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史 哲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１２０１２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２８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林 霆
摘 要：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如果简单地以“不真实”概而括将对十七年文学的生态环境，以及作家、读者等群体的精神状况造成深度的遮蔽。立足于十七年文学之，
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来探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复杂的政治文化场域，
的真实性问题，可以见出有三种层面的真实性表现形态，即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和被教是指部分作家尽管亲眼目睹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农民造成的利益损害，化的真实。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
以及农民和农村党员干部对运动的反感、抵触，但却不会因此而否定运动本身。相反，他们会运用所学的在小说中以反映历史本质真实的姿态去反驳、抵制现实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思想理论来理解现实生活，
实主要是在大量的社会学史料中得到呈现，在十七年作家的笔下只有微妙曲折的表达。作为代表人物的赵树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不合作心理及其困苦生活抱有深切的同情，他的小说因此成为表达有限地传达出了农村现实的真实信息；被教化的真实，则体现在政治运动对于农民、微妙意味的复杂文本，
农村党员干部以及作家、读者的宣传教育和鼓励／惩罚的机制中，个人的想法往往是被赋予、被引领的结果，其表现形态极为复杂。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十七年小说；农业合作化题材；真实性
在十七年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真实性问题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尤其是在相对宽松的“，、百花时代”就集中出现了一大批关注真实性的理论文章，如胡风三十万言的“意见书”阿垅的《论、、——广阔的道路》、倾向性》冯雪峰的《关于创作和批评》秦兆阳的《现实主义—陈涌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等。但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止了所有异端的声音；进入１人民文学》专门开设了一个“作家谈写真实”的９５８年，专栏，有多位作家就真实性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文章包括：李六如的《关于〈六十年的变迁〉答、、、、读者问》杜鹏程的《感想与感受》王西彦的《真实与真理》茅盾的《关于所谓写真实》骆宾基的《从、“韶华的《真实和歪曲》等。可以看出，真实性”在当时是一个相当焦灼王府井大街所见而想起的》的、急于被阐释的概念。
？同样是土改，写什么和如何写才是“真实的”即使在今天，面对张爱玲笔下的土改、丁玲笔下的。同样，土改以及周立波笔下的土改，也难以辨清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以及那些大大小小的专业的、业余的、受到批评、赢得赞誉的作家笔下的农业合作化，到底哪个更真实呢？为什么到了合作化运动已成历史，并被改革话语“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一些作家还会声称自己所写的就是当时人们的真实生活呢？
就必须回到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对“真实”的含义进行多层面阐发。依笔者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
）。作者简介：林霆，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天津３００３８７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项目“十七年小说的农业合作化叙事”ＺＷＨＱ２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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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察，十七年文学中至少存在三种层面的“真实”即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被教化的真实和未经教化的真实，它们共同组成了十七年文学“真实”的整体面貌，形成了独特的关于“真实”的复杂形态。
一、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
“真实”在十七年时期不是一个绝对独立的概念，而是一个由阶级性所绑定的相对性概念。当时“一种普遍宣扬的观点是，真实”在不同阶级的人眼里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题材，由不同的作家来写成小说，写出来给人的印象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一切真实要在作品中得到艺术表现，一定要
①真实与否，”通过作家的思想观点。是由作者的思想正确与否所决定的，这也是十七年时期有关“真
实”的一种主流观念。
历史业已证明，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场失败的政治运动，但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尚没有发现一篇怀疑此运动的作品。相反，文学倒是非常系统地介入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合理化建构，所表达的主题包括：农业合作化是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要走过的历史阶段，它的合法性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这是被科学的理论所证明的，因此它的成功是必然的；农业合作化可以避免农民破产，避免出现新的两极分化，也就永久性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始终无法解决的贫富分化问题。
事实上，这些文学主题都来自执政党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典论述。毛泽东不仅成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之后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规律，而且在建立政权后，又雄辩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发展，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没有大机器生产也一样可以实现农业合作化。毛泽东对于历史进程之必然性的权威阐述，事实上已经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确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合法性。于是便出现了这一现象：越是研读马列经典的作家，越是熟悉毛泽东的理论文章的作家，越容易从观念层面出发，去思考农业合作化的意义。他就会在理论上认为，农业合作化可以解决中国农业的全部问题，甚至认为这是农民获得美好生活的唯一出路。这样，他看待农村生活的角度就受到了他对于农村生活的理解也由一种事先被建构出来的观念所决定，从而忽视了先入为主的视界规约，
真实的农村现实生活。这一点，柳青是最具代表性的。在写作《创业史》之前，他就已经亲历了一场堪称巨变的历史革命，从而真诚地为之感动，为之着迷，为之欢呼；当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一部分被提出时，柳青迷恋于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以找到社会发展规律而自信，对象征着“历史进步”的合作化运动进行全景式书写，认为这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可以说，在所有农业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创业史》是观念性最强的叙事作品，它饱含着要“表达一种进步的历史观的强烈愿望。柳青曾经说：我们这个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
