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和左思

第一节 阮籍《咏怀诗·夜中不能寐》

一、正始之音

1、时代背景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文学史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265）这一时期的文学。

曹魏王朝末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异常尖锐，承袭魏明帝帝位的曹芳只有八岁，政权落入到宗室曹爽和当时的军事重臣司马懿手中。他们二人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司马懿于嘉平元年（249）以阴谋手段诛杀了曹爽及周围的一大批名士，如何晏、夏侯玄等。并诛灭三族。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司马昭掌权，于是嘉平六年废曹芳，并以同样的手段杀戮异己、翦除宗室、屠杀倾向曹氏集团的文士，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恐怖的政治时代。政治的黑暗和恐怖之中，文人少有全其身者，所谓“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晋书·阮籍传》）。活着的人，或放浪形骸，或寄情山水，借以逃避祸端；或曲折为文，借以发泄不满。文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诗歌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体现出正始诗风的独特面貌。

2、正始文学的特点

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其文学创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建安文学中对理想功业追求的热情与自信不见了，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个体生命价值能否实现的忧惧，强大政治压力下的个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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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悲哀。诗风也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遥深，寄托深远。正始诗人开始逃避现实，以哲学的眼光来理性地观察现实，把现实中的个人感受推广为整个人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的基本特点。

3、正始之音的代表作家

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名士”，与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合称“竹林七贤”。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他们所创造的文学精神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所以人们称他们的创作为正始之音。 魏晋之际文学的代表作家是“竹林七贤”。其名称始见于《世说新语·任诞》：

陈留阮籍、谯郡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参颜延之《五君咏》、《世说新语·刘伶病酒》，见作品选。］

“竹林七贤”，实际上是个名士集团。山涛、王戎后来投靠司马氏，其余五人都崇尚老庄，任性嗜酒，寄情山水，反对礼法名教，对司马氏的篡权夺位不满。文学成就上，向秀的《思旧赋》为悼念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十分感人，但无诗流传；刘伶只有一首五言诗传世；山涛、王戎、阮咸没有诗歌传世。因此，七贤中真正能代表正始文学最高成就的只有阮籍和嵇康。

二、阮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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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平、性格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瑀（建安七子之一）之子。（阮籍的父亲阮瑀，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阮瑀善解音律，能鼓琴，又长于书记章表，曹操的军国章表多出自他与同僚陈琳之手。阮瑀才思敏捷，落笔成章，“太祖（曹操）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曹丕十分欣赏阮瑀的文章，称：“（陈）琳、（阮）瑀之表章书记，今之俊也。”（《典论·论文》又在《与吴质书》中说：“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阮籍的文化素养显然与其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气氛的熏染有关）。

阮籍其人“才藻艳绝，而倜傥放荡，以庄周为模则”（《三国志·阮籍传》）。为人则“旷达不羁，不拘礼俗”（《三国志·阮籍传》）。早年好读书，有济世志。正始年间曾任尚书郎、大将军曹爽参军，但两次以病辞归。司马氏执政，召为太傅府从事中郎，后相继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僚属。晚年为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阮籍性情高傲 ，思惟敏捷，任性不羁，“籍容貌环杰，志气宕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忘其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晋书·阮籍传》）处于魏晋交替的年代，阮籍一直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挣扎。他对曹氏末年的庸碌、腐败深表不满；但又不愿与司马氏集团同流合污，所以便转为崇尚老庄思想，对现实的斗争采取隐遁避世的处世态度来回避矛盾，终日醉酒佯狂维护自己的个性。阮籍和嵇康一样，反对司马氏提出的虚伪的礼俗，提出“自然”与其对抗；在他的思想中，主流是玄学，其特征就是否定虚无，返朴归真，超然物外。但现实的处境不允许他任性而行，为得以自全，他只能与司马氏集团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但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他的不平和痛苦都通过《咏怀诗》八十二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来。

阮籍 3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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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庄。这一方面是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情势，他需要采取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的必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阮籍典故:面对污浊的世界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做出很多惊世骇俗的事情，《世说新语》《晋书·阮籍传》记载了他许多怪诞的行为：

