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作者：姚建美

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6期

摘 要：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描写了主人公裘德与女主角淑违背维多利亚时期传统伦理观念的故事，展示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新旧道德标准冲突，人们追求个性与真爱所遭受到的阻力。裘德对伦理禁忌的畏惧与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形成伦理冲突，体现了他艰难的伦理选择，而裘德的伦理选择也把淑置于伦理困境之中。从文学伦理学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可揭示小说的劝诫和教诲力量。

关键词：《无名的裘德》；文学伦理学；伦理冲突；劝诫；教诲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6005605

哈代是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家，其“性格与环境”小说深入人心。曾被维多利亚时期传统维护者以伤风败俗加以歪曲和攻击的《无名的裘德》是其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哈代受到达尔文、赫胥黎、叔本华等人思想的影响，在创作中表现出了他超前的创作思想。因此，关于他的作品中出现的伦理混乱，人们众说纷纭。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分析，国内一些学者从哈代的宿命论进行分析。聂珍钊认为，“作者所描写的不是神秘的命运摧毁了裘德的理想和安排了他毁灭的结局，而是腐朽的教育制度、婚姻制度、道德观念酿成了他的悲剧”[1]。宣夙思分析了裘德无名结局的悲剧色彩，“裘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英雄主义的失败者形象”[2]。丁世忠则认为“裘德与淑的人生是错位和困惑的，灵魂与肉体的斗争则造成爱情与婚姻的错位，爱情与婚姻的错位又加剧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3]。国外的阿德尔曼（ Gary Adelman） 评论淑“是维多利亚文学史上敢于拒绝„牺牲品‟这一命运的最成功的女性代表”[4]。《无名的裘德》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新的道德标准和旧的道德标准的冲突下，人们的恋爱、婚姻、家庭、事业都面临着矛盾和痛苦的抉择。

文学伦理学是中国学者聂珍钊教授提出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此研究方法的提出，给已有的文学批评增加了新的特色，为批评方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文学是伦理的教科书，“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5]17。由此，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对裘德、淑、艾拉白拉、费劳孙等真实的伦理描写，使读者看到了哈代那个时代真实的生活写照，给予读者道德劝诫和伦理教诲。 一、裘德的伦理困境

“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文学作品的核心。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将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行为特征和性格表现，形成不同的伦理冲突，表现出不同的道德教诲价值。”[6]6 “自然意志，是兽性因子的意志体现。理性意志是人性因子的意志体现。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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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为了惩恶扬善的教诲目的都要树立道德榜样，探讨如何用理性意志控制自由意志，让人从善。”[6]8在《无名的裘德》中，裘德为追求事业和爱情的两种意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转换，体现了他艰难的伦理选择，并引导了小说人物性格的变化和故事情节的发展。 裘德一出生就遭受了种种不幸，还是十一岁的小孩时，就要做零活糊口生存，骨子里时刻充满着信心和骨气。受小学老师费劳孙的启发，他十分憧憬基督寺那座城市的快乐生活。他刻苦学习，立下愿望，在死之前，一定要获得神学博士。他勤奋刻苦研究课本知识，还特地写信给费劳孙向他要了两本拉丁文法书，他认为，“如果他过一种纯洁端正、自强不息、合乎圣教的基督徒生活，他甚至都可以做到主教”[7]42。在这个时候，裘德兽性因子还没有被激发，他的自由意志被他强烈的宗教神职梦的理性意志压制着。

然而，由于青春的冲动，缺乏自制力，他没有经受住艾拉白拉的诱惑，很快放弃了教徒梦而沉溺在与艾拉白拉的感官享受之中，偷吃了禁果。这时候，他的兽性因子不受人性因子束缚，沉溺在个人的纯粹情欲中，不但没有看出艾拉白拉不管婚前怀孕还是她的“真心”都是欺骗，而且还放弃了自己求学的追求，觉得“爱女人，比做大学生，比做牧师，都好很多；不错，比做主教都好”[7]52。因为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它们合理地结合在一起，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完全被情欲所支配的裘德，已成为情欲的奴隶，也就背离了自己的本性或者最初设定好的人生道路。这时候出现了两个裘德，一个是严格要求自己，一个连一天工夫都不荒废来学习的理性的裘德，另一个是沉迷于与艾拉白拉的生理享受而失去理性的裘德。明显地，后者战胜了前者，这是意志不坚强的表现，是下地狱的罪过。因此，在教会眼中，裘德沉溺在爱欲中不能自拔，本身就不够纯洁，当然没有资格做世俗公认的道德家，也不配去宣传世俗所接受的教条。

