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诫文及其文学史意义

金璐璐

【摘 要】诫文是汉代比较兴盛的一种文体,可分为家诫、遗命和女诫三种,具有明确的指向性、防范性和修正性,体现了浓烈的戒惧意识和危机精神.汉代诫文的产生和发展变化与汉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以及时代思潮的嬗变有密切的关系.汉代诫文灵活多样的语言表达技巧,强烈的主体色彩,以及参差不齐的句式,都是对先秦诫体的新突破.尤其是在体式上的定型,不仅丰富了汉代的文体创作,而且对汉代家族文学传统的形成也有重大影响.

【期刊名称】《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42)002 【总页数】5页(P59-63) 【关键词】汉代;诫文;文化;文学 【作 者】金璐璐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62

关于“戒”的本义，许慎《说文解字》在文字学上解释是：“戒，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意为双手持戈以防备意外之事的发生，彰显出强烈的警戒意识。而把这种警戒之意诉诸于文字，则称为“诫”。诫文在汉代已经是一种具有专门用途和

独立形态的文体，刘勰在《文心雕龙·诏策》中指出：“戒者，慎也，禹称‘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极，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亦顾命之作也。及马援已下，各贻家戒。班姬女戒，足称母师也。”[1]360刘勰将诫体分为家诫、遗命和女诫三类，不仅适用于父子之间，还用于叔侄、母女等家庭场合，并形成“诫弟子”、“诫子”和“诫子孙”等固定用语，这表明以“诫”来指称作者根据自身的人生体悟，对家族中子弟进行立身处世教育、劝善止恶的行为，已是两汉时期普遍的、习惯性的称谓。笔者把这类文章统称为“诫文”，并拟根据汉代诫文的创作情况，对其兴盛原因、文体形态以及文学史意义等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汉代诫文兴盛原因

汉代诫文的兴盛和发展与汉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以及时代思潮的嬗变有密切关系。家诫是诫文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对家族中的男子进行劝诫，受诫对象多是作者的子孙、侄儿等直系亲属或者弟子，根据作者透露的信息，他们往往都有具体的姓名，有很强的指向性，如刘向的《诫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等。 汉代家诫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源于汉代日渐浓厚的家族意识。为了保证宗族的繁荣昌盛和长久发展，他们都非常重视对家族子弟的教育以使他们凭此获取仕途利禄来强化家族的地位，实现累世公卿的鸿愿。此为家诫产生的内因；二是汉代选官制度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汉代的选官制度中，人的道德行为往往作为举荐、评量的标准而关乎个人仕途的发展。此可视为家诫产生的外因。

汉代的家诫多是作者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施教对象的具体情况有感而发的，有很明确的适用场合和用途，从而使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修正性和浓烈的戒惧意识和危机精神。如马援因其侄子马严、马敦“好议论人之长短，妄是非正法”[2]844，告诫他们要以龙伯高为榜样，“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2]844—845，不要议论别人的短长，应谨言慎行。马严、马敦喜欢结交侠客英贤，马援以杜季良为例表明立场，“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

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2]845。杜季良豪侠好义的做法令官员痛恨，甚至成为别人陷害他的把柄，因此不值得效仿。东汉的张奂十分关心其侄儿张祉、张时，很在意乡人对他们二人的评论，张奂希望代替其兄将侄子教育成才，使他们能够出仕为官、报效朝廷，因此当他知道张祉“轻傲耆老，侮狎同年，极口咨意”[2]652时，特地写了《诫兄子书》对其进行规劝告诫，要求他“当崇长幼，以礼自持”[2]652，并且要以孔子和父亲为榜样，“于乡党，恂恂如也。……宁轻乡里邪？”[2]652做到恭敬谦虚，而不可轻视怠慢了他们。从以上所辑，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士人们对子孙提出的具体要求。在这些作品中，戒、惧、恐、忧、慎字眼不仅出现频率极高，而且渗透在字里行间。如“戚戚其惧”、“慎尔会同，戒尔车服”、“敦厚周慎”、“恐惧敬事”、“敬慎威仪”、“惧失容他门”等。汉代士人生存环境的险恶与变幻莫测使人时刻保持戒惧状态，谦虚、谨慎以求保全自我，从而保证家族的延续和发展。因此，汉代士人们把这种戒惧意识在诫文中转化为对修身养德的强调。

家诫主要是针对家族男性成员的劝诫，从东汉开始陆续出现了教育家族中女性成员如何经营家庭的教育文章，即女诫。见诸史籍的主要有杜笃《女诫》、班昭《女诫》、荀爽《女诫》、蔡邕《女诫》、杜泰姬《戒诸女及妇》、杨礼珪《敕二妇》等。女诫作为写给家中女性的文章，主要是希望通过对她们各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她们的自身修养，成为男权社会所需要的“贤妻良母”，从而维护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如班昭《女诫》开篇所云：“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耻宗族。”[2]2786

