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

建环8 李欣 2008013184

始于隋代的科举无疑是封建教育制度史乃至于社会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革新，科举一扫前代九品中正对于人才选拔不利的诸多弊病之阴霾，在更深的角度上使得封建制度走向成熟，也使得正常意义下的封建社会的权力所有阶层（或言之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得到了制度上的承认与维护。

遍览唐及宋代，科举制本身也是逐渐自我更新并走向成熟的，隋代虽在一些地方有别于唐，然而从统治阶级进行政权的维护角度出发，杨氏政权和李唐政权是一脉相承的，这从租庸调，府兵制等制度的沿袭也可看出，杨氏与李氏俱由北魏六镇起家，藉由宇文泰的柱国开府以军事力量逐渐共享并逐渐其在政治上的权力。而关陇贵族集团起初是依附鲜卑政权而存在的，而鲜卑政权出于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和山东高门也是一种互相妥协，并与其共享一部分统治权的。因而杨坚代北周之处，正是得到了诸多门阀的支持，然而隋室稳定之后，出于卧榻之侧的因由，文帝已然开始考虑扩大皇族本身的权力，这正是科举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诚然门阀中也有诸多英杰人俊，然而帝王考虑的是皇族血统万世一系的富贵权威，需要的不仅是人才，更得是对帝位不具威胁的人才，门阀中人再杰出通常也始终以家族利益居于皇权之上。加之杨坚是以外戚身份窃取神器，帝位稳定后，如何限制门阀的权力已是当务之急，否则难保不会再被李氏，独孤氏等故伎重演。科举妥善地满足了王族的这一出发点的需求。从另一角度出发，朝代更替，势必也有新贵出现，土地兼并也带来地主阶层的兴起，因而科举在民间也得到了寒族的广泛支持，而社会教育普及率的原因使得隋唐之际世族高门在文化领域掌握着主动权，因而科举之初，这一制度也并未直接触及到门阀的根本利益，即世族子弟在科举中仍然有着很大的优势。科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蓬勃发展，并壮大自己的力量。

唐代科举与宋代科举之主要差异列表如下： 唐代 宋代 分常科和制科，常科的科目有明经，进主要科目大体同唐，但常科科目大大减士，秀才，明算，明法等，进士科为时少，进士科最受重视，故宋人称进士科人所重； 为宰相科； 考生来源主要为生徒和乡贡； 录取人数有限；（《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贡举部·条制二》载：（贞元）十八年五月勅：明经进士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 录取范围扩大，门第限制松弛；产生特奏名制度；取士名额扩大；（ 《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宋登科记总目》记载北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的166年间，共开科69次，共取士31985人，其中进士18512人，诸科12358人，每举平均取士463人，每年约193人，相当于唐每年取士的6倍多） 进士重诗赋（玄宗以后杂文专用诗赋），确立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州试，明经重帖经、墨义； 省试和殿试，殿试由皇帝决定录取与否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常科登第后，还及名次），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试，直接授官； 授予官职； 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礼部试不糊名，非考试因素比重大； 徇私的新制度； 废公卷与行卷，禁止公荐；（《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八武举诞生。 月）云：罢天下举人纳公卷。初，权知 开封府贾昌朝言：“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业，故预投公卷。今有弥封、誊录，一切考诸试篇，则公卷为可罢。”诏从之。） 考试内容几经波折，以经义策论取代诗赋取士。（《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举士》云：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科举制在唐代尚有诸多不足，如礼部试不糊名，因而有时会成为政治和舞弊的牺牲品，如在考试前名次便已大体定好，另外录取人数的稀缺也是科举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加上参加礼部试的文人出身也受到限制，以及所谓座师门生的关系网的相递，故终唐一代，科举仍然不能说是完善。 直至宋代，对于科举诸多弊病的改良，科举制才真正成为中央集权的强力保证，杜绝了世族对于国家权力的分食，并逐渐形成了有宋代特色的官僚士大夫阶层。

科举制的完善与革新过程中，其根本乃是对士族这一阶层的影响上，士农工商，国之四维。科举制逐渐扭转和改变的正是士这四维之首的根本定义。隋唐之前，统治阶级也即士族阶层面对着整个社会教育程度的地下这一状况，以其独特的知识文化层次的优势去逐渐占据政治、经济、社会层次的资源，这一部分士族在这种资源的侵占和分配中逐渐壮大，并在魏晋之间形成了所谓门阀。唐代中期，均田制崩溃，两税法取代租庸调，而均田崩溃便伴随着土地兼并，相较于在经济、文化和政治都相对有优势的世族，同时也存在着占有大量土地的庶族地主阶层，而科举制施行的数千年中，有一天然隐患，即专心科举者便难以从事生产，在这一点上，地主阶层并不比世族缺乏经济资源。故科举由中央支持，门阀起初是由优势的，但这种优势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阶层逐渐掌握了上风并取代了前者。 而科举制的作用，正是将世家大族的士族阶层用宋代的文官士大夫阶层以代替之，而前者多少有着奴隶庄园形态的缩影，文官士大夫阶层完完全全已经是官僚地主阶层，即前者是族群提携个人，只有高门出显贵，反之则难上加难；而后者则是学而优则仕，个人的显贵带动族群的繁荣，家世不再成为人才选拔的标准，作为统治阶层的官员的选拔制度，更注重才能，这主观上是王族和寒族的需求，客观上也是历史理性化发展的必然。

这一进程中，选官权从门阀手中丧失就是科举制最大也是最直接的贡献，王谢庾桓的光芒胜过皇族司马的时光也一去不返，门阀对于王族的隐性对抗的依仗不再存在，而士族中的下层，即接近庶民却同样有着逐渐加强的文化和经济优势

的寒族成为了皇权拉拢的对象，他们也的确并未辜负皇权的倚重，逐渐消灭和同化了高门士族（这和高门士族自身的腐朽也不无关系），使得政权的所有阶层的范围被扩大，但政权所有阶层所享有的权力在减小，精英的人数增多了，但精英的品味在下降，皇权得到了不断的巩固。

科举制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这一制度使得一种倡导文化和教育的观念在庶民阶层中兴起，时人不重门第重科举，成功将民意的重心进行了潜在的转移。宋代有《神童诗》: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学向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三冬今足用，谁笑腹空虚？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一举登科目，双亲未老时；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英雄三百辈，附我步瀛洲。慷慨丈夫志，生当忠孝门。为官须作相，及第必争先。此诗可见当时民意所向，也反应了科举制的确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是历史的革命性的进步。当教育在全社会的扩大与盛行，高门士族彻底丧失其民众基础，科举为寒族阶层改变出身、实现理想所提供的制度上的保障，这才真正意义上算是唐宋变革的风向标与里程碑。

总而言之，便是门阀以文化占据政治优势，伴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和其他如印刷术等的革新，文化在整个社会的繁荣，以经济优势见长的地主阶层逐渐占优，并以超出的经济和逐渐增加并不逊色多少的文化优势掌握了政治优势，并最终成为门阀灭亡直至封建制度终结这一时段整个社会政权的所有者，这种所有是绝对的所有，他们击败、吸收和同化了山东高门，关陇贵族，唐代新兴贵族，藩镇军事集团以及少数民族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