②《《”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创业史》正度。……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
是从特定的整体观念出发进行叙事，要展现社会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即社会主义制度诞生的《过程，而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柳青曾直接以作者身份宣布，创“业史》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
③。于是我们便看到，《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创业史》中所有的
人物塑造、典型环境的营造，以及叙事态度，都成了表达这一观念的具体手段。
《创业史》的主题传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梁生宝的塑造，因为小说的重心是营造“梁生宝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农村。作家意在从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的关系中，格”产生的环境—证明梁生宝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产生的理想农民形象。梁生宝是与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梁生禄
①②③
《——关于工厂史中的“》，《韦君宜：新形式里的老问题—写真实”人民文学》１９６０年第１２期。《，《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延河》１９７９年第６期。《，《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１９６３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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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有本质区别的人，他已超越这些为了小家发财致富的农民，豪情万丈地走上了消除私有制的道路。在梁生宝身上，集中了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英雄形象的全部品质。否定梁生宝，就相当于釜底抽薪，否定了小说的全部思想性和意义深度。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作品发表后所引起的争论中，“柳青对于抬高梁三老汉、贬低梁生宝的评论会怒不可遏，并言辞激烈地予以回击：有人说以梁三老
①”汉为中心，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然而事实却是，梁生宝这一形象就是政治理念改写现实的结果，因为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并非像梁生宝那样意志坚定、一贯正确，而是经历过犹疑、思考的曲折过程。王家斌是在１９５１年夏收时，接替中农董廷义当上互助组组长的。买稻种的事情就是王家斌所为。但是王家斌也曾有过买地的
②王家斌虽“”想法，当柳青听到风声问他的时候，他脸红了，支支吾吾，半晌才说：买下名难听的很呐！
然最终没有买地，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达到梁生宝的坚定程度。他对于统购统销的理解和普通农民也“毫无二致。据柳青回忆，他问我郭杜区搞‘粮食登记’的谣传，说人心有些不安，互助组员们也问他。‘我告诉他，那是陕西省在那里的一个乡试办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工作；粮食登记’是破坏分‘’‘子造出来的谣言，你相信吗？就是嘛！我说毛主席总是给人民办好事，怎能把农户的口粮留下，下’”“余的全发官价收去哩嘛！柳青对此的理解是：显然家斌一下子还不能理解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
③”政策的全部意义。
同梁生宝相比，王家斌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还存在明显的差距。柳青在赞美王家斌时，也会
④。作为原型“流露出遗憾，我经常惋惜家斌办法不多，考虑不细密，魄力不大，我却从心眼里喜欢他”
的王家斌，更像是一个老实厚道、善良本分的农民。
但在小说中，梁生宝一出场就已经充分理想化和本质化了，原型身上的缺点和局限则被转移到其他具有小农思想的“落后”人物身上。作者丝毫不认为这种将人物完美化、理想化的作法违反了艺术真实性原则。相反却认为，由于理想人物符合历史规律和观念层面的现实，因此比现实的人物具“有更高的真实性。柳青曾明确批评没有阶级性的真实观：文学上的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文学家……硬说：生活的真实就是艺术的真实。他们硬要把作家的阶级立场和艺术的表现手法搅在一起，硬说作家看见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不管立场观点正确不正确，写出来就是真实的。他们把这叫做
⑤如此看来，‘。实际上，。”艺术良心’人类文学史上从来也没有过什么超阶级的‘艺术良心’梁生宝的
“，真实性”就在于，他符合作者对历史、对阶级的“本质想象”他是被政治理性建构出来的、具有所谓“本质真实”的农民英雄形象。
此外，展现在《创业史》中的农村环境是有着异常尖锐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阶级环境。在作者看“生活的环境和作品的环境有原则性的区别。……生活的环境有着实际条件的限制。作品的环来，
境则突破了实际条件的限制。按照一定历史时期的广阔历史背景创造的环境，就是作品的典型环
⑥。《境”创业史》因而着力构造了土改后农村的阶级环境，成功构建了小说中的观念事实。评论者也
“《是因其对观念的成功表达，而给予了作品高度的评价：创业史》高度的真实性正在于它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它不仅反映了土改后农村是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土改后的农村正在朝什么方向变化，以及这个变化过程中两种力量的消长与转化，歌颂了蓬勃生长着的社会
⑦”主义力量。
①②③④⑤⑥⑦
《，《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２２００５年，８８页。《》，《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４卷，第１２０页。《》，《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４卷，第１２０页。《，《柳青：第一个秋天》柳青文集》第４卷，第１３０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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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实中，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有抵触、敌对情绪的群体，并非是已被打倒的地主阶级，而是普通农民，甚至是贫农和党员干部。１柳青到长安县工作，负责开展农业合作化工作。下乡整９５１年，“，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党员、团员、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讲互助合作课本”但是整顿的成绩顿互助组时，
“很少，插秧的时节，有一天晚上，我帮助十字村郭远文重点互助组开会解决纠纷，他们说找不到副组谁也没看见他。我到他家里，门上挂着锁。我用手电棒往里照，他在炕上用长郭远彤。我满村打听，
被蒙着头睡了。他在多半夜长的会上，除了重复坚决退组的话，再没吭过一声。结果这个组退出了
①。柳青发现整顿工作困难重重，郭远彤不久搬到三村去住了；到那里，他进了一个寡妇的门”两户，
“我们的要求和事实的距离很远。在七个行政村里只有三个村达到了目的，而且一村搞起不久就散重点组长刘远峰远远地看见我就躲。我追上他，他痛苦地发誓说人心不一，他这辈子再也不闹这了，
。有的干部因为“事了”思想负担很重，常常夜里睡不着觉；他对他在一年以后要领导一个四十户左。一说到社会主义的右的社很熬煎，而大家对三年里全村达到百分之八十合作化，信心也不怎么强”“；“远景，他们听了都兴奋得很，可是一看眼前的实际情况，碰到具体问题，心立刻就没底了”许多人斗地主，捉特务的时候，敢说敢干，有办法；他们就对领导互助组发愁。去年春夏之间，我发现皇甫村
②。见了我很冷淡，找不到话说了。有人还故意躲着我走”有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对我似乎疏远了，
