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第二章中国历史自然地理 第一节气候与植被 主旨：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自然环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每次重大变化，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反之，人类的活动，也同样影响、改变着周围的自然环境。了解5000年来全球性气候变化的总趋势，理解全球性气候变化同人类活动存在什么关系？5000年来东亚大陆气候环境如何变化，与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社会文化形态之间是否有对应的关系？

分析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方法：

1．考古资料时期：距今2500年前（before 500 BC），依靠地层沉积相、考古、孢粉分析

2．物候资料时期：距今2500年至500年前（500BC—1400AD），根据物候、文献与考古实物记载

3．方志资料时期：距今500年以来（since1400），利用地方志 一．气候变化

多年来地理和考古研究已经证实，自更新世晚期（距今2万年前后）末次冰期以后的全新世时期，曾出现过全球性的气候回暖，时间大致在距今7500年至2500年之间，即中全新世时期。在中国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是一个分界线。5000年以前气候和温度明显上升，而5000年开始，气温逐渐下降，干燥度增加。持续至现在，其间又有若干次以世纪为期的气温回升和复降。

（一）距今5000年前的温暖潮湿气候在不同地区暖湿气候的证据及人类活动的遗迹：地层沉积相，孢粉分析，人类文化考古。

华北京津地区

北京西郊，燕山南麓，三河，渤海湾北岸宁河、宝坻、唐山一带孢粉研究发现以栎树为代表的阔叶乔木大量增加，发现目前只能生长

于江淮地区田间沼泽的水蕨孢子，发现喜暖湿，栖于沼泽地的梅氏糜鹿（“四不像鹿”）。说明当时华北地区湖沼丛生，年均温度较今天高出约2度。如：北京温泉至北安河一带泥炭堆积达1100万立方米，是过去林木繁茂造成的沉积相。海平面比今天要高，即存在全新世海侵问题。

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址多处在丘，岗，台地上。如：平谷上宅。

东北地区

辽南地区以栎、桤木为主的阔叶林，其温度较今高出3~5度，近似山东半岛。三江平原宝清县雁窝岛，孢粉分析证明7000~2500年前为阔叶林为主的林地草原景观，此温暖气候带向北延伸到黑龙江省呼玛县一带。

“红山文化”，东北地区这时期最具代表的人类遗址。是一种有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35年发现，1954年命名，其分布范围大体在长城以北，北起昭乌达盟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到朝阳、凌源，东至哲里木盟、锦州地区。

“富河文化”，时代稍晚于红山文化。分布在内蒙昭乌达，哲里木盟乌尔吉木伦河，西喇木伦河以北地区。富河沟遗址反映以当时的自然环境，不同于今天的沙漠草原景观，而是山地森林地区。人类定居社会，有一定的农业。

“新乐文化”，沈阳市北郊发现时代略早于富河文化，但石器制作技术较后者更发达的渔猎文化。分布在辽河流域、沈阳地区。

“新开流文化”，时代比新乐文化再晚一点，分布在黑龙江密山、松花江下游桦川县一带。

黄河中游地区

西安半坡遗址发现距今6000年的獐、竹鼠和貉的动物遗骸，可是现今它们生活在关中以南气候湿润的长江流域。

秦安大地湾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建筑多用立木支撑房屋，有的主竖墙体竟用150根大小木柱。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还不能长途运输，这些木材只能采伐自当地，证明距今6000年前渭河上游是森

林草原类型的景观，比今天要湿暖。

长江中下游地区

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喜暖动物遗骸：孔雀、猕猴、大熊猫、苏门犀、亚洲象、水鹿，古文字中“豫”的含义是人牵着象。

上海地区的孢粉分析表明5000年前这里以青冈栎、栲树为主的常绿阔叶落叶混交林。年平均温度高于今天2—3摄氏度，相当于浙江南部。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象、犀、等生活在热带的动物遗骸，年均温度较今天高出约4度，推测其气候相当于今天的广东省。

西北地区

天山北麓在全新世中期云杉分布线比今天为高，说明当时的气温较今天暖和。

青藏高原的湖泊分布比今天为多，西藏发现的人类活动遗迹多在这一时期，甚至在今天藏北无人区也有细石器的发现。

黄河上游河谷地带产生了分布广泛的以彩陶文化为特征的马家窑文化，在青海民和、乐都、湟中、化隆、循化、大通、西宁等地均有发现。

青海湖湖相阶地，经贝壳的C14测定和孢粉组合分析：

距今11000年，最高一级湖相阶地（100米），为疏林草原景观。 距今10000--8000年前，湖相阶地为森林草原景观。

距今8000--3500年前，湖相阶地是以乔木为主的湖滨森林环境。 近2000年来湖滨为草原景观。 西南地区

云贵高原的元谋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有现今活动于西双版纳的喜暖动物遗骇。

总体来讲，上述资料说明5000年前的暖湿期的亚热带北界从当代的淮河流域霍丘、定远、天长一线向北推移到京、津一带，几乎控制了整个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年均温度15C、最冷月均温0摄氏度的北界向北推进了大约5—6个纬度。两个纬度间距为110公里。也就是说，亚热带北界大部分时间徘徊于山东丘陵一带，比今天这里的年均

气温偏高2—3度。这种暖湿气候期大致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的殷商时代。

[参考文献]

龚高法：历史时期气候带变迁与生物分布界线的推移，《历史地理》第5期，1987年。

但是，这种全球性的暖湿期内也有过气候的波动，主要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数百年间，欧洲阿尔卑斯冰川扩张，一些喜温植物突然衰减。主要是“榆树”、常春藤、菩提树等，欧洲人称：榆下降（Ulmus decline）。在中国则出现了松、云杉、冷杉、桦树明显增多，反映一种寒冷偏湿的气候环境。

这次低温事件对早已活动于中国各个地区的先民有哪些影响？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大禹王时“洪水横流，泛滥成灾”，禹王治水传说的分布和传播有什么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5000年以来的气候变迁：

