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慧城市的视角评估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梁育民 焦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建设智慧城市和智慧型大湾区,除了大力引进新型信息技术以外,还需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以及大量的科技投入。因此本文根据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借鉴魏婕和任保平(2012)1的指标体系,兼顾智慧城市对科技的需求,设置3个一级指标,运用熵权法对粤港澳大湾区2012-2018年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评,以揭示大湾区11个城市在这7年中的智慧城市发展情况。
体系的设计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全面系统原则。指标设置要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论述及部署要求,不仅要反映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还要反映经济结构的优化、发展动力的转换、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二是适用性原则。指标的选择要符合11个城市的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准确性、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三是简洁性原则。选取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指标,避免指标设置过于繁复。四是统一性原则。尽量选取和上年评估体系相近的指标,避免前后评估出现较大差异的现象。
根据以上原则,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估指标及其说明如表1所示:
一、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评估的计量模型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粤港澳大湾区“9+2”个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评估指标
表1 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评估体系的指标定义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增长强度发展活力定义地区实际人均GDP经济增长率泰尔指数的倒数换算得到净出口占GDP比重每万人口中从事R&D活动人员(R&D人员/总人口)以单位耗电量(即实际 GDP 与总耗电量的比值)表征生态资本万名R&D人员拥有专利授权数研发费用占GDP比重指标性质正向正向正向正向正向正向正向正向经济结构合理性外向性人力资本资本投入生态资本产出科技水准投入1 [1]魏婕,任保平.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其排序[J].经济学动态,2012(4):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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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指标的选取和确定
经济结构的评估指标为:(1)经济增长强度采用地区实际人均GDP来测算,因较高的产出和收入水平表明该地区较为富足、居民生活水平较为丰裕,相应地说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2)经济发展活力由经济增长率来衡量。它是反映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情况的动态指标,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具有活力的基本指标;(3)经济结构合理性用以衡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耦合程度,产业结构越合理意味着劳动力投入和产出水平越契合,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利用,经济结构越趋于均衡。我们借鉴干春晖等(2011)等提出的方法,利用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数据来测算泰尔指数,并用 1 与泰尔指数的倒数作为经济增长合理化指标。在实证层面,干春晖等(2011)2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4)经济结构外向性,采用净出口(又称贸易差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大量研究发现,经济外向性有助于引进技术以推动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资本投入的评估指标有:(1)人力资本。在内生增长理论中,与创新、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人力资本是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而且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也代表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高,居民发展机会和要素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也更高。本文选取每万人口从事R&D人数来代表人力资本;(2)生态资本。资源环境的持续性反映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本文以单位耗电量来反映生态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耗电量越小,表示绿色发展程度越高,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越小。
科技水准的评估指标有:(1)科技产出。科技产出指的是科研经费投入之后所产生的效果,可以反映出科研实力尤其创新能力。本文选取万名R&D人员拥有专利授权数来衡量,专利也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产出之一。(2)科技投入。要建设智慧城市,就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科技创新必不可少。本文使用R&D经费支
出占GDP的比重,来反映科技活动规模、科技投入强度。
由于上述8个指标的计量单位并不统一,因此在使用它们计算综合指标之前,要先采用离差标准化进行处理,即把指标的绝对值转化为标准值,从而解决这8个指标的数值同质化问题。
(三)泰尔指数的定义和计算公式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的是产业间的聚合质量,它一方面是产业之间协调程度的反映,另一方面还应当是资源有效利用程度的反映,所以说它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的一种衡量。参考干春晖等(2011),我们引入重新定义后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L表示结构偏离度,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 表示产业。据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最终处于均衡状态,各产业部门生产率水平相同。而Y/L即表示生产率,因此当经济均衡时,Yi/Li=Y/L,从而TL=0。同时,Yi/Y表示产出结构,Li/L表示就业结构,因此TL同时也是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耦合性的反映。当TL不为0时,表示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即产业结构不合理。(四)熵权法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在综合评估中,一般要经过指标体系构建、指标标准化处理、指标权重确定和计算综合得分4个步骤。在指标体系构建完成后,本文使用python12.0完成后面的步骤。以下为熵权法确定权重和计算得分的建模步骤:
1.假设数据涉及n个城市,每个城市选取m个指标,共有Xij (i=1,2,...,n;j=1,2,...,m)个样本数据。
2.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各项指标的计量单位不统一,因此在用它们计算综合指标前,先要对它们进行标准化处理,即把指标的绝对值转化为相对值,并令Xij=|Xij|。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数值所代表的含义不同。对于正指标,即所谓指标值越大越有利的指标,指
2 [2]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05):4-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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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值越大应得到相应越大的评价值;而逆指标,即指标值越大越差的指标,指标值越大对应的评价值越小。本文中的指标仅涉及正向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7.计算各样本的综合得分:
(i=1,2,...,n;则Xij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的数值
j=1,2,...,m)。为方便起见,归一化之后的数据仍记为 Xij。
3.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样本值占该指标的比重:
其中,Xij是标准化后的数据。
对于每个城市来说,Si就是其每年评估得分的数值。(五)数据来源
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正式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学术界等针对湾区建设提
4.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出了一系列发展建议。本研究就以2015年为评价窗口,选取前后三年即2012-2018年的数据,用来评价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上述指标数据均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统计年鉴》及历年“9+2”个城市的统计年鉴
其中,K=1/1n(n)>0,满足ei≥05.计算信息熵冗余度(差异):
及其统计部门官网。
二、“9+2”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估得分及分析
据上述模型与数据来源,可计算出各粤港澳大湾区“9+2”个智慧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评估得分(如
6.计算各项指标的权值:表2所示)。
表2 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2012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香港澳门54.8163.2953.7153.2850.0752.1155.8249.0045.1374.6271.57201360.2571.5460.3457.9155.6457.6760.2853.2249.1161.0378.62201459.7774.2864.0160.0057.6256.6660.8252.2149.5961.6274.84201562.3475.9161.9561.7754.8356.9262.7152.6947.9166.1174.90201661.9775.4964.1059.5852.9555.7160.6252.0046.6664.1474.27201755.3173.1159.9754.8149.8553.5257.1649.0843.2562.9871.78201852.8471.5956.0251.7547.7852.9653.8447.8242.8262.8669.79-14-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JUN 2020
(一)纵向比对:各城市发展质量呈下降态势总的看来,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1.广州。2015年的指数为62.34,成为7
年内的最高点。7年间波动幅度较大,从2016年开始进入探底阶段。2017年下降幅度最大,2018年继续下降,相比于2012年的下降比例为3.59%。
图1 广州2012-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2.深圳。从2013年起一直保持在70分以上,2015年后指数下降幅度较小,表现比较稳健。同样是在2015
年,指数达到7年内的最高点75.91。2018年比2017年下降2%,但比2012年上涨了13.11%。
图2 深圳2012-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3.珠海。指数表现得不稳定,2017年开始也进入了探底阶段。2016年达到最高点64.1分。2018
年是56.02,比2017年下降7%,但比2012年上涨4.3%。
图3 珠海2012-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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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佛山。在2015年到达峰值61.77后,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持续下降,也处于探底阶段。2018
年为51.75,比2017年下降6%,比2012年下滑了2.9%。
图4 佛山2012-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5.惠州。2014年指数达到峰值57.62,随后持续下滑、增长乏力。2018年只有47.78,比
2017年下降4%,相比于2012年的降幅也在4%左右。
图5 惠州2012-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6.东莞。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总体表现稳健,2013年达到57.67的最高水平,此后只是小幅回落。2018
年是52.96,比2017年下降1%,相对于2012年却有小幅上涨。
图6 东莞2012-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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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山。指数冲高后回落,正处于探底阶段。2015年到达峰值62.71。2018年为53.84,连续两年都下降6%,
与2012年相比下降3.6%,与2015年的最高值相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降幅为14.1%。
图7 中山2012-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8.江门。指数上下波动。2013年达到53.32的7年内最高点。2018年为47.82,比2017年下降3%,
与2012年相比下降2.4%左右,但与最高值相比下降10.3%,降幅较大。
图8 江门2012-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9.肇庆。指数同样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近年降幅有所缩减。2014年达到最高值49.59,
随后连年下降,直至2018年的42.82,累计降幅高达14.69%,但与2012年相比降幅只有5.4%。
图9 肇庆2012-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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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香港。经济发展质量近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12年达到历史高点74.62。2018年为62.86,和
