙尚香潜入曹营带回重要消息开始，孙夫人豪放勇敢，而对小乔的刻画则在美貌中加入了智慧。两个女性形象的塑造，打破了传统思想中红颜祸水的封建观念，使她们的存在成为战争的制胜关键。传统文学中有意淡化的女性形象在影片中得到了重塑，女性地位的提高推翻了古典文学中的封建枷锁，让影片的情节和主题得到了升华。将原著中类型化的人物赋予“人性”，将典型的事件加进感性的认知，以具有时代性的视点重新加以诠释，创造出的是“有血有肉”的、实在的、令人敢于接近的人物以及感动的、发人深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４ 由浅入深的哲学性延伸喜剧因为其轻松愉悦的故事情节和大团圆的结局，总能带给人延绵不断的幸福感。影视作品作为通俗文化的代表，比起文学作品，创造了更多喜剧人物，喜剧电影更是颇受大众青睐。影视创作者通过解构传统文学中的人物和情节，制造陌生化效果，从而营造出喜剧氛围。然而，优秀的喜剧作品不仅仅是博观众一笑那么简单，其往往“笑中有泪”，在完成看似浅显的叙事后，还传达出深刻的哲学意味。周星驰可谓是中国香港乃至整个亚洲的“喜剧之王”。他的代表作《大话西游》完全颠覆了原著的故事，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作为素材，把妇孺皆知的宗教故事大胆地改写为爱情故事，并将现代意识和自我价值作为影片的出发点，用后现代主义式的语言风格对传统文学进行解构，建构出新的审美意义。周星驰电影的台词如今已是脍炙人口，但实际上这些电影对白并没有什么准确的意义，正是这些零碎的话语符号揭示出主人公自身存在的荒谬与矛盾，从而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真正优秀的喜剧是笑中有泪的，周星驰电影中的许多台词当时听来似乎诙谐幽默，但细细品味却又扣人心弦。“爱你一万年”的经典独白被无数人引用效仿，其实它只是至尊宝在危急关头对紫霞仙子编的一段谎话。影片中的其他语言，也同样丝毫不考虑时间和语境上的限制，只是脱口而出、信手拈来。唐僧为了使孙悟空和自己一同去西天取经，竟然唱起了英文歌。这种无意义的符号拼凑，产生了极大的喜剧效果，在观众爆笑的同时，周星驰现象也在如今的影像时代悄然扩张。周星驰的电影对原著中的任意元素进行解构，只是把原著作为架构影片的素材，而大量加入“我”的观念，完成了对文学作品的重塑。首先，其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文化特征，无意义的语言堆砌将传统的语言规范消解殆尽，甚至将文字符号看作是创造喜剧效果的有力工具；其次，还有着一定的哲学意义。通过荒诞的、离奇的、无意义的语言堆砌，将世界的荒谬和虚无表达出来。影片里宗教的禁锢被改造得诙谐幽默，小说中历史的痕迹完全被荒诞的戏剧效果所取代。这正是我国香港电影中也是港人常带有的特征，既对传统文化有所认识，却又在现代社会中找不到认同。随着时代发展，影视艺术借助文学著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原著的内涵表达得更加形象和深刻；文学作品借助影视作品的力量，得到广泛宣传和推广，通过改变也能够使广大观众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期待未来影视工作者继续推陈出新，通过对经典文学的解构与重塑，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使影视与文学实现双赢。参考文献：[1]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J].学术研究,2004(2):110-115．[2]毛凌滢.从文字到影像:小说的电视剧改编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8．[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作者简介：孟丝琦（1993—），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艺术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