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21卷第9期社科纵横SOCIALSCIENCESREVIEWSep,2006
VOL.21NO.9
愤世・沉沦・自戕
———《孤独者》的人物命运剖析
宋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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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运城学院中文系 山西运城 044000)
【内容摘要】本文对魏连殳悲剧命运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情物理等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把他与魏晋时期的大诗人阮籍相比照,试图对知识分子中先知先觉者的悲剧命运作一探讨,作者认为产生这一悲剧的原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同”思想有很大关系。【关键词】魏连殳 阮籍 知识分子 命运 尚同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6)09-0122-02
笔者试图用一组词汇来描述魏连殳的人生轨迹,然而又分明感觉它太单薄,太平面化了,它远不能勾画出魏连殳复杂的心路历程。作为一名先知先觉者,知识给他带来的不只是智慧,更多的则是痛苦。个体的觉醒、自我意识的增强,使他看到了社会对人的挤压,而同样属于被挤压者的庸众也视他为“异类”,这种尴尬的处境将他置于孤独者的境地,从而产生了愤世的心态;在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求中,他试图用进化论的思想来安慰自己,把生存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而,当他视为“生存希望”的“还不很能走路”的小孩也拿着芦叶对他喊“杀”的时侯,当他受报界和流言的攻击而被辞退,穷困潦倒,终于“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了”时,当面对着那些他渴望救赎而无可救赎的庸众的冷眼时,他彻底地绝望了,脆弱的神经再也无力承受这种重压,他终于沉沦于俗世,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但肉体的沉沦并不能消解他灵魂上的痛苦,他为自己的随波逐流而羞愧、自责、厌世并最终以自戕的方式来报复他无法容身的世界。
魏连殳痛苦的人生遭际让笔者想到了魏晋时期的大诗人阮籍。阮籍出身名门,自幼蒙曹氏恩宠,少年得志,“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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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功业志尚”。但随着曹魏大权的旁落,司马氏父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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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残杀异已,致“魏晋名士少有全者”。阮籍虽贵为一代名士,面对着黑暗却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不仅追求功业的英雄主义情愫荡然无存,且内心也由苦闷、沉重而转为愤世;司马氏出于笼络人才的需要,对阮籍是软硬兼施,以高官厚禄、联姻相利诱,以性命相威逼,将他逼入生命的死角。像魏连殳一样,阮籍在无以进、亦无以退的困境中沉沦了,在司马昭的逼迫下,他写就了有神笔之誉的“劝进文”,从而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加深了他灵魂上的痛苦,他终于愧悔难当,数月之后,就郁郁而亡。
阮籍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以封建的王权为最终归宿的时代,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觉醒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是难容于世的,阮籍、嵇康殊途同归的命运为我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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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洁,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了活生生的范例。二者的人格范式曾被后世无数之人所称
颂。鲁迅先生就曾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表达过自己对阮、嵇的喜爱之情。作为“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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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的嵇康、阮籍的知己”,鲁迅不可能不被二者的悲剧命运有所触动,他会联想到自己作为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前途和命运,当他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探讨、剖析并以艺术的方式予以再现时,就产生了《孤独者》。所以,我们可以把魏连殳看作是鲁迅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下觉醒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的探索和剖析,正象他所说的:“其实,那是写我自己”。魏连殳的身上分明深深地打着鲁迅自己的印记,两人的言谈举动、性格气质、人生经历几乎是如出一辙,魏连殳的心路历程中分明融入了鲁迅自己痛切的人生体验。
王富仁在《〈呐喊〉〈彷徨〉综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文中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作为维护这个社会的正常社会秩序的手段,其侧重面有所不同:奴隶社会,诉诸有形的桎梏、实际的锁链;资本主义社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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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统治,经济手段;封建社会,伦理道德。……”阮籍、嵇康作为封建王权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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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嵇康痛苦的根源就在于对司马氏集权纂政的仇恨,在他们看来,“纂位”是天理不容的行为,是与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背道而驰的。孰不知,被他们视为“正统”的,并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的曹魏政权也是纂汉而得来的。所以说,在阮籍、嵇康的身上既有着知识分子觉醒的一面,又有着他们“愚忠”的一面,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着时代的印记,他们的孤独、失落感是因怀才不遇、功业无法实现而产生的,从根本上来说就不能摆脱对封建权贵的依附。
而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则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他是20世纪初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已被废黜,西方的各种先进思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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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涌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和深入,个性解放的思潮也已被青年知识分子广泛接受,那么,在这种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下,在这种似乎是充满着民主气氛的氛围中,觉醒了的知识分子魏连殳会有着怎样的命运和前途呢?鲁迅借着《孤独者》把他的思索和答案给以艺术性地展现。