这些事实都是柳青的亲身经历。它们已经证明了农民以及农村干部对于农业合作化的真实态度，即便是贫农也不愿意入社的真实状况。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农民造成的利益损害是不言自明的。但由于柳青已经在头脑中建立起与主流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在面对农民这种未经教化的真实心态时，他首先感到的是农民的政治觉悟有问题，而不会去想政策和制度本身有什么问题。因此，无论是在散文中还是在小说中，柳青对于那些退组的农民、不关心集体事业的农民的悲“感慨比比皆是：这个在土地改革中分配果实的时候被人称为大公无私的郭远彤，过他的小日月悯、
去了。我没办法把这个穷到三十几岁讨不起老婆的生产能手巩固到互助组里，是我去年最难受的事
③，④。这种未经教化的真实，“情”庄稼人们思想上庸俗的那一部分，常常是自己不能感觉到的”在柳
青眼里只能说明某些农民的糊涂、可怜，和政策、制度没有关系。
“因此，柳青对于农民“自发性”的批判毫不留情。《创业史》第十八章开头这样写道：和谷苗一起长起来的，有莠草；和稻秧一块长起来的，有稗子。莠草和稗子，同庄稼一起生长，一齐吸收肥料和土——莠草和稗子———长着同一齐承受雨露的恩泽，但它们不产粮食，只结草籽。它们—壤里头的养分，
谷子和稻子很少差别的根、茎、叶，庄稼人不分彼此地给它们施肥、培土或灌水，直至它们被鉴别出来，才毫无抱怨地、心平气和地拔掉它们。第二年，庄稼人明知道谷苗里头有莠草，稻秧里头有稗子，还是把它们当作庄稼一样看待，一样娇贵，因为毕竟它们只是谷苗和稻秧的万分之一啊！不幸这种
⑤”超出了自然界。高增福有他哥哥高增荣，梁生宝有他的邻居王瞎子。情况，
用莠草和稗子来比喻落后农民，显见出作者对于这类“落后人物”的态度，已经没有了赵树理式的轻松和包容，而是把它们视为毫无价值、必须消灭的群体。所以在那位拒不走合作化道路的贫农参加埋葬的人们都不悲伤，梁生宝甚至暗骂痛哭他的儿媳素芳太糊涂，也就不奇怪王瞎子的葬礼上，
“了。叙事者还发出了这样的评论：所有的人都不怀疑：是总路线的宣传和灯塔社的建立，结束了老
⑥”汉不光彩的一生。
柳青之所以对不合作农民有此种态度，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历史的真实性存在于本质的真实而
①②③④⑤⑥
《》，《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４卷，第１１５页。《》，《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４卷，第１１４、１１６页。《》，《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４卷，第１１５页。《柳青：创业史》第一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３１９６０年，２９页。《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３０２页。《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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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现实的真实中。要达到本质的真实，作家就要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即“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
①上，党的政策思想的高度”描写出理念世界中的农村景象，写出在对农民进行阶级身份认定之后所
最终以艺术作品来证明党的农村政策的正确性。做出的生活观察，
因此，在构思作品时，他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这种观念性的表达上，努力以形象化的手法来证实主流意识形态所建构的历史进程的真实性。
从当时评论者对《创业史》毫不吝啬、慷慨大方的赞语中，也可印证以上判断。评论者们给予了这部小说“史诗”的地位，主要是它明确指出了生活的源流，解释了现实是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的》问题。在较早出现的评论中，冯牧的《初读〈创业史〉指出，作者“通过人们的劳动和斗争，为我们指
②。这一论断指出了《创业史》高于同类作品之处，就在于建构了农业合出了生活河流的来源和去向”
李希凡在《漫谈〈创业史〉的思想和艺术》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作化运动的历史与现实的合法性；
③。此“他认为《创业史》生动地再现出那发生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动力、生活动力和思想动力”
类评论的理论出发点是，小说是否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有本质意义上的认识和书写，是否把握并揭示了历史的本质规律，是否对人民创造自己生活的历史有全面、深刻的书写。这也成为判断小说是否具有真实性的重要标准。
“而后的评论者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挖掘了《创业史》的历史深度，认为小说的深度就在于，把人
④，同时“通过对人物个人独特命运的描写，提出深刻的物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的总进程联系起来”
⑤。其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就体现在，历史问题”通过新旧两种“创业”的对照，揭示了农民只有走集体
富裕的道路才能摆脱贫困与破产的历史规律，这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本质真实。
这些社会观念、本质真实，显然不是柳青个人的创造。因为“作品的社会特征首先寄予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个体不可能由他自己建立起一个与所谓的世界观相一致的统一精神结构，这种结构只个体仅仅能够把它推举到一种非常高的统一水平上，以及在想象创造和概念能由一个集团来经营，
⑥。柳青曾在文章中声明，“思维的层次上对它进行变换”如果不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就不要想写⑦。可以说，《得准确和深刻”创业史》的观念性主题在作家观察生活的时候就已经确立，它的素材已
经经过政治历史观念的严格筛选，观念性表达是小说叙事的核心动力。其结果是，文本内部观念具、“有高度的整一性，留给后人进行“重读”反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并非是谴责作家柳青。如果说在当下的语境下，在一个与市场相依为命的社会中，作家是一
⑧；，“个“有问题的个体”意味着他是一个有批判意识的，与社会相对抗的个体”那么，在一个与政治相
依为命、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中，作家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成为集体的一部分，融入主流之中，并以自己的“创造”为主流观念提供形象化的解释和佐证。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柳青的创作是虚假的，不如说此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国人曾经有过的，被主流话语规范过的、一体化的解读历史、认识世界的方式。
①
《——史诗效果的寻求》，《，何文轩：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孟广来、牛运清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州：《，孟广来、牛运清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１７６页。《，孟广来、牛运清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１８５页。
《——史诗效果的寻求》，《，何文轩：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孟广来、牛运清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４１７《——史诗效果的寻求》，《，何文轩：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孟广来、牛运清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４１８［《，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第２１９８９年，１１页。《，《柳青：永远听党的话》人民日报》１９６０年１月７日。
［《，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第２１８页。
福建人民出版社，第４１９８２年，３１页。