三、四千年以来，中国气候发生过数次转暖、转寒交替变化的波动，殷商时代是全新世暖湿期的最后一个时段，自此以后总的气候趋势是变冷、变干。

1．西周气候寒冷期

从公元前10世纪起的西周早期，约100—200年间，全球气候下降，这是全新世暖湿气候结束后的第一个寒冷时段。

主要特点：动物群落南迁。

例如：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发现的动物遗骸： 地层层位时代动物群

一西周狗、獾、豹、野猪、家猪、斑鹿、黄牛 二、三商龟科、狗獾、野猪、麂、水鹿、苏门羚、鲶科 四龙山龟科、狗、黑熊、虎、家猪、斑鹿、水鹿、麂 文献印证：甲骨卜辞

《吕氏春秋·古乐篇》：“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驱虎豹犀象

而远之，天下大悦”。

但是自此以后，无论先秦文献还是考古发现，都无法证明犀象再度活跃于黄淮海平原。

用“象”的形象做为青铜器的纹饰也只流行于商末和西周前期。 2．春秋气候转暖期

大约至公元前8～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气候又渐渐转暖。 《春秋》记载：公元前698、590、545年，鲁国冬天都未曾结冰，“冰房无冰可收”。

《荀子》、《孟子》等书记载山东地区农作物一年两熟，河南淇水流域、陕西渭水流域部有大片竹林和梅树存在。

《诗经·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一般说来，梅树成活的下限温度为摄氏零下-14℃。

《左传》隐公三年（前720）四月郑国军队“取温之麦”。（“四月”用夏历）

哀公十七年（前478）六月楚国军队“取陈麦”。（用周历，六月即夏历四月）

《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即四月）农乃升麦。……是月也，靡草死，麦秋至。”

3．秦汉气候降温期

从战国时代开始至西汉中叶，寒冷气候开始侵袭中华大地。 《史记·封禅书》记载淮河冬季封冻塞祷祠；当时温度低于现代。《吕氏春秋·土地篇》记载的土地解冻，农田耕作期此现代推迟了10天左右。

现在通行的二十四节气是在秦汉之际最后确定的，始见于《淮南子》。其霜降平均日期，在黄淮海地区相当于公历10月24日左右，比今天郑州、西安（10月30日霜降）提前了一周。

长城是农牧业生产方式变更线的标志，该时期地球上相应的人类活动：匈奴人南侵与西迁，亚欧民族大迁移。

4．西汉中叶至东汉末的温暖气候

西汉中叶，全球气温有一个突发性的回暖，导致中国历史上有两

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1）华北平原北部的渤海湾出现大范围的海侵现象，其范围波及4米等高线以下地区，其现象反映在历史书籍记载上即“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其后果是沿海地区的当地文化遗存发生中断。从地貌上看，海侵以后在中国滨海地区出现许多泻湖环境。三国历史上曹操南征孙吴、北讨袁绍，疏六渠以通漕运之曹魏运河的开凿即利用了众多泻湖。

[参考文献]

韩嘉谷：西汉后期渤海湾西岸的海侵，《考古》，1982年第3期。 （2）西汉中叶开始，黄河中下游多次出现决溢、泛滥。汉武帝和王莽时期，曾发生两次黄河大改道。

《氾胜之书》记载黄河下游春耕时期约在二月雨水之后，比西汉初期提前。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洛阳柳树飞絮的时间比以前提前，说明西汉的年均气温比现代气候略高。

5．魏晋南北朝气候寒冷期

东汉末年，中华大地气候又表现出向寒冷转变的迹象。东海、东莱、琅琊等郡出现水井冻冰厚尺余的现象，渤海湾也有冰封记载。公元225年魏文帝曹丕率军南伐孙吴，战船循中渎水行至广陵（今扬州附近）遇大寒，水道结冰，战船受阻，大败而返。估计同一纬度带的年均温度较今天低2～4℃。

在这个长达500余年的寒冷期间还有过几次小波动：

（1）三世纪70年代──四世纪头10年间（西晋时期）是第一个寒冷低值期，长约40年，其特点不是极寒，而是寒冷天气出现频率很高。

《晋书·五行志》记载洛阳一带大雪的年份：泰始六、七、九年（270──273），咸宁三年（277），太康二、三、六、八年（281──287），元康五、六、九年（295──299），永宁二年（302），光熙六年（306）和永熙六年（307）。

《晋书·慕容皝载记》：333～336年辽东湾海岸封冰、已能通行军马辎重。

与次寒冷气候的发生相对应的人类活动是“永嘉南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2）六世纪前20年（北魏时期）是第二个寒冷低值期：此第二个寒冷低值期在五世纪前期（北魏初年）已有迹象。如：北魏前期都城平城（大同）屡降寒雪，人畜冻死；六月降雨雪，魏主以平城地寒遂迁都洛阳。

《魏书·五行志》记载了大雪的年份：北魏神端元年（414），太延元年（435）、太平真君八年（447）、和平六年（465）、太和三、五、七、十七年（479──493）。

公元500年至520年这20年的低值寒冷期也是以寒冷天气频繁出现为特征。

《魏书·灵徵志》记载今河南、山东一带发生“陨雪”共计11年次，景明元年～熙平元年（500──516），内蒙武川一带屡降“大雨雪”。

这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北方游牧民族轮番入侵中原农耕地区，导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南迁浪潮和民族大融和。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与孝文帝改革。

6．唐代前期气候转暖期

公元七、八世纪，黄河流域气候一度转暖，长安地区盛开只能抗御零下14℃最低温度的梅花，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柑桔基本无冻寒，估计年均温度高出现今2℃，有人认为梅、桔皆为皇苑中人工栽培的观赏植物，不能作为确定温暖的指示，主要还应根椐史料中的记载：

（1）没有突发性极冷事件 （2）无频繁寒冷天气

（3）也无明显气候突发性增暖，

从而估计，当时的气候较南北朝为暖而与现代相差不大。 20世纪80年代满志敏撰文《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时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提出唐代是一个气候寒冷期，

近年吴宏歧撰写《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温暖气候及其影响》一文，不同意满志敏等学者对竺可桢先生有关公元600—1000年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个温暖期观点的否定，他根据隋唐时期关中地区频繁出现的暖

