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的视角看《蜗居》中的女性形象
刘鸣筝
姜楠
拟态环境对于人们认识世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拟态环境理论
拟态环境是人们认识客观社会环境的桥梁,是“具体而微”的现实环境,为人们认识客观社会环境提供了相对简化、便捷而富有效率的途径。但是拟态环境对于人们认识世界还有消极作用。大众传播媒介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在信息选择和制作过程中会抱有很强的主观性;媒体作为生产精神商品的商业机构,也会在信息选择和制作过程中融入传播者的主观目的,此其自身的利益使然,因此各电视台都会选择优秀的电视节目以增加收视率进而吸引广告商。
“在这种间接的环境中产生的事件,并不是自己可以直接确认的。因此人们被置于这样的命运之上:无论如何也必须以他人为媒介,依赖他人定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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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解释)的环境状况来确定自己的环境。”拟态环
1922年,美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在他的著作《舆论学》(PublicOpin-ion)一书中首次使用“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一词,后经过诸多学者的深入研究,拟态环境理论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之一。
由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人们无法以直接的经验去判断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全貌如何,而只能凭借大量的间接经验来认识社会。这些间接经验来自于人们的亲人、朋友、同事——更多是来自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在人们与被要求行动的环境世界之间,插入了巨大的、象征化的环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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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似环境。”“我们将设想每一个人做什么并不是以
境并非是真实环境,但是媒体对信息进行的选择和加工的过程是不暴露给受众的,也就是说,一般人是看不到信息选择和加工的过程的。这样,受众就会忽略信息被“加工”过的特性,而把拟态环境当作真实环境来看待,并以此为依据决定自己的思想行为。
二、电视剧《蜗居》中的都市女性形象
直接的和确凿的知识为基础,而是以他自己想象或者
(2)别人告诉他的情况为基础的。”“现代人的环境,是由
超过他能够直接接触、能够用自己的五官去验证的范围,即由超过直接环境的庞大的间接环境构成的。而
(3)且,现代人是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的。”但是,大众传
播媒介提供的信息是经过把关人(Gatekeeper)筛选和“制作”的,所以这些信息不可能完全是现实社会的绝对真实的反映,相反,这些信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把关人的烙印。大众传播媒介给受众营造的这个环境就是“拟态环境”,拟态环境并不是社会环境的真实再现。
电视剧《蜗居》播出之后引来热议,网络上的评论如“第一部为小三正名的电视剧”、“房奴悲惨生活的写照”等络绎不绝。以一个故事、从一个侧面描写大都市里人们的生存状态,《蜗居》为人们营造了一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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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文艺争鸣・广角
对完整的微型拟态环境,这一环境中,本地人、外来人,男人、女人,穷人、富人,高官、富商、百姓……一一展现了自己的面貌和生存环境。这样一个微型的拟态环境中,典型的女性形象有以下几个:
1、郭海藻
郭海藻毕业于名牌大学,在一次工作应酬中结识市长秘书宋思明。宋思明刻意与她接近,在借给了她姐姐6万块钱救急后,郭海藻成为了宋思明的情人。郭海藻的男朋友小贝发现郭与宋的关系,在一次争吵过后,郭海藻正式投入宋思明的怀抱,成为了“职业二奶”。