②③④
页。
⑤
页。
⑥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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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经教化的真实
，所谓“未经教化的真实”是指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普通农民的本能感受，以及经过长时间政治教育仍旧无法改变的观念。这也是一种朴素的、原生态的生活真实。
“当中国农民还没有从意外获得土地、翻身得解放”的梦境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一场巨１９４９年，
、“。在合作化大的社会变革突然降临。农民以自己朴素的理解，将农业合作化称作“归大堆”合地”农民们最真实的心理感受是怎样的呢？经过下乡干部们的一番开导、教育和算经济账，甚运动之初，
至采取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强制措施，并最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之后，他们的想法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中间又曾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
时间走到今天，我们已经有可能从多个层面触摸到那段历史的真实。
在合作化运动之初，多数农民并不愿意入社。１河北省大名县领导要求大名的农业９５２年秋季，因此区、村干部就采取强迫命令的手段，生产合作社继续扩社建社。由于创办大社的条件并不成熟，
“强制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村干部在会上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看你走哪”“一条。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就在桌子上签名入社。咱村就这两个社，你愿入哪个，自由选择，不入。有的干部甚至拉着农民的手往签名簿上按手印。大名县文集村村这个就入那个，反正得入一个”“在群众大会上说：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干部为了建立１００户以上的大社，”的道路。党员文绍忠不愿入社，党支部就让他反省一天。该村所有的磨粉家具和大车，全部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控制起来，干部说，不入社就不能使用这些家具①。
“”河北省阜平县上堡村的村干部在房上叫喊：单干耻辱，入社光荣。由于强迫办社，使得不少群猪，然后大吃大喝一阵再入社②。众先宰杀羊、
山西省长治县专区新建的１农具全部归公，其中大部分农业０００多个合作社中，７６％是将牲口、“社是采取的强制手段。武乡县二区下郝村提出的口号是：层层包围，内外夹攻，包干包打，一夜成”“”功。结果，在一夜之间，就把社员１社员们说：斗争啦！不能过日子啦！社外群众６０头羊抓到社里，“纷纷出卖自家的羊③。江苏一些地方甚至提出：不参加互助组就是走蒋介石、杜鲁门看到风头不对，
，“。有的地方提出“，的道路”单干，单干，不是地主、反革命分子就是二流子懒汉”消灭单干户”并以““不参加互助组不贷款、不救济、不打通行证、不打自产自销证”相威胁。山东一些地方提出：单干户
④。、“走台湾路”单干户同地主坏蛋一样”
据１在办社过程中，很多干部采取了“攻、吓、哄、逼、激”等强迫命令手９５４年安徽凤阳县检查，“段。长淮区锥山乡沈营村选区主任孙又春说：群众不入社，就是蒋匪脑子，不准回家，开完会留下”全选区４会后就有１来！３户共有４２户报名入社，４户要求退社。武店乡民政委员王政香对群众说：“”“”不入社，贷款都要还，入社可以马虎一点。并对中农王化香说：如今淮南市中农都被打成地主了。吓得王化香第二天就拉牛入社了⑤。
据１有些地方建社干部将报告作完后就离开会场，由建社委员以登记名字９５５年渭南专区检查，，的办法动员入社，并说：愿意入社者回去，不愿入者留下，并美其名曰“补课”实际上是把群众放在冷。有一次４房子里冻着“考虑”０户就这样入了社⑥。
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逐步深化，农民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不是提
①②③④⑤⑥
《，《大名县在试办农业合作社工作中盲目办大社，影响了群众生产情绪》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３月２４日。《，《定县专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中国农报》１９５３年第８期。《，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１２００４年，０５页。《，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第２２００６年，５９页。《，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第３２５页。《，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第３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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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是大大降低了。因为人民公社所实现的大规模公有化，得益于公社权力的高度集中。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归公社所有，公社可以任意调拨或无偿征用土地。由于“政社合一”县以上的国家机关就可以用行政的手段对人民公社的财产直接调拨。据估计，１９５８年全国各级政府用掉农业社社员利益受到严酷的剥夺，毫无保卫自的钱达到２０至３０亿元之多①。由于不掌握控制财产的权力，身利益的可能，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减退。
与此同时，完全与土地无关的分红制度，以及按照人口进行分配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也是造成农民劳动积极性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从高级社开始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是将多劳多得的工分制与按人口分配的口粮制相结合。这一分配制度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多劳动所得的工分远抵不上多“此种分配方法的弊端是，出力不一样，在人口生一个孩子所分得的口粮。通过数据比较可以发现，
相同的情况下，出力多的家庭获得的粮食与出力少的家庭没有很大差别。……出力一样，人口多的
②，“家庭人口少，劳动力齐整的家庭，即使出力多，分的粮食也超家庭获得的粮食超过人口少的家庭”
③。变相的平均主义，不过人口多的家庭”不仅降低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而且刺激了人口生育，使可
分配的基本口粮水平进一步降低。
对待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农民的方法就是消极对抗。社会学的调查记录了集体化劳动中的民“，“谣，也透露出当时的一些真实信息。如浙江陈家场村民的顺口溜，出工像背纤，收工像射箭”集体，“自留地里干活像武松打老虎”出工号子吹了三四遍，还要到自留地里走一地里干活像老牛拉破车，
④。，“圈”吃粮靠集体，用钱靠自己”
湘中县大塘农业社有男全劳力１外流的达１竹平社的出工率只有１金元社有２０多个，１８个；９％；维新社有２春耕时经常出工的只有二三十人，大部分人有工７０％的劳力去做棚子床生意；４５个劳力，不出。有的乡早稻收割后，社员尽做棕棚子去了，以致晚稻没收，板田无人犁，肥料不施。集体经营普遍出现广种薄收现象，作物严重失收⑤。即使下地干活的农民也是弄虚作假、出工不的秋冬作物，
出力。比如割鱼腥草，在中间放上石头和泥，再加上水分。过秤时，可多得工分。又如，一担粪桶在田边落有两个圆圈，算是一担，农民把一担肥放下１落下２队长检查时就可以记１０次，０个圈，０担的工分⑥。
极其低下的生产效率，导致农民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苦之中，集体经济濒临破产。
赵树理对农村的现实非常清楚。与相对理念化的柳青相比，赵树理对政治的理解要朴素很多，他对农民的真实生活和想法更为熟悉，也深知“农民不是光要几个政治口号，他是希望具体化的。……土改后他们思想上很明确：分了土地能发家。合作化就不太明确了，地入了社怎么办？又不准买卖，什么现代化等等，他不清楚。……过去，为了买地，可以几年十几年穿一件衣服，结一根腰带，干活还很卖劲；现在能用什么办法进行教育，使他们直接和生产的劲儿结合起来呢！总觉得缺少具
⑦。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三里湾》列举出的农业合作化的好处，无非就是大家在一处做活体的东西”
