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理论

①古代、中世纪翻译 安德罗尼柯、西塞罗

早期《圣经》翻译和哲罗姆、奥古斯丁 中世纪初期翻译和波伊提乌

中世纪中期翻译和托莱多“翻译院”

②文艺复兴时期翻译 德国翻译和路德

法国翻译和阿米欧、多雷

英国翻译和诺思、弗洛里欧、荷兰德、查普曼

③近代翻译

法国翻译和巴特

德国翻译和施莱尔马赫、洪堡 英国翻译和德莱顿、泰特勒

俄国翻译和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别林斯基

④ 现、当代翻译

现代西方的翻译理论主要有四大学派：布拉格派、伦敦派、美国结构派和交际理论派。

现代西方翻译理论与翻译学派

二战后，科技、语言学和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机器翻译也悄然兴起。人们对翻译的看法也随之而改变。翻译不仅是一门艺术或技巧，而且是一门科学，与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数控论和信息论等多种学科相关但又自成体系的科学。翻译理论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哲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而成为语言和翻译研究专家进行系统探讨的严肃课题。因此，西方的翻译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两大特点：（1）理论研究纳入语言学范畴，受现代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影响，因而带有明显的语言学色彩，与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形成鲜明对照；（2） 以往理论家闭门造车、不相往来的局面被打破。理论家通过论著、杂志、论文集等方式，充分发表各自的观点。此外，由于交通手段、出版业的进步以及国际学术组织的出现，各国翻译理论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密切，学术交流日益加强。

现代西方的翻译理论主要有四大学派：布拉格派、伦敦派、美国结构派和交际理论派。

一、布拉格学派

该学派的创始人为马希修斯（Vilem Mathesius）、特鲁贝斯科伊（Nikolay S. Trubetskoy）和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主要成员有雅可布森、列维、维内等重要的翻译理论家。

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为：（１）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包括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和工具功能等；（２）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以及文学体裁的比较。

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曼·雅可布森。他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二战时迁至美国，加入美籍。作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之中。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的重要性、语言和翻译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给出精辟的论述。自１９５９年发表后，此文一直被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雅可布森的论述主要有五点：（１）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所谓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即通常的“改变说法”(rewording)。所谓语际翻译，是指在两种语言之间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即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所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或手势变成言语表达。（２）对于词义的理解取决于翻译。他认为，在语言学习和语言理解过程中，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３）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对称。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信息。（４）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不足，可通过借词、造词或释义等方法对语言进行处理。（５）语法范畴是翻译中最复杂的问题。这对于存在时态、性、数等语法形式变化的语言，尤其复杂。

二、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是具有英国特色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the social context of situation)所决定的。在翻译研究领域，译文的用词与原文等同与否取决于其是否用于相同的语言环境之中。

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为福斯（J. R. Firth）。有两篇文章集中反映出他的翻译理论，一篇为《语言学与翻译》（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另一篇为《语言分析与翻译》（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弗斯着重谈到三个方面：（１）语言分析是翻译的基础；（２）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３）在任何两种语言的翻译中，一种语言的某些意义的表达方式不可能译成完全对等的另一种语言。

卡特福德（John Catford）是该学派中比较系统提出翻译理论的学者。任教于爱丁堡大学的卡特福德１９６５年发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为翻译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途径，引起巨大反响。卡特福德称其理论为“描写性”翻译理论。他从翻译性质、类别、对等、转换、限度等方面阐述“什么是翻译”这一中心问题。（１）翻译的性质。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２）翻译的类别。就其程度而言，可分为“全文翻译”（full translation）和“部分翻译”(partial translation)；就其语言层次而论，可分为“完全翻译”(total translation)和“有限翻译”(restricted translation)；就语言结构的登记来说，

可分为“级受限”翻译和“级无限”翻译，即传统意义上的“逐字译”和“意译”，而“直译”介于两者之间。（３）翻译的对等问题。一方面，翻译对等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现象，是基于对两种语言的比较而发现的；另一方面，翻译对等的产生必须看译文和原文是否具有相同或部分相同的实质性特征。（４）翻译转换，是指把原文变成译文时偏离形式对应。翻译转换主要分为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其中范畴转换又可分为结构转换、词类转换、单位转换和系统内部转换四种。（５）翻译的限度，是指不可译性问题。翻译中有两类不可译。一是语言方面的不可译现象有双关语、歧意语法结构；二是文化方面的不可译性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风俗、不同的时代背境等非语言因素引起的。

三、美国结构学派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是布龙菲尔德。他提出一种行为主义的语义分析法，认为意思就是刺激物和语言反应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布龙菲尔德理论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所取代。乔氏理论有三个观点：（１）人类先天具有语言能力；（２）语言是由规则支配的；（３）语言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该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论述。语言的不同主要在于各自的表层结构不同，而深层结构则具有共同特点。

在上述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以沃哲林（C. F. Voegelin）、博灵格（D. Bolinger）、卡兹（J. J. Katz）、奎恩（W. V. Quine）和奈达（E. U. Nida）为代表的美国翻译理论界的结构学派，而以奈达最为杰出。

四、交际理论学派

奈达是交际翻译理论的代表。他的翻译理论可归纳为六个方面：（１）理论原则。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而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使读者看译文可一目了然。（２）翻译的性质。按照奈达的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其中三点是关键：一是“顺乎自然”，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最切近”，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这是核心。所以，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ａ）达意；（ｂ）传神；（ｃ）措词通顺自然；（ｄ）读者反应相似。（３）翻译的功能。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奈达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的对象。（４）正确的翻译。翻译正确与否取决于译文读者能在什么程度上正确理解译文。（５）语义分析。翻译的重要过程之一就是对原文进行语义分析。语义可分为三种：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６）翻译的程序和方法。他认为，整个翻译程序分为四步：分析、传译、重组（按译语规则重新组织译文）和检验。

进入20世纪80年代，奈达的翻译理论出现较大变化。主要的新观点有：（１）翻译不是科学，而是技术；（２）翻译才能是天生的；（３）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交际活动，更是一种社会符号相互作用（sociosemiotic interaction）

的活动。

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德国的莱比锡学派和前苏联的流派等。

总之，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最大特征，是翻译研究被纳入语言学，与 对比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语义学等建立起内在的联系。尽管西方的翻译理论取得重大成就，但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且并未形成一套完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