首先,我们不去讨论郭海藻与宋思明之间是否有纯真的感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一直是以一种温情脉脉的面目出现的。宋思明成熟、博学、体贴、英俊、对郭海藻有求必应、细心呵护,郭海藻青春、美丽、温柔、善解人意,他们二人看上去郎才女貌,多么像天造地设的一对,以至于很多网友评论他们是“真爱”。但是,即使不去考察他们二人的金钱、权利与女色之间的交换,只是推而广之去看社会上已屡见不鲜的“包二奶”现象,这种温情是真实的吗?是值得提倡的吗?是值得颂扬的吗?很显然不是。那么电视剧所营造的这种充满了假象的拟态环境就很容易误导受众。
其次,从郭海藻的性格和能力来看,在经历了起初的半推半就之后,郭海藻彻底进入了“二奶”的角色,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并且乐在其中。她与谈婚论嫁的男友分手后,安心做宋思明的情人,对这种不被道德所允许的身份,没有一丝不安与尴尬,对宋的妻子也没有一丝的歉疚,相反,她对于宋思明送给她的大房子、因为宋思明的关系而得到的跑车、用宋思明给的钱买的高档服饰安之若素。
郭海藻一直是一个依附者,从年少时依附姐姐,到后来依附情人,郭海藻从来没有理想,甚至连世俗理想“买房子”都没有过。郭海藻从来没有努力奋斗,她不停换工作,即使男朋友给做好早餐、挤好牙膏,她仍然不愿意起床去上班。成为宋思明的情人后,她为了打发时间才去公司做一个闲职。郭海藻虽然毕业于名牌大学,但是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工作能力,她的职业生涯就是以花瓶的形象出现,陪吃饭陪唱歌陪跳舞,去做商业谈判时就表现得非常愚蠢。这一点,也不符合当代女大学生的主流形象。
再次,从经济所得上来看,郭海藻不事劳动,好逸恶劳,但是她却得到了宋思明赠送的房子,穿着高档
服装,开着高级跑车,得到了宋思明给的500万元钱,最后还在宋思明的间接安排下去了美国。各色人努力而不可得的车子、房子、钞票、出国,郭海藻都轻松地获得了。尽管结尾处有郭海藻请求姐姐代为还钱的情节,但是这仅是一个象征性的细节。
从郭海藻身上,受众接受到的信息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假象:第一,女大学生对于“二奶”这一个身份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第二,努力奋斗不如依附权贵。这些由一个个单独的微观信息构建的宏观环境和观念,不仅与现实生活不符,与我们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也是严重不符的。
2、郭海萍
《蜗居》的主线之一就是郭海萍的买房过程。郭海萍从外地来到大都市,毕业于名牌大学,她和她的丈夫苏淳是高知外来人口的典型代表。
郭海萍聪慧、坚忍、为了买房子想千方设百计,并且最终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郭海萍买房子的过程,是她压榨父母、默许甚至推动妹妹成为“二奶”的过程。郭海萍下定决心买房子,在计算首付款的时候,提出“双方父母各负担4万块”、“把海藻结婚的2万块借来”。郭海藻为了借2万块给姐姐,不得已第一次接受了宋思明的恩惠。郭海萍第二次为了6万块一筹莫展的时候,她又向妹妹求助,郭海藻为了6万块第二次接受了宋思明的恩惠,正是这一次,使之和宋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此后,为了赚外块、为了借住房子、为了和单位的劳务纠纷,郭海萍屡次通过郭海藻接受宋思明的恩惠,而正是这一步步,巩固了郭海藻和宋思明的不正当关系。
在得知妹妹和宋思明的非正常关系后,郭海萍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妹妹的做法,她默许了妹妹的行为,而后刻意帮助妹妹隐瞒父母和男友,从此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妹妹“人情债肉偿”带来的种种好处,甚至高喊着“你为什么不早点认识他”,对于妹妹“二奶”的身份开始表现出喜悦。郭海萍无论是争取更好的生活,还是规避既有风险及摆脱困境,几乎每一步都是宋思明在起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宋思明,郭海萍买房子的首付缺2万块,丈夫借的高利贷无力偿还,没有给外国人做家教的机会,丈夫为了商业泄密身陷囹圄,在电视剧结尾处让观众感觉生活充满了希望的“海萍中文学校”也根本无从谈起。
脱离对于细节的纠缠,在郭海萍的身上,受众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买房子是必须的;自己赚的钱连买房子的首付也是不够的;为了买房子,压榨家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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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要求;妹妹给有钱人做情人也是可以理解、接受并且可以利用这个有钱人的;不接受非常规帮助,一切都是空谈。
这些信息并非是真实的。在时下网络上的评论中,大家普遍引用“80%的人认为幸福和房子密切相关”这一结论,我们在承认这一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需要做一点辨析,“幸福和房子相关”是否就是说幸福=买房子?
