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一

父亲因风湿性关节炎瘫痪在床上的那一年四十四岁。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下子躺在床上，腿上的青筋缩在脚后跟，结了拳头大的一个疙瘩，腿碰都不能碰一下。

请来的医生都摇着头走了。人们说，父亲的腿怕是没治了，这一生都要瘫在床上了。

那些日子，好像天塌下来似的，年轻而又美丽的母亲，一夜一夜不能入睡，一天一天以泪洗面，头发一下子全白了。

所有去风的药父亲都吃过，那一年里，父亲吃的药比饭还多。有电厂医务室医生开的，也有李元、贤友、郭道的土方子，凡是打听到能去风治腿的，父亲都要试试。直到二十五年后一个夏夜的晚上，饱经风霜的老父亲回忆起来，还颇为感慨地说：“真是吃遍百药一点都不夸张，连蝎子、卢贡我都尝过。”

那时候，家里就像一个杂药铺，中药包堆成堆，包药的麻纸积了厚厚几摞。浓浓的中药不知把屋子熏染了多少遍，父亲病好后很长时间，屋子里还是呛人的中药味。

母亲每天都要给父亲煎药，最难闻的是松香。褐色的松香在药锅里翻滚着泛着白沫，冲天的气味使得坐在炉膛前的母亲一边煎药一边呕吐。药煎好后，父亲放下手中的医书，吹去白沫，憋住呼吸，一口气全喝了下去。父亲还没来得及放碗，一股脑又全吐了出来。

父亲按着胸口，急切地说：“再煎，我就不信这个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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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又把药倒进药锅，坐在火边，接着开始煎药。

所有的法子都试过。除了喝药，父亲还用去风草洗，把腿放在热气腾腾的去风草汤药上面蒸。大铁锅里装了十几种去风草煎着，母亲和大姐把父亲抬到火炉边的高椅子上，锅边沿衬着两条干毛巾，父亲的双腿高高地架在铁锅上。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母亲用药水使劲地搓着父亲那两条已经变了形的腿，父亲疼痛得脸都变了形。水越来越烫，母亲的手都伸不进去了。“和平，快来抬一下！”母亲大声地招呼大姐，大姐一路小跑着过来。

“去去去，拿来锅盖。”父亲伸出一只大手挡过来，把大姐差点推倒。

母亲呆呆地站在那里，疑惑地看着父亲，大姐一溜小跑提来了锅盖。父亲接过锅盖，盖在担在锅边的腿上，十几分钟的时间，父亲的双腿鲜红鲜红，像刚出锅的红虾，父亲的衣服全湿透了。

日子真苦啊，真难熬。父亲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心情又烦躁又忧愁。借来的医书堆了一大堆，父亲一边看书一边在身上做着实验。十几只罐头瓶拔在父亲的腿上，瓶口把腿上的肉嵌得好深好深，腿上烫起的燎泡钻心地疼。父亲一边治疗，一边试着站起来。那时，国家有规定，病休半年以上的，就不再发全额工资，只发60%的劳保。而父亲一个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块钱，养活一家六口人。那时我寄养在苏北大姨家，父亲每月还要寄十块钱的生活费给我，父亲实在不能吃劳保。

父亲试着自己往起坐，试着自己把腿垂到床下，抬腿提足的一个小动作，对于躺了几个月的父亲来说，每动一下都是钻心的疼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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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身身的冷汗。

父亲天生倔强，一辈子不信天不信命。他常说自己跌倒自己爬，不要怨天忧人。年轻的时候不服输，那时候厂里经常测试业务，只参加过三个月数学，一个月语文扫盲夜校的父亲每次都是第一名。沁源电厂每年评选十名标兵，每次都有父亲。那样荣耀的场面现在还清楚记得。后面簇拥着敲锣打鼓的八仙乐队，厂里的工人，还有看热闹的人们。前面披着红绸，捧着玻璃镜框奖状，神采飞扬的人中一定有我的父亲。

父亲的倔强这次起了好作用。父亲一直都不相信自己躺一辈子，不管谁这样说。父亲终于站起来了，在他病休了半年之后就能拄着小扁担上班了。只是身体还很虚，走着走着双腿不由自主地跪下。厂里到家里不足三分钟的路，父亲要走一个小时。又休息了半年之后，父亲终于能够拄着小扁担正常上班了。

二

父亲是江苏省东海县人，苏北大平原哺育了他，也给了他宽阔的胸襟，给了他仁慈善良的心地。父亲抗美援朝时参军。1951年，二十一岁的父亲复原后分配到山西。先是在太原第二发电厂实习了一年，又在阳泉电厂干了十一年，期间母亲三次来阳泉当家属，三次被压回了江苏老家，直到19767年，父亲来到沁源支援小三线厂矿建设，从此一家人才算团圆。

父亲是沁源电厂最老的职工之一，亲自参加了沁源电厂的组建工作。沁源电厂的第一批徒工就是父亲带到河北电厂进行培训。父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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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干了几年采购，那时候出一天差补助几块钱，连吃都不够，常常得带着干粮出差，又劳累又赔钱，最后只得不干了。

父亲总是告诫我们：人要留名，雁过留声。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明白父亲说的名是清清白白的名声，是坦坦荡荡的人生。

父亲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甚至于逃避现实。除了上班，父亲几乎不同人交往。即使出去走走，要么是蹲在下象棋的人中，探着头聚精会神地观战，时不时还扯着嗓子发表些意见；要么是蹲在孩子们玩的地方，看孩子们玩，有时候也打打牌。

