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铺子》中林老板的双面人生
本文评析了茅盾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林家铺子》中的主人公林先生。说明林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阐述其既有革命性一面又有软弱性一面的双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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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铺子》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林先生,生动地刻画了他既有革命性一面又有软弱性一面的双重性格。
一、在生意上勤俭精明老练
林先生不是那种刻薄起家的暴发户,仅在小镇上经营一个小百货店。这店是“从父亲手里继承下”的。除了店里的货物和两三个店员,他没有其他产业,资本并不雄厚,还不到一万块钱。他“规规矩矩地做生意”,“一点嗜好都没有”,“从没敢浪费”。除了应付门面,维持小康现状,也看不出有什么非分的奢望,他是一个地道的“规规矩矩的生意人”。
林先生做生意十分认真,百般巴结、讨好顾客,促使买卖成交。他善于揣测顾客心理,用亲切的交谈、热情的服务招揽顾客,做成交易。 林先生靠在柜台上,用了异常温和的眼光迎送这些慢慢地走着谈着经过他那铺而的本镇人。有时被唤着的那位居然站住了,走上柜台来,于是林先生和他的店员就要人忙而特忙,异常敏感地伺察着这位未可知的顾客的眼光,瞧见他的眼光瞥到什么货物上,就趕快拿出那种货物请他考校。林小姐站在那对蝴蝶门边看望,也常常被林先生唤出来对那位未可知的顾客叫一声“伯伯”。小学徒送上一杯便茶来,外加一枝小联珠。
林先生在经商方面,有心计,善于看取时机,兜揽生意。朱三太来讨三个月的利息,林老板怕影响营业的前途,在不得不将大洋、小洋、铜子交付朱三太时,“异想天开地打算拉回儿文”,他勉强地笑着说:“三阿太,你这蓝布手巾太旧了,买一块老牌麻纱自手帕去罢?”
林先生颇精于生意经,经营方法灵活善变,是个生意老手。他会模仿上海人商店用“大廉价照码九折”的办法,招徕顾客,营业情况稍有好转,又偷偷地“把货码提高”,“把次等货标上头等货的价格”,捞回“亏折”。他还会利用上海逃难到镇上的人缺乏日用品的“天人的机会”,模仿上海人商店卖“一元货”的办法,把脸盆毛巾牙刷牙粉配成一套卖一块钱,使生意好得创“镇上近十年来未有的新记录”。过一个年关,“镇上的大小铺子倒闭了二十八家”,幸存的儿家生意萧条,惟独林家铺子门庭若市。
二、在政治上懦弱幼稚自私
在政治上,林先生没有什么靠山,也没在这方而钻营。正因为他安分守己,党棍、‘官吏便多方敲诈他。在“哪一个人身上没有东洋货”、“哪一家洋广货铺子里不是堆足了东洋货”的情况下,党部却偏偏找到他家来生事,要封存他的铺子。不仅如此,反动官吏卜局长看中了他的女儿阿秀,要娶去为妾,商会民说媒,公然威胁说,“卜局长既然有了这个心,不答应他有许多不便之处”。更有甚者,党部还以“卷款逃走”的莫须有罪名,明日张胆地将他拘捕。在应付这几次讹诈事件中,他胆小怕事,逆来顺受。对封存铺子,他就是在“没有办法”的感叹中,拿出家藏的金项圈兑换三百块钱去“斋斋那些闲神野鬼”。对商会民的说媒,他只是违心地推辞道:“我是小户人家,小女又不懂规矩,高攀卜局长,实在不敢!”对无理被拘,他没有表示愤恨,只是叹气、摇头、流泪。这充分表明林先生在政治上是个任人欺压的软骨头。
在“时势不好”、“家道困难”的情况下,而对上海客人的坐索和恒源钱庄的卡逼,林先生无可奈何,言行格外谨慎和怯懦。上海客人来讨钱,林先生只好忍痛到恒源钱庄借,由于上海打仗,钱庄不通,空手而归,路上几乎急懵了,对他的债主害怕得要死。“走过那座望仙桥时,他看着桥下的浑水,几乎想纵身一跳完事。”可是背后有一个人唤他,当急回过脸去看到是他的一位债主陈老七时,他“打一个冷嚓”,只回答了一声“哦,,“就赶快下桥,一口气跑回家去。”第二天旱上,上海客人等得不耐烦了,生气地说:“那么叫我空手回去么?”他急忙赔不是:“这,这,断乎不会。我们的寿生一回来,有多少付多少,我要是藏落半个钱,不是人!”他颤抖着说这话,眼泪滚到眼眶边只差没有淌下来。
林先生不仅软弱可欺,而且幼稚无知,既可怜又可憎。在国人抵制东洋货的时候,他心安理得地卖东洋货,甘心通过贿赂换取卖东洋货的权利,并毫不羞愧地撕掉东洋商标,冒充国货;还骂抗日会的爱国行动是“无法无天”、“岂有此理”。他把国家民族的存亡不放在心上,甚至对“一二八”战争,也毫不关心,“什么上海打仗,原就和他不相干”,“在此满街人人为了上海的战事而没有心思想到生意的时候,林先生始终在筹虑他的正事”。这“正事”就是继续“人放盘”,“把次等货标上头等货的价格”销售。这些也充分反映了林先生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思想。
作为小商人的林先生还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在他生意红火的时候,几个穷苦存款人朱三阿太、张寡妇和陈老七要预支息金、提取一点存款,他就愚弄和胁迫,及至林家铺子倒闭,他带着女儿出逃,结果把林家的霉头转嫁到这几个穷苦人身上。他这一走,不仅使几个老弱孤寡失去了全部的血汗积存,而且使张寡妇在党部门前“冲突”的人流中丢了孩子,急疯了。他“人放盘”时,眼看一群乡下人不进他的店,却站到了斜对门的裕昌祥铺而前,他就伸长了脖子望,“眼睛里冒出火来”,当看到那群乡下人并没有在那边买东西时,又“觉得心头一松”,“忍不住望着裕昌祥的伙计笑了一笑”。这一细节描写,把林先生那种小心眼、妒忌、幸灾乐祸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总之,林先生是一个小城镇的小商人,他兢兢业业地经营自己的店铺,在国民党的压迫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下,这铺子无法逃脱破产的命运。林先生在“党老爷敲诈他,钱庄压逼他,同业又中伤他,而又要吃倒账”的重重磨折下,“不毁才是作怪”。他带着独生女“出走”就是“对于那伙坏蛋的反抗”。为了保存自己的店
铺,林先生不得不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而当这店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直到最后被掠夺一空的时候,他的性格就从怯懦弱逐渐变得坚强,开始与反动势力抗争。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林先生性格中既有革命性一面也有软弱性一面的两重性。作品对林先生既有同情也有批判。作者把他的痛苦遭遇公之于世,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有力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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