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

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因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讲到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本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已经确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更早，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提出过。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在当时就成为很难理解的问题，虽然俄国一九○五年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但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刚传到中国，我们都去出席“六大”。开会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们谈话。他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说明。这样，我们才懂了。“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从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承认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不是领导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是替资产阶级抬轿子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要争取领导权；认为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后再搞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当时有争论。有的主张参加，这是对的，但认为参加进去只是帮忙，又是错的。另外，张国焘

开始是反对参加，后来又主张至少产业工人要留在外面。他不了解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进去，可以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我们毫无准备。一九二六年冬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传到中国时，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我们党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另外，有一个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在共产国际也发生了争论。托派认为在武汉时期就要组织苏维埃，把工会变为政权，推翻武汉政府。这是把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经验搬到中国来。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多数同志则认为我们应在武汉政府中夺取领导权，而不应马上和武汉政府分裂。虽经斯大林同志的反对，托派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上还是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交大会讨论。当时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印度人罗易、法国人多里欧都同意托派的意见。陈独秀虽然没有公开同意托派的意见，却认为共产国际的决议是错的，但又没有组织工农与武汉政府破裂。及至武汉政府叛变后，托派主张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则受了这个影响。那时，共产国际派罗米那兹来中国。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与托派调和的论调，实质上是托派的观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米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

当时之所以搞不清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是因为：第一，对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搞不清；第二，中国党历史上没有从理论方面搞清这个问题；第三，国际上托派的影响以及同托派调和的观点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须要“六大”解决，“六大”

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决议中写得这样简单呢？因为当时在党内已经有宣传：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是“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

讲到革命任务，就要联系到性质、动力等问题。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个问题当时讨论过，工农民主专政是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并不是将小资产阶级除外。以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反帝反封建两个任务，基本的力量是依靠工农。这个政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性质和任务的确定，基本上没有错，但不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这个阶段是很长的。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自“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六大”提出中国革命的十大要求，就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党纲。当时详细的党纲还产生不出来。详细的党纲应该有两部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恰巧那时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就作为我党的最高纲领。“六大”的十大要求是我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纲领，也就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战略任务。作为战略任务来看，十大要求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作为策略任务来看，有些就不妥当。如第一条，反帝，是对的。第二条，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是对的，但策略上不一定采取强力没收的办法。第四条，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现在抗战时期当然不提，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要使革命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众的胜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不能存在的。第五条，关于苏维埃，不管名词是否妥当，但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议，它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可以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可以用于殖民地国家。毛泽东同志发展了这种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的代表会议制。这种政权是一元化的，不是两权并立的。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就是各级代表会议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战略任务，今天在边区还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是策略问题。关于发给士兵土地，过去认为是很难实现的，今天在南泥湾就实现了。关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没有提到

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当然是缺点。十大要求基本上没有多大错误，就是将来到“七大”，也不会有多大的修正，不能只以抗战时期为限，因为抗战时期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

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六大”作了原则的决定。至于怎样转变，要看我们将来力量是否占优势和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不能犯急性病。这与后来李立三同志的意见完全不同。李立三同志认为只要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得很清楚。但“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决定中也有缺点，这就是没有把中国的情况搞得很清楚。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六大”时本来可以对这点做具体的研究，但做得不够。什么是中国的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农业占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是军阀战争，国家的不统一，历史上有不断的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等。如果分析了这些问题，就可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结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这种思想，认为殖民地问题就是农民战争问题。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农民革命战争是可以长期存在的。当时我们不理解这个问题，没有把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

二 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

“六大”时阶级阵营有了新的分化，帝国主义、军阀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化到反革命方面。大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北洋军阀的，带有革命性。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并同江浙的财阀南四行勾结，在上海、广州屠杀革命的工农，所以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指出当时的反革命是三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方面也有分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有的跑到改组派与第三

党方面。反映到党内，党员有的脱党，有的畏缩，有的则拚命、发狂。因此革命的力量主要依靠工农，当然也不是把小资产阶级除外。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说中国向两个极端急剧分化，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主要是依靠工农。当时，在城市主要依靠先进的工人，一般的大多数的工人也有些畏惧；在农村，农民也有畏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小商人、学生等）也是畏惧的。“六大”把资产阶级算成反革命，但没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工农，这是对的，不能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否则便会使我们的思想混乱。但“六大”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不清的，虽然承认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动力上又认为只有工农，小资产阶级被除掉了，把当时某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资产阶级反对派，误认为全体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因而在策略观点上错误了。

“六大”对反革命方面没有分析，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与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不同。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认为反革命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六大”则把这一点翻过来，认为他们虽然有矛盾，但反共是共同的，因此他们的矛盾无法利用。这种认识是错的。毛泽东同志说，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这是关门主义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另外还有不满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这是当时的第三营垒。这个第三营垒不是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力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是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反对派，是政府的反对派。第三营垒开始是改组派，以后改组派跑进政府，又有史量才、杨杏佛等代表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本来要一起回南京，桂系反对汪精卫，汪精卫被阻在上海反桂系、反胡汉民，那时蒋、汪的矛盾不明显，但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

“六大”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没有错，但不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明确。“六大”决议中说对地主是没收一切土地，对富农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在雇农反对富农时，我

们要站在雇农方面（这同后来的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同的），但对小地主、富农没有进一步分析。

大革命时是四个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这四者有区别：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时参加革命，有时反对革命。大革命时，有些带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也投机参加了，这是国共合作初期的国民党右派，不能算作革命的动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北洋军阀时是革命的，但也有软弱性，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联系。

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孙科、唐生智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应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当时实现这一种方向也是可能的。共产国际把国民党看做阶级联盟，内分左、中、右三派，右派是大资产阶级，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左派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包括我们党。但是那时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把我们从左派划出来，叫共产派，没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中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

现在我举出几个典型人物来研究一下。

（一）胡汉民。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是买办阶级的思想。他在广东时反对工农很厉害，反对农民组织武装队伍，站在机器工会方面反对工人群众。他下面的大将有吴铁城、马超骏、古应芬。刺廖仲恺便是他的弟弟胡毅生干的，而他知道。

（二）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

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事件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四一二”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三）汪精卫。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虽有时很“左”，却不赞成没收地主土地，对工农有戒心。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并不积极，孙中山曾说：精卫、展堂已不能代表俄国式的革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乘机积极起来，在广东又被选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由俄国回来，并没有想反蒋。他一到上海，蒋介石就找他开会。这时陈独秀找他写了个“汪陈宣言”，此事被蒋介石知道了，汪精卫又想不发表，而报馆已上版来不及抽回。第二天汪精卫又去开会，吴稚晖在会上大骂，汪精卫一怒，拔腿就跑到武汉去了。就这样他成了左派的领袖，大叫革命的向左边来，这完全是投机的。抗战期间他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卖国贼。

（四）廖仲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没有买办性。他是华侨，但不大富有，对帝国主义很仇视，反对封建势力，同情农民减租减息，但对工人反对中国资本家却采取调和的态度，对反对外国资本家则是赞助的。在黄埔军校，当我们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孙文主义学会时，他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五）邓演达。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他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军队有些关系。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

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一九三○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