2017年几近持平,但与2012年相比降幅为18.7%,下跌明显。
图10 香港2012-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11.澳门。指数呈下滑态势,近5年均小幅下跌。2018年为69.79,比2017年下降3%;与2013年的历史
高点相比,下降12.7%;和2012年相比,下降幅度较小,仅为2.6%。
图11 澳门2012-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二)横向比对:湾区内各城市发展质量不平衡建设智慧型大湾区,要以智慧理念来规划整个城市群的发展,要以智慧产业来支撑城市群,以智慧方式来建设城市群,由此促进湾区内各城市和谐高效的发展,推动城市群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实体经济长足发展。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还在起步阶段,湾区内各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不一。此处通过横向比对,分析“9+2”个城市每一年经济发
展质量指数的得分和排名情况,并使用雷达图观察大湾区的发展全貌,有助于找到发展程度较高和相对薄弱的城市。
我们把7年各城市的分值加总并求平均值,由图12展现出来。由此能看到,近年大湾区整体的经济发展质量呈冲高回落趋势,尤其2018年的下降幅度较明显。接下来,本文将逐年分析大湾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以期找到整体呈现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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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及其平均值
2012年,粤港澳大湾区“9+2”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总分为623.4,平均分为56.7。排名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香港、澳门、深圳、中山和广州,其中排名第一的香港得分为74.62。排名后三位的是惠州、江
门和肇庆,其中肇庆得分最低,与第一名的香港相差近30分。总的来说,从第四名的中山(55.82)开始,已经低于指数的平均值,说明各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突出。
图13 2012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2013年,“9+2”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总分为665.6,平均分为60.5。排名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澳门、深圳、香港、珠海和中山,其中排名第一的澳门得分为78.62。
排名后三位的同样是惠州、江门和肇庆,其中得分最低的肇庆和第一名的香港相差29分。该年超过平均分的城市仍然只有3个,各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
图14 201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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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2”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总分为671.43,平均分为61.04。排名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澳门、深圳、珠海、香港和中山,其中澳门得分为74.84。排名后三位的城市变为东莞、江
门和肇庆,其中肇庆得分仍然最低,仅为49.59,但与第一名得分差距缩小至25分。这一年超过平均分的城市提高至4个,城市发展不平衡问题有所改善。
图15 2014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2015年,“9+2”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总分为678.04,平均分为61.64。排名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深圳、澳门、香港、中山和广州,其中排名第一的城市变为深圳,得分为75.91。排名后
三位的城市变为惠州、江门和肇庆,排名末位的肇庆与第一名的分差扩大至28。这一年超过平均分的城市提高至7个,智慧城市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图16 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2016年,“9+2”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总分为667.5,平均分为60.68。排名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深圳、澳门、香港、珠海和广州,排名第一的仍然是深圳,得分为75.49。排名后三位的城市是惠州、
江门和肇庆,肇庆与第一名的分差变为29。这一年超过平均分的城市下降至5个,因此该年大湾区智慧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仍然存在,且没有出现持续改善的迹象。
图17 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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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2”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总分下降至630.83,平均分变为57.35。排名前五位的城市变成深圳、澳门、香港、珠海和中山,排名第一的仍为深圳,其得分
为73.11。排名后三位的仍然是惠州、江门和肇庆,其中肇庆与第一名的分差继续升到30。这一年超过平均分的城市下降为4个,说明该年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更加严重。
图18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2018年,“9+2”个城市的得分大部分出现了下降,因此指数总分下降至610.07,平均分降至55.46。排名前五的城市仍是深圳、澳门、香港、珠海和中山,排名第一的还是深圳,其指数得分为71.59。排名后三位的仍然是江门、惠州和肇庆,其中江门上升一位
至第9名,而肇庆仍排在最后一位,与第一名的分差接近29。这一年超过平均分的城市是4个,说明湾区内各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没有改善。但排名发生了新变化,尤其是东莞稳步上升为第6名,而广州跌至第7名。
图19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三)结构分析:发展质量与经济总量的排名有较大差异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2”个城市中,地区生产总值(GDP)排名前五的分别是香港、深圳、广州、佛山和东莞,而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排名前五位分别为深圳、澳门、香港、珠海和中山。由此可见,大湾区智慧城市的发展质量与其经济总量有明显区别,究其原因是存在结构方面的影响因素。
从评估指标体系来看,澳门、香港、深圳在经济增长强度和生态资本方面表现突出。澳门尤其如此,故能
在其他指标较弱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质量一直保持在前两位。而深圳科技投入产出效率是香港的4倍,同时提高了经济增长强度和生态资本投入,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并保持第一位。
1、经济增长强度。2018年,澳门人均GDP为55.23万元,排在第一位,其次是香港的32.19万元,第三是深圳的18.96万元。前三名城市的人均GDP与近7年经济发展质量的排名较接近。然而人均GDP第5名的广州,其在2018年的经济发展质量得分仅排名第7位,说明广州除了GDP之外的几个指标表现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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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2”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强度