“妇学之目，德容言功”[3]154，道德教育是汉代女子教育的首要内容。班昭的《女诫》在“三从四德”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女诫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女性的道德标准：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2]2789

班昭反对女性对自己的过分装饰，认为才华的过于出众，言辞的过于激烈，都需要时刻不忘强调女子应该忠贞、敬慎、曲从，奉守温柔娴静、以弱为美的社会定位。在班昭一系列的反对与肯定之中凸显了她推崇德育至上的教育理念。

荀爽从儒家礼教出发，要求女性要“正身洁行”[4]689，以顺为美；蔡邕把女性的日常打扮过程和修心一一对应，要求她们做到心灵的“洁、和、鲜、顺、理、正、整”；杜泰姬的《戒诸女及妇》告诫家中女性在教育子女时要做到：“恭敬以监临之，勤恪以劝之，孝顺以内之，忠信以发之，是以皆成而无不善”[4]969；杨礼珪要求女性要养成勤劳节俭的美德：“常言圣贤必劳民者，使之思善。不劳则逸，逸则不才”[4]969，而这也与班昭《女诫》中提到的“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勤也”[2]2787的观点不谋而合。 汉代诫文主要用于对子女的事业与家庭的教育与警醒，也有作者对社会不良习气的矫正，从而促成了遗令的大量出现。萧统在《文选序》中提到：“戒出于弼匡。”[5]3指出汉代诫文具有匡正时弊的社会价值作用，具有济世性的一面。因此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动时，诫文的内容也会发生相应的转移。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诫文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求薄葬，这一内容的转变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受到了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对应着文化精神的需求。

汉代厚葬现象十分严重，从天子、皇戚权贵到庶民百姓莫不崇尚厚葬。文献中不乏其例：“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6]2191王符《潜夫论·浮侈

篇》：“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缕玉，檽梓楩柟，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7]137《盐铁论·散不足》云：“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8]353《汉书·地理志》载：“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婚嫁尤崇侈靡，送死过度。”[6]1643汉明帝在永平十二年(69年)的诏书中亦不得不承认：“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2]115

面对愈演愈烈的厚葬之风，汉代士人为了纠正时弊，先从自身做起，要求子孙对自己实行薄葬。这包括何并、樊宏、张酺、崔瑗、周磬、杨震、李固、马融、张奂、范冉以及赵岐等人。

张酺曾先后任太尉、司徒，为人刚正不阿。据史书记载，他“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间隙，数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2]1529。《东观记》曰：“太子家时有奢侈物，未尝不正谏，甚见重焉。”[2]1529因此面对屡禁不息的厚葬之风张酺指出：“显节陵扫地露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2]1533汉明帝曾遗诏“无起寝庙”[2]123，为天下做出节俭的表率。我身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使吏人遵从制度，怎能又不从自身努力节俭约省呢？故他要求家人“无起祠堂，可作稿盖庑，施祭其下而已”[2]1533—1534。

樊宏的节葬主张颇有道家思想倾向：“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2]1121故而要求自己去世后“棺柩一臧，不宜复

见”[2]1121。东汉文人崔瑗一向以“清廉”著称，“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无担石储”[2]1724。临终前遗令其子崔实：“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

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归乡里。”[2]1724既然人之生是天地之气的产物，那么人死后，葬身之处就不应该有地理位置的限制。他的节葬思想不仅与其一贯的生活作风相一致，而且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

张奂的遗令则有看透世事后的洒脱：“通塞命也；始终常也。但地底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纩绵，牢以钉密，为不喜耳。”[2]2143他认为人的生死否泰都是由天命决定的，不喜欢复杂繁琐的修饰，所以他要求“幸有前窀，朝殒夕下，措尸灵床，幅巾而已”[2]2143。

厚葬本已构成了汉代社会严重的经济负担，隆重繁琐的丧礼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习俗，亲戚朋友都要给予一定的财物来帮助丧家办理丧事，称为赙赠。汉代赙赠风习盛行，如官员去世，国家都予赙赠，《后汉书·羊续传》：“旧典，二千石卒官赙百万。”[2]1111对此，很多士人都自觉予以排斥。何并《先令书》“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虽当得法赙，勿受”[6]3268，即其一例。其他如崔瑗《遗令子实》：“其赙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2]1724朱宠《遗令》：“身殁之后，百僚所赙赠，一无所受。”[4]575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自觉抵制厚葬之风，也可以培养子孙的经济自立能力。如欧阳地馀《戒子》“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6]3603，告诫子孙不仅要节葬，更要自力更生，不要依赖祖上的荫蔽。