冬现象、物候资料、隋唐时代营建避暑行宫和帝后出幸避暑数量之多等历史表象，指出：“对隋唐温暖期持怀疑态度的观点是与历史实际不相吻合的”。这是对前人结论之发覆的再发覆。

[参考文章]

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时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八期，1990。吴宏歧：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温暖气候及其影响，《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317—336页

7．唐中叶以后至五代时的气候寒冷期

有人依据《全唐诗》中关于宫廷梅花诗和咏寒诗篇的时间分布，认为天宝以后至五代的300年间中国东部气候有向寒冷方向转变的特点。沿海冰冻记载增加。所以认为整个唐代仍应划入魏晋以来的寒冷期范围内。

例如：北宋初撤消了唐代在河南博爱地区设置的司竹监，此事与五代时气温下降，竹林规模缩小有关系。

这个时期相应发生的历史事件主要是五代后期契丹人屡屡南下。 8．北宋至元中叶气候温暖期

北宋中期气候又向温暖方向转变，其主要特点是冬季温暖现象的记载频繁出现。北宋资料中较多记载了京城开封一带的偏暖现象，宋人文集对物候的记载较多。所以，这一时期主要依据物候来推测气候的变化。

这期间也有过几次小的波动：

（1）960──1109年气候波动（北宋）

总趋势为气温回升，其中有过两次短暂的降温波动：一项在980年前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另一次在1010年前后（宋哲宗元符年间）。一度出现长江干流冬季封冻和湖南南部的大雪。

（2）1110──1196年间的气候波动（两宋之交）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整个中国东部气候向寒冷方向波动，数次出现寒潮，福州大寒，荔枝全部冻死，太湖结冰，京师开封苦寒，守城士卒噤战不能执兵器，洞庭湖一带桔树冻死，金使赴杭州“作浮筏，前设巨碓以捣冰。”

上述寒冷事件可以看作十二世纪中国气候向寒冷向变化的始端。 这段时期的人类活动主要是女真南侵，宋室南迁。 （3）1197──1259年间的气候波动（南宋元初） 气候又向温暖方向波动，杭州多年冬季无冰雪记载。

金人原来依靠宋金边界的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获取南宋的茶叶，而承安三年（1198）竟然下令在山东淄、密，河南蔡州等地种茶，立茶坊。说明茶树种植的北界比今天的淮河一线还向北推移了。苎麻年收三次的北界也移到淮阳一带。表现出亚热带北界的北推。

元朝初年，在河南怀州、孟州地区又恢复了北宋初年撤销的管理竹园的司竹监。

9．元代后期至清代的气候寒冷期

大约从十四世纪初开始，整个地球气候进入了一个寒冷阶段，其状况仅次于一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大冰期的程度，所以人们把这段离现代最近的寒冷气候称作小冰期（LITTLE ICE AGE）。最显著的特征是寒冷事件大大增加，这段时期的研究依据主要靠地方志。

方志记载了冷暖的极端事件，包括四类评判标志： “冷冬”：大江大湖封冻，海水结冰，连降大雪， “暖冬”：冬温无冰。

“冷夏”：伏日如深秋，六月风雨雪。 “暖夏”：暑热难当，渴死、热死人、大旱。 在此期间的几次波动是以下面几个寒冷期为标志： （1）1261──1340年（元代）

农牧过渡带以北的畜牧区大风雪引起的灾害明显增多，大运河、太湖冰冻，华北平原霜冻灾害加剧。这是十四世纪初全球同步地向寒冷转化的过程。

恰好此时是蒙古（元朝）统治期修筑运河的工程无法进行，刘福通反元起义。

（2）1480──1540（明景泰、弘治、正德、嘉靖）

景泰四年山东、河南、直隶大雪数尺，降雪持续三个月，弘治六年河南、苏北大雪、积雪达丈余。

（3）1620──1720（明末清初）

顺治十一年，河北中部冻死人，太湖、黄浦江冻冰，康熙九年，河北冻死人，山东曲阜大雪，苏北海水冻冰。望如阜岗数十里。

（4）1810──1890（道光—光绪）

嘉庆24年，大同九月冻冰，河北大雪，人畜冻死。

（5）1900年前后，气温又有一个小回转，属于小冰期中的转暖期。

小结：

5000年来气候冷暖交替是和干湿旱涝状况的变化基本一致的，距今5000年处于暖湿期。从3000年前开始气候变干凉，高原冰川由后退转为前进，湖泽退缩，湖面下降。泥碳停止堆积，开始形成淤泥，被代表干旱环境的灰黄色粘土覆盖。人类活动范围从高处下到低处。这一时期人类干扰的因素不是很大，但气候与旱涝的周期波动对人类的活动却产生着影响。对近2000年来旱涝记载进行分析，以公元1000年为分界线，前期干旱时间短，湿润时间长，后期则旱灾多于水灾，以南涝北旱最为常见。18—19世纪涝灾一度多于旱灾，20世纪再次进入干旱期。

[参考文献]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第二节 沙漠的变迁

重点：沙漠、沙地、沙漠化的概念，人类活动对生态平衡脆弱地区的影响，历史事件与产生沙漠化地区的关系。

沙漠作为干旱气候的产物，在中国主要分布在北纬35～50度、东经75—125度之间地区。即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辽宁和吉林等省区。我国的沙漠大都在第四纪中更新世纪以来逐渐形成，虽然就其成因而论主要与地质史上某个时期干旱气候相关，但是由于我国沙漠分布跨越的经纬度大，自然条件的差异也就不同，因此在历史时期内受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而经历了各具特色的演变过程。

沙漠、沙地和沙漠化是不同的概念。

沙漠：以流动或固定、半固定沙丘为主，沙质沉积物深厚，只有深入沙漠的河地带或沙漠边缘生长着胡杨林和红柳，一般亦称作“荒漠”，这些沙漠林地是古代商队维持生存的生命线。