热闹、社员比单干户好找老婆等等，这些内容都没有超越一个农民的想象力。
赵树理也试图进行拔高、渲染式的写作，比如在小说中特意安插了一个梁画家，为三里湾描画出未来的美丽新世界。但画家的设置却显得突兀特异，难以与文本中的其他人物、事件和谐统一。到
①②③④⑤⑥⑦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７１９９３年，６２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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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文史哲·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了晚年，赵树理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他一生也没能解决如何在某种观念的指导下进行具体、形象的写作。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赵树理的眼光一直关注着那些未经教化的真实，他从不认为只要吹起理想的号角，农民困苦的生活就能变成一种幸福和光荣；他也不相信一旦进行思想宣传，农民就会变得目光深邃，能够看到意识形态建构中的乌托邦世界。当赵树理面对这种未经教化的真实时，他总是不考虑政策可能出现的偏差和基层干部作风的问题。这就是赵树理所坚由自主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持的“问题小说”的写作思路。
当然，赵树理从未公开怀疑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本身的正确性。他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首先要考虑小说产生的客观效果，如果现实“问题”太严重，就会有损社会主义形象。他曾多次表示，很多东西现在不能写，不好写，以后才能写，或者外国人会翻译等等，可以“很微妙的来写它，找不到微妙的办
①。对比他的小说、法不写也可以”谈话、书信，可以看出，赵树理确实没有把他看到的真实景象全部
写出来。
纵观赵树理的作品，可以发现，在处理未经教化的真实事件和人物时，他采取了三种叙事方式。第一种是不写，即一些严重的问题他会直接向上级反映，而不会在文学作品中加以表现。比如，赵树理受到毛泽东的点名邀请，他在会上直言农民只有单１９５０年中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召开时，干的意愿，没有走集体化的要求。１他给山西长治地委写信反映农业社的严重问题，缺粮、缺９５６年，“煤、缺草、缺钱，人无力干活，地荒了、麦霉了……悲愤之情溢于纸上，我觉得有些干部……是没有把
②。人’来看待的”赵树理给作协领导邵荃麟写信，汇报人民公社出现的虚报数群众当成‘１９５９年，
字、社员缺乏劳动积极性等情况。他认为在小说中写这些还不是时候，但要求邵荃麟如有机会见到中央管农村工作的同志，就把他提的意见转报一下③。１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９６２年，“”上，赵树理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的农村情况说一说。在这个以小说创作为主题作座谈会”
的会议上，赵树理从１并在会议上直陈：９５３年就开始的浮夸风说到统购统销之后农民生活的艰难，“他们（指农民，笔者注）说是劳改队，日子越过越困难。过年连火柴也买不上。一个县城，十味药，十有八成买不到，当归也买不到。这是五八年以后，愈来愈少，少得不像话。分了钱，只能买包花椒面。
④这些“”人把日子过成这样，就没有情绪生产。严重”的现实情况，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从未出现过。然
，而“不写”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态度。
《第二种方式是改写，即在小说中对现实人物进行某种关键性的改动。比如，三里湾》中的范登。农业合作化开始高。他在土改后分得大量好地，一跃成为三里湾的新富农，被群众称为“翻得高”后，作为党员干部的他不但不入社，而且不支持合作化运动，只做“场面”上的工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家庭经济的经营与发展上。后来，在家庭与组织的双重压力下，他打通了思想，同意入社。现实版的“范登高”就是三里湾的原型地山西省川底村的村长郭过成。“此人原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当地曾有‘川底村数谁穷？就算庙旮旯的郭过成’之说。土改时，他成了斗争地主的急先锋，抱着没娘：的孩子东跑西颠，积极张罗。所以在分果实时，他得了三个‘头等’一头驴，三间楼房，六亩滩地，组织上还发展他入党，委以村长重任。可他翻身登高，一心只想个人发财，受到党组织的批评，便借口
⑤郭过成与范登高有极相似的人生”去湖南探亲，把组织关系开走，再回来时谎称丢失，自动退党了。
①
《，《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工人出版社、山西大学合编：赵树１９６２年８月３日会上发言，《（，《赵树理：给长治地委××的信》工人出版社、山西大学合编：赵树理文集》第４卷，第１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３日）５１５页。《（，《赵树理：给邵荃麟的信》工人出版社、山西大学合编：赵树理文集》第４卷，第１１９５９年）６３７页。
《，《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工人出版社、山西大学合编：赵树理文集》第４卷，第１７１０、《，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２１９８７年，９３页。
理文集》第４卷，北京：工人出版社，第１１９８０年，７１６页。
②③④
１７１１、１７１３页。
⑤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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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所不同的是，他最终也没有发生小说中描写到的转变。
赵树理在川底时，曾同郭过成反复讲形势、讲政策，耐心地同他一道忆苦思甜、展望未来美景。但郭过成始终执迷不悟，赵树理一片苦心变成对牛弹琴。小说的这一改写可以看作是文学为适应政治需要所进行的一种努力。
“》三是用似褒实贬的方式进行微妙书写。写于１锻炼锻炼”最具代表性。小说描写农９５８年的《村干部在对待两个落后妇女“吃不饱”和“小腿疼”问题上的分歧，一方主张姑息、容忍，一方则采取群众批斗的方式进行镇压，最后以后者的大获全胜结束。小说在批评“和稀泥”的干部作风的表面之“下，铺陈着对农村生活现实和农民真实思想状态的隐形书写：干部就是这样横行霸道地欺侮农民，农民就是这样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性
①小说所传达出的农民对于合作化的反感态度，”的手段来对付农民。以及人民公社的生产率低下等
信息，应该是作者有意透露的现实秘密。
前两种叙事态度，在其他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也相当普遍地存在，应该说，这是作家们对现实政治环境的考量和自身思想认识共同作用所导致的结果。多数作家没有采用第三种叙事方式，可以说，它基本上是赵树理所独有。因此，在１他的小说是９８０年代开始至今未绝的经典重读中，关于小说的双重结构、关于现代性等诸多问题，已形被多次解读的对象。关于隐性文本与显性文本、
。这一现象，成一个说不尽的“赵树理现象”证明赵树理的小说文本不是铁板一块，就像他的思想一样充满矛盾和裂隙。对于赵树理小说真实性的解读，只有透过“微妙”二字才能参悟。
三、被教化的真实
“。被被教化”与“真实”之间似乎存在矛盾，但在十七年文学中，就出现了一种“被塑造的真实”
塑造者中，有些并不清楚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是被外在赋予的，不知道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对问题所下的结论已经经历了一个被教化的过程；也有的则是迫不得已、难以自拔。这一层面的情况最为复杂。按照群体来分，可分为农民群体、读者群体和作家群体；而在作家群体中，根据接受情况的不同，又可分为自愿接受和被迫接受两种。
现实农民层面的真实
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是错误的，但并非人人都反对，至少有一个群体对此是真诚拥护的，那就是缺少劳力、缺少必要生产工具，无法单独进行农业生产的群体，以及极少量的农村懒汉。所以毛泽东反复强调，农业合作化要依靠贫农，就是基于这种现实的政治考量。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贫下中农都拥护集体化，事实上很多贫苦农民的态度转变，是基于“被教化”基础上的。他们有的出于感恩，有的迫于面子，有的害怕斗争、怕别人打小报告，或者干脆只是出于投机心理而入社，从而形成了一种政权乐于看到的、人人争先唯恐落后的局面；另一方面，对模范、先进分子或团体的种种隆重的表彰仪式，也能在权力鼓励的机制中营造出争先光荣、落后可耻的氛围，并最终塑造出引领时代风潮与进步趋势的英雄人物。英雄身上所笼罩的神性道德，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存在，也就是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形象。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大多数英雄形象，却是通过对现实的改写来塑造的，并反过来重塑一种与意识形态高度吻合的“时代新风。尚”