阮籍一向蔑视礼教，好酒，醉后便睡在卖酒的美妇身旁，因其行为怪异，美妇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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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轨。

他嫂子要回娘家，按照礼数，男女有别，他不得去送行，可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一些道学夫对此指指点点，阮籍满不在乎地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孔孟礼教，与我何干？

还有一次，他听说隔壁有一未嫁之女因病夭折，竟也不顾世人议论，跑到灵前大哭一场，尽哀而还。

阮籍常用白眼对付礼俗之辈，用青眼接待知音。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吊唁，阮籍翻着白眼，致使嵇喜不快而去。嵇康知道后，由于了解阮籍的性情，就干脆提着酒坛挟着琴去看他，阮籍果然高兴。

司马昭一直想拉笼阮籍，有人就给他出了个主意，与阮籍联姻，司马昭觉得此计甚妙，就派人到阮籍家提亲，要娶他的女儿为媳。 阮籍很清楚司马昭的用意，他根本就不想结这门亲，但又不能得罪司马昭，于是，他就拿出了绝招——“醉酒”。 他开始每天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罪，不醒人事，一连６０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三、《咏怀诗·夜中不能寐》

1、《咏怀诗》简介。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是一组诗，并非一时而作，大约作于作者晚年，是作者随感的辑录，一生思想感情的总结。其中许多诗篇触及到了人生的基本问题，表现出哲理性的思考，是理性与感情的结合，它的基本主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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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生、忧世，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抒情组诗的先河。《咏怀诗》内容主要有四类：

忧生之嗟。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其三十二）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如少年之忽成丑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贵之难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

隐逸求仙。正因为对生的忧惧与人生的巨痛，使阮籍产生了隐逸求仙的思想，《咏怀》诗中往往杂有游仙的内容，表现出对神仙境界的向往与追求，对现实污浊的鄙弃。

对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揭露。如《咏怀诗》三十一首：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 。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借古喻今，对曹魏统治者的荒淫、不勤于政进行了揭露，并指出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第六十七首“洪生资制度”则揭露了礼法之士的虚伪，讽刺和抨击了司马氏集团以假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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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举止来掩饰他们腐朽透顶的荒淫。

抒写理想。阮籍是特定时代的悲剧性人物，早年好《诗》《书》的文化修养造就了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因此他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以实现完美的人生境界。如三十九首：

壮志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歌颂了一个有志安边定远，为国立功的爱国英雄形象，表现了一种积极奋发，勇敢豪迈的精神和激昂的格调，这是作者理想抱负的一种寄托。

2、《咏怀诗·夜中不能寐》。这是一首抒写忧生之嗟的诗歌。阮籍的时代，现实社会充满矛盾、充满危险，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人都有生的忧惧，在痛苦与忧惧中渐渐地走向死亡。这是无可抗拒的事实。所以生者终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深刻地揭示了阮籍内心极度焦虑与压抑的心情。这样的作品，在《咏怀》诗中占相当的数量。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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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出自王粲《七哀三首》(其二):“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王粲夜不能寐，起而弹琴，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忧思。阮籍也是夜不能寐，起而弹琴，也是为了抒发优思，而他的忧思比王粲深刻得多。王粲的忧思是怀乡引起的，阮籍的忧思却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直写不寐弹琴之事，中间似有一段忧愁。幽独不寐原来在《诗经》中就是君子忧时忧世的表现，如《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但此诗全无一字明说忧愁为何，只是在明月清宵之中发散着一片忧愁的气氛。

