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思考

[摘要]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根源在于体制问题。教育学家和教育家的冲突在于，教育学家多半在高等院校或者科研院所，他们被体制性地赋予较高的地位，其外在表现形式是学术和职务的社会认可度比较高，而作为教育家的中小学校长、教师们被体制性地固着在较低的社会地位上，其学术和职务难以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可度。这就导致了学院理论派与基层实践派的社会分层，进而造成了理论家们的故作高深和实践者的被动应付的状况。其最终结果是教育学家与教育家的背离。

[关键词]教育理论实践关系研究 一、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实表现

从理论上讲，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研究应该是统一的、互相依托和互相促进的。但是在我国，二者往往是脱节的，就像是两条铁轨，离得很近，但难以相交。其现实表现是：主流的教育学理论家忙于制造思潮，推出新概念，构建理论模型，争论概念的科学性、逻辑合理性，批评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讨论教育与其它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关注人的理想的发展，提倡教育公平，呼吁教育的人性化，研究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等等。然而理论家们最大的问题是难以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一切科学都应该有一个应用分支，比如应用心理学、应用数学等，但是教育科学中却没有应用教育学之说。理论家可能认为，理论指导下的改革策略研究应当是教育家们的责任，因而他们对改革策略研究有些不屑乃至鄙视。很多教育学家的论文都是以一段又一段的理论推导或者现实问题的描述以及这些问题不合理性的论证为文本，当谈到解决问题的对策时则一带而过或者失于空泛。究其原因，可能是理论家们缺乏在教育工作第一线的实践体验，不太了解教育实践的复杂现实，他们所批评的那些不科学的教育理念或方

法，只是得自于记者朋友们夸大其辞的报道或者亲朋好友谈到自己孩子时带有情绪色彩的描述。因而，学院派的这些理论家便很难根据自己的正确理论提出对教育实践有直接操作性的可行性政策。

纯实践的研究主要由大中小学的教师们来承担，他们所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科教学研究，二是德育工作研究，三是班主任工作研究。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没有研究方案，可以说是边工作边研究的。工作中遇到了问题，尝试解决一下，而且解决的方案多数也不是预设的，缺乏理论指导。如果某种方法有效果，解决了问题，他们便将这种方法或几种方法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写成教研论文以发表。这些教研论文的题目往往很动听、很时髦，一些反映当代教育思潮的概念和术语频繁出现，但是其内容却十分具体，多半是在总结教学工作经验。

理论界的主流教育学家往往对这种成果视而不见或者从潜意识中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这种研究不是规范的科学研究，因而这种成果也不应视为科研成果，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主流教育学家的论著从来不愿引用这些成果。也正是因为这种意识的影响，主流教育学家们总是高高在上，希望通过著作被阅读或到中小学演讲，以普及和宣传自己的思想。然而，因为主流教育学家多半是纯粹的理论家，既缺乏某一学科的知识以及这一学科的教学体验，又缺乏对基础教育教学中各种复杂问题的全面了解，致使演讲成为无的放矢。尽管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们每次都是怀着景仰的心情来听专家的报告，然而每次总是迷惘地回到学校，久而久之，专家们自身也开始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

我们认为，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传统问题，即重学术、轻技术，重理论、轻实践。第二是中国的教育学家

和教育家的知识结构问题，即教育学家缺乏某一学科的知识，教育家缺乏系统的教育理论知识。第三是中国当前的学术人事体制问题，即教育学家因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学术地位有较好的社会认可度；教育家则因其较低的社会地位，其实践的学术地位缺乏社会认可度，其后果是二者之间具有实际的社会分层，难以找到结合点。在这三个原因当中，第三个是根本原因。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沿袭至当代，即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重视知而轻视行这一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脑力劳动者总是高于体力劳动者，做学术的总是轻视搞技术的。因为这种民族潜意识的客观存在，主流教育学家总是自视清高，看不起工作在第一线的教师所做的实践研究(或者所谓的教学研究)。这使处在第一线的教学实践者不自觉地产生了自卑自贱情绪。其后果是主流教育学家不愿读第一线教师的教研论文，而第一线教师又读不懂主流教育学家的理论研究著作，甚至一些一线教师还认为主流教育学家的论著是面目可憎、望而生畏的。同时，主流教育学家又认为一线教师的论文是经验的、浮浅的、缺乏普遍性的。这样一来，理论和实践的隔阂就不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还包含了情感态度问题。

主流教育学家和第一线的教育实践者知识结构的缺陷是影响理论与实践对接的重要因素。我国的主流教育学家大多是高中毕业后直接读教育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没有接受过中小学某一学科(专业)教学的训练，更没有中小学教学的经验。因此，大多数只能从事纯教育学理论研究，一旦进入某一学科的例证，便捉襟见肘，无所适从。而第一