2、生态资本。2018年,生态资本排名第一的是香港,高达64.32,之后依次为澳门、深圳和广州。从图中可以看到,香港的生态资本与第三名的深圳相差近3倍,这也是香港和澳门多年排名靠前的重
要原因。整体来看,生态资本排名与经济增长强度的排名相近,说明深圳经济发展质量得分靠前,而广州得分靠后的原因,还受到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所影响。
图21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2”个城市生态资本
3、科技投入强度。2018年,深圳科技投入强度在湾区中排名第一,高达4%,其次是珠海、东莞和佛山。从图中可以观察到,在大湾区11个城市中,深圳科技投入强度比第二名珠海高出1.2%,是香港的4倍,差距较
为明显;而排在末尾的分别是香港、肇庆和广州,其中广州和香港都是湾区传统强市,但科技投入强度却如此之低,这也是导致深圳指数排名第一、广州排名靠后的重要原因。
图22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2”个城市科技投入强度(除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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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良好的发展现况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想要取得长效的发展成果,则须保障经济发展质量,走出一条真正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一)坚持开放与融合的区域制度创新之路,打造大湾区“优质生活圈”
因存在社会文化、法律法规、市场等各方面差异,粤港澳区域融合发展的复杂性要远超其他世界级大湾区。粤港澳制度创新之核心在于,要在“一国两制三关税”框架下克服行政壁垒及跨境分隔,探索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道路,这需要加强区域间协调沟通、全面推进三地互利合作。目前粤港澳在基础设施方面基本实现互联互通,但在决策与协调机制方面还需要加强融合,保障三地人员、资金、物流、技术和信息的高效流动。通过推动贸易便利化、搭建新型合作平台、探索多元化合作模式等方法,来推进湾区城市间的深度融合。
随着粤港澳城际交通网络的日趋完善,区域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也逐步形成。除了基础设施等硬件之外,大湾区各城市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不断完善也将大大提升竞争力。大湾区产业发展兼顾环保需求,通过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减少环境污染,共同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宜居家园。(二)发挥产业协同优势,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世界制造中心,拥有世界级的制造业体系和硬件设施。在科技文化创新、城市协同发展的推进下,大湾区未来应有效利用现有的制造业优势,一方面向高端制造产业链转移,另一方面充分发展创新金融等现代服务业。香港作为金融中心,仍需不断巩固经济发展基础,探索金融创新之路,为拉动湾区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澳门作为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将保持其稳定的战略定位,继续壮大旅游业,打造旅游品牌,为湾区引进更多人流与人才;深圳发挥创新中心的龙头带动作用,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深入发展,传统制造业借助新技术的渗透作用进一步转型升级;广州要增强科技创新、文化创意活力,为湾区提供大量的人才供给;东莞、佛山等城市作为制造业中心,将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
在未来区域经济规划中,各城市都要开拓创新、勇担重任,提升规模效应带来的收益。并充分发挥各自城市特色,根据城市产业空间格局、相互合作情况构建不同的产业经济带,实现合理分工和差异化竞争,带动大湾区产业集群联动发展。(三)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加强创新网络建设
凭借发达的外向型经济、活跃的创新创业氛围与良好的营商环境,粤港澳的综合创新能力近年有了质的飞跃,处在全国领先水平。区域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能力、科研成果转化与应用能力等。深圳已经是全国的创新中心,并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除了拥有众多国际级创新巨头,深圳还是创新型独角兽企业的聚集地。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智能硬件等新兴行业,为城市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此外,深圳和香港的创新交流与互动也逐渐加强。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深圳-香港地区创新能力超越旧金山、伦敦和巴黎等国际创新中心,跻身全球第二。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商贸平台与科技交易中心,可为其他城市提供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平台与国际金融等服务,而香港自身科技创新的发展也将越来越依赖于内地市场和大湾区创新网络。“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要充分发挥广州科研资源与人才储备、东莞制造业基础、深圳企业应用创新能力等优势,再结合港澳的国际化创新资源,这一创新集群将会发展成名副其实的全球科技创造中心。
大湾区创新网络要围绕产业链需求来构建,从源头创新到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建立起完善的创新链条,通过协作机制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以创新引领区域产业升级。同时,大湾区要积极推进商业模式的创新。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激励,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建设创新孵化加速器及优化创新流程,为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四)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将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级经济平台
当前,城市化进程发生革命性变化,智慧城市成为各地政府城市建设及规划的主要目标。借助科技创新力量对城市空间进行数字化改造,大湾区城市已成为全国建设智慧城市的典范。通过城市间技术和基础设施的融合,大湾区将会打造成为一个智能互联、城市功能高效运转的智慧城市群。
作为我国外贸最活跃、最具国际视野的区域,粤港澳大湾区一直是引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要力量。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粤港澳要积极配合国家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目标,充分发挥大湾区在“一带一路”的枢纽作用。三地间要实现深度合作,携手“走出去”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完善对外开放合作平台,通过产业升级积极迈向国际分工体系高端,将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世界级经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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