志不同道不合的两人没多久就自然分开了，艾拉白拉去澳洲，裘德回归单身汉生活，一颗求上进的梦想之心才又被点燃，自由意志得以约束。他来到了基督寺，并在石厂子找了一份做石匠的工作谋生，回归到追求梦想的道路。当知道姑姑的女儿淑也在基督寺，裘德便经常去做祷告，但目的不是与上帝交流，而是去看淑。这时，他展现了他兽性的一面，“他对淑发生的兴趣，一点不错，是与两性有关的”[7]126。“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前者能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的人”[6]5。这个时候裘德的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他考虑到那三大障碍而没有立马与淑相认并表白，没有违反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宗教禁忌，因此，他是个有伦理的人。他的伦理意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体现在他对禁忌的剧烈畏惧。等到裘德正式和淑接触后，裘德的自由意志还没有完全摆脱理性意志的约束，他还有追求知识和真理。小说中，裘德和淑曾多次探讨圣经内容，证明了裘德关于神职的梦想还没有完全破灭。裘德写信给学院领导希望能得到指导被拒之后，求知的对象被剥夺了，他失望了但马上又能从一个副牧师那儿得到启示，跟着费劳孙和淑到梅乐寨，一边工作一边苦读古典文学。 在小说中，淑勇敢地从与费劳孙的婚姻中挣脱出来。怀着对自由爱情的渴望，裘德再次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把大摞的神学与伦理著作付之一炬。至此，裘德想成为博学广闻的学者或讲经布道的牧师的理想均相继化为泡影。“主教对于我不再存在了”[7]313。强调纪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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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谨慎的学校制度和对自由爱情的渴望，使得裘德放弃了最初的事业追求，也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

“在文学作品中，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5]21。裘德本是艾拉白拉的丈夫，淑的表兄，费劳孙的学生和朋友。裘德冲动地与淑私奔之后，他的自由意志使自己的伦理身份发生变化。他成为了淑的情人，费劳孙的情敌。这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作为艾拉白拉的丈夫和淑的表兄的伦理身份和责任，他没能理性控制自由的欲望，破坏了当时的伦理秩序，也让淑陷入了伦理困境。因为淑对一纸证书的畏惧，即使小时光老人的到来，裘德最终也没有成功和淑举行婚礼。曾经几次要去结婚都犹豫不敢迈出结婚那一步。裘德在社会上处处碰壁，遭遇冷眼。裘德身上承载了太多的伦理重荷而无法释放。“倘若伦理混乱无法归于秩序或不能秩序重构，则形成悲剧文本”[5]21。最后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孤独终老，无名地结束。

从某些批评角度看来，裘德勇于追求自由和心心相印的爱情，却被世俗所不容，被看成哈代笔下悲剧人物的典型，是当时不合理的传统宗教伦理和道德标准的牺牲品，是应该得到同情和赞赏的。但是，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却持有不一样的批评倾向。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5]19。各自与原配偶离了婚，终于走到了一起——这在当时不仅是对宗教婚姻和上帝之大不敬，裘德与淑更是冒当时文明社会人伦禁忌之大不韪。在宗教只承认原配夫妻的维多利亚时代，裘德对原欲的放纵导致了对当时伦理禁忌的背叛，破坏了当时的伦理秩序，迷失了婚姻伦理，最终必然以悲剧结束。 二、淑的伦理困境

淑是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女性，在她身上完美体现了过渡时期固守传统与适应现代之间的斗争。在新旧两种时代的潮流下，淑面临着爱情、婚姻、事业，尤其是宗教的痛苦选择，她不断陷入难以走出的伦理困境。 （一）淑的婚姻伦理困惑