父亲脾气极爆躁，人又极认真极厚道。电厂的徒工招了一批又一批，父亲带了一批又一批徒弟。说起带徒弟来，母亲总忍不住说：“不是徒弟追着师傅问，是师傅天天追着徒弟学咧。”那时，父亲逼着他的徒弟一遍一遍地背规程，倘若遇到善学的小徒弟，父亲兴奋地比划着，讲着，常常是下了班还不肯回家。

父亲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也是幸福的。父亲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娶了我的母亲。母亲的脾气极好，父母从来没有打过架。“他鬼吱的时候，我就不理他，随他说什么，我都不啃声。等他的脾气发完了，火气消了，我再说。”这是母亲多少年来一直遵循的法则，也是他们没有打过架的法宝。

他们是典型的夫唱妇随。母亲总是站在父亲的一边，任何时候母亲总能理解父亲，他们的想法常常是不谋而合。党组织三次让父亲写入党申请，父亲都断然拒绝。父亲说只要好好干工作就行了，当不当党员有什么呢，入了党就得开会，太麻烦。厂里数次他谈话，想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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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当段长，父亲又一次次拒绝了。父亲说咱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行了，当段长干啥呢，当段长还得管人呢。再说干惯班长，顺手了，不想搞虚的。母亲极崇拜父亲，每次提起来都自豪地说，你爸爸不入党是他自己不想入，不是不够条件；他不当“官”，是自己不想当，咱活得就是不图名不图利。

三

父亲退休后在县焦化厂家属买了一个单元楼，又和母亲揽下了看门房的活。1998年，父亲最要好的朋友高云捎来一套空气罐，还有关于空气罐治疗各种疾病的书。高云和父亲是同事，两个人一批退休。高云是洪洞人，临回洪洞时把领取工资的事托给了父亲，而没有让他的儿子帮忙领，每年他都要来我家拿他的工资，十几年了工资分厘不错。

高云介绍说他现在用真空罐给人看病，在家里设立了一个小药房，每天拔罐抓药，生活得有滋有味。

父亲听了拔罐治病的事很神往，又是看书又是研究，比平日更忙了十分。先是在母亲的身上做实验，然后又推广到其他人身上看病。与高云不同的是，人家开药房挣钱，父亲一律免费，不仅搭时间还要搭一起膏药、药粉什么的。

拔罐果然效果显著，真可谓罐到病除。

焦化厂有个烧锅炉的中年人，喉咙多少年不清爽，里面总像有个东西，出气都能感觉到。他的妹妹就在县医院上班，在县城也算是看遍了医生，不仅没看好，连病因也诊不清，结果让父亲一罐就拔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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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厂的孙庆平肚子疼得直不起腰，父亲的罐子一按上就不疼了。孙庆平大喊神了神了，又让父亲为他治多少年的失眠症，父亲照着书拔了两回罐也好了。

父亲的拔罐能治病在焦化厂家属院传开了，他一下子忙得更厉害了。焦化厂门房父母的住所成了义务医疗室，连附近的村民都来找父亲。不是感冒的，就是扭着腰，歪着腿的，不管啥时候不管是谁，父亲都热烈欢迎。一有人来看病，父亲马上放下手中的活计，戴上老花镜，极有耐心地询问病因，一边翻书，对照着书找穴位，然后用他那双因过度劳动，像松树皮一样粗糙的手一个一个地把罐固定好。

母亲看着兴致勃勃的父亲，每次劝阻他说：“你又不挣人家的钱，你又不懂医，管人家的闲事干什么。好无功坏有过，万一治坏了你能担当得起？”

父亲听了淡淡一笑说：“妇人之见。拔罐还能治坏人？不挣钱总能挣到经验吧，等我摸索清拔罐的原理，就能像高云一样开诊所。”

父亲对拔罐如醉如痴，他自己有高血压病，自此，每天照着书上的说明拔罐，连药也不吃。一有闲暇，父亲便骑着车，背着真空罐到附近村里给人家拔罐。

父亲的脑出血正是义务看病的中途得的，很多人都说，如果不是在野外风地里，父亲或许可以避开此难。

那是1999年6月23日，高云又来到沁源领工资，两个老朋友相见，都非常高兴，抢着讲述用空气罐治病的经历和经验。父亲那天中午兴奋得连饭也吃不进去，看门房一夜没睡好，中午也不休息，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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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一起到附近的北园村给一位老人看病去了。

一切都没有什么反常，父亲和高云从老人家走出来没几步，父亲觉得腿一闪，身子不由地向下倒。一阵阵恶心，小便失禁。

高云连忙扶着父亲坐下，跑到家里把小弟叫来背回父亲，找了一辆车直奔医院。

生命是如此脆弱，人生是如此的无奈。父亲躺在病床上，左边的胳膊和腿全没有了知觉，一遍一遍像个孩子一般地重复着：“走着走着就跌倒了，不由人。”

望着病床上的父亲，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不止一次想，父亲可是万事不求人的钢铁战士呀。

邻居们都来看望病中的父亲，那些平日里，他无私帮助过的人们，在他最需要抚慰的时候送来了温暖和关怀。父亲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兴奋得像个孩子。

临出院的时候，医生断言父亲不可能再下地走路，毕竟年龄太大。 父亲出院后就住在二姐家，母亲一边拔罐，一边帮助他锻炼。母亲每天都用带子把父亲的腿束好，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和父亲一起练腿，每次两个人都是大汗淋淋。

每天去看父亲，父亲都要流着泪讲述着他的拔罐经历，然后深情地说：“我病好了，要好好研究研究拔罐的原理，好为更多的人看病。”

正直而又善良的父亲，急躁而又火爆的父亲，心底一直有个美好的愿望。正是这个信念支持着父亲以坚强的毅力锻炼身体，终于能够慢慢地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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