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 业 论 文
论文题目 关于重塑中国现代行政文化的研究
学 院 专 业 行政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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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塑中国现代行政文化的研究
内容摘要：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制胜成为行政管理的时代主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与政
府职能转换，行政改革已开始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在改革进程中，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些原有行政文化要素所起的消极作用，感觉到外来行政文化对我国行政领域的冲击，逐
渐认识到行政文化的重塑对中国行政改革与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所形成的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系统性行政文化，在维护相关的行政管理体制、调节行政官员行为、规范行政管理活动等方面曾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中国现代行政文化的积弊,对重塑行政文化的路径选择提出些看法。
关 键 词：中国现代行政文化 积弊 重塑 路径选择
所谓行政文化是行政体系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行政体系及其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观以及人们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其内容包括行政意识、行政观念、行政理想、行政思想、行政道德、行政原则、行政传统、行政习惯等。行政文化是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以及其他行政行为时时、事事、处处都碰到的最深层而又最现实的问题，是公共行政之魂。行政文化在行政组织的形成和活动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功能，包括：
第一，目标导向功能。行政文化对行政组织和组织内每个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起导向作用，使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的整体目标趋于一致。
第二，凝聚功能。指当一个组织的价值观一旦被组织成员认同接受，达到共识，则会形成一股黏合力量，从各方面把组织成员团结起来，使组织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第三，激励功能。以组织文化为组织的精神目标和支柱，可以激励全体成员自信自强，团结进取。
第四，约束功能。行政文化通过非正式的、约定俗成的群体模范或共同的价值准则对组织成员的思想、行为具有约束和规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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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整合功能。行政人员坚守的价值观和信念表现出强烈的感染力。当一个新的成员加入这个整体时，通过耳濡目染，就会自觉地接受行政组织的宗旨和信念，在潜移默化中为其所同化，从而自然而然地融合到行政组织中。
第六，衍射功能。重塑行政文化可以通过行政人员与外界的交往，把优良作风、良好的精神面貌辐射到整个社会，对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行政文化作为行政体系的思维模式、目标导向、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整合衍射工具，在整个行政管理过程中发挥着“统摄”的作用。
这种“统摄”决定了行政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无形的力量，其影响是巨大持久、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影响行政观念。行政人员是行政活动的主体，在行政活动过程中，行政文化环境对行政人员的观念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行政文化对人们行政观念的影响是长远的、深层的。行政文化作用于行政活动往往是通过行政人员的观念、信仰、习惯来实现的。社会成员进入行政活动领域后，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有行政文化影响下的各种积极或消极的因素，并在一定的行政体系内和具体的行政活动中形成特定的思想观念，如官僚主义，遇事推委，为政不廉；任人唯亲等行政观念很大程度上与封建的等级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等行政文化氛围有关。
第二，影响行政体制。行政文化从多方面影响行政体制，这种影响和作用是潜在的、复杂的，通过历史条件、地理环境、民族特性、文化心理、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政治状况、经济水平等对行政体制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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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影响行政行为。行政文化通过人们的行政心理、行政意识、行政思想、行政习惯对行政行为发生作用。任何特定的行政活动无不受到行政文化的制约，无论是行政决策还是行政执行都是如此。行政文化对行政行为的影响是全面的、直接的，不仅影响行政决策是否果断、科学、可行，而且影响行政执行是否快捷、完整、灵活。
总之，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行政文化通过行政行为、行政观念、行政体制对任何特定的社会行政活动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是直观的、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多样的、潜在的过程。
一、中国行政文化现状
中国现代行政文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型行政文化，这既是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在现代的延续，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结果。纵观中国现代行政文化，尽管从根本改变了行政本质和行政主体与人民的关系，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自律，坚持行政改革，优化行政组织作为中国现代行政文化的主旋律，并开始注重法制、效率，逐步走向开放。但这种行政文化在继承了我国古代行政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也残留了不少封建文化的弊端，既有现代文化的风采，又有传统文化的遗风，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一方面它以廉洁、效能、服务的精神，规范引导着行政人员；另一方面又以集权、封闭、保守、官僚主义压抑行政活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当前我国公共行政文化存在的积弊也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