教化首先从训练干部开始，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顺利推行下去的组织保证。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决议（草案）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
①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４１９９９年，７页。
１６４文史哲·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①随着《”》你们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决议（草案）的印发，全国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活动。
是对农村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的重要举措。之所以开展整党，是为了１９５１年冬开展的农村整党，“向党员进行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明确农村发展方向，反对在共产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富以及由此产生的贪污蜕化违法乱纪的现象和命令主义作风，以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农的剥削行为，
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改进和加强党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以及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证党
②。的政策在农村中得以正确贯彻执行”
整党运动开始于１一直到１参加整９５１年冬天，９５３年春耕前后结束。共整顿了７５０００个支部，以及贪污蜕化和党的农村党员有１２０万人左右。主要针对党员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富农的剥削行为，违法乱纪现象。并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认清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鼓舞党员为实现合作化、集体化而奋斗的热情③。１还开展了全党范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运动，从培养领导、训练干９５２年，部层面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合作化运动中一直走在前列的山西省太原市委，于１互助组长代９５２年１月召开了有省劳模、》。会议进行过程中，表参加的扩大干部会议，组织学习了《决议（草案）就有十多个代表提出了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请求，最后市委决定先试办七个合作社，并为每个试办社配备一个较有能力的由驻村指导工作④。区县干部组成的工作组，
山东日照东邵疃村村民的回忆，也印证了政府对农业合作化的推动是从整党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的。对于农业合作化，村里老人们的看法是，诱导’个体农民走上了集１９５３年的整党‘
⑤。郑世礼老人说：“就是为入社整的，整党内容就是入社走集体道体化道路”１９５３年整了一年党，
路，党员也有一些转不过弯来，那时党员也看不透，谁也看不透，上边的人也看不透，党员的水平比群叫他鞠躬就鞠躬。不知道深浅，上级号众要高一些。他们也像做梦一样。庄稼人叫他摇头就摇头，
召就干。那会儿庄稼人比现在好领导，他们都不知道事情，搞什么运动就开会，连续开上一个月的
⑥先从党员入手”会，早晚使你心服口服。搞什么运动，上边的工作队都跟来，早晚把你的思想打通。
打通思想，再由这些党员干部领导推进合作化运动。这种方法并不存在明显的强迫命令，但却是一种最普遍、最经济的领导形式。
农业合作化时期，有不少干部为了争当先进，积极建社、扩社，表面上的确形成了农民积极入社的局面。但事实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行政命令现象。１东北局对所属各省的农业生产９５２年４月，发现各省办起来的合作社大大超出了原来的预期。在这些所谓的“自发社”合作社做了一次检查，
“中，大多数的合作社都是领导和积极分子为了争当模范而强拉硬凑出来的。有的干部说：快走社会”“那时东西归大堆，人都伙吃饭，晚走不如早走，咱们先走一步吧。有的说：早晚得走这条路，主义了，
⑦河北省邱县东倪宋村并不具备建立合作社的条件，”晚走不如早走，早下手为强。但这个村的村干部
“”“说：别村都办社了，自己不办个大社太丢人。于是召开办社的动员大会，在会上许诺：成立大社是
⑧”只要参加社，有啥困难上级都能给解决。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
干部要争先进、怕落后，普通农民也是如此。“山东省诸城县朱村乡……有少数人怕受歧视，单，纯为了‘争光荣’甚至个别是‘装进步’而组织起来的。如杨秀军，整党中怕受处分，就拉拢了１１个
《，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６２００４年，７页。《，《全国农村整党工作已有初步成绩》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２月２日。《，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第９３页。《，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第６９页。
《，钟霞：集体化与东邵疃村经济社会变迁》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４２００７年，３页。《，钟霞：集体化与东邵疃村经济社会变迁》第４４页。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８１９９２年，５页。《，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第１０１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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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守理，单干户，组成了一个‘形式组’应付‘公事’曾患重病，被政府救活，免收药费，他为了报政府的恩而带头组织了大组。他参加组后，老婆咒骂，父亲反对，天天打仗。杨其玉是老中农，怕人批评走富农道路，而鼓动了１自称中农组，但实际上从未进行过集体劳动。杨０户富裕中农组织起来，耕牛、农具齐全。他因解放前干过公差，怕人说落后而参加了互助组，入组后卖掉树仁是富裕中农，
①。了牲口、母猪”
“据山西省平顺县（三里湾”的故事原型地）县委，对６个已基本合作化的村子的调查１９５４年冬，
“在老社员中，有些生产资料多的农户，入社并非自愿，而是随社会走，看风使船，怕丢人而入社显示，
。有些新社员入社也是因为“。下井社员郭得随社会走，怕说落后，怕借不到农具，怕多卖余粮”的”
“交说：今天道路是合作化，迟早不算话，躲下四时，躲不下五时，我儿子在外面当干部哩，不参加农业
②湖北省浠水县少数富裕中农认为，”、“社真是头上穿靴子脸上下不来了吧。社会主义是“一拉平”伙
，“大家”如白石乡刘世福说：我有三个劳动力，每人只种捆把谷田，么事不好过？就是不能光想个人”“发财，所以要入社。望城乡一个裁缝说：解放三四年我没参加互助组，再不参加合作社，又该说我走”、，他们在怕“戴帽子”怕说“落后”又怕单干受“排斥”的思想压力下要求入社，表面上是自愿，旧路。
③“”但内心十分焦虑。他们说：火烧乌龟肚里痛，吃闷心之亏。
当社会上已经形成“单干落后、入社光荣”的舆论氛围后，对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来说，就具有了足以使他们响应号召积极组社，起码在表面上要有一种迎合的姿态。就是这种表强大的精神压力，
。浩然晚年谈到自己的作品时曾说：“面上的热烈，成就了一种政权乐于看到的“真实”当时受到观念有些东西不太恰当，特别是《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淡化了一些和思想水平的限制，