沙地：以固定或半固定沙丘占优势，间有稀疏的植被和草原，其生成主要是人类在半干旱、干旱地区不适当的开垦所致。

沙漠化：指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由于人为因素作用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使原来不是沙漠的地区，造成类似沙漠的条件，出现风沙流动，植被退化，土壤肥力减低等环境变化。

我国沙漠分布主要有几个地区： 西部：

1. 塔克拉玛干沙漠 2.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3. 巴丹吉林沙漠 4. 腾格里沙漠 5. 库姆塔格沙漠 6. 柴达木沙漠及风蚀地 中部：

7. 乌兰布和沙漠 8. 库布齐沙漠 9. 毛乌素沙地 东部： 10. 科尔沁沙地 11. 浑善达克沙地 12. 呼伦贝尔沙地

历史时期，我国的沙漠有逐渐扩展的趋势，这是在干旱、半干旱地

带，由于自然条件制约与人为因素双重作用影响下的结果。受其影响的地区称为沙漠化土地，按其变化特点，可以分为下述两类：

一类：原来就有沙漠存在，在历史时期内又进一步扩展；

另一类：在历史时期，原来本不是沙漠的地方形成了沙漠。 其历史过程和地带性分别举例介绍如下： （一）原有沙漠存在地区的沙漠扩展

这种类型主要在我国西部荒漠地带，沙漠中的或沙漠边缘的河流沿岸的绿洲。由于气候变干，降雨集中，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使沙区扩大，沙漠边沿沙漠化。如：沙漠本身处在干旱地区，丰雨期和少雨期变换不定，洪水过后，河流袭夺改道，下游植被枯死。人类在上游大量截断河流，引水灌溉，下流水量减少，原有绿洲植被退化。频繁战乱的影响，已开垦的土地废弃，盐碱化，城市聚落迁移，植被破坏使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变。于是在就地起沙和移动沙丘的影响下，造成绿州景观的沙漠化，使原有沙漠进一步发展。

例如：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张骞通西域以后，西域广大地区位一于汉朝中央政府管辖之下，曾兴修水利，发展屯田。如楼兰、且末（人口1600）、精绝（今民丰北，人口3000），扜弥（今于田）、鄯善（今若羌，人口14000）、渠勤（今于田南）、于田（今和田）、莎车均有过发达的农业，支撑了“丝绸之路”南道的畅通。至今古米兰河畔还得留着汉代灌溉总闸、干渠、古渠的遗迹。今日当地的汉、唐遗迹已被新月型沙丘所包围，废弃的耕地变成白茫茫碱滩，尼雅古城（汉代精绝）在今民丰北150公里的沙漠之中，古且未在今城以北100公里的沙漠之中，也就是说，沙漠向外（南缘）扩展了相当大的面积，不能说人类的开垦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南推进的主因，沙漠南缘盛行的西北风是使沙丘前移的主要动力，绿洲沙漠化不能忽视人类开垦所引起的河流变迁，植被减少的因素。

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

另一个被人类干预造成原有沙漠扩展地区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中游一带。在汉代从楼兰到轮台（库车）沿塔里木河是一条绿色走廊，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中线。可是今天从塔里木河到最南端古河之间大约40公里宽的地带，分布着无数条东西向互相平行的古河

床，被风成沙丘所覆盖。在沙丘下可以发现烽火遗址、铁器、陶片等历史时期人类活

动的遗物，废弃的古城、古代交通大道的车辙，古塔里木河中游农业区的沙漠化是唐朝以后，人类截引塔里木河水（1957年大西海子水库）灌溉导致下游来水不畅，河道迁改，在该地盛行东北风的风力作用下沙漠扩大，是又一例证。

类似的地区还有：

河西走廊武威民勤地区腾格里沙漠西南缘的扩展；唐以后、武威地区人口增殖、垦田截水致使河流下游干涸。

内蒙额济纳旗巴丹吉林沙漠西北缘，原居延地区沙漠化，系因明朝中叶河西走廊人口增殖，垦田灌溉用水多，导致祁连山融化的雪水形成的黑水河的水流不能再流到下游的居延地区，使西夏、元代一直沿用的黑城子被迫放弃。迄今居延海干枯的湖床上仍保存着因断水而死的鱼。 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地的扩大。汉唐之际，这里虽有沙丘，但是面积不大，还分布有草原、沼泽（东汉奢延泽）和灌木。赫连夏曾在此筑统万城。宋代沙漠南界在今横山、白于山一带。明代沿长城边墙的开垦，18世纪以后清代招民放垦，都导致当地的生态平衡被破坏，扩大了毛乌素沙地的规模。

（二）原来不是沙漠的地方形成了沙漠

这种类型主要发生在我国东部草原或荒漠草原地带，由于这一生物气候带的特点是生物有机体与它周围无生命环境处于比较脆弱的相对平衡壮志，自然因素本身又潜伏着引起沙漠发生的物质条件。如：干旱的气候、多风、地表组成物有深厚疏松的沙质沉积物……因此，任何人为因素的剧烈活动均会引起环境的改变。例如：历代的农业和放牧经营方式频繁更迭，过渡的樵采林木、开垦或放牧以及战争都能造成植被退化，地面覆盖物的减少。在风力作用下，首先引起表层的风蚀，继而使下覆沙层沉积物被吹扬搬运，致使草原或荒漠草原地带内出现连绵的沙丘。本地带内的沙漠或沙地都是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引起生态环境变化的产物。

科尔沁沙地

位于内蒙古东南部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流域，自然条件较西部优越，现今年降水360mm，公元十世纪以前曾是一片以草原为主、间有松、榆、栎、槭等乔木林地水泡地的地带，长期是北方和东北游牧民族活动的场所，也是东北鲜卑、契丹民族相继南迁的中途落脚点。公元10世纪，契丹将战争中俘虏来的汉人和被迫迁来的渤海人约数十万众，安