现代西方翻译理论与翻译学派：

布拉格学派 马希修斯（Vilem Mathesius） 伦敦学派 福斯（J. R. Firth）

美国结构学派 布龙菲尔德 Brown Field 交际理论学派 奈达 Nida

现代西方的翻译理论主要有四大学派：布拉格派、伦敦派、美国结构派和交际理论派。 布拉格派的主要论点为：（1）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包括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和工具功能等；（2）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以及文学体裁的比较。伦敦学派是具有英国特色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the social context of situation)所决定的。在翻译研究领域，译文的用词与原文等同与否取决于其是否用于相同的语言环境之中。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是布龙菲尔德。他提出一种行为主义的语义分析法，认为意思就是刺激物和语言反应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布龙菲尔德理论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所取代。乔氏理论有三个观点：（1）人类先天具有语言能力；（2）语言是由规则支配的；（3）语言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该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论述。语言的不同主要在于各自的表层结构不同，而深层结构则具有共同特点。在上述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以沃哲林（C. F. Voegelin）、博灵格（D. Bolinger）、卡兹（J. J. Katz）、奎恩（W. V. Quine）和奈达（E. U. Nida）为代表的美国翻译理论界的结构学派。 奈达是交际翻译理论的代表。他的翻译理论可归纳为六个方面：（1）理论原则。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而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使读者看译文可一目了然。（2）翻译的性质。按照奈达的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其中三点是关键：一是“顺乎自然”，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最切近”，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这是核心。所以，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a）达意；（b）传神；（c）措词通顺自然；（d）读者反应相似。（3）翻译的功能。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奈达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的对象。（4）正确的翻译。翻译正确与否取决于译文读者能在什么程度上正确理解译文。（5）语义分析。翻译的重要过程之一就是对原文进行语义分析。语义可分为三种：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6）翻译的程序和方法。他认为，整个翻译程序分为四步：分析、传译、重组（按译语规则重新组织译文）和检验。进入20世纪80年代，奈达的翻译理论出现较大变化。主要的新观点有：（1）翻译不是科学，而是技术；（2）翻译才能是天生的；（3）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交际活动，更是一种社会符号相互作用（sociosemiotic interaction）的活动。

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廖七一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

传统翻译理论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谭载喜在介绍西方翻译理论时，将西方翻译理论分为四大学派：1布拉格学派；2 伦敦派； 3 美国结构派；4 交际理论派。而柯平在《西方翻译理论浅析》一文中介绍了六大学派：1.语言学派；2 交际学派；3 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4文学-文化学派；5结构学派；6社会符号学派。下面将一一介绍。 一、布拉格学派

该学派的创始人为马希修斯（Vilem Mathesius）、特鲁贝斯科伊（Nikolay S. Trubetskoy）和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主要成员有雅可布森、列维、维内等重要的翻译理论家。 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为：（1）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包括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和工具功能等；（2）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以及文学体裁的比较。

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曼•雅可布森。他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二战时迁至美国，加入美籍。作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之中。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的重要性、语言和翻译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给出精辟的论述。自1959年发表后，此文一直被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雅可布森的论述主要有五点：（1）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所谓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即通常的“改变说法”(rewording)。所谓语际翻译，是指在两种语言之间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即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所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或手势变成言语表达。（2）对于词义的理解取决于翻译。他认为，在语言学习和语言理解过程中，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3）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对称。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信息。（4）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不足，可通过借词、造词或释义等方法对语言进行处理。（5）语法范畴是翻译中最复杂的问题。这对于存在时态、性、数等语法形式变化的语言，尤其复杂。 二、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是具有英国特色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the social context of situation) 所决定的。在翻译研究领域，译文的用词与原文等同与否取决于其是否用于相同的语言环境之中。

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为福斯（J. R. Firth）。有两篇文章集中反映出他的翻译理论，一篇为《语言学与翻译》（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另一篇为《语言分析与翻译》（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弗斯着重谈到三个方面：（1）语言分析是翻译的基础；（2）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3）在任何两种语言的翻译中，一种语言的某些意义的表达方式不可能译成完全对等的另一种语言。

卡特福德（John Catford）是该学派中比较系统提出翻译理论的学者。任教于爱丁堡大学的卡特福德1965年发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为翻译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途径，引起巨大反响。卡特福德称其理论为“描写性”翻译理论。他从翻译性质、类别、对等、转换、限度等方面阐述“什么是翻译”这一中心问题。（1）翻译的性质。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2）翻译的类别。就其程度而言，可分为“全文翻译” （full translation）和“部分翻译”(partial

translation)；就其语言层次而论，可分为“完全翻译”(total translation)和“有限翻译”(restricted translation)；就语言结构的登记来说，可分为“级受限”翻译和“级无限”翻译，即传统意义上的“逐字译”和“意译”，而“直译”介于两者之间。（3）翻译的对等问题。一方面，翻译对等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现象，是基于对两种语言的比较而发现的；另一方面，翻译对等的产生必须看译文和原文是否具有相同或部分相同的实质性特征。（4）翻译转换，是指把原文变成译文时偏离形式对应。翻译转换主要分为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其中范畴转换又可分为结构转换、词类转换、单位转换和系统内部转换四种。（5）翻译的限度，是指不可译性问题。翻译中有两类不可译。一是语言方面的不可译现象有双关语、歧意语法结构；二是文化方面的不可译性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风俗、不同的时代背境等非语言因素引起的。

三、美国结构派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是布龙菲尔德。他提出一种行为主义的语义分析法，认为意思就是刺激物和语言反应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布龙菲尔德理论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所取代。乔氏理论有三个观点：（1）人类先天具有语言能力；（2）语言是由规则支配的；（3）语言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该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论述。语言的不同主要在于各自的表层结构不同，而深层结构则具有共同特点。 在上述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以沃哲林（C. F. Voegelin）、博灵格（D. Bolinger）、卡兹（J. J. Katz）、奎恩（W. V. Quine）和奈达（E. U. Nida）为代表的美国翻译理论界的结构学派，而以奈达最为杰出。 四、交际理论学派