南朝宋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李善注引)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清人何焯（音桌）认为:“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以为阮籍的“忧思”比“忧生之嗟”更为深刻，注家并不了解这一点。究竟是何种“忧思”？我们当然更是无法弄清，不过，《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由此或可得其仿佛。史载诗人“善弹琴”，他正是以琴声来排泄心中的苦闷。这里以“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着意写诗人的苦闷和忧思。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清冷的月光泻下，似乎给薄薄的帐幔涂上一抹荧荧的冷光；清风吹来，直入衣襟，带着阵阵寒意。月下弹琴，何等高致，而一片心境能如明月般的澄澈，清风样的舒爽吗？ “清风吹我襟”一句，却使我们仿佛看到，月下的诗人临风而立，敞开衣襟，让胸中那激荡躁动的情感在阵阵寒意中被克制、被压抑、被冷却。满腔愤懑，满怀愁绪，却强忍吞下，只化作那一声长啸，化作指端凄切的琴声。独孤凄冷，落寞至极。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由室中之景而移到户外，可看到听到外野北林之间孤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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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鸟的飞翔鸣叫。正当飞鸟还巢的深夜，它们为什么还在飞翔、哀鸣？难道它们也和孤独的诗人一样，愁绪满怀而难以入眠吗？远处的几声断断续续哀鸣，划破沉寂的夜，更增添了几分冷寂与悲哀。如果说，上两句是写诗人的所见，这两句就是写诗人的所闻。所见者清风、明月，所闻者鸿号、鸟鸣，皆以动写静，写出寂静凄清的环境，以映衬诗人孤独苦闷的心情。景中有情，情景交融。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月光下，清风徐来，诗人在徘徊，孤鸿、翔鸟也在空中徘徊，月光朦胧，夜色苍茫，他(它)们见到什么？一片茫茫的黑夜。所以“忧思独伤心”。这人与鸟的中夜徘徊，最后只是拥有满怀忧思而已，意望中的事物既不可得见，而只是让忧思淹没自己，触痛心弦而已。这忧思是什么？作者没有具体明言，但那种生命中的忧思，就在明月之中，在清风之中，随月照临，随风吹至。整个明月清宵，中夜鸣琴的情境，都由此而似沉浸在一种无边无际忧愁里面，诗人的孤独、失望、愁闷和痛苦的心情，也为五言《咏怀八十二首》定下了基调

3、阮籍诗歌小结

隐约曲折的风格。刘勰说:“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诗品》说阮籍的诗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都说明阮籍诗隐晦难解。 《文选》李善注引颜延之注说：“嗣宗身任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阮籍作诗，常常以比兴、象征的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诱导人们反复思索，反复体味。从美学角度说造成了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艺术效果。这种风格主要是特定的时代和险恶的政治环境及诗人独特的遭遇造成的。

诗歌精神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之后，惟阮籍《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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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其语言的朴实平易，感情的真诚厚重，都是对建安诗歌传统的继承。同时以五言形式开了咏怀为题的组诗体制来抒写性情，对后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代陶渊明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受到阮籍的影响和启发。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阮籍的咏怀诗体现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过去还从未有人把人生描述的如此孤独、悲凉。他的诗重在写心，从自己的心理感受揭露封建社会压迫人性、人权的本质。是另一种形式的愤世疾俗之情的发泄。

阮籍的咏怀诗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诗的先河，它摆脱了对乐府民歌的模仿，把深刻的哲理引入诗中，同时与一系列的艺术形象相结合，表现手法多用象征寓意，形成曲折幽隐的风格特点，使诗歌的内涵更为深厚。可以说，中国的诗歌到了阮籍的咏怀诗，明显变的厚重了。

阮籍的咏怀诗首创了我国五古抒情组诗的体例。

第二节 左思与《咏史诗》

一、“太康”诗风

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文学史上所说的“太康文学”，是指从“泰始”（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公元264年）到“元康”（晋惠帝司马衷年号，公元299年）约30多年间的文学。这一时期，社会较为安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文学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太康诗风总的特点，用两个字可以概括：繁缛。主要体现在：（1）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2）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3）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应该说，诗歌的这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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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曹植开始的。太康诗歌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曹植诗“词采华茂”的特点，另方面对六朝山水诗的发展以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作用。

这个时期，与繁缛的太康诗风不同的是左思的诗歌创作。

二、左思生平

左思字太冲，生卒年不可确考。刘文忠认为“左思大约生于公元252年或稍前一点”，（《左思评传》，收入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姜剑云《太康文学研究》一书中，根据左棻《感离诗》指出“左氏兄妹间的年龄差距当是较大的。估计左思与潘岳、潘尼，年相放佛。”