置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进行屯垦，致使这一地区开始向农、牧交错经营方式转化，林木草地被伐垦，表土裸露，风吹起沙。《辽史地理志》：“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上京临潢府置府州城25，统10县。公元十二世纪末，金朝控制这一地区时，有了沙害的记载。《金史地理志》上：“沙雪堙塞，不足为御”，“土脊樵绝，当今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农作物植垅上，防“吹沙所壅”。十三世纪蒙古贵族移居中原及明朝时期，西辽河流域政治和农业经济活动不如前代活跃，没有大规模的开垦，草原植被获得复苏。17世纪，清朝初叶，曾在此区广设牧场，“长林丰草，讹寝咸宜，…凡马驼牛羊之孳息者岁以千万计”。[1]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为增加财源，推行招民放垦政策。《东三省记略》卷七《边塞记略下》：光绪三十三年（1907）放荒8万余饷，净收银24万两，清政府、蒙古诸旗贵族平分。科尔沁草原再次开垦成田，但两三年即因沙害而放弃，继而再垦新草地。大面积被犁耕破坏的表土层在无植被保护的情况下，经干旱风季吹扬而形成流动沙丘。这种沙丘先以点状出现在居民点，耕地附近或沿河地区，逐渐扩展连接成片，终于使草原退化为沙漠化土地。

乌兰布和沙漠北部

今内蒙河套西部，原为黄河冲出乌海市三道坎峡口后，在阴山（狼山）以南形成的冲积平原，自一万年前的晚更新世纪以来，黄河河道自西一再东移，迄今仍可以发现三道古河道遗迹。在黄河东移过程中，在废弃的河道和附近低凹处，河水浸漫成湖。《汉书地理志》、《水经注》都记载这地区有名的东西狭长的大湖“屠申泽”。现今此地以亚沙土，亚粘土和中细沙互层为主的地层都是古黄河冲积相和冲积--湖积层的表层沉积物。其上覆盖着风成沙丘，显然应是以后一千

多年来逐渐形成的。公元前127--公元26年，西汉政权为防御匈奴，从内地迁来大量移民安置在河套一带进行屯垦戍边。《史记·平准书》“兴十万人给卫朔方”，置朔方郡。其中最西边的三个县：窳（yu）浑、临戎、三封就分布在今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地区，今天仍可找到半被沙堙的西汉县城废址、水井、汉墓群。新莽（公元9—23年）和东汉初年，匈奴南进，西汉边民内迁，朔方郡西部垦区废弃。被耕垦过的表土，受干旱气候和强烈风蚀，形成流动沙丘。10世纪末，宋使王延德出使高昌（今吐鲁番盆地），途径此区，记载其所见已是：“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槀驼，不育五谷…”（《宋史·高昌传》）不过，17世纪末，高士

奇于清康熙36年（1697）随从清帝征讨噶尔丹，从宁夏沿黄河西岸北行，直抵今日的磴口。沿途写下《扈从记程》（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所见黄河两岸尚有蒲苇、红柳、锦鸡儿等固定沙丘上生长的灌木丛，此道尚能行人。可是晚清以来，由于滥行砍伐，过度放牧，导致这一带流沙再起。如今从磴口以南至乌海市的黄河西岸，流沙已逼抵河岸，南北陆路交通完全阻绝，包兰铁路修建时不得不饶行东岸。

以上事实说明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沙漠化是在近1000年中完成的，主要是人类活动起了主导作用。

生态环境史（ecological history）是目前国外学术界愈来愈热门的学科，也是近年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上田信《生态学与历史学的名词》（《筑波报告》，90页），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就中国历史学界对生态环境学范围内一些名词用语的传统定义的不同解释进行阐

述。“生态环境史”在国外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但是其理论方法却不囿于传统史学；或者说对于同一种文献记载，生态环境史学的铨释和研究有其独特性和独到之处。这门学科的渗入，使对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研究进入到更基层的社会领域。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学术界的分科过细、划疆太明，使“生态环境”的研究长期以来被地理学、环境学等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所“把持”。他们以运用技术分析的手段来标榜自己的科学性，贬斥史学研究者的参与和文献释读的重

要性，片面强调“环境变迁”而不承认“环境史学”的存在，结果使中国学术界对历史生态环境问题长期难以展开真正意义的多学科渗透的研究，因而对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与人类行为关系的阐述也只是停留在老生常谈的结论，实在是不足取的事情。我们没有读到上田信先生的全文，但是从其概要中感觉到国外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学者由于学科壁垒森严而招致对文献理解的歧义，从而限制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1] 《清文献通考》卷291，讹，行动、移动，寝，睡卧，住。 第三节 水系的变迁 一．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 主旨：

从先秦、西汉、东汉—唐、北宋、金元明清至现代黄河下游河道位置变迁，

不同历史时期对黄河的称谓，

黄河下游的变迁在中国各历史阶段的影响：行政区划、 历史时期黄河上的渡口（河津） 历代治河方略与代表人物

黄河自远古以来即为多泥沙的河流，但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时期，黄河的含沙量并不总是呈上升趋势，而是随着中游黄土高原地带的水土流失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变化往往与气候，降水和人类经营方式有联系。使下游河道的决溢，改道时缓时剧。这又与下游河道的防治有密切关系。总的情况是宋金以后，决溢改道加剧，据粗略统计，鉴于本世纪50年代以前历史记载的决口泛滥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对中国黄淮海平原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一）新石器时代--~战国以前（公元前四世纪以前）

黄河未筑堤防，河道无约束，漫流改徙无定。影响华北平原地区人类生活，故平原中部至今未见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遗址。《禹贡》、《山经》（山海经、北山经）所记大河下游河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东麓北流，至今深县别流。《山经》所载大河继续北流至雄县

西南，与永定河冲积扇南缘相会，折东经霸县，天津以南入海；《禹贡》所记载大河由深县向东北，穿过平原中部，经武强、献县、青县入海。

见于文献记载的河道可能是流经时间较长，相对稳定而明确的河道。它的位置受太行山前断裂构造的制约，也受到发源于太行山的诸河流冲积扇的影响，在冲积扇缘和大河自然堤间形成凹陷洼地：（自南而北）黄泽（内黄西）、鸡泽（永年东）、大陆泽（任县以北，巨鹿以西）、低泽（宁晋东南）、海泽（曲周北）、皋泽（宁晋东南）、这些湖沼平浅、水草茂盛，适于喜湿动物繁殖，为早期人类的渔猎经营方式和西周各国诸侯田猎、盟会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参见《左传》：宣公12、哀公14、僖公28、33年

