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又/又年第二期略论三十年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倾向李程胖1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十年代,是各式文学创作的大繁荣时期。作为新文学样式之一种的历史小说,此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茅盾在一九七三年为宋云彬的历史小说集《玄武门之变》作序的时候,开篇写到:“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展”!,-,就是针对各种情况而言的。从当时的创作阵容来看,几乎每个有影响的作家都涉足了历史小说这块园地,其中既有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这样的文坛健将,也有许多刚刚成长起来的文学新秀,如巴金、施蛰存、张天翼等人;从作品发表的园地看,当时一些颇负盛名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等,大量刊载历史小说或有关评论,已成为时尚。这些历史小说不仅创作题材丰富、艺术风格多样,同时大都“灌进了浓厚的进步的的现代性”②,因而,“惹动了许多人的密目,而且是成了一种强固的新倾向”@如果我们略加考察,就会发现,尽管这些历史小说的作者来自不同的社会层面(并不全是左翼作家),其创作意图也未必一致,在对历史的处理和现实的融合方面也不一定恰到好处,但他们都是意在“借古讽今”或“借古喻今”,其创作的最重蜜的参照系是三十年代的社会形态。这就决定了三十年代历史小说的总体倾向必然是:以革命的功利主义作为创作基点,以讽喻为职志,强调本身的战斗作用。而各种倾向又是通过创作题材的选择,作品中的强烈的现代意识,艺术形象的塑造以及创作形式诸方面表现出来的。2在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历史小说寥若晨星,只的《补天》、《奔月》、《铸剑》,郁达夫的《采石机》、郭沫若的《鹤雏》,《函谷关》诸篇,影响也远远逊于那些现主义生活题材的作品。那么,为什么到了三十年代才得以崛起呢?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分支,必然生之后日趋走向繁盛。但更主要是来自文学的外部力量,即社会发飞展的影响而致的。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中国现常时期。大革命失败后,是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在国内,是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专制。“九。一八”的炮声响起之后,外患日渐深,中华民族随时有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危险。面对内忧外患,每一个有血性作家都有一种焦灼感,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感到忧虑。同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文化战线上也发动了对进步文化运动的围剿,大兴文字狱。在那文禁如毛的岁月有鲁迅实为它作在孕育产的冲击力量代史上的一个非特别加没的的里,作家已经不可能通过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描写来表达自己的爱憎,只能“把这中心思想,藏在心头,向历史上去找出与此相象的事实来,使它可以如实地表现出这一实感”,“同时又可免掉种种现实的不便的方法”④。因而,向历史上寻求自己的代言人,通过相似的史实的描写来影射当时的现实社会,成为许多作家表达自己感情的一个重要手段。当时的社会形势已经使大部分作家形成了这种思维定势,而成为一种创作风尚。在历史小说领域内,短篇历史小说又成为最合适的最富有战斗性的轻骑兵。如三十年代初期,《文学》杂志连续发表了几篇历史小说,有人就写信给编者说,“总以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为愈”,《文学》的编者将这封信刊登后,附文声明,这个要求“原则上当时的,但不过因环境关系,创作者有时不得不采取历史的故事作题材,这种苦衷也许局外人不能领会,这里也不便详说”廖。由此可见,当时的文网是多么森严,作家只能借历史题材来影射现实。实际上,早在一九二九年,革命作家孟超就在党所领导下的《引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历史小说《陈涉吴广》,多少折射出了二十年代末轰轰烈烈农民运动的影子,他在作品中公然喊出了“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口号,显示了强烈的革命倾向性。紧接着,茅盾的《豹子头林冲》、《石褐》、《大泽乡》三篇历史小说也于一九三零年在《小说月报》上相继发表。这些作品都是为紧密配合现实斗争而作的,一如《大泽乡》写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农民起义,作者说当时的陈胜吴广暴动,“即今便是被压迫的贫农要翻身”。他稍后创作的《神的灭亡》,则是“用北欧神话中神的劫难来象征蒋家王朝的荒淫喧落及其不可挽救的必然灭亡”⑥。无一不具有极强的讽谕作用。