（一）过于封闭和排他。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行政文化封闭而不开放，排异而非兼容。这主要表现在：行政体系缺乏与其他社会体系的经常性交流；行政决策过程缺乏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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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参与，个人专断，缺乏民主；实施过程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和纠错机制；在行政体系内部，本位主义严重，各地只重视地方利益，关心地方问题；在经济管理中，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区划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堑”。这必然有碍于全国性政策的贯彻、开放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导致缺乏竞争以及相应的更新机制，使公共行政体系缺乏生机与活力，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二）缺乏透明度。行政体系的封闭性和行政心理的排他性必然导致行政活动的神秘性。传统文化的非参与意识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观念根深蒂固，行政活动缺乏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和社会的有效监督，行政活动成了少数精英的治国安邦活动。
（三）个性化不突出。传统文化中以办事稳健、不出风头为为政的要决，以至于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重共性而轻个性，表现为思想僵化、保守，求稳怕乱，不愿创新和改革。这种传统文化影响所及，使行政改革缺乏推动力，人事管理缺乏激励机制，人们对行政改革缺乏必要性和自觉性认识，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导致改革中止或迟缓，尤其是改革中涉及利益调整时更是阻力重重。
（四）形式主义严重。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就注重形式，行政活动过分拘泥于形式和常规，做官样文章，办事拖拉，久而久之养成了很大的情性。而当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之时，又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判断问题严重脱离实际，主观主义绝对化。这样，老的形式主义与新的形式主义相结合，在当前行政文化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新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非科学化的经验决策，执行过程中的脱离实际，反馈过程中的浮夸现象，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公共行政的效益和现代科学化管理水平的提高，行政活动是很难有效率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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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人治而轻法治。传统行政文化中治国安邦往往是重人轻法的，先秦时就有“有治人，无治法”之说。这也导致现代的行政管理重人治，轻法治，行政个人往往凌驾于行政群众之上，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下属与上级的关系常常与私人关系混为一体，行政决策和执行缺乏法律的约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成为常事。甚至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结果导致“人情风”和“裙带关系”盛行。
（六）官本位思想严重。传统社会定于一尊的皇权使官本位思想影响至深。这不仅使得行政系统内部成员缺乏个性和活力，在行政活动中往往会重权威而轻民主，出现独断专行，集权制，家长制，个人决策的现象，而且严重影响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也成为我国政府规模不断膨胀的重要原因。
（七）追求等级观念缺乏平等。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观念是严密的.等级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官僚制发达的文化成因，这一思想观念在现代社会总是把一定的人与一定的身份或等级联系起来，泛化为大众文化的内涵，不管是从事科学研究、工程技术，还是文学创作，总是要与某一级别联系起来，连企事业单位也要排级别，甚至出现过令人啼笑皆非的“处级和尚”等怪事。在行政活动中常常表现出极强的等级性和依附性，严重影响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民主进程。
二、 重塑中国现代行政文化的必要性
鉴于当前中国现代行政文化存在的积弊，在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和两个根本转变的条件下，重塑行政文化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与现实迫切性。
（一）重塑行政文化是提高我国行政管理科学管理水平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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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两个车轮。任何国家要想走在世界前列，都必须同时转动这两个车轮。我国近几年公共行政的科学管理水平有所提高，但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技术落后、管理落后的被动局面尚未根本改观。迅速提高公共行政的科学管理水平，促进公共行政的管理科学化，仍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而公共行政管理能否实现科学化，关键取决于相应的文化特性，行政文化建设本身，就是公共行政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科学主义、行为主义、权变主义等阶段，在80年代进入了“文化制胜”的全盛期。行政管理必须对这一潮流作出积极的回应。科学的公共行政，固然需要理性、定量化、结构、物质手段、制度等“硬件要素”，但如不将其同行政意识、行政价值观、行政心理等“软件要素”有机结合起来，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方法，再好的物质手段，也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因此，当前要提高我国公共行政的科学管理水平，必须跳出纯理性管理的框框，重塑行政文化，把“硬件要索”与“软件要素”有机结合起来。
（二）重塑行政文化是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
