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一、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是文化?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中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柬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粱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0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粱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

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

民族性、国度性。是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在世界历史上，各民族、各国家分别在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提供的舞台上，演出了性质不同、情节有别、风格各异的文化正剧。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在结构上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是“一”，吸收各族文化和外来文化是“多”；历代统治阶级“独尊儒术”是“一”，兼取儒、道、法、墨各家治术和容忍

儒、道、佛三教并存是“多”。它们既构成中国文化整体，又各自独立存在，既包含成体系的理论形态，也包含以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审美情趣、民族感情、民族心理。以及由历史积淀而成的行为模式、思雏方式和0理特征。这种结构特色，使中国文化既具有大传统；又具有小传统，大小传统互相激荡，互相冲击，形成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化之流。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是从深厚的民族生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农业型自然经济和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滋生、发展的土壤。这些社会存在的综合作用，培养了中国人特定的社会心理，以此为中介熔铸了富于中国风格的社会意识形态。

(一)崇尚统一

中国人有追求思想和法度统一的悠久传统。早在《诗经》中。就有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歌颂。春秋五霸，尊王攘夷。孔子“张公室，杜私门”，认为，“天下有道，则札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陪臣执国命”。荀子也反复强调“一天下”。韩非更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政治设计。儒法思想结合在一起，奠定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并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同。

中国历史上，即使撇开带有某些传说色彩的夏、商、周三代，仅从秦朝算起，也是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在统一时人民反对分裂，在分裂时人民盼望统一。即使是处在较长时间的分裂时期，人们仍然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充分表达了人民盼望统一的心声。

与政治观点相适应，中国古代建立了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具有完备德目的道德规范体系。它要求在下位的人对在上位的人的尊敬、忠诚、服从、尽职尽责；同时要求在上住的人对在下

住的人的爱护、公正、守信，并能做出表率，为管理尽心竭力。从而维系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在下位者犯上作乱固然属大逆不道，在上位者暴虐恣睢也被斥为独夫民贼，因为这二者都有害于国家的统一。

崇尚统一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有广泛而多方面的表现，它对于中国文化长盛不衰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并从而形成了中国人对群体的归属感和对集体的义务感等思想观念，形成了重奉献、讲礼貌、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和较好的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有过分依赖、尊经崇圣、唯书唯上、限制主动性发挥等消极作用。

(二)追求和谐

“和”是中国文化普遍追求的一种状态或境界。

“和”作为哲学范畴，指对立面的统一。西周末年的史伯已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后世便把“和”奉为普遍的原则或看作事物的最佳状态。

先秦儒家把宇宙看成是个大和谐。荀子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而把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看成是“天”(自然)失和的表现。《中庸》说：“万物并肓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迭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在天人关系上，先秦各家无不以“和”为最高理想。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提出，“数罟不入�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朦胧地流露了某种生态意识。《老子》提倡“守中”，把婴儿(喻“道”)的状态赞为“和之至也”。庄子更是讲“和之以天倪”。名家的惠施也作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结论。中国哲人承认事物的差别和对立，矛盾与斗争，但认为最终的结局或最佳的状态时和谐。宋代张载的论述可作为代表。他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人际关系的和谐更是为中国人所看重。孔子弟子说：“礼之用，和为责，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但反对无原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主张“和而不流”。中国人强调个人与群体的统一性。一方面充分肯定个人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的存在和发展应该同他人、群体的存在和发展统一起来，使双方处于和谐的关系中，而不应分裂与对抗。

和谐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各门类的共同追求。

政治上，重视君民、君臣、国家、民族间的和谐，主张“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经济上主张“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谨养其和，开源节流。思想方法上主张执两用中，无过不及。修养上讲究“从容中道”“文质彬彬”。艺术上崇尚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养生家以身心和谐为最佳状态，中医把病看作是“身体违和”的表现，而以平衡阴阳，协调气血作为辨证施治的要诀。

(三)注重实用

中国古代文化以解决社会人生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执着于对政治、伦理等与国

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探求，而对于纯抽象的思辨则不感兴趣。

在宇宙观方面，中国人中关系而不重实体，对宇宙(“天”)的本源、本质问题较少注意，而集中考虑的是天人之间的关系。对于鬼神等渺茫难知的问题，更是采取“存而不论”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着眼于“武民之义”，即使说及，也不过是为了神道设教。

早期儒家的两位大师对于何以采取这种，重实用的态度作过如下解释：“知者无不知，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不遍物，急先务也。”“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齐而不治。”孟、荀所论，对于奠定中国人重实用、轻玄想，务实是、戒空谈，看实效、看实绩的致思倾向起了重要作用。