后来鲁迅、郭抹若、郑振铎、巴金等人历史小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为时代服务的创作倾向,无疑是由孟超、茅盾在创作上开其先声的。当时的历史小说作家,为了在最大限度上发挥自己的战斗性,总是想方设法与社会现实挂起钩来。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就表明了这种倾向。首先,作家在选材时,大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人类社会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其间发生过无数的重大历史事件,涌现出众多的历史人物。本来,作家可以在广阔的历史世界里自由选择,任意驰骋。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取材,“从历史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⑦。当时的这些作家,大多从时代和个人对现实的感受出发,根据历史的发展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的规律,将古人古事“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⑧二十年代末,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普遍展开,孟超和茅盾不约而同地把笔触指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鲁迅重新操笔,创作中断达八年之久的历史小说,是因为“近来文字的压迫更严,短文也几乎无处发表,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⑨。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的《理水》和《非攻》通过对大禹和墨子这样的中国脊梁式人物的颂扬,使人自然而然想到三十年代那些为民奋进的“中国的脊梁”,产生了极强的激励人心的效果。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把孔子抬出来,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意在替自己的法西斯行为打掩护。对此,郭沫若很快写了《孔夫子吃饭》这篇历史小说,用孔子的且但作家是对虚伪来影射蒋介石的丑行,“贴上礼议廉耻和新生活的商标,而把民众的血液当商品”L。他的《秦始皇将死》,也是针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治而写的,指出独裁者是没有好下场的。鲁迅的《出关》,陈子展的一系列以孔子及其门徒为椰偷对象的《楚狂与孔子》、《孔子三世出家》,以及曹聚仁的《孔林鸣鼓记》、非厂的《子见南子”以后》等,都是以孔子的种种经历为创作题材的。虽然取材的角度不同,但基本上坚持的是历史批判精神,意在通过对孔子虚伪性的揭穿,清除掉这个古代圣人头上的灵光,从根本上抵触这股复古逆流。这说明,作家选材的指向性还表现在,某一时期为了特定的需要,往往选取同一题材来创作,以期达到讽谕现实社会的目的。当“九地之后,国民一八”的炮声震动了中华大党反动政府不是挽民族危机,而是叫嚷着“先安内后攘外”,疯狂镇压进步人士。当时一些有民族血气的作家纷纷以自己的笔来表现反日情绪,通过歌颂历史上抵抗外族侵略的彪柄史册的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来鼓舞人们的斗志。郑振铎的历史小说《桂公塘》就是为时而作的,以文夭样坚贞不屈的精神来感染当时的民众,指出了真正的抗敌力量是广大的人民。周木斋的《郑成功孔庙焚儒巾》这种倾向更为明显:郑成功反对父亲投降清兵,起初意志并不坚决,后来父亲遭杀,母亲被奸,国破家亡使他再也不能迟疑不决了,他愤然跑到孔庙,将自己的方巾取下来仍在车里焚掉,表明自己彻底抗清、为个人和民族复仇的坚定意志,给人以雄浑、悲壮之感。郭沫若的《齐勇士比武》,是针对内乱而写的,让人们从东郭勇士与西郭勇士自相残杀的悲修结局得出教训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萝国家和民族才能免除危机。可见,支配作家选材的,是强烈的时代意识、鲁迅说小说创作“选材要严”,历史小说在这一点尤为重要。三十年代历史小说选材的针对性较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战斗意义。这种倾向性的进一步显示,又是靠作家对题材“深的开拓”来实现的。任何一个作家在创作历史小说时,决定了他必须横跨两:作品取材的时代和作家所处的时。这就要求成功的历史小说,既要有历,又要有时代感。不是单单地发思古情,更重要的是必须有强烈的时代意,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作家要最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创造力。在三十那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作家的主体识和作品的时代意识,在历史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浓重的氛围。许多作家了使自己的作品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至不惜打破历史小说创作的常规,让历人物说现代语言,体现出现代意识。