从始至终,郭海萍对于房子的需求都是一种变态的需求,为了她这种变态需求,她的妹妹给高官做了情人,她的丈夫几乎锒铛入狱。从郭海萍的身上,受众接受的信息中,郭海萍这样一个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的性格中,没有奋发向上,没有理性消费,没有无私奉献,有的是虚荣、贪婪、自私、索取、虚伪、满腹牢骚和变态的理想。这与现实是严重脱节的。
郭海萍这样一个形象,向受众传达的信息构建了这样的拟态环境: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知识分子,她理想的唯一指向就是购买住房,无论是事业、家庭还是亲人,一切都是为此服务的。这样的拟态环境无疑是片面且不客观的。
3.李老太太和徐阿姨
李老太太和她的儿媳妇徐阿姨是都市本地人的代表。她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全家人挤在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李老太太没有经济收入,徐阿姨靠做钟点工谋生,经常受到雇主的欺凌,收入不稳定,她们无力购买住房。因为居住条件差,李老太太已经被异化了,她对自己的儿子说老伴死了她一点也不难过,因为她终于可以伸直腿睡觉了。
李老太太和徐阿姨在拆迁的过程中成了钉子户。李老太太说:“你能跟人家谈条件的,只有这间破房子,你还有什么?金钱、技术、学识、地位,你什么都没有哪,就这个,这是我们唯一的本钱嘞,可是我们不是鸡蛋,是石头,是茅坑里的石头。他们呐,才不会为我们这一家,舍得放弃那到手的钞票呢。即使最后啊,我们啃下他一块肉来,只要不动他筋骨,他们还是会愿意的。他们有弱点,他们才是鸡蛋呢。我们坐在这,等着他们来撞我们。”凭着这样的精神,最后李老太太以生命为代价,为了家里人换来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李老太太和徐阿姨一家获得住房的过程,充满了血和泪,她们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人的体面,甚至没有人的尊严,纵然世代生活在这个城市、这条街道,纵然曾为这个城市付出过青春和汗水,但是在“规划”和房地产商面前,她们仍然无力捍卫自己。她们恐惧、隐
忍、坚持,即使如此,她们得到房子这一结果还是充满了戏剧化的偶然性,只有她们的彷徨、无助和无奈是必然的。
作为本地人的代表之一,李老太太和徐阿姨的生活只反映了很少一部分人的个别生存状态,作品中缺乏与之相对应的正常的本地人的生活,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没有向受众展示全景的社会生活画面,这恰恰是拟态环境脱离真实环境的一个原因。
三、结论
《蜗居》中的女性人物,涵盖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修养、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但无一例外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即使她们有过选择的机会,但是无论怎样行动,她们仍然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这些女性各有其社会生活的背景,其际遇和命运就个体而言有其产生的客观性,形象也富于艺术的感染力,但是她们的生活和命运却并不具有普遍性。各个人物形象的微观真实,却造成了宏观失实,也就是拟态环境大幅度偏离了真实的社会环境。
大众传播媒介为受众构建的拟态环境对舆论引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行为动机的背后,深藏着塑造自我人格的心理需要,而正是众多的文艺作品中的形象,为他们提供着最多的理想素材,人们的行为中实际上不少是对作品中具体形象的模仿、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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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反叛等。”“大众传播具有绝对直接的刺激作
用,而电影、电视、音像制品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形象直观性、生动丰富性,更在数量巨大的听众、观众形成了一股综合感染力量,既不断推动着大众日常生活内容与形式的迅速更迭,又强制决定了当代人对生活的
(6)强烈‘现实感’(当下性体验要求)……”《蜗居》丑化
了女性形象,过度地渲染都市女性的悲剧命运,悖离了主流价值观,不利于受众认识真实的社会环境。
注释:
(1)(3)(4)藤竹晓:《电视的冲击》,李江林,樊诗序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39页,第39—40页,第40页。1989年,
(2)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
第16页。1989年版,(5)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171页。1999年版,
(6)王德胜:《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0页。1996年版,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新闻系/吉林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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