线的教师虽然大多毕业于高等师范院校，但因在校时所学教育理论课程太少，且又不重视，便造成了教育理论知识的缺乏。这就使主流教育学家和第一线的教师之间出现了知识结构上的错位。错位的结果是从事理论的主流教育学家不愿正视自己知识的缺乏或对学习某一学科知识存在畏难

情绪，进而一味强调理论体系的构建或者倡导某种思潮；而第一线的教师则对学习理论知识存在焦虑情绪，逃避理论知识的学习。

然而，根本的问题是体制性原因造成的地位差异问题。我国的学术人事体制赋于不同的专业技术人员以不同的学术和经济利：会地位，进而形成了岗位学术地位。比如高等院校的教授和科研院所的研究员，他们被法定地享有较高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其社会认可度很高，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尊重；而中小学教师的最高职务则是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是一个称号，不是一个专业技术职务)，在社会公众的心日中，高级教师的地位远远比不上教授、研究员的地位。由于社会认可度较低，使中小学教师成为学术技术上的弱势群体。扮演的角色不同。造成了主流教育学家和第一线教师角色行为的不同。主流教育学家忙于建构高深的理论学问，第一线教师则努力把自己造就成教学技术能手。然而，事实是第一线教师的学科教学理论有着更直接的教育效益，如果不是角色定位，他们完全可以由教育家提升为教育学家；同样，如果不是体制的约束和担心既得利益的丧失，教育学家也完全可以走出学院派的泥潭，深入教育实践第一线，成为像孔子、陶行知等一样的实践理论家。 三、教育理论与实践紧密衔接的重要性

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作为科学的教育学，其研究过程与实践之间本不应该脱节，否则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然而，偏偏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除了分析其现实的原因之外，尚须强调其重要性。

考察人类教育史，凡是获得伟大成就并为历史所大书特书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无不是从实践中来的。从孔子到朱熹，从夸美纽斯到赞科夫，都是从事民办教育或者社会教育或者制度化教育的实践者。孔子率三千弟

子七十二贤人游学四方，躬身实践，于是有了反映其光辉思想的《论语》；朱熹开办白鹿洞书院，躬身施教，制定院规，实施管理，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夸美纽斯施教于捷克兄弟会学校，为解决师少生多的问题，创立了班级上课制，升在自己的实践中形成了白然主义教育思想；赞科夫从小学到中学，在实践中改革，在改革中实践，于是才有了《教学与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实践作为基础，没有着眼于解决实践问题的科研，当然会被束之高阁。所以，主流教育学家深入中小学教学实践第一线，研究教学实践小的各类现实问题，是解决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必然要求。

四、解决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问题的对策

对教育学理论的实践起点和逻辑起点问题的讨论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讨论的症结在于当前教育学理论的实践性过强，缺乏逻辑性。笔者认为，逻辑性与实践性并不矛盾，实际上教育学的研究内容实践性不足，而理论研究成果总结的形式一一教育学体系逻辑性太差。目前要解决教育学研究内容的实践性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但解决教育学体系的逻辑性问题实在太难，且留以后再论。

有的学者希望在理论(界)和实践(界)之间形成一种媒介(中介)或桥梁，以便把理论家和实践者结合起来。实际上，这种桥梁从体制上讲原本就有，比如各省市的教研机构和许多较大的中小学教研室。但是如前所述，因为知识结构和体制上的原因，桥梁作用难以发挥。

近几年实行的教育硕士培养制度，目的是培养学者型、研究型、教育家型教师，希望通过对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开展教育理论和教研方法的培训，达到为第一线教师提供理论服务、提高理论水平的目的，同时也为教育学家和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交流提供了平台。然而我们担心的是，各

学科的中小学教师在读教育硕士课程并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能否真正将自己的学科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因为在高等院校任教的主流教育学家自己并未真正地研究中小学的实际问题，因此教育硕士得到的也许只是教育理论和宏观研究方法上的改变。

教育科研部门提倡行动研究法的目的是把培训与研究结合起来，立足于解决教育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组织主流教育学家、政府官员、第一线教师联合研究工作，进行循环的粗放式实验。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和方法的成效高于单纯的理论家所做的调查和实验研究，也优于单纯的实践者所做的观察研究、个案追踪以及经验总结。但是，从近几年的一些报道可以发现，研究存在两种倾向使得行动研究法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一种是理论家顾上了就问，顾不上就不问；一种是理论家问了才顾，不问就不顾。理论家还是不能真正深入到中小学第一线去开展指导和研究工作，还是没有形成教学改革的感性认识。

因此，除了上述两种策略以外，还必须从体制性改革人手。不仅要提倡主流教育学家深入教育工作基层，而且要在人事考核和学术考评方面设计对策。最好规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教育学教授、研究人员下基层的时间、地点，在其研究成果中应当有一定比例的基层实践研究，同时要大力宣传一线教师的研究成果。鼓励教授、研究人员开展学科教学研究，提高学科教授研究的体制性学术地位，在科研选题上向教学研究倾斜，同时在成果鉴定中要实地考察科研对教学工作的实际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