总之，虽然他们主张节葬的原因各异，但现实的无力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一种风气方盛，必有贤知之士能矫之。……然三数贤知之士，亦不能挽千万人之沉迷也。”[7]536社会的黑暗最终令其建功立业、匡时济世的理想破灭，因此，原本只是工具的文学创作备受重视，不仅创作的动机加强，而且对厚葬现象的大加挞伐也成了他们的集体无意识。 二、诫文的文体形态

汉代诫文不仅在内容上有所改变，而且在继承先秦诫体特点的同时，又有不少新的

突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

其一，灵活多样的语言表达技巧。诫文作为一种极具理性色彩的文体，在传达其创作动机时，本应呈现严肃、典雅，甚至咄咄逼人的语言风格。然而受儒家礼教文化影响，汉代诫文语言要温和得多，语气也极其诚恳。如刘熙载《艺概·文概》中评价郑玄的《戒子益恩书》时称：“郑康成《戒子益恩书》，雍雍穆穆；隐然涵《诗》、《礼》之气。”[10]17其语言文雍静穆的语体风格，就如《诗》、《礼》一样，肃穆、恭敬。而这也代表了整个汉代诫文的语体风格。

《尚书》曰：“戒之用休。”[11]135休，意为美好。汉代诫文不仅语言温文尔雅，而且在反复陈述中使用了一定的语言技巧，如对比、比喻、排比、引用等，从而使受教者更易于从感情上接受训诫。如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2]845在这里，马援以学习龙伯高和杜季良的巨大反差进行对比，其中连用“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两个比喻，更是形象生动，令人深思。

张奂的《诫兄子书》更是通篇使用对比。首先拿张仲社“轻傲耆老，侮狎童年，极口恣意”对比张叔时的“宽仁”，“喜叔时得美称，悲汝得恶论”[4]652，张奂的一喜一悲更是凸显了其情感的好恶。接着用孔子和其父对比，希望他能对乡党谦恭。同时又用“蘧伯玉年五十，见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4]652来对比说明“年少多失，改之为贵”[4]652。

其二，强烈的主体色彩。就文体特征而言，诫文的表现方式无疑应以议论为主，而汉代诫文作者在表达上注入了极其鲜明的主体意识，大多兼用叙事、抒情等多种表现方式，即着力以自己的人生感悟为出发点和参照系，彰显作者的主体价值观念，一改先秦诫文拘谨板滞的面貌。这种主体意识，表现为作者本人常常借助于议论，要么毫不掩饰地抒发自身的人生观、社会观，要么通过对晚辈的教导来针砭时弊。

如疏广的财富观就通过《告兄子言》予以体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6]3040班昭将自己“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的经验总结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展示了她的女性观。其他如东方朔《诫子》传授处世哲学；郑玄《戒子益恩书》提出了对其子在治学、为人方面的期望和要求；赵岐《遗令敕兄子》则表达了生不逢时、建功无望的苦闷。

其三，多用散文句法，句式参差不齐。在句式上，汉代诫文多用散文句法，以四言为主，同时也会根据感情表达的需要，使用五言、六言、七言等，句式的长短不一，灵活多变，充分体现了其为情造文的创作特点。如范冉为人清廉，甘于贫贱，遭党锢之祸后，“乃结草室而居焉。所止单陋，有时粮粒尽，穷居自若，言貌无改”[2]2689。生前的遭遇令他既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又颇感改变现实的无力，于是发出了“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2]2690的抗议。他以紧凑的句式，急促的语气简洁、明快地表达了自己不能匡世的遗憾和对社会厚葬之风的不满。

西汉酷吏尹赏将一生的官场经验总结为：“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6]3675句式的或长或短无不服务于其情感表达的需要。 三、诫文的文学史意义

汉代诫文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而且极富文学色彩，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从体式上看，汉代诫文得到发展、成熟，并趋于定型。诫作为文体出现的时间略早，据文献资料记载，在尧舜禹时代即已出现。如《淮南子\\5人间训》中的

《尧戒》曰：“战战慄慄，日谨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12]587其作为一种自我警敕的专用文体，从上古时代一直延续到周朝。直到周文王的《遗戒》出现，才打破了这一传统，家庭男性成员也被列入了诫敕的范围之内。在汉代，随着取士制度的确立和造纸术等文化传播技术的出现，家庭教育日趋得到重视，诫体成为当时创作数量最为丰富的文体之一。据笔者初步统计，汉代诫体共有60余篇，内容涉及学习、从政、为人处世、学术、节葬等。诫文的作者由帝王一变而为臣子，再变而为女性。家庭成员无论男女，都是诫文的施教对象。他们的创作实践对诫文的发展、成熟与定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逐步形成了固定的章法和自身的文体形态，为后世诫文的创作树立了典范。