道家的“法自然”似乎有些异趣，但是，《老子》关心的重点依然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骨子里仍然是“君人南面之术“，是以退为进的处世之道。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们的精辟深刻，使得许多现代人(包括外国的知名思想家)都惊叹不已。但是，它们主要是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精确概念的辨证法，甚至难于找到纯粹的思维规律的表述。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素称发达，在许多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它们(包括四大发明在内)大多是与政治、人生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纯粹的理论自然科学则发展不够。这些实用技术大多是以具体科学的形式出现，而缺乏对有关原理的精辟阐述和公式公理系统。农业、医药、天文、历法、水利、数学等学科成就之高、解决具体问题能力之强，简直令后人惊叹不已，但对于其间的原理和方法，有的直到今天仍然莫知其详。

这种重实用的倾向，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任何学问，都要求它有效果，有益于国计民生。修史是为了鉴戒垂训，察古知夸；文章是“经过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歌是为了“言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绘画是“助名教而翼群伦”；音乐的作用就更被重视，因为它“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中国文化的这种致思倾向。就是所谓“实用理性”。这一实用理性的传统，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情绪，使得无神论思想源远流长。“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中华民族在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等方面的优点和缺点，都与此密切相关。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现状

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各种科技、人文上的创新都在引导人类走向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受到挑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包括人们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在这个动荡巨变的时代，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外部和自身变革的双重挑战，它没有适应世界工业化的潮流和科学主义的浪头而使民族达到现代的物质繁荣，它没有萌生自由平等观念而使社会介入现代的政治发展，它没有转换人生目标而使人们过渡到新的生活方式，最后，它没有包蕴现代价值体系而使个性进入现代的精神0理状态。这四个方面的挑战使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受到多种批评和否定性的剖析。相当多的人均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一种传统社会的固有部分，与自然经济和小农社会的特质相关联，因此不可能从中发生创造性再生，不可能在未来社会中有所作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批先驱先烈们，在面对西方文明时都曾拥有宽广博大的胸怀和谦逊谨慎的品格，然而，这些胸怀和品格难道不是喝着传统文化的乳汁哺育出来的吗?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不适应时代的糟粕存在，然而它更有其优于世界文明之精髓传承。

平心而论，文化本是多元的，彼此间完全是可以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各司其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特色是它的和谐并包。而西方文化从“上帝(代表力量)、创世、一神”三元合

一的神本文化转入“物质(代表能量)、创造、一元”的物本文化，体现的是普适性和排他性，缺少中华文化的宽容大度。这是西方文化的通病。如今的中国社会，急需传统文化匡时济俗，这是每一个具有民族忧惠意识的人的共同感受。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蔷之内也。”孔子的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精神支柱和道德源泉，富有和强大又能意味着什么呢?

四、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指导人生

中国人曾经把传统信仰打得支离破碎，依靠国家力量维持个人与群体的协调。当国家的力量对我们的内心影响越来越小时，我们的内l心便会无从寄托，且无所敬畏。无所寄托我们便无所适从，茫然浮躁；而无所畏惧便容易道德沦丧，胡作非为。目前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主要也在这两个方面。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指导人生，建设好个体，从而建设好我们民族。这是我们目前应该做的。

中华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价值观方面的丰富精神财富，诸如天下为公、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崇德重叉、仁爱胸怀的道德情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奋争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宽容品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意识；澹泊明志、君子慎独的自警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超越功利、崇尚节俭的生活态度等等。传统文化中这些价值取向，对个人的品格高度、职业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吸取中国文化精髓建立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为官为人为亲为友的方方面面言行中，这些言行是由价值观念主导的内在精神气质的行为外化。

传统文化中蕴涵无穷的智慧，也能为个人的业务工作提供大量的智力支持。国学大师钱穆一辈子研究国学，临终前悟出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天人合一。用现代语言翻译就是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必须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他的女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一生致力于科学，近年则聚焦于环境保护、循环经济。父女两人，一个从传统文化出发，一个从科学技术出发，殊途同归。这说明我国国学里有许多方法论上的东西可以古为今用。又如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管理心理思想，它具有整体观、协和观、人本观等特点。其不同于西方管理思维的优点在于，重视发挥在管理中的能动作用，注意各种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善于从整体的长远的管理目标出发决定管理措施。这些优点至今依然自发地体现在中国管理实践当中。当代的企业家如果注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掌握我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精华，必能有助于自己的管理实践。

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社会发生的每一次剧烈变革，总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而每一次文化反省的结果，又促使社会变革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展开。“五四”至“文革”的60余年间，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主要是以批判为主。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的变化，学术界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传统文化并不是一堆垃圾，其对现代化也决非只有消极作用。完全否定抛弃几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也会对现代化建设产生不起的影响。正确的态度应是：立足国情，辨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抛弃其糟粕，继承其精华。既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的内涵，又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转化，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未来，从而建构起中国现代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