④浩然所强调的作品的真实性，”东西，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
正是建立在“被教化的农民”这一基础上的真实。
读者批评层面的真实
《。小说讲述了一个农业社社长在除夕之人民文学》发表了肖平的短篇小说《除夕》１９５８年２月，
夜，被一大群生活有困难的社员包围，要求他解决一连串缺盐少油的生活问题，以至于他最终没能抽“出时间陪孩子去买炮仗。小说发表后，引发了规模不小的争论。多数读者认为：在作者的笔下，今这就是今天农村现实生活的写照吗？不，绝不是这天的农村处在极端贫困之中。我们不能不怀疑：
样！这是歪曲，是污蔑！……表面看来，作者似乎是在歌颂一个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农村干部。而事实上，他在这个幌子的掩护下，严重地歪曲了今天的社会现实，对农业合作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难道合作化后的农民生活真是这样吗？这不是歪曲是什么？……又捏造一些‘普通’社干的形这种现象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呢？这是否能够反映当前农村的真实面貌呢？象。……我们要问：
作者的目的是鼓舞人们上进的，还是有意夸大社会阴暗面呢？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在农村也许有，但
⑤不少读者自称是农民，”绝不是普遍存在的。对农村现状颇为了解，声称今天的社会主义农村从来就
没有出现过小说中的这些问题。
对于自称为“农民”的读者，我们不得不怀疑其身份的真实性。要知道，在十七年时期，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被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而受到严格管控，不符合政治要求的声音根本无法通过媒体渠道进入公众视野。虽然表面上看，有不少报刊都设有“读者来信”之类的专栏，似乎为普通读者开辟了一个个人化的表达空间。但事实上，媒体的筛选功能一旦开启，不符合“政治正确”的声音首先就，普通读者是很难自由发声的；还有一部分“来信”甚至是由编辑代笔，比如１被隔绝掉，９５０年代初期
①②③④⑤
《，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第２２００６年，５９页。《，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第４７９页。
《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６１９５９年，８５页。《，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３２００８年，０５页。《》，《张世德：严重歪曲现实的〈除夕〉人民文学》１９５８年第５期。
１６６文史哲·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有一篇署名为“读者李定中”的文章就是出自冯雪峰之手①。可以这样说，公开发表的“读者看法”其实只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传声筒，是被临时“借用”的声音。这文革”前夕曾演变成疾风暴雨式的读者批评，虽然激烈，却都与主流话语保持高度一一传声形式在“
“，致。这种借用式批评百试不爽，文革”结束后，各大媒体上也曾出现过态度激昂的“读者来信”这一、《、《班主任》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爱情的位置》等小说而欢呼，并对那些曾经被“读者次他们是为《
来信”肯定过的十七年文学进行批评，指责它们千篇一律、概念化、公式化。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读者批评”的变脸，正说明“读者批评”只是一种假面批评，变红脸还是白脸，均赖其背后的操纵之手。
借用读者身份的假面批评，一方面有效传达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同时也完成了对“普通读“者”的重新塑造。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茅盾就特别指出，批评”不仅要教育作家，而且还要教育读者，“判断力还不强的青年读者常常把批评的文学作为他们读作品的指导。……对于这些青年群众的教
②。所以，育、指导，批评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教育读者本身，和创作一样，成为构建意识形态的一
部分。
农民作家李文元，就是一位被批评成功塑造的作家。他本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后来做了乡财粮委员，但仍然能经常接触到农民，熟知农村活动。按常理，这样一位农民作家的写作，应该比那些不熟悉农村生活的专业作家来得“更真实”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位农民作家的叙事视角完全来自他案头的文件，而非他所身处的现实生活。他自觉地屏蔽了自己的生活经验，从他的小说里根本看不出他就是一位农民。他已经学会从文艺政策出发来创作，这些政策使他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或者说什么可写，什么不可写。
“有时候，在一些留有缝隙的半私人文本中，读者批评”会偶露真容。《赵树理文集》中收录了一“常爱农”的学生的回信③，信中写道：你在来信中肯定了这样一些事：一、封赵树理当年写给一位叫“
‘，‘，广大的农民’都处于‘最困苦的境地’受到最刻薄的待遇’只有‘村干部’和‘个别的特殊农民’的、‘”，“‘、城市郊区和重点的农业社’都是‘高等农民’特殊阶层’报纸的报道’国家的‘统计生活好。‘
……等机关材料以及村干部的讲话都是造谣，部门和粮食部门’不许相信。三、代表农民的代表，都。四、只是‘笼统地、概括全面、自报奋勇地’代表着‘陌生的农民’报社到农村的不曾深入到农村去，
④。、‘”记者很少，而且都不曾和农民一起生活过，因而只能写出些绝不可信的报道，应该‘撤职’判刑’
。很难想象这样的“赵树理的引用虽然残缺不全，却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真实的“读者批评”读者批评”会出现在《文艺报》或《人民文学》上。这位读者似乎也很清楚写这种信的风险，所以即便是写给他较为信任的农民作家赵树理，他还是使用了一个很明显的化名。
作家层面的真实
在作家层面上，对于真实性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有些作家看到了生活中存在的某些落后、阴暗的真实境况，他们承认这种真实，并肯定其写作价值，但又为不能自由写出这种真实而痛苦；还有一部分作家坚持认为，生活中虽然有阴暗面，但那不是生活的主流，因此没有写作的价值，应该毫不。遗憾地舍弃这些“真实”
面对作家层面上的这种差异，很多论者往往会从文化人格、政治背景等宏观方面去寻找原因，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作家本人的性格倾向、心理底色和人生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应该承认，有些作家天
①②③
《，《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１９５１年第４卷第５期。《，《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人民文学》１９５３年第１１期。
“原文注释如下：某学院一个学生叫‘常爱农’的，向赵树理反映情况，赵树理从一九五四年起连续当选第一、第二、第三届全《，《赵树理：给青年的一封信》工人出版社、山西大学合编：赵树理文集》第４卷，北京：工人出版社，第１１９８０年，９３６
１９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赵树理写了这封回信。这是一份残稿。
④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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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喜好思考严肃而深刻的问题，有些作家则喜欢表达轻松愉快的生活气氛。面对相似的生活环境，不同作家的内心感受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作家浩然就是一个倾向于接受事物正面意义和美好事“他曾说：由于我是在翻身农民和他们的先进分子基层干部中间成长起来的，加上年轻热物的作家，
①，“积极向上，所以在生活中总爱看爱听光明的、鲜艳的东西，总爱想爱写美好、顺心的事物”今天情、
有人问我，当时社会生活也是有许多阴暗面的，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没有一点反映？那你的作品能算
②。真实’二字了。对我来说，积极的、光明的一面永远是生活的主流”真实的吗？这要看如何理解‘
浩然甚至为写不出干预生活、写阴暗面的文章而陷入极度苦闷之中。他试着写１９５７年的春天，
了一个，自己都觉得很别扭。于是，在别的作家致力于写揭露性小说时，浩然却连续写出了七八个歌，他结集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这也使他在此后的“反颂新人新事的短篇。第二年，右”斗争中躲过一劫。