奈达是交际翻译理论的代表。他的翻译理论可归纳为六个方面：（1）理论原则。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而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使读者看译文可一目了然。（2）翻译的性质。按照奈达的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其中三点是关键：一是“顺乎自然”，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最切近”，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这是核心。所以，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a）达意；（b）传神；（c）措词通顺自然；（d）读者反应相似。（3）翻译的功能。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奈达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的对象。（4）正确的翻译。翻译正确与否取决于译文读者能在什么程度上正确理解译文。（5）语义分析。翻译的重要过程之一就是对原文进行语义分析。语义可分为三种：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6）翻译的程序和方法。他认为，整个翻译程序分为四步：分析、传译、重组（按译语规则重新组织译文）和检验。

五、语言学派

现代翻译理论是从语言学派开始的，该派兴起于五、六十年代，它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对语言结构所作的严密分析为基础，研究原语和译语之间在词法与句法上的一系列对应和转换规则，追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其代表

人物有英国的卡特福德（ 1965 ）、早年的奈达（ 1964 ）和前联邦德国的威尔斯（ Wolfram Wilss, 1982 ）。由于翻译总是牵涉到至少两种语言，因此人们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初习翻译者来说，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可能是最切近于他们的学习经验、因而也是最能够对他们提供启发与实际帮助的。但是正如人们正愈益深刻地认识到的那样，翻译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操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际交流活动，涉及到一系列的超语言范畴，涉及到语言外其他的文化系统。语言学派的弱点就在于它只注重原文和译文在语言上的对等，而忽视了话语的交际功能以及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有见树不见林之虞。（近二十年来语言学派开始注重研究话语层面上的等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期研究的缺陷。） 六 交际学派

交际学派出现于七、八十年代（以 Nida & Reyburn, 1981 为代表），其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又称通讯理论或交际理论）和社会语言学。该派认为：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信息系统；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它同其他种类的信息传递一样，遵循着信息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在信道接受力给定（亦即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为了降低信息的难度（高度），就必须用明显的形式表示出其中暗示的部分，因而增加信息的长度（宽度），故而译文常常会长于原文。社会语言学对于交际学派理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言的不同功能。根据这种区分，判断译文有效性的标准便是它实现原文中相应功能的程度。交际学派深刻地分析了翻译中信息传递的种种困难，突出了接受者的重要性；它所提出的“翻译即交际”的命题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它的欠缺在于没有研究不同话语层面上语言符号的特点，也没有很好地分析语言和文化间的深层关系。 语言学派和交际学派有时被统称为翻译中的科学派，因为它们采用了信息论和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描写与分析方法来解释翻译的过程以及处理翻译中的问题。

七 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

六十年代初，美国爱奥瓦大学首次开设翻译培训班，在其主任、诗人安格尔（ Paul Angel ）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得克萨斯、扬伯瀚大学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等著名高校都先后设立了翻译培训班以及各种层次的翻译专业。美国文学翻译协会也于七十年代后期成立，并出版了题为《翻译》的学术杂志。一个围绕着翻译培训班的学派随之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诗人兼翻译家庞德（ Ezra Pound ）等。该派以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兹（ I.A. Richards, 1929 ）的理论为依归，注重文学翻译实践，以及通过翻译研究来理解文学作品，其研究重点和方法与古代时期的语文学派比较相象。 八 文学—文化学派

包括两个有相似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学派，即七十年代初发祥于低地国家（荷兰与比利时）的“翻译研究”派和七十年代末兴起于以色列的多元体系派。它们都起源于地处当代世界主流文化边缘的小国家，且其理论渊源都是本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翻译研究”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教授霍姆斯（ James Holmes, 1972 ）、比利时学者、后移居美国并任教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勒费维尔（ Andr é Lefevere, 1978a ）和英国学者、沃里克大学教授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1980 ）。该派认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和主要方法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无助于增进人们对于文学翻译的了解，因而沿用了近代翻译时期的阐释学方法，从意义的传递开始，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

如何既影响到译文及其文化（如美学规范）的发展，又影响到原文及其文化的延续，试图以此将各种文学翻译的理论统一起来，建立一种能够指导产生译本的理论。近年来该派更加重视考察译作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九 解构学派

解构学派产生于六十年代后期处于政治与社会动荡之中的法国，其思想积大成者为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78, 1985b ）。严格说来，解构学派并未提出具体的翻译理论，但是由于它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哲学，认为古往今来所有哲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翻译这个概念，并且站在与西方思想传统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借助对翻译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语言和哲学的重大问题，所以它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解构学派认为认为原文并不存在，文本中并没有什么深层结构或预先决定的意义。它拒绝任何类似于“原文”与“译文”、“语言”与“意义”的划分，指出：在翻译中，可以看到语言并不指向任何外在的事物，而是指向它自身，因此，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的符号指意链是一条可以无穷无尽地向后追溯的链子，即译文是更早的译文的译文……（ Gentzler, 1993 ： 145-149 ）。

解构学派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启发我们：应当避免用任何先见来阐释和评价译文。但是在彻底否定原文的同时，解构理论实际上也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否定了翻译自身

十 社会符号学派

社会符号学派：产生于八十年代末，其代表人物是奈达（见 Waard & Nida,1986 ）。其理论渊源是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莫里斯（ 1901 —）提出的符号学三大关系：符号与其所指称或描写的实体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是语义关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是符号句法关系，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是符号用法关系。在自然语言中，与这三种关系相对应的是语言符号（包括音素、字素、音节、词素、词、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话语）的三类意义，即指称意义、（语）言内（部）意义和语用意义。这三类语义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词语和话语的总体社会符号学意义。不过在不同的话语中，它们的相对突出程度有所不同。所有的语言符号都有言内意义（主要为语法意义）；在技术性文本中，指称意义非常突出；而在文学性话语里，语用意义和某些言内意义（如诗歌中由韵律所体现的音系意义）可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学语言中的风格因素基本上可以化归为这三类符号学意义中的一种或几种。译者如果能把一个词语或一段话语的全部意义同时传递给译语读者，那自然很理想；因为这样就达到了原文与译文的完全对等。但在实际上，这种完全对等的翻译是很少能够做到的。译事之难，就在于原语和译语语言符号的各种社会符号学意义同时对应的情况极为少见。在许多情况下，译者都必须在保留什么和舍弃什么之间作出抉择。显然，译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具体上下文中最重要或最突出的意义的正确传译。没有这个前提，译文的准确性和忠实性都是谈不上的。（详见柯平 1995 ， 23-44 ）。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牵涉到五个重要的因素，即：①原文信息、②原文作者、③原文接受者（包括作为原文第一读者的译者以及译文读者）、④沟通原文作者与原文接受者的交际渠道（包括具体的交际场景、交际媒介和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⑤语言代码。可以看出，上述各种译论研究途径中除了社会符号学途径外，都只偏重于翻译传通五要素当中的一个或几个（不是语言，就是文学，或者是社会文化）；“翻译研究派”与解构派的理论还有某种走极端的偏颇性质（如前者所谓译者要“摆布原文”的主张以及后者对于原文权威性的

