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前我国舆情研究的主要特色

试论当前我国舆情研究的主要特色

作者：冯希莹

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03期

摘要：舆情研究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在我国虽然仅有十余年历史，但有关的探讨却如火如荼。解析当前我国舆情研究的特色既是对有关研究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本土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的促进。当前我国舆情研究具有如下特色：一是舆情基础理论的建构直接借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二是舆情研究与党政决策密切互动；三是民生问题作为“中介性社会事项”是舆情研究的切入点；四是网络舆情是舆情研究的重要方面；五是从事舆情研究的组织及人员构成多元化。

关键词：舆情；舆情研究；主要特色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3-0102-05

狭义的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当前我国舆情研究的两大主题为舆情基础理论和舆情信息汇集，前者注重解析舆情基本概念、中国舆情思想演变、舆情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后者侧重收集民众对国家的重大决策、社会思潮、突发事件、社会热点问题的舆情信息，从中甄别有苗头性、倾向性的舆情动态，预测某些舆情事件的走向。随着社会民主化的推进，舆情研究的重要意义日显突出。

在现实层面，对民众的各种社会政治态度进行研究，不仅对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关重要，更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稳定国家发展大局。我国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突发事件随之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只有时刻了解民众的情绪、认知、意愿及行为倾向，才能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而从事舆情研究恰恰有利于实现上述目标。

在学理层面，我国古代舆情思想源远流长，但舆情问题研究却始终作为某些学科的边缘领域。再加上早期港台中译本专著常将“舆情”等同于“民意”，认为二者均是针对选举问题的专项分析，以至于造成了国内舆情研究的诸多困扰。尽管我国舆情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借鉴了西方民意研究的精华，但西方民意理论的建构是以当地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为背景，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经济现状和文化特征，更不能科学地描述和解释我国的社会现实。因此，解析当前我国舆情研究的特色既是对有关研究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本土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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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情基础理论的建构直接借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党的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其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说明了舆情客体与主体间的关系，而是否“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舆情节主体对舆情客体的衡量标准。

第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说明舆情客体与主体间的关系。在舆情基础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对舆情客体、主体的辨析。所谓舆情客体指国家管理者，它包括国家组织机构及各级国家管理人员。舆情主体是民众，民众既意味着整体，又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个体，他们是社会政治态度的持有者和表达者。当民众将国家管理者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表时，前者必然会对后者提出意见、看法、持有相应的态度，由此形成了舆情。可见，舆情客体与主体间存在利益依存关系，它在内涵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强调的“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高度统一。

第二，是否“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舆情主体对舆情客体的衡量标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指党不谋求私利，处处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想，为人民解难题、办实事。民众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通常不是瞬间形成，而是老百姓根据日常生活中的体会积累而成，他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包括是否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实际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我国民众在持有社会政治态度时，其内心的判断标准就在于党和政府的行为是否让自己过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社会是否公正、和谐。如果民众确实体会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实惠，那么他们通常持有积极乐观的社会政治态度，例如，对国家的发展充满信心、高度认同中国的国际形象等，反之亦然。我们在建构舆情基础理论的过程中，首先要对舆情的形成原因进行解释，曾有西方学者指出民意的形成遵循着自然规律，即经济的发展变化引起了民意的波动。但在当前我国，除经济增长的因素外，政府的惠民政策对舆情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归其原因就在于党的执政理念已根植于老百姓心中，人们将形成的社会政治态度积极或消极的主要标准，在于党和政府是否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尽管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基本依据，但在建构学科基础理论时，可直接借鉴党的重要思想，显然构成了当前我国舆情研究的首要特征。

二、舆情研究与党政决策密切互动

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了一套可及时汇集地方舆情信息的组织网络，它依托中央和地方宣传思想工作系统，专门组织开展全国性舆情信息的汇集、分析，并以咨询报告的形式报送至相关决策部门。这就要求舆情研究者们必须依据可靠的经验事实，围绕某一特定主题跟踪调查，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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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防止以偏概全，又要在主流中看到非主流，最终提出有深度的决策咨询报告及务实管用的建议。可见，舆情问题分析是一项学术研究，也是实现为党政决策提供依据的应用性手段，两者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

第一，研究者通过系统地收集民众对具体问题的意见，考察现有政策的不足之处：为出台新政策提供依据。例如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就是对舆情的回应。据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60％的公检法案件都是通过网络举报的形式发现的，其中很大一部分牵扯到了反腐问题。可见，民众各抒己见，为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依据。

第二，研究者通过聚焦舆情热点事件，为党政机关回应或解决应时性突发社会事件提供理论性保障。例如，研究者通过解析“华南虎事件”的全过程，指出修复政府公信力是缓和突发性事件的关键。此后。云南省政府在处理“躲猫猫”事件时，便以前车之鉴，将重建政府公信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思路，邀请网民组成调查委员会参与突发性事件的处理过程，最终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可见，舆情分析对党政决策提供了理论性的保障。

总之，当前国内舆情研究体现出较高的实践价值，舆情研究与党政决策间的密切互动构成了当前我国舆情研究的又一特色。

三、民生问题作为“中介性社会事项”是舆情研究的切入点

所谓“中介性社会事项”是指那些可激发民众产生舆情的所有事件。例如，我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使民众感到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并激发了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这里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就是“我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具体表现”。选择民生问题作为舆情研究的切入点是因为：