“王安忆谈到其母亲茹志鹃时也曾说过，如我母亲这样文学写作者的气质，总是被生活中的诗情
③。这段话吸引，他们甚至会有意无意地规避阴暗面，攫取光明的因素，所以也不能完全视作受蒙蔽”
感受事物的方式。他们善良、天真的性格，很容易在无点出了那个时代某一类作家共有的思维习惯、
愿意顺从地与周围环境保持和谐。而且，这类作家往往都是贫苦人出身，进意识中接受政治的教化，
入革命队伍后才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们全新的生活。他们往往“凭着对
④。对于党的政党感恩的思想……养成一种偏重于当时的政策学习和上级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习惯”
策习惯于不加思考就全盘接受，很容易使他们忽略生活中那些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一面，也就不会对“落后”行为的“合理性”进行深入的探究。
但这还不是作家们对“真实”看法出现分歧的全部原因。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十七年时期作家们所遭遇的险恶的政治环境，造就了他们写作行为的深刻改变，其影响之大恐怕是未曾亲历过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在“百花时代”一段短暂的“畅所欲言”的时期，一些作家的言论让我们看到，不少人对“现实”其“实是很清醒的。黄秋耘曾说：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荒，还有饥馑，还有失业，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作为一个有着正直良心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面前，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和清明理智的艺术家，
的。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症，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抨击一切畸形的、病
⑤作家刘绍棠也说，”他还算得是什么艺术家呢？我们的文学“嗜好于作品的教育态的和黑暗的东西，
意义和它的‘任务’意义，使得作家谨小慎微地选择创作题材，战战兢兢地过滤生活细节的描写……
⑥。他很清楚地看经过以‘教育意义’为标准的取舍和选择后，所剩下的只是干巴巴的‘教育意义’了”
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是首先要求作家以当前的生活真实为依据，不是忠实于现实的
⑦。秦兆阳（而是从‘现实的革命发展’去反映和描写生活”笔名鉴余）的一番自我剖白，可生活真实，
“以看出作家内心的挣扎与恐惧：关在屋子里写作的时候，首先就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生活的真实，”“总是谨防背后有人来抓辫子，神经紧张，左顾右盼，真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自己感到最激动的、最严正最尖锐的题材不敢写，倒尽去写一些轻飘飘的东西。一举一动，总是左顾右盼，心神不安，就
①②③④⑤⑥⑦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１２００８年，８０页。《，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第２３９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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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只好去找那最轻易的路子走。
文史哲·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这些在“百花时代”中响应“鸣放”号召的作家，无一例外地被“秋后算账”这就更使那些侥幸逃有头顶悬剑的巨大恐惧。作家浩然是幸运的逃脱者，这常使他暗自庆幸又胆战心惊。在“反脱者，
右”初期，浩然的小说《新春》被编辑萧也牧冒险退回。这篇小说本意是赞扬共产党阶级政策的胜利，“但其中也有为地富说好话的内容，人们看了肯定会说是‘歌颂’地主、富农，是为被打倒的敌人‘鸣冤
②。浩然拿到退稿后，叫屈’的”立刻回到家中销毁，连妻子都没有告诉。多年之后，浩然仍旧对萧也
牧心存感念。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浩然也没有参加多次鸣放会议，但他“多会儿想起那个因为特殊、
③。在批判刘绍棠的大会上，偶然的原因没去参加的‘大鸣大放’会议，都从后脊背飕飕地冒凉气”看
，低着头，塌着腰，那副落魄样儿，使我着实对自己暗暗地庆幸”庆幸自己没有和刘绍棠交着刘绍棠“
否则一定会受牵连。“听了批判刘绍棠的发言，读了批判刘绍棠的文章，真像谚语所说：打骡上朋友，
子马也惊！我心里总是沉沉的，时时在心里警告自己，不要走刘绍棠的路子，不能学刘绍棠的样子，要老老实实地做人，规规矩矩地写作，选择最安全最牢靠的地方落脚和迈步，稳当地往前迈走，以便
④”达到梦想成真的目标。
“‘，在“文革”结束后的检讨中，浩然曾写道：我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娇生惯养’没有受过大的
⑤”挫折，看什么都是美好的。……遇到风险，就总想保住写作权利……于是就有了怕字，不敢斗争。
同样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其他作家身上。据周立波的朋友葛洛回忆，延安时期的周立波常常喜欢在会议上慷慨陈词。但到了１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会议，周立波都很少发言。当葛洛说他９５７年，这是优点而不是缺点时，周立波脸上露出了尴尬的表情，最后报以无奈的苦笑⑥。从延安时期的整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１反运动、１９５０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１９５５年的批判“９５７年的“右”运动，这些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对违规者的公开惩罚，必将对那些没有被惩罚的人产生苦役的所有时刻都化为一个比死刑观念更可怕的表象。这是很经济的理想惩巨大的警戒作用。“
⑦。那些历次运动的幸存者，罚”一旦重获握笔的权利，其下笔时如履薄冰的情态就可想而知。在此
，情境下，所谓“真实”又从何谈起呢？
“显然，真实性”在十七年时期有一个外在的、被施加的标准，一个事物真实与否在于它是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一致。为了符合这一标准，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巨大的政治文化场域中的人，无论还是读者、普通农民，都经历了被重塑、被改写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疾风暴雨的政治运是作家，
动中，也体现在温水煮青蛙的日常煎熬里。在随时会被惩罚的恐惧中，作家们早已不再是自由的创作个体，而是潜在的受罚者。久而久之，他们在心理上愿意淡忘事物真实的模样，愿意相信被改造的自愿性和必要性。伴随着内心的纠结与挣扎或者被催眠的希翼与懵懂，作家们共同创造了十七年时“，期异常复杂的小说“真实”形态。从此，真实还是不真实”成了一个问题。
［责任编辑 贺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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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余：日常谈话录》人民文学》１９５６年第１１期。《，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第２０３页。《，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第１９３页。《，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第１９６、１９８页。《，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第２５８页。
《，《，蒋静：周立波的文学生涯》杨守森：二十世纪作家心态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４１９９８年，５３页。［《，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第１１９９９年，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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