古代“河”即为黄河专称，华北平原被称为“河”的10余条水道都可能是黄河决流改徙的故道。独流入海的古河称“×水”，如：济水、洹水、漳水，被黄河截夺才后改称河。

此期间，还有一条被《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大河故道，系经浚县、濮阳、大名、平原、黄骅曲折入海。上述三条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迭为主次，或同时存在，而以流经《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大河”为最

常。战国中期以后，齐、赵、魏各国纷纷在本国控制的地区筑堤，致使黄河下游有了绵亘数百里的长堤，也有了固定的单一河道。这条筑堤河道即《汉志》所记载的“大河”。

（二）战国至西汉早年（公元前四世纪~公元初年）

特点是初筑堤防，河道抗洪能力较强，不易决口，但当时两岸堤距变达50汉里（1汉里=414米，合20多公里，画图表示）。黄河主泓在堤内游荡，以致淤高，形成曲流。西汉文帝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决流改道，秦、汉时期，向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大量移民垦殖，（秦、汉屯田朔方、河西），同时也与自然气候转暖湿有关，这是西汉河患加剧的原因所致。发生改道决流的地段主要在魏郡，清河，平原，东郡（相当今冀鲁交界地区）。北决形成屯氏河（清刻本误作“毛氏河”），张甲河，鸣犊河等分流河道；东决则多夺济入海，南

决则夺泗、淮入海。新莽始建国之年（公元八年）黄河在魏郡元城（大名东）决口东流，王莽以河水东流可使其祖坟不受威胁为由，不主张堵口，使黄河漫流一直延续60年之久。因西汉大河故道在以后相当长时间还保持着河形，故史书中又称为“大河故渎”或“王莽河”。

问题：

王莽河与东汉王景治河所选择的河道有无关系？ （三）东汉至唐末大河安流期（公元1~10世纪）

东汉明帝永平12~13年（69~70）王景治河，根据王莽时决河冲出的大河流势，随地形高下，勘测了一条从荥阳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海口的新河道，修筑堤防水门，新河自长寿津（今濮阳市西）与西汉大河别流，史称：东汉大河。此后大约800年间黄河下游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未发生大改道。过去一直将功绩归于王景，其实主要原因是从东汉以后，大量北方游牧民族入居黄河中游土地退耕还牧，植被复苏，水土流失减弱。下游河道泥沙淤积也相应减少。其次是当时黄河下游筑堤以后，河道顺直东流，有利于河水冲刷，延缓堆积；再次是当时下游道两岸还有不少支流和湖泊可以分洪。

历史要点：

东汉～唐朝华北地区的历代战争许多都是为了争夺“东汉大河”的津渡：白马津（滑州）、杨刘津（济州）、德胜津（澶州）、小平津（孟津）。

（四）唐末至北宋末（公元10世纪~1127年）

唐朝末年，黄河下游河道已渐渐淤高。景福二年（893）河口段发生改道，五代时，决口频率加快，平均不足三年就发生一次。《宋史·河渠志》上记载：十一世纪初，今山东商河、惠民、滨县境内河床已经“高民屋殆逾丈”，形成悬河。决口地点从下游向上游移动，以澶州（濮阳）、滑州（滑县东旧城）段最多。洪流涌向东南，积累在梁山附近，将原巨野泽扩大为著名的梁山泊。

北宋时期重大的黄河改道有以下几次，这是理解北宋朝官变法与守成派争论“青苗法”与“农田水利法”，治河与灌溉矛盾的线索。

景祐三年（1034）河决澶州横陇埽，新道从今濮阳东北经聊城，

临清至滨县、惠民入海，史称：横陇河。

庆历八年（1048）河决澶州商胡（濮阳东昌湖集）北流，合御河（南运河）、界河（大清河）至今天津一带入海，史称“北派”。

嘉祐五年（1060）河水在魏县（大名东）第六埽分流，东北经今马颊河入海，史称：“东派”。

熙宁十年（1077）河决澶州曹村，北流绝，河南徙，东汇于梁山泊，分为二股，一股夺南清河合淮入海，另一股由北清河（济水）入海。史称：二股河

元丰四年（1081）河决澶州小吴埽再次北流，13年后，北流闭，单行东流。

元符二年（1099）河决内黄口，北流，东流断绝。

北宋时期时而北流（49年），时而东流（16年），时而两股并行（15年），时而决入梁山泊，夺南、北清河入海。河道呈游荡性活动，是一个变迁紊乱的时代。

（五）金、元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1128--16世纪中叶） 南宋建炎二年（1128）宋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挡金兵南下，于滑州（今滑县西南）扒开黄河，使河水东南流，汇泗入淮河。从此，黄河东流脱离春秋战国以来流经山东丘陵以北地区入渤海的趋势，不再经过河北平原。在此后700余年中，以东南夺淮入海为常。这是黄河变迁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改道。

本期变迁特点归为三点：

（1）决口地点由下游河段逐渐移向上游河段， 如：

金代12世纪中叶（50—60年代）：巨野，寿张，郓城，曹县。 12世纪末（80—90年代）：汲县，阳武。

元代13世纪下半叶--14世纪上半叶：新乡，原武，荥泽。 明代15世纪以后，集中在原武，阳武，开封。 （2）河道干流逐渐南摆，劫夺数条河流 12世纪中期：梁山、入泗水。

13世纪前期：开封、商丘、砀、萧、徐州，入泗。

13世纪中期：由濉河、涡河入淮 13世纪后期：夺颖入淮。

14世纪：夺涡、颖入淮。1397、 1410、1416年开封城三次被河水堙毁，均因河淮。

黄河到达下游冲积扇的西南极限，至此，黄河由先秦的冲积扇西北极限，渐次由太行山麓至黄淮平原西缘，将整个华北大平原横扫一遍。黄河由东北流改为南摆的原因在于黄河流出黄土高原后，在郑州西北受北北东向的邙山（广武山）的顶托，干流斜向东北。唐代于广武山北麓临河设河阴仓，盖因广武山下黄河南岸淤出滩地。北宋中叶