建国以来，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已进行了六次，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始终都未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没有逃脱各种“复旧”、“趋细”、“增生”、“韭菜”[2]现象的困扰。这其中固然有体制不顺、职能不畅的原因，而在更深层次却是没有从行政文化的层面上来变革公共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行政文化的变迁过程。这既是对传统行政文化的冲击，又是对现代行政文化的培育。从一定角度而言，行政文化的变革层次更深、难度更大，是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若不变革传统的、落后的行政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缺少观念的支撑和理论的指导。在前一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中，注重了其“硬件要素”的变革，忽视了行政思想、行政价值观和行政心理等“软件要素”的变革和重塑，从而导致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许多“煮夹生饭”乃至反弹的现象。诸如，一些机关单位虽然贯彻了行政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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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了组织结构，引进了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方法，但由于新的行政意识、行政价值观念、行政心理等尚未形成，传统的行政文化中的一些劣根性尚未得到清理，有的甚至还在某些行政领导者的观念深处根深蒂固，某些行政领导者仍然被束缚在传统的行政文化的框框之中，致使一些改革措施难以真正发挥其有效作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以深化和取得实效。
因此，要巩固改革成果，积极稳妥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在改革实践中，重塑我国行政文化，从而培育出适应社会健康发展的行政文化。这样从变革行政文化入手，来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就能使这一改革中的“硬件要素”与“软件要素”的变革协调配套，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三）重塑行政文化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条件
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把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强烈的事业心，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及为祖国昌盛和人民幸福勇于奉献的精神，灌输到公务员头脑中去，从而充分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行政管理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政治工作是行政管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因此，要提高行政管理的科学管理水平与行政效能，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当前必须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是国家行政机关业务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结合点。加强行政文化的建设，必须贯穿于公共行政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这就要求：一方面行政领导干部要确立正确的行政价值观、行政意识和行政心理，并切实贯穿于行政活动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行政领导干部要用富有时代特色的行政文化，激发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二者的紧密联系，体现了公共行政文化对公共行政活动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中介作用。加强行政文化建设，还可以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开辟新的视野与途径。行政文化的许多内容运用于思想政治工作，有其独到之处。例如，把以人为本的行政文化观，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对于克服思想政治工作中“见物不见人”、“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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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居高临下的弊端，培养公务员的组织认同感，是大有裨益的。
（四）重塑行政文化可以充分调动国家公务员的积极性
物质激励和规章制度是调动国家公务员积极性的重要机制，但若仅凭这两个机制来调动国家公务员的积极性，或片面强调这两个机制的作用，而忽视精神激励的作用，这种积极性不仅不会持久、巩固，而且还会诱发人们“一切向钱看”的欲望，腐蚀国家公务员队伍。因此。要充分发挥物质激励和规章制度的作用，必须同时运用精神激励。国家行政文化建设，是行政机关实施精神激励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确定共同正确的行政价值观、行政意识、行政心理等，可以激发国家公务员的认同感、荣誉感、自豪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公务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要充分调动国家公务员的积极性，必须加强行政文化建设。
（五）重塑行政文化是促进行政管理人才开发的必要手段
行政人才的开发及其利用是提高行政管理水平，促进行政管理科学化的关键。而行政人才开发工作中的选拔、培训、考核、流动等环节，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行政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为有效地开发行政人才资源，必须重塑行政文化，创造一个良好、健康的行政文化环境。首先，行政文化对行政人才的开发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理性引导作用。这表现在四个方面：行政体系内部的行政文化，所包含的行政信念，规定着行政人员参与行政活动的基本要求和规则；行政文化中的行政价值观，对行政人员的行为产生一定的理性指导作用；行政文化对每一个国家公务员明确了观念上的要求，实际上就给行政人才的开发工作规定了基本方向和大致范围；一定时期的行政思想，为行政人才的开发提供了舆论准备和理论导向。其次，行政文化对行政人才开发具有较明显的强制、说服定势。加强行政文化建设，使行政规范、行政原则为国家行政机关中多数成员所认同，并反映在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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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日常工作态度上和自觉遵守行为规范上。这些虽然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但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国家公务员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产生观念性的影响，从而对行政人才的开发，带来较明显的心理压力和说服定势。
三、重塑中国现代行政文化的路径选择
行政文化，深深影响和制约行政体系及其国家公务员行为的方方面面，是公共行政之魂。鉴于我国当前行政文化的积弊以及重塑行政文化的重要性，我认为，应从思想、制度和环境三方面对当今中国行政文化的重塑进行路径选择。
（一）思想上，要彻底清除封建传统思想的不良影响，更新观念，优化社会心理。
第一，彻底清除封建传统思想的不良影响