首先，从文章结构或表达方式的角度看，汉代诫文存在着固定的写作范式，作者根据自身经历，或者古圣先贤的事迹等作为判断的依据或前提，并在此基础上为戒敕对象指出正确的做法，开门见山地提出个人明确的观点，言简意赅，并且多以“当”、“慎”、“必”、“毋”等来表达作者本人的态度。尽管他们针对的人和事有别，但他们不仅同属于对个人道德行为或社会不良风习的指正，而且其文本结构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模式，即作者对具体事务的处理一般都是针对某一个特殊行为的肯定与纠正。这可看作解决现实问题的示范性案例，诫文从自戒至此而成为一部指导人类社会活动的神圣大典。

汉代诫文主要有两个元素构成：立论的理论或事实依据，戒敕。根据其不同的组合方式，诫文可以分为两种结构类型：第一种包括古圣先贤事迹或言论和修正做法两部分，是一种完整的形态，如孔鲋《将没戒弟子》云：“鲁，天下有仁义之国也。战国之世,讲颂不衰,且先君之庙在焉。吾谓叔孙通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权变，是今师也。宗于有有道，必有令图，归必事焉。”[13]434—435。第二种则是由指正做法一个元素组成，它多出现在遗令中。如欧阳地余《戒子》：“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6]3603总

之，在这几种结构中，共同的是修正做法，即“诫”，这也是构成诫文的核心文本。 其次，自汉代以来，诫、箴、训都大量出现，这三种以劝诫为主要内容的文体，都或多或少地承载了一定的劝诫功能，从而令它们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文体交叉、融合。但汉代诫文独特的功能与文体形态还是使其明显区别于箴、铭等类似文体。从文体功能上来看，萧统《文选序》云：“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汉代箴文分为“官箴”和“私箴”两类。官箴“是臣下对君王或对其他上层执权官员所作的谏劝文”[14]416；私箴则“属于对自己身上的缺点、过失，加以剖析针砭，以图自警自戒”[14]418。与箴不同的是，诫多是尊长施之于卑下之辞。作者或引用先贤前辈的事迹，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对子孙们的立身、立言、立德之道进行警示教育。而训文的重点在于使被训者遵守、顺从传统的法则、制度、道德、风俗等。从文体形态上来看，箴文则多数为韵体，而诫文主要以散体为主。不过因箴文和诫文同属于对具体人和事的具体问题而发，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故篇幅较短，且语言简练。训文则是对子孙后代在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等方面的全方位指导，较之箴文、诫文篇幅稍长。另外，汉代诫文的作者多为家族中具有丰富社会阅历的的长者、尊者，所劝诫的对象限于家族的子孙或者弟子门人，因此在行文时语气多以慎重的口吻出现，如尹赏的《临死戒诸子》。训文因其属于指导性文章，多融入一些生活中习见的事例、俗语，因而显得浅显易懂。箴文因其写作对象为君主，语气较为委婉，且多引经据典予以阐释，因此从劝诫过程来看，诫文和训文属于自上而下，箴文则属自下而上。

其二，对汉代家族文学的影响。汉代诫文不仅仅局限于品德的教育和人格的塑造，文化素养的提升也是尤为重要的内容。从西汉韦玄成《戒子孙诗》到东汉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张奂《诫兄子书》等的频频出现，这种独特的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承模式，营造了浓郁的家族文化氛围，使汉代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家族。如司马谈、司马迁家族和班彪、班固、班昭家族，以马援、马严、马融为首的扶风马氏家族，

以崔篆、崔骃、崔瑗、崔琦、崔寔为首的博陵崔氏家族，以张奂、张芝、张昶、张猛为首的敦煌张氏家族等。良好的家族文化教育环境使他们较早地接触文学，展现自己的创作才能。如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15]3293，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2]1330，班昭也是博学高才。这些家族不仅多能文之士，文学创作也较为丰富，在史传、辞赋、诗歌、书、颂、箴、铭、赞等文体的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作品数量更多，文体多样，而且文学性明显增强。这不仅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而且大大提高了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总之，汉代诫文是时代文化的载体，同时又经过创作者有意识的选择，凝聚着作者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因此，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的变迁，还原了诫文产生的家庭、社会历史等背景因素，还有助于我们深入体会诫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真正认识诫文多样性的审美风格及艺术成就，更为我们了解汉代文人心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这些，正是研究汉代诫文的深层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章学诚.文史通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 严可均.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 李善.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彭铎.潜夫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9] 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 冯逸、乔华.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4]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