（1086──1093）黄河主流南趋，侵蚀广武山脚，致使邙山变成东南向，至今仍可见其削壁，这是使黄河有可能在郑州一带决口而东南流，夺淮入海的地理因素。这也是13世纪以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一个自然地理上的特点。

（3）黄河下游河道除干流外，同时分出几股岔流，迭为主次，变迁无常。

黄淮平原几条近乎平行的东南向河流其水源皆来自黄河，皆是黄河岔流；元代曾一度岔流东北，夺马颊河、徒骇河、北清河入海。

（4）治河保运的特色逐级加强。

元代至正十一年（1351）贾鲁治河，形成一条由河南封丘东至徐州夺泗入淮的下游新干道，史称“贾鲁河”（不是今天开封南郊的“贾鲁河”）。这是继东汉王景治河以后，治理黄河下游全河的又一位治河功臣。其策略是“疏塞并举”。

《至正河防志》记载：“贾鲁治河恩多，怨亦多，既久，恩在怨削。”主要是贾鲁治河不顾河工疾苦和农时，积怨甚多，最后导致元朝的覆灭，这是事物转化的例证。

明代治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运河，形成较固定的干流，即史书记载

的：从河南武陟至江苏沛县的“太行堤”。 （六）明后期至清咸丰四年（16世纪中叶-1854）

《明史.河渠志》黄河下：“两岸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

邳，夺泗入淮”。黄河下游多股分流的局面至16世纪中叶基本结束，经万历年间潘季训推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黄河下游基本固定为单股河道，即今地图上的废（淤）黄河。单股河道的固定对修防、潜运有利，但由于水沙不旁泄，来沙有增无减，河床很快变成“悬河”，使后期河患仍不断。根据黄河下游不同的自然条件和演变特点，可分为三个河段分析：

1．河南、山东段

商丘、虞城以上河道宽2~5公里，下至徐州河道狭0.25~1公里（康熙时期），易造成壅决，尤其是曹县一带。

2．徐州，淮阴段

本段黄河兼作运河，是治河重点所在，清康熙以后，黄、运分流。 3．淮阴至河口段

因水量“黄强淮弱”，壅成洪泽湖，长期的淤积，使淮阴以下河段不断延伸，坡降变缓，形成曲流。入清代以后多发生决溢地段，康熙16年（1677）靳辅治河重点于此。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多次南巡的目的之一就是视察黄河、淮河交汇地区。18世纪以后，河口段河床已高出洪泽湖底3~5米。致使上游河段再次大决口已不可避免。

（七）清咸丰五年（1855）以来的河道

1855年农历六月河决兰阳铜瓦厢，夺大清河入海。结束700年由淮入海的历史。1876年全线河堤告成，形成今天黄河的基本河道。光绪以后，因大量泥沙被带至下游，沉积在大清河内，故本世纪初决口多集中在山东济南以下河段。1913~1935年决口险工段在濮阳、长垣、东明一带，称“豆腐腰”。 1938~1947年，国民党以水代兵，人为炸开花园口河堤，致使黄河一度夺贾鲁河、颖河、涡河入淮，形成5.4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

对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总结

一．宋金之际的十二世纪20年代是黄河下游河道由河北平原入渤海转向黄淮平原夺淮入黄海的转换期。19世纪中叶（1855）铜瓦厢决口是再次北流的又一转换期，从而经历了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的摆

荡。

二．从历史上出现过的数十条黄河下游河道来看，以筑堤后的“东汉大河”（安流800年）和“明清大河”（500年）流经时间最长。

三．黄河下游决口改道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游水土流失的状况和下游防御措施的不力。历史时期对下游河道的治理产生了中国的治理理论与代表人物：王景、贾鲁、潘季驯、靳辅；清代河臣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官僚体系中的重要职位。

四．黄河的决溢，改道对下游平原的地理环境产生巨大影响，也塑造了这一地区特有的文化。

二．历史上长江中下游河道与主要湖泊的变迁 主旨：

历史时期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迁及其特征 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的历史称谓与演变

长江中、下游的变迁对中国各历史阶段行政区划的影响 历史时期长江中、下游著名的津渡 长江上、中、下游的划分及其河道特点： 长江上游，指长江自湖北宜昌以上干支流； 长江中游，指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江段； 长江下游，指江西湖口至长江口段。

长江从宜昌脱离山峡之后，水面落差减小，水流缓慢，江面宽阔（2000～650米不等），丘陵山地和平原盆地相间，河道分叉曲折，摆荡不定，构成典型的陆上三角洲地貌景观。

上起湖北枝江下至湖南城陵矶一段，古称荆江，荆江河道尤其蜿蜒曲折，素有“九曲回肠”之称。清代学者齐召南在《水道提纲》中

说：“自监利至巴陵凡八折，始合洞庭而东北”。由于流速缓慢，泥沙淤积多，每当汛期来临，极易造成溃堤泛滥灾害，自古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说法。类似的分叉弯曲河道还出现在长江武穴至湖口江段，由于受两岸山地丘陵的夹峙，下陷新地质构造的影响，长江自龙坪发育出第二个陆上三角洲地貌，即九江冲积扇。长江中游的这

两个陆上三角洲冲积扇导致类似的鹅颈式分汊河道，长江主河道自北向南的偏转，地貌上分别在长江北岸出现过两个古湖泊：云梦泽和彭蠡泽，又相继消失。由于同样的河床演变，又导致长江南侧的湘、赣北部先后出现了洞庭湖与鄱阳湖。从而影响了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活动。

一．云梦泽的演变过程

云梦：春秋战国时期楚王狩猎区，是多种地貌的综合体。范围东至大别山麓、幕阜山麓，西至宜昌、宜都一线，北至大洪山区，南缘大江。云梦泽：狩猎区的湖沼部分。位于今江汉平原之内。

