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文人与仕途

如何看待文人与仕途

作者：李东东

来源：《大观》2016年第01期

摘要：在文人仕途能否昌运与否中，国家兴亡是分水岭，客观环境是磨刀石；仕途不顺者为真君子，作茧自缚者是过街鼠，文如其人者是金刚身。良性的致仕方式有：举荐制、科举制、弃文修武、弃医从文、隐逸出仕等方式。

关键词：殊途同归；客观环境；仕途不顺；作茧自缚；文如其人；思维定势

中华五千年辉煌历史中文人数目居高不下，历朝历代活跃在名族大业第一线的绝非侃侃而谈的白丁，大多均是满腹经纶的鸿儒，但他们的仕途仅仅取决于个人的文化素养吗？ 举荐出仕与国家的纳贤政略并行不悖。西汉至南北朝，国家以举荐制招揽贤士，汇集英才，名满天下的贾谊少时才华横溢，远近闻名，举荐致仕，官至太傅。而明朝以科举制纳贤，出身贫寒的宋濂却是凭自己的学富五车和锦绣文章博得美名经他人举荐出仕，成就斐然。因此，举荐致仕是国家引才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国家兴亡是文人仕途能否整体昌运腾达的分水岭。同为盛唐诗坛巨星的李白和杜甫，安史之乱前，二人放浪山水，纵情江山，创作了许多讴歌大好河山的烩炙诗篇；天下蒙难后，颠沛流离，只能出任一些微官末吏，晚年飘若浮萍，生活苦不堪言。因此，国家兴，则百业富裕，天下安定，经济发展相对趋于稳定，人民物质生活得到充分保障，文人在丰衣足食之后，为探求精神领域的灵魂提升和思想领域的个性解放，积极出仕，在国家发展的伟岸创举中建功立业，显赫一时。国家衰，则百业凋零，天下疲敝，经济发展萧条低迷，人民生活捉襟见肘，维持基本的日常生活况且艰难不已，很少有精力舞文弄墨，挥斥方遒。

文人出生的客观环境并不影响“鲤鱼跳龙门”。无论是出身官宦家庭的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和柳宗元，还是出身寒门的北宋范仲淹都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继而谋得了一官半职，只是家境贫寒的仕子在成人成才的道路上，尝尽了生活带来的劫难，饱受了岁月的摧残，他们付出的代价更大些，承受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更多些，而官宦家族的学士一贯被世人称为纨绔子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都是对这些人司空见惯的代言词，但事实并非如此，能倡导一个时代的文风，而且备受大多数人的认可，“韩柳”可谓博览群书，见识非凡，在当时的政界和文学界享有一定的声誉。因此，文人出身的客观环境不能影响他们登阁进殿，出将入相。

一大批高素质的文人志士熏陶着良好的传统文化，善于坚守社会的道德底线，敢于反对为国家建设带来负面影响的策略，甚至被逼到了党同伐异的风头浪尖，成为阶级集团斗争的牺牲品，不会圆滑处事，导致宦海沉浮，几度漂泊。词赋大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一生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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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贬至永州，寄情山水而作《永州八记》；韩愈谏迎佛骨被贬潮州；王安石雄韬伟略，政绩显著，官至宰相，主持变法，败而隐退；司马迁辩真谛而遭宫刑，潜心修史；“天下才有一旦，曹植独占八斗”，处身于帝王将相家，吃的是山珍海味，每天却伴随着性命之忧，是宫闱里的曹八斗，等等。这些人的命运几乎是中国古代文人志士仕途的悲惨缩影，他们用自己宝贵的一生诠释了亘古不变的正能量。因此，仕途不顺的才是真文人。

攀升比天，敛财吞海，乃仕途之巅峰，非文人之正道，实家国之败事。谁能想到卖国求荣的秦桧是进士及第？谁能想到初仕为官的和珅官风廉正，政绩卓越，后期竟是满清第一巨贪？谁又能想到投敌卖国的汪精卫能写得一手的好文章，博得众人共鸣？因此，以牺牲天下人的幸福而换得的官宦昌达是作茧自缚，自毁锦绣前程。

领悟了文化真谛的文人被传统文化脱胎换骨，在仕途中保持自己的鲜明立场，独树一帜，在文学界成为一曲高山流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碰见了真主公的徐庶为了自己的生生母亲径入曹营，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背后是一颗令世人敬仰万分的赤胆忠心；不愿侍奉伪朝的李密，一篇《陈情表》使晋武帝释隙，其文学艺术谋略可谓技高一筹；“采菊东篱，悠然南山”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依然辞官归隐，其傲气可冲日月，其傲骨可击泰山！因此，被文化脱胎换骨的文人其仕途不顺，而文如其人。他们是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金刚之躯，是承载着诗文气息的长江黄河。

文人的仕途与家国天下的命运一脉相承，他们有的不只是满腹锦绣文章，还能舞枪弄棒，驰骋疆场，保家卫国。西汉的班超毅然弃文从戎，立下赫赫战功，在军界名声大噪；南宋的陆游仕途不顺，投身行伍，竟而开始了戎马一生的征战。因此，文人也兼以武致仕，艺不压身，条条大路通罗马。

出仕谋得一官半职是从古至今华夏儿女对致仕的思维定势。古往今来，炎黄子孙把出仕为官当作效力国家，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其实不然，家喻户晓的思想家鲁迅曾是一名医学院的高材生，他也没有选择出仕为官亦或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外科大夫，而是选择了弃医从文，用犀利的语言锥醒麻木不堪的国人灵魂。因此，出仕不是看文人宦途如何昌达，而是看一个人对社会进步，民族发展，造福人民生活，促进思想解放所做出的贡献。可见，出仕为官是致仕方式的思维定势。

终南捷径致仕是多少文人梦寐以求的夙愿。拥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诸葛亮在隆中便早已定下“三分天下，取道西川”的谋略，如饥似渴的刘备三顾茅庐，捧得才郎赴征途。这是一场千里马遇到伯乐的君臣盛会，从古至今，被广为传诵，妇孺皆知。因此，隐逸入仕，高调出仕，已经成为文人寄托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成功模式。

文人不通管理学，交际学，很难在仕途中立于不败之地。康熙和李煜同样贵为天子，一个开辟了盛世，一个沦为了亡国奴。康熙是文人天子，为了治理好国家，不仅写得一手好诗妙词，而且善于钻研管理学和交际学，把自己历练地办事有谋略，处世有智慧，赏罚有手段，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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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有原则。而一味沉醉于填词赋曲，借酒浇愁之中的李煜最终亡国。因此，济世经邦之学是文人在宦达途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无形财富。

在文人仕途能否昌达与否中，国家兴亡是分水岭，客观因素是磨刀石，仕途不顺者为真君子，作茧自缚者是过街鼠，文如其人者是金刚身。良性的致仕方式有数种，但终究是殊途同归，既有科考致仕而进凤阁鸾台治天下之路，也有举荐出仕誉满天下之途，也有弃文修武功成名就之道，还有“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之法。故曰：文有道而出仕无定道！济世经邦为天下，千秋大业渡黎民，淡泊明志以致远。

作者简介：李东东，男，26岁，中共党员，祖籍甘肃，毕业于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历任国企员工，事业单位职工，档案编辑，文案策划。擅长文学写作，尤擅论文，散文和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