首先，淑已经嫁给费劳孙，却一直没有在一起，一次费劳孙误闯进她的房间，她立马跳窗而逃。说明淑的夫妻伦理价值观只停留在精神层面上。她对裘德说：“他们这些人，对于男女的关系，看得太偏狭了；他们把我开除，就证明他们偏狭。她们的哲学，只承认——根据兽欲而来的男女关系。原来强烈的情爱，范围很广，在里面，兽欲只占次要的地位。”[7]225她婚后才发现，虽喜欢这个能当自己父亲般年纪的男人，但只是作为朋友的喜欢而没有爱情。之后发现表兄裘德和自己心心相印，她就顺乎自己的感情，不顾基督教社会对婚姻所持的神圣观念，离开丈夫和裘德同居后，也只愿意与他恋爱而不愿结婚，不愿和裘德同房。可当裘德要应艾拉白拉要求去艾拉白拉所居住的酒店见面商量事情时，淑不得不舍弃了自己的原则，满足裘德。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妇女被视为男子的性对象，婚姻中要求女性服从男性的性要求”[8]111。这体现出淑的夫妻伦理困惑：她一方面只追求的是平等、精神上的爱情，另一方面也只能服从并满足丈夫的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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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淑既决定与裘德结婚，又一再放弃这个决定的内心挣扎。他们曾经几次要去结婚都因淑的犹豫不敢迈出结婚那一步，体现出他们伦理选择的艰难。小时光老人来了之后，淑迫切想给小时光老人一个完整的家，她对裘德说：“咱们得教导他，培养他，让他长大了上大学”[7]372。但是对于领结婚证，淑曾走到教堂却没有勇气完成结婚。淑的这种伦理困境的形成，可追溯到父母不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这对淑造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她错误地认为婚姻就是不幸福，产生了对一纸婚姻的惧怕感，并对传统的婚姻伦理观产生了排斥。她担心立下了那一纸婚约，婚姻会束缚他们的自由爱情和降低对彼此的信任。可见，淑有结婚的渴望，但每次都没能理性控制自己不受过去家庭婚姻不幸福的历史影响，一而再再而三推迟结婚日程。

淑和裘德触犯乱伦禁忌却没有回归正常伦理秩序，为最后的结局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她和裘德都是离过婚的且是表兄妹，在当时社会，表兄妹结婚是乱伦行为，而离婚是对上帝的亵渎。另一方面，两者没有举行婚礼而生了孩子，那就意味着他们违背了伦理道德，触犯了基督教伦理，要承担道德审判的后果。裘德的工作被辞退，他们租不到住宿的房屋，一家人生活穷困潦倒。尽管他们同声共气，可根据道德的基本原则，根据当时的宗教法律，他们没有举行教会规定的结婚仪式，因此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和理解。小说最后，当小时光老人吊死孩子们以后，淑只能怀着伤痛离开裘德继续跟随费劳孙生活，过着不开心的生活，而裘德也最后回到艾拉白拉那里，痛苦死去。 （二）淑的宗教伦理困惑

淑在生活中就像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人们那样张扬自己天然的本性，她一开始根本不信教，敢于蔑视维多利亚时代保守的宗教伦理规范，反抗过各种教条和陈规。她大胆从一个外国人手中购买了裸体的维纳斯和阿波罗神像，非常高兴，并把两个异教的神像和那些基督教圣物并列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当时，基督教戒律不允许信奉别的神。这件事或许是她的一时冲动，有时候也曾担心让人发现。但她的这种行为，说明她并没有把当时一般人视为神圣的、理所当然的行为放在心上。在一般人看来，这绝对是亵渎宗教的行为。结果她还是被圣物店老板娘发现，被称为大逆不道，于是被解雇了。