云梦泽的演变过程主要是由于江汉平原属第四纪强烈下沉凹地。 （1）先秦时期由于长江、汉江泥沙淤积，形成荆江三角洲与武汉西侧泛滥平原两处平原，云梦泽限于两处平原之间。

（2）秦汉时期荆江三角洲不断向东扩展，汉代设立了华容（今湖北监利县北）、云杜县（今湖北京山县），云梦泽被排挤到华容以南，东、北为沼泽。

（3）魏晋时期江汉地区发生自北向南的倾斜下沉，泥沙向南汇集，新扩展的三角洲设立监利县（今湖北监利县东北）、惠怀县（今湖北沔阳县南），云梦泽向东移动，基本位于云杜、惠怀、监利以东。

（4）唐宋时期云梦泽主体消失，为一系列小湖泊取代。 二．荆江河床的演变

荆江专指长江中游的一段河道，上起枝江，下迄岳阳城陵矶，全长400公里。其中藕池口以上称上荆江；藕池口以下为下荆江。两段因地貌形态不同，河床演变模式各有差异。

江陵以上的荆江河段，发育在长江出峡以后的冲击扇上，河道呈分汊河床形式，随着江心洲的南北摆动，主汊河床交替演变。近千年来，随地势的变化，分汊河床逐渐演变成分流水系。

江陵以下的荆江河段，受古云梦泽演变的影响，先以分流形式流经云梦地区，后受南向构造运动的支配，分流趋于汇集，发育成曲流河床。（1）．荆江漫流阶段：第四纪以来河槽淹没湖沼之下，并随新构造运动向南掀动，荆江漫流向南移动、汇集，河床中沉积一系列沙

洲。（2）．荆江三角洲分流阶段：从先秦至唐宋时期，形成以江陵为顶点的陆上三角洲，主泓道向南偏，三角洲上的夏水、涌水成为分流水道。荆州城南曾经汇集成深广的大江，形成重要的津渡。

（3）．荆江统一河床的塑造：随云梦泽解体，下荆江统一河床塑造完成。

分汊形河床时，水位变幅小，洪水过程不显，据清同治《石首县志》载“唐宋以前无大水患”。荆江沿岸逐渐增设县地：公安（三国时期，今县治西北，明末迁今址）、石首（西晋时期）、建宁（北宋时期，设置于石首县东，崇宁五年废）、监利（南宋时期，迁治于今湖北监利县

东南鲁洑江口，元代复迁今地），县治自上游向下游增置的时间与荆江河床的形成一致。

（4）．典型曲流河床的形成：自宋代以后，下荆江地区耕牧渐繁，多垦湖渚为田。而随着江水向南汇流，洪水过程显著，河床不断淤积抬高；元、明以降，筑堤围垸工程随之而兴，以保湖田，致使湖渚渐涸，汊道湮灭。单一型河床内受水流规律的影响，江心洲靠岸形成边滩，迫使江流弯曲，侵蚀对岸；河弯不断地发展，迅速向河曲型转化。

清朝时期，下荆江继续在人工筑堤围垸的支配下，又受到松滋分流之水沙涌入洞庭湖的顶托作用，终于发育成典型的九曲回肠式河床。

因此，下荆江的曲流河床应当是近500余年才逐渐形成的。 三．洞庭湖的演变

洞庭湖区原属地堑式盆地，全新世初普遍上升，湖区为河网切割的平原，留下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先秦汉晋时期有局部沉降，形成小湖泊与沼泽化现象。至东汉三国时期洞庭四水——湘、滋、沅、澧仍直接入江。华容隆起为荆江与洞庭湖的分解。

东晋南朝时期江水穿过华容隆起进入洞庭湖区，形成广阔湖面。唐宋时期湖面进一步扩大，形成“八百里洞庭”。

19－20世纪藕池、松滋两口形成，通过荆江四口（虎渡、调弦）荆江45％泥沙注入湖区，泥沙淤积与人工堤垸，造成湖水萎缩。

[参考文献]：

《水经·江水注》、《舆地纪胜》 四．鄱阳湖的变迁

古代的长江水流自武穴以下，脱离两岸丘陵山地夹持的约束，江流游荡，形成广阔的洪积冲积平原。长江的分汊与多次改流，形成鹅颈式汊道。

《尚书·禹贡》所载：“（大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又“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九江”的含义即是说这片平原之上有过许多河川，“九”即众多之意，说明古今地貌已有很大改观。

今天沿江天然堤的后面有成串的洼地，积水成湖，发育的江心洲随处可见。

历史时期的鄱阳湖，古代称“彭蠡泽”，经历过沧桑巨变。在公元五世纪初以前，今天的鄱阳湖曾是一片被河网割切的平原景观地貌，“彭蠡

泽”的大面积水体在长江北岸。五世纪以后，受地质沉降作用及长江汛期泥沙泛滥的双重影响，北岸的“彭蠡泽”萎缩，今湖口以南逐渐形成的水面不断扩大。唐末五代至北宋彭蠡湖迅速向东向南扩展，形成了鄱阳湖。

鄱阳湖属于新构造断陷湖盆，全新世以来由于赣江泥沙的淤积，已成为河网切割的平原。留下大量新石器时期遗址，汉代在现在湖区设立过枭阳县。5世纪前后由于湖底下沉，湖面扩大。

五． 太湖水系变迁

太湖水系变迁大致沿着：三江→湖泊→水网化的方向发展。 1 三江时期：太湖由吴淞江、娄江、东江分流入海，湖泊面积较小。

2 湖泊兴盛时期：长江三角洲不等量下降和沿海泥沙的加积，使太湖平原不断向碟形洼地发展。太湖平原地貌的演变，使河流比降发生变化，原来疏通太湖水入海的三江变成海水倒灌的通道。娄江、东江淤积尤甚，主要导水由吴淞江完成。自此太湖平原多洪水，且形成众多湖泊。

3 水网系统的形成：五代吴越时期，初步完成了水网系统。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四章第三节“长江”，科学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