第一，从我国现实需求出发，从事舆情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老百姓。目前。国内政治环境稳定，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就是改善民生，如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并将促进就业、社会保障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楼市地产、环境保护等作为当前工作的要点。这即是对国内民意的回应。也恰恰说明舆情分析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相比之下，西方社会进行社情民意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服务于政党选举，两者在这一点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第二，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将民生问题作为舆情研究的切入点有利于保证调查研究的顺利进行。数据收集是舆情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调查问题的性质和设计决定着舆情问题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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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由于中国老百姓表达社会政治态度的方式较为含蓄，倘若直接询问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被调查者可能拒绝回答。因此。在我国舆情研究的实际过程中，研究者通常对政治问题进行变通性表达，围绕符合当下社会情境的民生问题设问，可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及可信性。 总之，将民生问题作为切入点既反映了现实需要，也构成了当前我国舆情研究的特色之一。

四、网络舆情是舆情研究的重要方面

网络舆情是指以网络为载体或平台的舆情。是当前我国舆情研究的热点，其研究热度反映在如下三方面：首先，网络舆情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008年《社会蓝皮书》中首次增加了有关我国网络舆情的专题分析，这说明网络舆情分析与就业、医疗等社会问题同等重要。其次，网络舆情研究机构林立，如国内舆情研究机构多冠有“网络舆情”字样，鲜见“舆情研究所(中心)”，其专业化程度在舆情研究领域内首屈一指，以人民日报社舆情监测室为代表的网络舆情研究机构，整合了有社会学、经济学、舆论传播学等学科背景的舆情研究分析人员，从事网络舆情监测、分析、技术攻关工作，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社科项目。最后，网络舆情研究拥有独立的专业期刊。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网络舆情》作为具有国家正式刊号的杂志，专门反映网络民意和动向，“研究版”侧重专家深入分析，“时事版”则关注热点话题。可见，网络舆情研究在我国受到了空前关注，其内在原因在于如下两方面：

其一，中国的网络环境足以构成社会舆情的缩影。截至200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3.38亿，位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5.5％，即平均每四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是网民。与传统的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相比，通过BBS、博客等网络平台表达民意不仅快捷、迅速、便于互动，民众还可根据个人意愿选择是否公开身份，庞大的网民群体对参与网络舆情话题表现出较高的热情。此外，有研究显示，拥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中国网民占到总数的40％，这也为网络舆情的质量提供了基本保证。因此，研究者们普遍认为，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可在网络上获取高质量的数据，最终反映出国内社会舆情的动态。

其二，网络舆情的现实力量引发了国内网络舆情研究的热潮。近几年，那些热度较高的网络舆情通常得到政府部门的快速响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的形成，不仅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认同，也说明互联网已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新平台之一，例如温家宝总理通过“网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有关经济、民生、外交、个人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随着网络舆情研究的推进，国内各级政府初步形成了对网络民意的监测、反馈和吸纳机制，并采取了相应的快速应急措施。民众对这种利用互联网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方式给予高度评价，仅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栏目，在2009年11月中旬前就接收了40多万条网友的留言，针对网民们的疑问，全国37位省委书记省长、95位地市主要领导作出公开回应，有些地方还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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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明确了政府公职人员办理留言要求的责任。可见，民众的声音通过互联网得到了充分回应，网络舆情在现实层面的作用不可估量，由此也引发了国内网络舆情研究的热潮。

五、从事舆情研究的组织及人员构成多元化

我国从事舆情研究的组织以政府或准政府组织及学术团体为主。这两类组织及其成员在研究上各有相互借鉴，构成了国内多元化的舆情研究环境。 第一，政府或准政府组织，如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这类有官方背景的组织基于其垂直的组织结构和拥有的行政资源，为社情民意调查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他们通常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研究，涉及的具体调查问题尺度较宽，调查研究的经费较为充足，时间跨度较大，有些研究内容还在不同的时期重复进行，例如中华总工会在近十年期间针对全国工人满意度问题进行了四次调查。他们的研究成果通常在第一时间上报至相关决策部门。这些大型数据为研究者们探讨中国民意的变化趋势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角度。可见，政府或准政府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舆情研究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尽管其具体研究者是由政府聘任，在研究的选题、内容设计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但其把握全局的能力及实践经验使他们能够高屋建瓴地开展研究。

第二，以高校和社会科学院为依托的学术机构。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作为我国最早以舆情研究命名的研究机构，不仅开创了国内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的先河，更推动了舆情研究组织的发展。国内高校纷纷整合内部资源，建立了专门的舆情研究组织，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公关舆情研究所、复旦大学的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的舆情信息研究中心等。这类组织的研究者学科背景多元，如从政治学视角解析舆情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从社会学视角探讨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及特点等，他们通常可灵活地设置研究课题和设计调查问卷，其特有的学科敏锐性与研究方法的科学运用为舆情问题研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由于舆情研究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学术机构始终无法摆脱缺少研究经费的困扰。 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