重点清除残存于现代行政文化中的封建宗法思想、特权思想、专制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奴化买办思想以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坚持以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行政思想。同时，要积极吸收借鉴中外历史上一切优秀的行政思想，如中国古代行政思想中的经世致用、自强不息、天下为公的思想，近现代西方法治、实效的思想以及不断更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如侧重制度结构研究的早期组织理论，侧重人的社会心理关系研究的行为科学组织理论，侧重社会整体联系研究的系统论、组织理论等，着重培养现代化行政管理需要的创造性、开拓性的行政思想，使整个行政思想朝着高效、开拓、开放、法制的方向发展。
第二，更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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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以“统一”、“服从”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行政价值观，必将为一种新的即注重民主法制、公平效率、物质利益、平等竞争的价值观所代替。这种新的行政价值观亦是我国行政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1.公平效率观。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我们都能感受到的，就是公平是改革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改革所要实现的伟大目标。而且，公平是效率的重要源泉，公平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从而提高发展的效率。相反，在效率低下的地方，往往原因也跟公平不够有关。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界定公平的涵义，坚持把效率的提高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正确的做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2.民主法制观。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本质要求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不断丰富民主形式，落实“四民主两公开”，尊重和保障人权，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与实现科学发展是一脉相承的.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重要一环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
3.物质利益观。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发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利益的实现是通过各市场经济主体以独立身份参与市场竞争来实现的。因而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和金钱，便无可厚非。有鉴于此，我们在构建公共行政价值观时，一方面要注重人们的物质利益，让人们在实现自身利益、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推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强调权力文明，排除在权力上的任何私有欲，树立起社会利益至上的服务宗旨，并通过社会控制规范个体行为，减少和消除庸俗与狭隘，倡导文明与奉献，使其符合社会整体发展要求，将公共行政行为纳入廉洁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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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等竞争观。由于传统观念、旧体制弊端的存在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的影响，在我国公共行政领域中不平等思想、不平等竞争观念大有市场，严重损害了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而在深化公共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公共行政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重塑人们的平等竞争观。从而，在公共行政管理中，人才的选拔与使用、职位的晋升与下降都应本着能力高低、功绩大小为原则，坚持公务员人格上的平等权；反对任何特权行为。唯有如此，良好的行政环境才能形成，高效率的行政机构才能建立。
第三，优化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事件所做出的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心理反应和心理特征[3]，具有情感性、互动性和弥散性的特征。它既是行政管理活动所必须面对的公众要素，同时，由于行政人员本身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心理本身也影响、制约着行政文化。
因此要培养健康的行政心理，优化社会心理。大量运用现代管理心理学，端正行政动机，改善行政态度，增强行政情感，改革行政习惯，保持公平的行政心理，确立正确的行政价值取向，建立真诚、乐观的行政情绪，加强行政心理的调适，着重运用组织管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行政人员进行心理辅导，使行政人员的不良心理适应得到调适，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修养得到提高，以现代化行政管理的要求树立稳定、健康、和谐的行政心理，使整个行政心理充满活力和内聚力。最终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的价值评价体系，这就为重塑行政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
（二）制度上, 要积极改革创新并要建立一整套行政行为规则，确保各种行政行为依法依规、有序透明、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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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许多为我国政府推崇的民主、效率、法治等价值并没有很好的内化为实际指导行政人员行为的价值观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配套的制度文化建设没有跟上。因此需要建立一整套行政行为规则，来确保各种行政行为依法依规、有序透明、高效运行。
建立行政行为规则，要以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为基本依据，以公正透明、运转协调、务实高效为目标，力求体现创造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当前，要着力在“四个规范”上多思考多作为，即：规范决策程序，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集民智，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并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把决策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规范办事流程，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杜绝相互推诿扯皮，推行限时办结和超时许可，着力提高行政行为效率；规范行政质量标准，按照部门职责和一岗一责的要求，确定质量标准，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评议评价和奖优罚劣机制，努力在各级党政机关和公务员队伍中营造争先进创一流的良好氛围；规范政务公开，在保证国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以便更广泛地接受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规范公务员用语，制定公务员文明用语规范，提倡讲普通话，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改善语言交流方式，展现公务员良好素质。