彻底否定）。而社会符号学的翻译理论比较全面地考虑了翻译传通过程中的五个要素，既注重语言（它毕竟是翻译活动操作的基本对象），也注重各种语言外的因素。它吸收了语言学派在语言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交际学派在语言功能分析方面的长处，对信息可能具有的各方面的意义或功能作了剖析，同时也研究了符号使用者及其所属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并用比较严格的方法对这五个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作用进行了综合考察。

近代西方重要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 阐释学派翻译理论 功能学派翻译理论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 结构学派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翻译理论

PETER NEWMARK的翻译问题探讨

奈达翻译的四原则：

As a basis of judging what should be done in specific instances of translating,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certain fundamental sets of priorities:(1)contextual consistency has priority over verbal consistency(or word-for-word concordance),(2)dynamic equivalence has priority over formal

correspondence,(3)the aural (heard) form of language has priority over the written form,(4)forms that are used by and acceptable to the audience for which a translation is intended have priority over forms that may be traditionally more prestigious.

出自于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这本书，14页，是Eugene Albert Nida和Charles R. Taber两个人写的。

著名美国翻译家奈达（Nida)指出：“所有的翻译，不管它是诗歌还是散文，都必须关心接受者的反应；因此，翻译的最终目，从它对观众产生的效果而看，是评价任何翻译最基本的因素。” But all translating, whether of poetry or prose, must be concerned also with the response of the receptor; hence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its impact upon its intended audience, is a fundamental factor in any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一篇奈达博士写的关于翻译理论的文章：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s yet there is no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d in the technical sense of “a coherent set of general propositions used as principles to explain a class of phenomena,” but there are quite a few “theories” in the broad sense of “a set of principles which are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translating or in establishing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a translated text.” In

general ,however ,these principles are stated in terms of how to produce an acceptable translation.

The lack of a fully acceptable theory of translation should not come as surprise, since translating is essentially a very complex phenomenon ,and insight concerning this interlingual activity are derived from a number of differ disciplines, e.g. linguistics, psychology, soci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communication theory, literary criticism ,aesthetics, and semiotics.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generally accepted theory for any one for any one of these behavioral disciplines should be a sufficient reason for people to realize that there is nothing basically inadequate about translating simply because those who translate cannot explain by means of a comprehensive theory precisely why they do what they do.

The various sets of principles or rules about how to translate can be helpfully discussed in term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s，which Snell-Hornby(1998) has done very effectively, or they may be discussed in terms of certain disciplines which have provided the basic insights to explain various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e formula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however, involves

primarily the Western world, although in China people ideal translation ,namely, faithfulness, smoothness, and elegance, but without ever coming to any conclusion about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principles.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 great deal of translation took place in the Arab world from Bagdad to Toledo , but the principles which were employed have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esent-day practice in the world community of translation.

奈达：“翻译井不意味看从一种语言的表层结构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表层结构，而是应该经过一个分析、转换和重新组合的过程，达到概念的等值。也就是译者应该追求„动态对等‟而不是形式对应。” \"Translate well never thought that flavor to see from a kind of language of surface layer structure conversion become a kind of another language of surface layer structure, but should pass by an analysis, convert and re- combine of process, attain the equivalent of concept.Is also translate should pursue'the dynamic state is on an equal footing'but isn't a form to should.\"

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他对翻译所下的定义: 所谓翻译, 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 首先是意义, 其次是文体。这一定

义明确指出翻译的本质和任务是用译语再现源语信息, 翻译的方法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同时这一定义也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标准: (1) 传达信息 (2) 传达原作的精神风貌; (3) 语言顺畅自然, 完全符合译语规范和惯例; (4) 读者反应类似。要达到这四个标准, 内容和形式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奈达认为信息对等优于形式对应。他主张从译文接受者角度, 而不是从译文形式角度来看待翻译, 要实现动态对等。动态对等就是译文的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基本等同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所以判断译文质量的标准最终基于三个方面: 能使接受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 易于理解; 形式适当, 吸引接受者。

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 formal equivalence和dynamic equivalence， 就是其核心内容。

dynamic equivalence：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一书中提出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中也有阐述 与formal equivalence相对应，是equivalence的两种type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奈达于1986年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并指出,这两种说法的内涵实际上是一致的。这样做的原因只是“为了避免„动态‟一词可能引起的误解”(because of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older expression)(Waard & Nida 1986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

功能对等理论的简要介绍及其原则：

翻译思想史表明，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与日臻完善，20世纪中叶以来，建立在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或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在翻译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了独具“范式”的语言学派。由于语言学派的努力，翻译研究在学科化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而也使得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经验陈述”的模式而更具有科学的特性。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就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所作介绍或论述，虽说不是汗牛充栋，却也是林林总总，举不胜举，在此就不赘述了。

然而，在对语言学派的研究文献作详尽的观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学派的翻译研究还存在着理论偏向。虽然交际理论、社会符号学等的引入使得这一理论偏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比如，纽马克（Peter Newmark）运用语义学理论分析了思维、言语与翻译的关系，阐述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特点，在其成名作《翻译研究途径》中所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在理论上与实践上至今仍为人们所引用（Newmark，1981，1998）。但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偏向始终存在着。

纵观语言学派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关于翻译的论述；另一类是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专门从事翻译问题研究的学者的论述。前者立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自身的研究，仅将翻译问题作为语言结构分析的个例或个别途径，其有关翻译的论述与其说是翻译研究，不如说是借助翻译来探索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而后者在前者范式的指导下，对翻译过程、翻译方法等范畴进行描述，以期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翻译模式——语言学模式。