然而，小时光老人和弟妹悲惨离世，自己还在肚子里的孩子出来就是死胎，她坚决认为这是命运对自己的惩罚，毅然回到费劳孙那里。作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基本信仰之一的“拯救说”认为，人类既然犯了罪，就需要付出“赎价”来补偿。淑认为孩子们的死亡是因为自己之前犯了罪，惹怒了上帝，上帝要惩罚自己。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免去一切罪过。这充分说明了淑宗教信仰的态度由反叛转向屈从。

淑对自由与个性的追求，是很多批评家欣赏的。但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伦理道德看，淑是轻浮的，她本来有自己的家庭，却与裘德同居，因而又是不道德的。淑后来过着没有情感的生活，精神极度苦闷。这种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和处理，实际上反映了哈代从伦理角度对这些女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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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艾拉白拉与费劳孙的伦理对立

艾拉白拉是一个完全受兽性因子控制的肉欲和感官享受的追求者。她虚荣放荡，一开始便是以骗婚的手段与裘德结婚。他们的感情基础本来就有问题，婚后生活自然也不幸福。在一次激烈争吵之后，艾拉白拉离开裘德去了澳洲并违背基本伦理与他人结婚。怀了小时光老人没有及时和裘德说明，没有亲自养育而是丢给自己父母亲，自己逍遥自在。艾拉白拉更没有给小时光老人洗礼，原因是这个孩子不会活很长，“要是活不长，那么没受礼的孩子死了，就可以不用按基督教的办法埋葬，那就免得花钱请牧师了”[7]369。在一个信奉宗教的国度，竟然不给孩子洗礼，这多么难以想象，艾拉白拉这么做，不是表明自己不信仰宗教，而仅仅是为了省钱，这一点不仅背叛了基督教伦理，也迷失了家庭伦理。

她澳洲的丈夫死后，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又拿江湖骗子的春药给裘德吃；裘德病重期间，艾拉白拉没有照料他，而是跑出去寻欢作乐，与他人勾搭在一起。不管哪一次和裘德在一起，都是为一己私利，把自己的幸福置于他人痛苦之上，但她的如意算盘也一次次落空。于艾拉白拉身上，原欲放纵不受约束，得到充分释放，为所欲为，变成了一个残酷冷血的人。正如萨克雷的《名利场》中的蓓基·夏泼一样，她在与罗登结婚以后，仍然到处引诱他人，迷失了夫妻伦理，萨克雷就这种对家庭不负责任的态度进行了批判。这说明了在19世纪的英国，这样一类人永远是遭人摈弃的。

小说中，费劳孙的形象与艾拉白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费劳孙能为淑的幸福牺牲自己，淑不愿同房他也不勉强。他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决定成全淑，即使失去工作而狼狈地生存着他也不后悔同意淑和裘德私奔。他对朋友吉令说过：“我既然要对她好，那我就得把法律的束缚完全给她解除了……我觉得我真应该给他解除法律的束缚。”[7]33淑的孩子们没有了之后，他又能不计前嫌，同意淑回到自己身边，这些充分体现了他的利他精神。 四、结语

《无名的裘德》展示了裘德和淑艰难的伦理选择和伦理困境。维多利亚时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英国的破坏，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伪善的宗教、蒙昧的婚姻道德观念，无不是文学作品中人物悲剧的根源。人的肉体是不能脱离精神的，艾拉白拉也好，裘德也罢，都因为情欲而背离理性，不可能达到人格理想的标。虽是哈代的最后一篇小说，却是与之前的作品一脉相承的。《德伯家的苔丝》的主人公苔丝就是传统伦理观的受害者，亚克雷与艾拉白拉一样都是只有肉欲没有灵魂的野兽，而克莱尔与淑一样只是精神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便有了相似之处。哈代这部作品的价值体现在向人们描写伦理秩序变化及其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劝诫和教诲。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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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夙思.裘德：孤独的抗争无名的结局[J].外国文学，2011，（10）：123.

[3]丁世忠.人生的错位与困惑——重读无名的裘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6）：236.

[4]Gary Adelman. Jude the Obscure：A Paradise of Despair[M].New York：Twayne Publisher，1992：11.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和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4-21. [6]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和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6）：5-6.

[7]哈代.无名的裘德[M].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丁世忠.哈代小说伦理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