（三）环境上,营造良好氛围,实现行政文化的现代化。
我国目前属于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当务之急要实现从人治行政文化、全能行政文化、管理行政文化向法治行政文化、有限行政文化和服务行政文化的转变。
首先,从人治行政文化向法治行政文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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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型行政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律的自由裁量偏大等，主张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者、贤人通过道德感化进行治理。这种行政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弊端，表现为官就代表法，法服务于官，法缺乏对权力的约束。而法治行政文化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者通过强制性法律治理国家,法治型行政文化是现代行政的基石，要求行政工作程序化、科学化、规范化，以法律至上为最高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政官员与百姓一样都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各种行政权力的运行边界界定清晰，对权力依法监督，严格控制。从法治行政文化的过程看，法治化、市场化、民主化应同步进行。“市场化可以给中国的法治政府提供经济制度条件，而中国政府的法制化，也可以给市场化提供法治政府的保障，并为中国政府的民主化提供基础。”[4]
因此，向法治行政文化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在理念上向法治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转变，以此指导公共行政，并最终在制度表述上和执法实践中真正体现法治精神。
其次，从全能行政文化向有限行政文化的转变。
全能行政文化认为，政府是全能的、积极的行为主体，社会是散漫无度的，是被动的对象客体；政府有责任包揽它有能力做的一切社会事务。在全能行政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政府无所不管、政府权力无限的管理格局，最终因为“政府提取公共财力的调动资源能力的有限性与其所承担责任的无限性”[5]使政府处于“管不好”、“管不了”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实行由全能行政文化向有限行政文化的转变，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有限行政的意识，完善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即宪政约束、民主约束、财政约束、分配约束。向有限行政文化转变，还要求政府培养市场经济的意识，改变“吃大锅饭”、“父爱主义”、只讲收益不讲投入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观念，逐步树立科技意识、竞争意识、成本意识、效能意识、开放意识、进取意识等观念，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接轨、旨在确立有限有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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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
第三，从管制行政文化向服务行政文化的转变。
管制型行政文化从传统的管制型行政体制演变而来，适合于集权型的管理方式。在这一体制下，政府是全能的，具有无所不包的行政责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随着现代市场机制的建立与运行，传统的管制型行政失去了意义，企业和民众成为市场和社会的主体，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从而，提倡政府转变职能，实行“小政府大服务”，增强政府对社会的服务意识与服务行为，从管制型行政向服务型行政转变，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要实现管制行政文化向服务行政文化的转变，需要健全行政民主监督机制，提高行政管理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由“黑箱”行政模式转为公开性行政模式，使政府部门按照一定的制度、法规、程序行使公共权力，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可以有效地监督政府行为。通过公开的行政模式这一“玻璃屋”[6]实现法治行政文化和服务行政文化在广大行政人员中的内化。
注释：
[1] 徐颂陶，《走向卓越的中国公共行政》，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2] 刘怡昌，《中国行政科学发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3] 许文惠 张成福 孙柏瑛，《行政决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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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寿龙 李梅，《法治政府进程面临挑战》，《中国国情国力》，1999.2，第42页
[5] 齐明山，《转变观念、界定关系——关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新视野》，1999.1，第37页
[6] 庄素王，《新加坡透明的文官制度》，《中国公务员》，1996.6，第45页
参考文献：
[1] 竺乾威，《公共行政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许文惠 张成福 孙柏瑛，《行政决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刘怡昌，《中国行政科学发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
[4] 黄达强，《行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王学栋，《论我国公共行政文化的重塑》，《石油大学学报》，2001年版，第1期
[6] 时和兴，《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的特点及其走向》，《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版，第4期
[7] 罕岳，《行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政治学研究》，1998年版，第2期
[8] 罗兴佐，《行政文化建设浅议》，《吉安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年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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