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较早注意到翻译问题与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关系。他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在于将一种符号翻译为另一种的符号，翻译实际上就是语符和信息的诠释，因此翻译是语言学方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雅可布逊在其著名论文《翻译的语言观》中列举了诠释语符的三种方式：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其中，语际翻译涉及到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概念。在此雅可布逊意在强调在诠释语言现象时语言学对翻译行为的依赖性。

同样，英国语言学家弗斯（J. R. Firth）在《语言分析和翻译》一文中详尽地阐述了结合翻译进行语言分析的观点。弗斯肯定了翻译理论本身在语言学中的地位。他认为，把翻译作为语言分析的一种形式，用来阐明语义，这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弗斯指出，在英国语言学史上马林诺夫斯基首次系统地把翻译用于阐明某些民族话语的意义，并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语言分析”。弗斯提出了“全面翻译（total translation）”的概念，既要全面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传达意义，在语法、词汇、词的搭配和语境等四个层次上进行语言分析。弗斯将翻译的意义归纳为：其存在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是对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的挑战；语言分析与翻译结合可以为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

在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第一类文献中，韩礼德（M. A. Halliday）的观点较为著名。他指出句子是翻译的基本单位，翻译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寻找等值物、检验等值物以及调整译语结构。然而，韩礼德对翻译的论述，其出发点是外语教学。他认为利用母语进行语言对比可以使学生注意到两种语言的异同，因为他认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对比形式，它包括两个方面：语际等值和语法结构的全面对比。因此，他得出结论：翻译理论是普通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学家在讨论翻译问题时，首先将翻译研究纳入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框架，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描述翻译现象。他们研究翻译的根本目的在于将翻译研究作为语言研究的重要途径。因此，将翻译研究作为个例以补证语言学理论、突出翻译研究的工具性功能是第一类翻译研究的共同特征。

这类翻译研究由于其语言研究功利的前设性，直接导致其研究的理论偏向——研究的工具性目的，因而影响了其分析结论的普适性，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海德格尔认为，前设和前有、前见一样，是任何解释的基础，它们一起构成了理解的前结构，事物的作为结构出自理解的前结构。前设即运用一个观念来弄清作为结构。当我们面对研究对象时，总是对它预先做出假设，然后才能把它解释成“作为”某物（刘放桐等，1990：759—760）。前设就是研究翻译前我们预先已有的假设。任何解释都包含了某种假设，问题在于这种前设的客观性。

上述语言学家从普通语言学出发，以结构主义范式观照翻译问题，其理论视角本身无可厚非。然而，这种研究具有明确的功利性：将翻译研究视为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结论的补证，将翻译理论视为语言学研究的途径或手段。这种以工具性为目的的翻译研究必然导致研究结论的理论偏向，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理论作为学科的建构。或许法国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穆南（G. Mounin）从另一侧面揭示出语言学翻译研究第一类文献的特性：他主张研究翻译问题的语言学家至少在最初阶段不要将翻译作为弄清某些普通语言学问题的手段，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特别是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为译者解决翻译问题提出可能性（许钧、袁筱一，2001）。

如果说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一类文献是基于语言学自身研究的需要，即功利性目的而对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其结论给翻译研究带来极大的局限，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理论作为学科的地位；那么，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二类文献则是基于又一功利性：为实现译文“等值”或“等效”的实用性目标的观照下，同样得出具有理论偏向的模式。

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第二类文献，其理论基础是普通语言学理论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该理论基础的选定是根据这样一个常识：翻译是特定形式的言语行为，而语言学则是研究语言的科学，它能够提供关于语言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模式和方法，因此翻译理论无法回避语言学。对翻译性质、过程和方法的分析和描述必然要用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方法。

从广义上看，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他认为，语言是一个体系（或系统），即一种结构。语言的特点并非由语音和意义本身所构成，而是由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即成为一个体系，也就是语言的结构。这种语言体系被视为一个符号体系。索绪尔认为，一切符号都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语言的研究可分为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共时性研究是对特定时期语言横断面的研究。索绪尔十分重视语言的共时性研究。他还指出，由词结合成一个结构有两种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总之，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是以共时性研究为基础的、将语言与言语加以区别的语言体系，这个体系由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构成语言中的差别体系（索绪尔，高名凯译，1982：100—176）。

继索绪尔之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则强调语言学研究对象为语言能力而非语言现象。它将语言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乔姆斯基提出的短句结构规则和推导模式说明了他的结构与转换的方法。短语结构规则是形成句子的一整套规则。这个规则先有一整套短语结构改写规则。

在实践上，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二类文献均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某种语言模式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如奈达（E. A. Nida）就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提出由原语结构转换成译语结构的核心句模式，而卡特福德（J. C. Catford）则以韩礼德的系统语法理论为其翻译研究的基础的。

奈达认为，一般意义上翻译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分析、转移和重组

（analysis, transfer, and reconstruct），即首先分析原作语言的信息，将其剖析

成结构上最简单明了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转移，然后再重新组织成正常的译作语言。分析阶段包括三个方面，即各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语义单位的外延意义以及语法结构和语义单位的内涵值。转移阶段：将事件名词从一种语言转移成另一种语言时，一般先将它转换成动词形式；同理，通常先将抽象名词转换成形容词和副词。奈达认为，在将表层结构的各种表达形式转换成核心结构时，产生了四种基本的结构单位，即事物单位（thing）、事件单位（event）、抽象单位（abstract）和表示关系的单位（relation）。另外，奈达提出了限制和确立词汇单位在特定上下文含义的方法，即通过句法结构限定词义，以及通过语义结构辨别含义。词义相近的的关系有三种，即邻近关系、内涵关系和重迭关系。

奈达强调，对原语语言进行分析时，不能局限于研究语言单位间的句法关系和这些语言单位的外延意义，文体风格在传达信息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转移阶段，奈达就语言的意义非对应现象——喻体差异、喻体缺省、语义缺省等现象提出了翻译对策。翻译时应注意内涵结构和外延结构，为此奈达提出了转移外延内容的三种方法：全新组合、分解组合和综合组合。奈达认为，重组过程涉及到两个主要范畴：形式范畴和功能范畴。前者要求根据文体风格和文学体裁进行重组，后者则要求译者关注读者的接受效果。由此可见，奈达所谓的翻译时对原、译语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语义单位、文体风格进行分析，在传达风格、功能的基础上为处理语义非对应现象设定语义层面上的对策，其核心在于语言对比分析和寻找语义对应（谭载喜，2002）。

