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文献综述

摘要：生态翻译学是自中国本土衍生而来的一种翻译学理论，正处于初创和发展阶段，虽仍存在有许多不足，但其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里却有着卓越的成就。从其立论视角、哲学理据、以及研究状况这几个方面对生态翻译学进行综述型整合性研究，以系统地探讨有关生态翻译学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综述

生态翻译学是由中国本土衍生而来的一种翻译学理论，至今已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它借鉴的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从“选择”和“适应”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和方法等方面作出了新的阐释，论证并构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一新的翻译学理论(胡庚申 2004:1)。生态翻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来研究翻译问题的，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很好地联系在一起，它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共性，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理论发展的多样性。

对于过去的这十几年来，生态翻译学所取得的成绩无疑是瞩目的。然而作为一个新兴的翻译理论，它的前进仍需脚踏实地的耕耘。下面，本文将从其立论视角、哲学理据、以及研究状况这几个方面，对生态翻译学进行综述型整合性研究，以系统地探讨有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

一立论视角：翻译活动与自然界的生态特征

生态翻译学是于2001年由胡庚申教授提出来的。在2010年的第二届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胡庚申在其论文中详细阐明了生态翻译学的三个立论基础，分别为“关联序链”

的认知路径、“类似/同构”的生态特征以及“适应/选择”的理论体系（2010）。

众所周知，翻译的过程即为对语言进行转换的过程，通常会受到文化活动的影响。一方面，人类的文化创造与语言符号的活动密切相关，文化活动必然与人类相关，加之人类又是自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类通过长期的交际活动所形成的文化需要以语言作为其传播的媒介，而翻译活动又是保证其传播媒介得以实行的关键。这样，一条从“翻译”到“自然界”的链条便得以形成。事实上，这条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链条，就是“关联序链”（胡庚申 ）。它体现的是翻译活动和自然界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胡庚申在国外著名学术刊物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3年的第4期中，图示了“关联序链”。

该图示详细的阐明了翻译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关联序链”可以看出，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之间存在有共通互动的基本特征（胡庚申 2010:65）。这种共通互动的关系不仅体现了翻译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关性，从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类似/同构”的生态特征。

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却存在有一定的类似性和同构性。所谓的类似与同构关系，事实上是基于生态翻译学是翻译学与生态学交叉所形成的产物这个假设的。它指的是翻译活动与自然界的生态体系之间在某些方面，例如客观规律、运作机制以及体系特征等具有类似与同构的意义（胡庚申 2010:1）。

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二者之间的类似性和同构性，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使之有规律可循。

“适应/选择”的理论体系是另一个生态翻译学的立论视角。在提出生态翻译学之前，胡庚申曾发表了一本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探讨的便是适应/选择这个理论体系。书中表明，“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即为“适应/选择”学说，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中主要观点的（2004:8）。在他发表在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的论文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中，胡庚申图示了在翻译过程中适应与选择的两个阶段（2003:285）。

这两个阶段分别是翻译的生态环境选择译者的阶段与译者以翻译的生态环境这个身份来选择或决定最终目标语文本形式的阶段。它强调的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选择学说。适应的目的是求存，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而选择的方法是“汰弱留强”（胡庚申2011:8）。

总的来说，生态翻译学的三个立论视角都是客观的、有可靠的依据的，它们都是支撑着生态翻译学发展所赖以生存的基础与前提。

二哲学渊源：生态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

生态翻译学是由中国本土衍生而来的一种翻译学理论，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呢？这便是得益于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它在于“中国有着可资借鉴的丰富的古代生态智慧”（胡庚申 2008:12）。

自远古以来，中国便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大部分人民多为靠天吃饭，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与大自然的给与息息相关。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正是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精髓所在。

“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这是《庄子·达生》中的话。在《易经》中也有提及到”

三才之道”，即将天、地、人并为一体，将人放在中心地位。天地人虽各行其道，却时时刻刻无不在相互联系着、相互影响着。老子也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有着一致性与共通性，应遵循客观的自然规律，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基本立足点，其重点便在于主客观的相互和谐统一。将其运用至生态翻译学中，则体现为“致力于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胡庚申2010:63）。译者往往为了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一系列的翻译理论或是翻译技巧来做出适应和选择，达到译者与翻译的生态环境和谐相处。

除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外，生态翻译学还吸取了诸如“道法自然”、“以人为本”、“中庸之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道法自然”强调的是自然界中万事万物都有着规律可循，要想生存，就必须做出适应与选择；“以人为本”注重的便是以人为中心，这一点运用在翻译方面则为“以译者为中心”；而“中庸之道”则旨在当人们在做出选择与适应的时候，为人们提供优化决策的方法指导。