按照历史小说创作的常规,任何艺术,否则就会陷入历史主义的泥潭。但三十年代的这些作,没有一个是专门写历史小说,可见他而写作的,只是想借用历说这一文学样式,使自己的爱情得到分的渲泄,达到讽谕现实的目的。因,许多历史小说“给灌进了浓厚的进步现代性”@。这种进步的现代性,主要指作家运用自己的先进的世界观,在创作中不忘给人“历史的启示”,同时在作品中插进现活的细节,借以增强作品的讽刺效。鲁迅一向是强调“遵命文学”的,他历史小说创作也是如此。在《理水》,古人吐出了“古貌林”、“好杜有二a.个时代代史感识之幽大年代意中为甚史虚构都必须符合历史真实反家们并不是为艺术史小充此的们果中代生的图”、“”等外国话,《出关》中则出现了“恋爱”、“新作家”、“老作家”等新名词,古今交融,插科打浑。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由于作者’tJ上不住”造成的,即作者的思想意识,冲破了艺术创作原则。鲁迅当时考虑的不是如何使自己历史小说形式变得完美,而是通过什么手段来增强作品的讽刺效果。郭沫若在《贾长沙痛哭》中,近乎象写诗那样直抒胸怀,通过贾谊的口说出了“永远是我们中国人的力量,是我们中国人的安慰”之类的现代意识极强的话语。茅盾和孟超显然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指导自己的历史小说创作的,赋予了陈胜昊广起义崭新的涵义。郑振铎在《取火者的逮捕》中,把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为,升华到“为全人类而服务,为向全人类的光明、幸福的生活之目的而服务”的高度、并让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道出了“被压迫者将会联合起来””之类的革命豪言壮语。巴金在自己的作品中公开喊出了“打倒暴君”的口号。这无疑都是作家的现代意识、为现实服务观念的直接体现。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L。历史的发展不能重复,历史的经验也不可能照搬,但人们却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借鉴,以历史作为镜子,来照射现实。历史小说不同于史学著作,成功的历史小说要有时代感,充满作家的主体意识。人们获取“历史的启示”,是通过形象的手段来达到的。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是由历史、自我、现实三者构成的一个特殊的组合体。三十年代的历史小说。自我和现实所占的比重较大,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心所向。即使是一些现代意识不太直露的作品,也有这种倾向。如宋云彬的《玄武门之变》,使人们搞清了一些,84,OK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从而对三十年代的社会作一个透彻的分析。刘圣旦的历史小说集《发掘》,通过对古代一些历史故事的重新发掘夕使当时的人们明白:“历史是警告着人们,`不要再那么样’;但或者历史也在告诉人们,`又要那么样,了”。意在让人们从他的作品中得黝“历史的启示”。即使是现实成分介入较少的施蛰存的一系列历史心理分析小说,对旧道德和封建礼教也有一定的批判作用。文学的最根本特质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抒发作家的感情,为现实社会服务。这样,艺术形象往往是作家思想感情的集中显现。历史小说创作同样也是如此,无论作家描写多么重大的历史局面,其最终目的也是表现历史中的个人。在三十年代,时代之患,必然表现为作家的文学之忧。也就是作家在创作历史小说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全部倾注在作品中所塑造的历史人物形象身上,并赋予其崭新的美学理想,使当时的人们看到这些古代的形象后,自然而然联想到当前的现实社会。要想成功地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确实是需要很深的艺术功底,因为许多历史人物,人们以前就是很熟悉的,固有的印象已经很深,作者如果写不出新意来,是很难打动读者的。鲁迅在这方面尤见功力。他的《理水》和《非功》,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的脊梁”式的大禹和墨子这两个光辉形象。后者突出了大禹那种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先进的思想意识通过大禹的一系列英雄主义行为,得到了鲜明的显现。《非功》中的墨子,则是一个主张非战、以民为本的英雄形象,他聪明果断,凌然不可侵犯,为民操劳,甘于赴汤蹈火。作者通过这个形象,揭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必将压倒邪恶f自真理,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将日本侵略者赶出自己领上的信心。《桂公塘》中的文天祥被俘后,虽然面临着随时有被元朝统治者杀害的危险,仍一心想着恢复祖国河山的大业,将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面对威逼利诱,毫不动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于大宋人,死于大宋鬼”,大义凛然,以身报国。