卡特福德关于翻译理论的论述同样遵循与奈达相同的研究模式。他在其《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是用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把一种语言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本。因此，任何翻译理论都必然利用语言理论普通语言学理论。”他还认为，翻译的中心问题是在译语中寻找等值物，而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则是描述翻译等值的本质以及达到翻译等值的条件。卡特福德的理论核心在于它提出实现等值关系的途径：等值关系可以由“层面”（语法形式和词汇形式、语音实体和字形实体、语境）到“等级”（句子、子句、词组、单词、词素）在任何一个交叉点上建立。如果在较低的某一等级上不能确立等值关系，可以在较高等级上求得。与奈达相同，卡特福德翻译研究的中心仍然立足于语言分析，即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Catford，1965）。

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二类文献表明，这种研究一般始于语言（双语）的结构分析，诸如语言各层次的划分、话语实用关系类别以及话语功能类别的确定，经由翻译单位的选定，最终规定翻译具体操作方法。这种方法在语言学翻译研究中通常表述为模式、方法和步骤等。

然而，我们应当指出，首先，翻译作为特定形式的文化活动，是以双语（原语和译语）的互动性转换为其表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仅仅局限于某种语言操作或语言活动。这种以语言为中介的双语互动或文化互动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语音、语词、语法、文体等变异现象，决非语言学理论所能涵盖的。所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必然为翻译研究带来空白，从而造成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理论偏向。翻译研究的基点应为语言的差异性，亦即双语的非等值性。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翻译中原语和译语之间并合现象（不同语言的共同之处）的认同表明，该研究偏离

了翻译研究的本质问题；同时，它对原、译语这一现象及其对策的解释和选定则又使该理论由于强烈的功利性而成为教学研究或应用研究。对一个学科而言，舍弃基础理论研究而进行应用研究，其结论的偏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包括语言学翻译研究在内，世界范围内多数学派对翻译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等值或等效。这表明，翻译研究始终停留在对翻译方法（翻译模式）的探索和选定上。语言学翻译研究以其对翻译过程的描述而获得了科学性或客观性，因为“过程”与“现象”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指出，这种对“过程”的考察，其实质是对方法以及模式的操作程序的设定，和所有规范选择一样，它的研究结论带有浓重的经验色彩。

其次，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二类文献认为，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翻译家对原语本文接受的结果——深层结构的表述最初是由核心结构（核心句）来实现的。而所谓核心结构则指对特定深层结构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形式。这类研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核心结构在其完形的初始，已经导致意义的缺省。事实上，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对深层结构的把握是通过“统觉”来实现的。然后，翻译家直接在译语中找寻与这种“非语言”或“超语言”的结构相对应的译语表层结构。再后，根据原文的深层结构对译语表层结构进行语义修正，以完成译语本文的建构。所谓的语体风格在此应列为语义构成。而“非语言”或“超语言”的结构通常表现为意义指向（在应用性文本中）和心理意象（在艺术性文本中）。总之，翻译家的基本任务是通过译语语言对意义指向和心理意象进行表述和修正。因此，对于奈达所谓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说，尽管他在分析阶段和转移阶段表现出结构特性——层级性或步骤性，然而，这并未使翻译过程得到客观的、经验性的描述，同时也使得这种翻译模式即使作为教学型模式也失去了可操作性。同样，卡特福德的理论也缺乏得以实现翻译等值的可操作性。他的翻译模式的核心在于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认为，等值关系可以在由“层面”到“等级”的任何交叉点上建立。这表明：他的论述与其说是对翻译模式的设定，不如说是在比较语言学范式中探求原、译语双语对应的可能性，只是卡特福德在此将双语对应表述为等值而已。换句话说，卡特福德虽然在主观上力求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对翻译问题进行详尽的探讨，但是，实际上在探讨翻译的过程中，他不自觉地偏离了翻译研究，而展开了原、译语双语的静态分析与比较。所以，卡特福德的翻译模式又可以界定为以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第二类文献为表征的第一类文献。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第一类文献以及建立在这种范式基础上的第二类文献，他们或以翻译研究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研究自身的途径和手段，或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照下对翻译过程作语言学的静态分析。特别是由后者设定的翻译模式，他们或由于其层级性或步骤性使得自身失去了应用价值（可操作性），或以对双语言静态比较分析为转移，最终偏离了翻译研究而归于对比语言学范畴。

综上所述，17世纪以来，随着当时社会的文化转型，在逻辑实证主义和唯理论的刺激和推动之下，新兴的语言理论受到青睐，西方译学的语言学范式亦随之渐露雏形。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们开始对语言分析、语篇分析产生浓厚兴趣，对从前一些零散的争论也开始了系统的整体性思考，既关注文本的结构层次，又

重视形式本身，从而破除了语文学式的“得意忘言”的陈规。语言学范式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努力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以语言分析代替直觉感受，克服了语文学派的主观主义，使翻译活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根茨勒把翻译的语言学派也称之为翻译的“科学派”。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等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以雅可布逊、奈达、卡特福德、威尔斯、纽马克、斯坦纳、弗斯、弗米尔、费道罗夫和巴尔胡达罗夫等为代表的翻译语言学派筚路蓝缕，为现代翻译研究奠定了学科和学理基础，翻译理论也开始走上了系统化、科学化、客观化的研究道路。然而，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认为翻译只能是一门语言学学科，翻译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语言学的任务，重要的是对比原作和译作语言单位意义上的相同，以达到内容上的等值；认为语言是透明的，翻译是一种纯语言的转换过程，所涉及的只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集中研究语言系统的差异和语言形式的转换，注意寻找语言转换规律以及语义的对等模式，迷信语言的共性；译者的任务只是按照语言规律去解码与编码。这样一来，整个翻译过程被简单化、机械化、程式化了，而起作用的只是语言的工具理性及其规律性。翻译理论由于长期受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认为语言是一个规范的、同一的和稳定的符号系统，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工具，因此，语言被类比为数学符号系统，成了理性和规律性的象征。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范式给人们带来了理性思维，破除了原来语文学研究范式的神秘性和主观直觉的研究方式，从主观性走向客观性使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语言学范式使译者过多依赖于语言的规律性，忽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排除言语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和规定性，从而突出了原文文本的中心性，追求同一性和一致性，最终堕入语言逻各斯中心。