这些有关生态的思想及观点，说明的都是人类与自然应如何和谐相处。当被用及至生态翻译学中，则主要是指译者与社会文化环境，及其翻译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被很好的运用至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中，不仅仅体现在理论研究方面，同时在具体的翻译实践操作方面也有着一定的方法论指导性作用。

或许有人会认为，生态翻译学中的某些观点并不全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现象确有存在，但是却“情有可原”。虽然某些研究仍然具有其特定的地域特点，但究其理论研究与运用方面，却也还是有一定共通性的。在现今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地域和时间都已不再是人类进行各种研究的阻碍了，更多的是推进各文化与知识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也正是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重点所在。

三研究状况：跨学科研究的整合

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第一次提出“生态翻译学”这一概念以来，相关话题一直成为翻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各类学术期刊，毕业论文和会议论文等开始相继发表。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构建还是实践运用方面，它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直至今日，若以“生态翻译学”为关键字在中国知网（www.cnki.net）中进行搜索，便能查询出学术期刊近200篇，硕士论文20余篇，会议论文3篇的结果。当然，有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远远不止这一部分，但是介于中国知网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力来看，这一组数据仍然是可以大致说明生态翻译学这十几年来的主要研究状况的。

从学术期刊方面来说，早先有胡庚申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生态翻译学解读》，该文主要探讨了生态翻译学的基本内涵、产生背景及研究局限与不足等方面，并且阐述了生态翻译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2008）。继而有上海翻译《张谷若与“适应”、“选择”》（孙迎春 2009）、《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以上海世博会主体标语为例》(束慧娟 2010)、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生态视角翻译研究考辨—“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面对面》（刘爱华 2010）、上海翻译《严复译著<天演论>的生态翻译学解读》（焦卫红 2010）、外语与外语教学《对张爱玲译者身份边缘化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佟晓梅 霍跃红 2010）、中国翻译《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解构与建构》（王宁 2011）、中国翻译《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胡庚申 2011）、上海翻译《生态翻译学核心理念考辨》（王宏 2011）、及最近韩巍在外语学刊上发表的《对“翻译生态环境”、“适者生存”的重新审视》等。

从毕业论文方面看，有中南大学李超的《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林语堂<浮生六记>

研究》（2011）、湖南师范大学刘潜的《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政治外宣资料的英译研究》（2011）、中国海洋大学徐志波的《应用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构建—生态翻译学路径》（2012）、大连外国语学院李明的《辜鸿铭译<论语>的生态翻译学研究》（2010）、和华中师范大学侯书婷的《白睿文<活着>英译本的生态翻译学研究》（2012）等。

会议论文则包括有熊俊在第十四届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上发表的《从生态翻译学视域看翻译中形合与意合的转换》（2011）和王宏在首届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上发表的《试论生态翻译学核心理念的构建》（2011）等。更有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举办。

由上述便可得知，这十多年的时间，有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涵盖了各个领域，不管是在理论建设还是实际运用方面都获得了可喜的成绩，相关领域研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然而，在不断前进的时候，适时的进行反思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苏州大学的王宏在其《试论生态翻译学核心理念的构建》一文中便指出，生态翻译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生物进化论”其实与生态翻译学的理念并不相同，所涉对象和环境也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同，因而并不适用于生态翻译学。刘爱华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的《生态视角翻译研究考辨—“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面对面》中理清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二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多为互补性差异，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等。此外，翻译学属于人文学科，而生态学则属于自然学科，怎样将翻译学与生态学相融合，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这几个问题是有关生态翻译学的主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能促成更多的人对生态翻译学的正确理解。

四结论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并不是一门单一的学科，它是建立在生态环境的大背景中，以

“关联”为基础的整体性研究。它研究的是作为整体的事物，从多视角全面地进行分析。思创·哈格斯在其《生态翻译学R&D报告：十年研究 十年发展》中也指出生态翻译学是一项利用宏观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合性研究(2011)。未来的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应对其核心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方面着手。建立在关联的基础上，将生态翻译学与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相结合，以构成整体的、多角度的、整合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Hu Gengshen. 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J］. 2003(4):283-291.

［2］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3］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2010(4):62-67.

［4］ 胡庚申.翻译生态vs.自然生态：关联性、类似性、同构性［J］.上海翻译,2010(4):1-5.

［5］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6］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7］ 思创·哈格斯.生态翻译学R&D报告：十年研究十大进展［J］.上海翻译,2011(4):1-6.

［8］ 李超.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研究［D］.中南大学,2012.

［9］ 李明.辜鸿铭译《论语》的生态翻译学研究［D］.大连外国语学院,2010.

［10］ 刘爱华.生态视角翻译研究考辨—“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面对面［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1):75-78.

［11］ 刘潜.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政治外宣资料的英译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12］ 王宁.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结构与建构［J］.中国翻译,2011(2):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