郑振铎在这篇小说后面的附注说,“因为这一段事过于凄惨,自己作完再读一遍,却又落了一会泪”。这一形象无疑是作者思想感情的集中体现,当时就有人评价《桂公塘》:“主人公已经给灌足了作者的思想了,整个地成了作家所企图的人物,一点不大象原来的人物”。巴金笔下的马拉,是“人民的最忠实的友人”。茅盾笔下的陈胜吴广,周木斋笔下的郑成功,都是被极力颂扬的英雄人物。郭沫若塑造的历史人物形象,大多具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从个人的主观愿望出发,使古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塑造的正面形象,大部分是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司马迁发愤》通过司马迁对过去的回忆,集中塑造了这个愤世敌俗者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对当权者的愤慈之情。《贾长沙痛哭》中的贾谊,也是-个忧国忧民的文士,他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下,时时想到怎样才能消除国家的内忧外患,表现了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贾谊无疑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爱国者的形象。这两个形象实际上也映着当时郭沫若自己的影子。我们的中华民族,是最讲人格与气节的,最富于正义感的。历来的史学家和文学家都是伸正气、斥邪恶的,倾心崇拜的是那些英雄烈士,民族败类、暴君都是被鑫们唾弃的。三十年代的历史小说继承了这个扬善鞭恶的悠久传统,在三十年代的历史人物画廊中,除了塑造了正面形象之外,作家们还刻画了一批中外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形象,以激发人们对丑类的痛恨和对伪善者的憎恶。郑振铎的《毁灭》中的阮大诚,在历史上就是被讥为“裤档里圆”式的人物,在这个基础上,作者突出的是一个卖国贼、阴谋家的形象。他由于耍阴谋,施奸记,机关算尽,最后自己将走上了毁灭的道路。郭沫若的《秦始皇将死》,通过秦终皇死前对自己一生种种罪恶的忏悔,勾勒了一个暴君的形象。巴金笔下的罗伯斯庇尔茅盾笔下的神王奥定,都是遭到鞭挞的,作者给他们安排的都是不可避免遭到覆灭的命运。马雅可夫斯基说,形象是应该有倾向的。三十年代厉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无一不具有强烈的倾向性,每个形象都渗透了作家的忧患意识。正面人物或是高风亮节的民族英雄,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仁人志士;相反,民族败类都遭到无情的鞭挞。忧患意识实际上已成为作家核心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都凝聚在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形象身上,有的是自然而然的流露,有的则是赤裸裸地渲泄。总之,这些历史人物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三十年代的血液。其倾向性当然表现为强烈的革命功利主义。一个作家的政治态度,不仅决定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认识,并且常常影响到甚至决定了他的艺术态度。在三十年代,作家在对历史小说形式选择,实际上也是那种革命功利主义的观念影响而致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自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受西方与传统两方面的影响。到了三十年代,这种双向性的借鉴达到了高潮期,使这时的历史小说呈现为三种形态。一种是吸取传统的手法写出来的作品,以郑振铎、严敦易、宋云彬等为代表,他们的历史小说,基本上是历史的敷陈,如当时就有人说《桂公塘》“如实地抄袭了历史上现成的材料L。还有一种是欧洲风格的历史小说,它通过一般家庭生活琐事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交织来描绘历史,借以折射出时代之光,这类作品以李劫人的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和刘圣旦的历史小说集《发掘》为代表。这两类作品数量少,影响也不是太大。还有一种是“速写体”,这类历史小说借鉴了欧洲短篇历史小说的艺术技巧,同时又融进去杂文笔法,风格独特。这类作品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速写体”类的历史小说,实际上是三十年代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品。它往往截取历史事件的一个侧面,或厉史人物一段有意义的生活,生发开去,进行艺术创造。有时为了某种需要,甚至使古今交融。鲁迅、郭沫若;巴金、曹聚仁、周木斋等人的作品,几乎全是如此。鲁迅说《故事新编》“速写居多”L,郭沫若也说自己创作历史小说是“被火迫着在做速写”⑥。巴金的历史小说,大多取材于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某个断片,把自己的爱僧全部寄托在其中,旨在唤醒人们的历史意识,得出经验教训。