由此可见，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太拘泥于原文的信息层，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视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忽视文本主题结构以及文本的话语和语篇结构，忽视更大范围的文化与这些因素对译文的生成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没有考虑语用维度、语用意义和文本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对这些方面的理论描述比较薄弱。其范式是封闭、静止的和自足的。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也由语言本身扩大到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生理等方面，后期的语言学翻译思想把原作、原作者、原文读者等因素都考虑了进去，所以也就更科学、更完整地描述了翻译过程，突破了微观语言学的文本模式，开始关注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上述封闭的、静止的和自足的翻译研究范式被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所打破。

参考文献：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Oxford and London:

Pergamon Press, 1981. Reprint in 1998. New York: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刘放桐等. 现代西方哲学（下），修订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许钧 袁筱一.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索绪尔，高名凯译.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谭载喜编译.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John Catford.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穆雷译.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M].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Peter Newmark

Peter Newmark 是英国翻译研究界的元老，现为英国萨里大学（Surrey University）的教授。他在其成名之作《翻译研究途径》（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中所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之说在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界几乎人人皆知，至今仍有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他的另一本代表作《翻译教科书》（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1988）成了世界各地许多大学的翻译教材或参考书籍。虽然他后来的几本书如《关于翻译》(About Translation)《翻译研究散论》(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等未能引起较大的反响，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英国翻译界的地位。

Newmark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长者，他在跟人交谈中会直截了当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态度。记得笔者应约前往萨里大学翻译中心与他见面时，他送给笔者几本近两年出版的《语言学者》（The Linguist）杂志，每一本杂志里面都有他的文章，于是笔者赞叹道，“Newmark 教授，你仍然不断地出文章，真令人钦佩！”他马上认真地说：“我不喜欢你用仍然一字，因为„仍然‟的含义是我老了，还在写东西。其实在学术上年龄永远不是个问题。”

也许是由于Newmark教授不服老的性格，也许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年近九十高龄的他现在仍然给萨里大学的翻译研究生上课，每周一学时。此外，他还经常为英国《语言学者》撰搞，该刊物中有他的专栏“今日翻译”（Translation Now）。笔者问，“您退休多年了还不断地给学生上课，是因为您喜欢学生？还是因为您喜欢教书？”他回答到：“我喜欢解释事物。”在他看来，分析和解释是翻译理论的主要任务，“翻译研究，翻译理论，或翻译学，不管人们如何称呼，我认为，此学科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描写性的；其首要任务就是要让学者明白各种各样的翻译问题”（Newmark,2002,41,2:62-64）。

Newmark 时时关注着翻译研究的发展，关心着每一本新书的内容，留意着翻译学者的言论，而且不时地加以评论，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今日翻译”专栏撰文对Lawrence Venuti 编辑的《翻译研究读者》（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2000）一书进行评论，他肯定了该书编辑者所做的贡献，但也认为编辑在概述中使用过多术语，并批评该书所选辑的29篇文章中，“有太多关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东西……”。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明显表示反对Susan Bassnett 关于重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建议，他说，“Susan Bassnett是一位有学识、有创新意识的聪明作家，但是她把这二者都看作是一种时尚，像一种民族文化那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最近一次讲座中她表示完全赞同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成现代英语，理由是莎翁的很多作品已变得过时难懂。……莎士比亚的作品是用现代语言写成的，任何人想将其„现代化‟都有可能歪曲他，也会损害原来的意义和优美的语言。真正要更新的是我们，而不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不朽的”。

这就是Peter Newmark，永不服老，永不言退，永远保持着饱满的批评精神。

简单谈谈翻译理论,重点西方的翻译理论家Eugene Nida and Peter Newmark

不学翻译不知道，其实翻译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东西。而且不同的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套翻译理念。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

理，在这方面有深深的体会。学翻译到现在，有好几个翻译老师，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持相同翻译理念的，有推崇直译理念的，有推崇许渊冲的优化理念（发挥“译录语”优势）的，有推崇西方Eugene Nida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理念的等。这样的不同，就会造成我们作业的困扰。直译了，推崇动态对等的老师不满意；你按动态对等了，推崇直译的老师不喜欢。所以我们经常私下里开玩笑说这几个老师可以为他们的见解“厮打”起来。不过事实上，像我们这种还是菜鸟级的译者很少有什么

翻译理论去指导自己的翻译，都是觉得顺就翻。

这个学期的专业课，开了一门翻译理论课，目的听说是为了给我们以后写毕业论文作铺垫（不错！）。刚开始还觉得很

闷，但是现在倒觉得越上越有劲。其实挺有意思的。上了这个课，才知道翻译的理论研究一直就非常火爆，但是却始终没有得出什么一致的意见。为了巩固自己所学的理论，自己梳理消化今天老师所讲的内容，记录在BLOG上，也方便以后查阅复习。

在中国翻译界里，影响深远的西方翻译理论家有两位：Eugene Nida , Peter Newmark. Peter Newmark 今天刚学，现在

印象还比较深，Nida是上两节课讲的，记忆没有那么清晰了。下面讲分别简单讲述两人的翻译理论，然后简单对比两人的理论的异同。 Firstly, on Peter Newmark.. Generally, he introduces two kinds of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three kinds of text types (expressive text, informative text and vocative text). The methods are semantic translation(语义翻译) and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交际翻译）. In fact, Peter Newmark thinks that all translations must be in some degree both communicative and semantic .It is actually a matter of difference of emphasis.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however, is concerned mainly with the readers, usually in the context of a language and cultural variety, while semantic translation is concerned with the author usually as an individual, and often in contradistinction both to his culture and to the norms of his language. He states clearly

there is no purely semantic translation or purely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only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methods can a translation be both accurate in meaning and acceptabl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For example: Wet paint! semantic translation(语义翻译)：湿油漆！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交际翻译）：油漆未干，请勿触摸！