魏连殳所处的是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在国内,虽然封建的政治制度已不再存在,但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在国人的头脑中却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在国外则是强国林立,中国时时面临着被侵略、被宰割的危险。陈独秀曾对当时中国的性质作了很好的概括:“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两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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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时的革命就是国民革命”。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也决定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一方面国人仍在固守着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视一切“变革”、“新教”为异类,在《孤独者》中,魏连殳只因为是全山村中惟一出外游学的学生,就被看作是“吃洋教”的“新党”,并认定他“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借着他祖母的入殓仪式,族人们对他是百般挑剔和刁难———“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而言之:一切照旧。”丧葬仪式成为向“异端”挑战的战场。对死人的冷漠和对新思想的敌视更显现出族人们(即庸众的代表)的愚昧虚妄,也进一步衬托出先觉者魏连殳与环境的不协调。另一方面,当时中国自身的发展并不具备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觉醒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不是主要从中国社会现实的自身变化中获得的,较多的是从外国先进的思想学说中直接接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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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个性解放思想曾体现了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合理要求,而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来说并不具备适宜它生存的土壤。所以,对于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来说,中国的现实必然会同他们的理想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从而使他们产生巨大的失落感,以至于消沉、绝望,这就决定了20世纪初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也就决定了魏连殳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20世纪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同时决定了魏连殳不仅会受到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如丧葬仪
),而且会遭受经济上的剥削,甚至完全式上的“一切照旧”
被剥夺经济来源(被辞退;靠卖书度日;求乞;冻馁;终于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了),作为与社会作对的“异端”,他被剥夺了一切生存的可能性。社会、庸众都以置“异端”于死地而后快。中国之所以能历经几千年而始终维持着超稳定的封建统治,就在于它对求新变异者的扼杀,这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制约是密切相关的。用共性去淹没个性,用同一性去取消特殊性,用社会道德去排斥自我,使个体失去它的主体性,从而达到与群体的统一。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尚同”思想在历史上对加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过分地强调同一性,势必会压抑、扼杀掉个性,而一个由没有个性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是失去活力的群体,是没有创造力的群体,这也许就是我们民族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
朱正在《鲁迅传略》中指出:“《孤独者》是鲁迅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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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成分最多的一篇”,“写的都象是鲁迅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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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连殳的痛苦和矛盾也就是鲁迅自己的痛苦和矛盾”。所以说,鲁迅在《孤独者》中对魏连殳命运的关注、心理发
展的探索也就是对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思索、剖析,它真实地描写出了一个先觉者生存的艰难。
在写《孤独者》的前不久,鲁迅曾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坦露过自己当时思想上的矛盾:“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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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鲁迅理想中的战士形象应该是能将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完美结合、互不偏废的“精英”,就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以他充满战斗性的个性主义向封建礼教宣战,目的却是为了全人类。在《孤独者》中,早期的魏连殳也做到了这一点,一方面,他对孩子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关怀,给他们买糖果、口琴,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另一方面,在他身上又充分体现了不屈的个性主义精神,在他被剥夺了所有的经济来源,穷困潦倒,生活无以为计的时候,他仍不以为苦,反为自己没有屈服于黑暗现实而充满了胜利感。应该说,鲁迅对这一时期魏连殳的人生姿态是表示赞同的,但让鲁迅感到矛盾、困惑的是魏连殳在现实中竟然会无路可走。来自社会上的压力———报界的攻击,学界的流言;经济上的压力———被学校开除,工作毫无着落;庸众的压力———族人的算计,大良祖母的冷眼;孩子的压力———大良,二良的疏远,街上小孩的喊杀声……这一切完全将他抛入了绝境,逼得他不得不去思索:是像范爱家一样自杀?抑或是向黑暗社会屈服?魏连殳抱着“我还想活几天”的念头选择了后者,但这是一种被逼无奈、充满了复仇意识的选择,他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水似的花钱”,“对人也不再象先前那么迂”,大良二良“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昔日的人道主义情怀在他身上已了然无痕,他完全放弃了人道主义,而单取了向社会复仇的个性主义,试图以个体去向强大的社会机器挑战,同样地,这也注定了是一条不归路。
魏连殳为了“保持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利、生活权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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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追求”。但对于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来说,放弃理想追求无异于慢性自杀,所以会有了魏连殳的悲剧命运。当我们由此而联想到阮籍的人生遭际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二者生活的时代相距了一千七百年,然而在中国,先觉者的命运没有变。在这一千七百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人文思潮、思想学说层出不穷,但在中国,民主、个性解放的思想仍然找不到它的立足之地。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难怪鲁迅先生曾慨叹:“时光的流逝,独与中国无关?”参考文献:
[1][2]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版,第179页;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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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朱正.鲁迅传略[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177页;第179页.
[10]鲁迅.鲁讯全集(第11卷).两地书・廿四[M].第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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