但由于他当时的生活信条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评价历史人物只人情感出发,不可能客观地反映出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真实。说到底,他的作品仍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的历史速写。这类历史小说在三十年代较为盛行,主要选材不受限制,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小主意志选取任何一段历史,借取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来创作;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采取的是漫画化的手法,着重于历史人物面貌的大致勾勒,用笔也比较省俭,再加上篇幅短小,形式比较接近于历史小品,受历史小说创作的常规影响较小,能够最大限度地注进去作家的主体意识。因而受到许多作家的喜爱。它在历史小说中的地位,正如散文领域里的杂文一样,注重讽谕功能,强调作品的战斗作用。在三十年代那种社会条件下,要想让历史小说充分发挥功用,更好的为现实社会服务,选择这种形式是最为合适的。刘舞认为创作是“因情成体,因体成势”L。“速写体”在当时作为历史小说领域中的轻骑兵,较为盛行,实际上也是由作家的思想感情决定的。三十年代的历史小说通过这种形式,发挥了巨大的“势”一一强烈的战斗作用。作家的那种忧患意识,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形成了奔涌的文思,“速写体”使之表现出种种最佳状态。正是形式与内容的要求相适应,才使三十年代历史小说表现出极强的革命倾向性。丹麦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克斯认为,文学分为两种,一种是多生活的文学,一种是多技巧的文学,夏目漱石也把文学分为有余裕的和非余裕的两种。说到底,文学分为功利的与非功利的两种。三十年代的历史小说,作家的忧患意识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决定了大部分作品是“多生活的文学”与“非余裕的文学”,革命功利主义的色彩较重。当然,许多作品现实生活成分介入的不一样的,“速写体”是最多的。少数作品例外,如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仅止于对旧道德和旧礼教的批判,着重于历史小说艺术的追求,现实成分介入的很少。当时就有人比较茅盾和施蛰存同取材于《水浒》的历史小说时说,“《石秀》仅能表现恋爱心理,不能表现反抗精神,反之,《豹子头林冲》仅能表现反抗是从个程度是也有是因为其精神,不能表现恋爱心理。。夕,这种分析变,是时代要求所致的。基于这一点,,对是很有道理的但三十年代更需要的是表,历史小说在三十年代为何兴盛强的革命功利主义倾向,表现出较。现反抗精神的非余裕的作品这是三十年在当时就。就不难理解了代历史小说的主旋律。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夕由于没有和现实紧密联系,受到了一些左翼作家的批评明了,也从侧面说当时需要的是富有战斗性的作品我们今天在评价三十年代的历史小说,在坚持“美学的观点”的同时,更要注释持“历史的观点”。文学一旦脱离了社,其价值就无法论断。而三十年代历史说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现实性和战斗性。上,强调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为现实会服务夕是新文学的光荣传统。新文学的每一时期,总有一些文学样式的这出。三十年代内忧外患,文纵横,历史小说夕特别是短篇历史小夕成为最合适的讽谕现实的文学样式之。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全面爆发,族投入到抗日洪流中之后,新文学的体结构发生了变化,文学样式也为之一。虽然历史小说曾经发挥了战斗作用,取“隐讳”的方式达到的,而当时更为需要的是直露的宣传,促进抗日亡运动的发展,历史小说必然让位于街头诗、街头剧等更为通俗的、更为直露的文学形式了。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体式的多①茅盾《玄武门之变序》。②⑨L0L张香山《论以历史题材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申报自由谈》1934年12月13日。④郁达夫《历史小说论》,《创造月刊》一卷二期。⑤《文学》三卷三号,1934年9月1日出版。⑥《茅盾短篇小说集序》。⑦⑧《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鲁迅全集》第十卷221页。⑨鲁迅《致萧军、萧红》(1935年1月1日)。L郭沫若《我的母国作为日本文学课题》,《文学丛报》第四期,1936年7月1日出版。L《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238页。L《发掘前记刀》(1934年与月上海天马书店印行)。L《故事新编序》。@郭沫若《不蹄序》。L《文心雕龙风骨篇》。L张平《评几篇历史小说》,《现代文学评论》一卷三期。坚会小实际社发展种倾向较为突网说一全民整变但究竟是采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