其实总的来说，语义翻译强调的是原文信息的传递，以原作者为服务对象，而交际翻译强调的是译文对读者产生的一种

效果，以读者为服务对象。当然，这是大体上的不同，它们还有一些更具体的不同。（但是，Newmark并没有说哪个翻译方法好或是不好，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文体分成了三类。因为不同的文体有着不同的翻译方法。Expressive type适合semantic translation, 比如自传，那当然是得以原作者为主体。Informative type 和vocative type就适合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比

如广告、旅游手册的翻译是为了给读者看了译文后有一个效果）

Secondly, on Eugene Nida. Nida‟s main contribution in translation theory is the dynamic equivalence(动态对等)，and it

is also known as functional equivalence(功能对等)。The opposite approach is formal equivalence(形式对等). Nida advocates the translation approach of dynamic equivalence. He distinguishes two types of equivalence. By formal equivalence, he “focuses attention on the message itself, in both form and content” with aims to allow readers to understand as much SL context (原文) as possible. Dynamic equivalence emphasizes more on the effect the readers receive the message with the aim to “relate the reader to modes of behavior relevant within the context of reader‟s own culture”. Later, realizing that there is no absolute symmetry between languages, he prefers the term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the sense that “equivalence can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proximity, i.e. on the basis of degrees of closeness to functional identity.

For example: I am no Hamlet. Formal equivalence： 我不是哈姆雷特。

Dynamic equivalence：我不会犹豫。

（事实上，这个翻译需要考虑读者是哪类人，如果是懂得一些西方文化的，比如英语语言学习者，那就是“我不是哈姆雷

特”是个好的翻译。因为这样就可以达到许渊冲说的翻译的境界，让读者“知之而乐之”。如果是不懂西方文化的，那就是“我不会

犹豫”适合了。）

Finally, I will talk ab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ugene Nida and Peter Newmark. In fact, Nida‟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s more or less the same with Newmark‟s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he difference is that Nida‟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can be used in all kinds of texts while Newmark has divided the text into several categories

PETER NEWMARK ON COMMUNICATIVE AND SEMANTIC TRANSLATION II

交际翻译强调信息产生的效果，而语义翻译强调信息的内容。

Chien mechant 交际翻译： Beware of the dogs

语义翻译： Dog that bits Savage dog

Defense de marcher sur le gazon 交际翻译： Keep off the grass. 语义翻译： Walking on the turf is forbidden.

交际翻译的语言简洁，流畅，明了，但由于交际翻译中使用常见、通俗的词汇来代替原文中意义复杂的词汇，往往会导

致翻译不足（undertranslation）。

语义翻译语言较为复杂、精细、晦涩，注重原作者的思维过程，不过度地考虑原文作者地写作意图。由于语义翻译过分着眼于细节，在寻找意义的细微差别中，往往增加了原文没有的意义，导致翻译过头（overtranslaion）。

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的不同主要在表达形式上。

语义翻译使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近，并尽量保留原文的声音效果，如果原文语言与译文语言的规范相差不大，还要

保留原文句子的长短，保留原文用于强调词的位置。

交际翻译则是重新组织句法，运用更常见的搭配和常用词，使译文流畅、地道、简明易懂。在交际翻译中，译者可以摆

脱原文语言结构的束缚，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译文译者有权调整原文的逻辑关系，使含糊不清的概念明朗起来。删除重复处，

使独特的语言规范化。译者还有权改正原文的事实错误和笔误。

由此可见，语义翻译力求表现原作者的思维过程，力求保留原作者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表达形式，而交际翻译关键使传

递信息，让读者去思考与感受。在交际翻译中，译者首先要要求使译文简洁明了，以突出信息，其次要求了解整个译文读者的

普遍知识水平，智力情况和感受力。

最关键的问题是交际翻译的直观性即译文的成功与否要看读者的反应如何。

语义翻译强调忠实与原著，但也不能忽视向读者传达原文的信息，因此翻译文学名著，译者首先要忠实于原作者，其次

是译文语言，最后才考虑读者。语义翻译应该保留原文的美学价值（aesthetics of value）。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对应是语言学的普遍派观点和相对派观点的对应。

普遍派认为人类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不管用什么语言，人们的相互交际是不成问题的。站在普遍派的立场上，交际翻

译可以是准确完美的，译文读起来会像原文一样自然流畅。

而相对派认为，人类的思想感情由不同的语言及文化所注定的，因此，人们间的思想感情交流困难重重。语义翻译站在

相对派的立场上，认为原文的词句或整个篇章的意思是难以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因此语义翻译读起来就不会像原文一样自然

流畅。

Peter Newmark认为思维、言语与翻译的关系阐述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特点。他认为语义翻译像思维一样是建立在

词和词以上，而交际翻译就像言语一样是以句子为单位的。此外，Peter Newmark还指出交际翻译必须能译出全部，而语义翻译不可能总是起到良好的交际作用。翻译中的信息和语义之间有时会产生矛盾，难以两全其美。因此，不能绝对地肯定某种翻

译法而否定另一种翻译法。

在具体翻译中，Peter Newmark认为这要看原文中地语义单位（semantic unit）是否重要。

大部分的非文学作品（nonliterary writing）其每个语义单位并不重要，主要起交际作用，其他还包括：journalism, informative articles & books, text books, reports,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writing, non-personal correspondence(公函),

propaganda, publicity, pubic notices(公告)， popular fiction(通俗小说) 等等。

像serious literature， high art，autobiography， private correspondence， personal effusion（抒发个人感情）等，

其原作的个人内化特色比effect更重要，使用交际翻译就无法表现艺术特色和美化价值。

但是翻译中不可能孤立地使用一种方法，常常原著地某些部分用一种，另一部分用另一种，没有纯粹地交际翻译，没有

纯粹地语义翻译，两者交替使用，只是侧重重点不同而已。

比如说翻译《红楼梦》中：

黛玉啐道：“你这几天还不乏？趁这会子还不歇一歇？还嚼什么蛆？”

如果用语义翻译“嚼蛆”：chewing maggots

较好的翻法：

“Aren‟t you tired after the last few days?”Scoffed Tai-yu, “Why don‟t you sleep instead of talking such nonsense?”

政治、科学作品大多使用交际翻译，然而如果其内容和形式一样重要就需用语义翻译，所有重大的政治文件也要用语

义翻译，典型的哲学政治著作也要用语义翻译。

___ scarecrow 交际翻译 |___ paper tiger 语义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