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了把各个氏族区分开来，“姓”即应运而生了。“姓，人所生也”(《说文》)，姓字从女从生，表明了出生的血缘关系，清楚地说明同姓的人都是一位女性祖先的子孙，也是母系氏族社会同一血缘关系人群的标记。这一时期，实行氏族外婚制，同姓之间不能通婚，因而姓还起着“别婚姻”的作用。我国最早从女而成的原姓十几个，如姚、姜、姬、姒等，它们往往表示某一氏族的居住地或崇拜的图腾。
由于人口不断地繁殖，一个氏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生分解，由姓衍生出它的一系列分支“氏”。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姓、氏则为父系氏族或部落的标记。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氏以别贵贱”，氏成为贵族男子的专称。命氏之法主要有: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卿大夫以所赐的采邑为氏，有的以职官为氏，有的以居住地为氏。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近亲结婚会产生不良后代，“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因而在贵族女子称谓中则著之以姓，因为“姓”可表明她出生于某个氏族，起到“别婚姻”的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姓氏制度也出现混乱，姓氏逐渐混同。到两汉时，姓已基本确立，与现在通用的姓大体相仿了。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古人改姓之事常有发生。
姓和氏在现代基本是一个相同的概念，而在远古之时则有着严格的区分。在那时，以女子为传承中心的宗族称姓，以男子为传承中心的宗族称氏。正如《通志·氏族略》所言：“三代以前……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当远古的先民们人人都有了姓和氏之后，太昊伏羲氏就开始规范“制嫁娶”。《路史》注引《古史考》曰：“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约，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据《通志》记载，太昊时规定：“氏同姓不同者，婚姻互通，姓同氏不同，婚姻不可通。”
我国现行的姓氏，是在远古姓氏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随着母系社会的分化和瓦解，随着氏族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远古姓的概念逐步被削弱，被淡化，被遗忘。从黄帝以后到西周初始近一千多年的时期内，姓已逐步变得可有可无，氏乃是一个人的主要称谓符号。现今的姓氏，多数确立于春秋至秦汉时期，有的则更晚一些。在这一时期，姓和氏之间的远古概念和差别已经逐步消失，人们干脆把姓氏合一，“姓”开始成为姓氏的总称，亦即现代姓的真正含义。
秦汉以前，姓和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起源于母系社会，用来表示母系的血统；“氏”起源与父系社会，为同姓衍生的分支，本来为同姓各部落的名称，后来则专指部落的首领。国家产生以后，不少封国和官职也成了氏的名称。在古代，封国和官职可能世袭，氏也就随之可以世袭了。一旦封国和官职失去后，氏就开始演变成家庭的标志。所以这时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氏的。一般女子称“姓”是用来“别婚姻”，男子称“氏”则用来“明贵贱”，两者的作用不一样。
姓氏大量产生的时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周代制度规定，周天子的嫡长子将来继承王位，称为太子，其余的儿子统称王子，王子的儿子称王孙，王子和王孙统称王族子弟。诸侯的儿子除了太子外均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子和公孙统称公族子弟。王族和公族可以封国为氏。公孙的子孙不属于公族，他们以其祖父的名或字为氏，也可以其他方式命氏，主要有：
（1）以受封的邑名为氏。
（2）以所居的地名为氏。
（3）以官名为氏。
（4）以技艺为氏。
（5）以祖先的谥号为氏。
这样，大量不同的氏就由此产生了，其数量远远超过姓的数量。
在这一时期，“姓”是固定不变的，而“氏”却时常变化。因此往往出现父子同姓不同氏，或姓虽不同，氏却相同的现象，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可有不同的氏。氏的这些变化往往反映了贵族的地位和职权的变更。如战国中期的商鞅，他原本是卫国公孙后代，所以又叫卫鞅和公孙鞅，秦国封他为商君后，他又称为商鞅。
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旧有姓氏体系也逐渐混乱，出现了姓氏合一的倾向。到了秦汉时期，我国的姓氏体系基本上确立了下来，姓和氏完全融合不分，并且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平民也能有姓氏了。秦汉以后，新的姓氏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为避祸而改姓；
（2）为避帝王的名讳而该姓；
（3）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时，少数民族的部落名称演变成汉姓；
（4）当某一姓氏的字有几种不同的写法时，往往演变成几种不同的姓氏。
大约到宋代时，中国的姓氏已与现代几无二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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