（补充介绍：左棻《感离诗》：自我离膝下，倏忽逾周期。迢迢浸弥远，拜奉将何时?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仿佛想仪容，欷歔不自持。何时当奉面?娱目于书诗。何以诉厥若?告情于文辞!）

左思是齐国临淄（今山东）人。出身寒微，不好交游，貌丑口讷，但博学能文。晋武帝泰始（265-274）年间，妹妹左棻被召入宫，为武帝妃，左思随之移家到洛阳，并任秘书郎。惠帝时曾为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

（补充介绍：“二十四友”： 《晋书·刘琨传》记载，刘琨、陆机、陆云兄弟、欧阳建以及石崇等二十四人，经常聚集在石崇的别墅洛阳金谷园中，谈论文学，吟诗作赋，时人称之为“金谷二十四友”。其余十九人分别是：潘岳、左思、郭彰、杜斌、王萃、邹捷、崔基、刘瑰、周恢、陈昣、刘汭、缪征、挚虞、诸葛诠、和郁、牵秀、刘猛、刘舆、杜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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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很有仕进愿望，但因门阀制度已经形成，仕进的路已经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出身寒微的人不得不屈居下位，左思也官止秘书郎。他退居之后专意于典籍、著作。在他的诗中揭露了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士族门阀之间的矛盾，抒发了自己功业未遂的感慨和对士族权贵的蔑视。在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的太康时期，他的作品具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和批判精神，代表了太康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

左思博学多才，其文学成就是赋和诗歌。左思的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只有《文选》和《玉台新咏》所收的部分诗赋。其中诗十四首，以《咏史》和《娇女》最为有名。还有著名的《三都赋》。 （班固有《两都赋》，张衡有《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左思为写《三都赋》下了一番苦功。《晋书·左思传》记载：他曾拜见过熟悉蜀地情形的张载，“访岷邙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三都赋》问世之后，名重京师，当时的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但是左思《三都赋》仍循汉人旧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无法和《咏史》诗相提并论。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则是他的《咏史》诗8首。

以咏史为题始于班固。班固的《咏史》就事叙事，质木无文；曹魏时，王粲、阮瑀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也曾借史咏怀。但把历史的现象、经验与个人的现实遭遇、情感体验成功地结合在诗歌之中，却自左思始。咏史诗的出现，不但是文人在专制时代讽谕现实的一种可行手段，更表明作者已经自觉的把个人命运作为普遍的历史现象来加以认识。左思的咏史诗在班固等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三、《咏史·弱冠弄柔翰》

《咏史》八首是划时代的杰作。他突破了咏史诗的传统写法，不呆衍史事，而是借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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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古事来抒写自己的怀抱，从中表现作者鲜明的个性。如其一：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这是《咏史》的总序，作者叙述了自己的才学和志向，他不仅有才，还懂武略，有志为国立功，功成身退，不受封赏，他同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把人生价值的实现寄托在政治上，希望能为统一全国的大业做出贡献。在诗中，诗人表现了他的豪壮气度和胸襟：“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去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功成身退”是左思理想的人生途径，这是一种很高的理想境界，和当时门阀制度下以钻营为利的势利小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呈现出诗人旷达的胸襟和崇高境界。

但是诗人的才能在门阀制度下得不到施展，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因而感到压抑和不平。于是在《咏史》中深刻地揭露了寒门士人的有志难伸，怀才不遇的社会现实，猛烈抨击了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坦率地表达了作者的愤慨。如其二：

郁郁涧低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涧底松虽然高大成材，但却处于山涧之下，而只有寸茎粗的小苗却高居山顶，这一高一低，一贵一贱的对比，深刻地提示了当时社会压抑人才，以势取人的不合理现实，指出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本质特征，揭示了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根本原因。

《咏史》八首的价值还在于表现了左思不流于时俗的高傲的性格和与门阀制度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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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这种精神与品格在第五首中表现尤为明显：

皓天舒白日，灵景濯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诗中表现出蔑视王侯的高傲和追步许由归隐的高尚情趣，体现出阔大高远的境界，流注着一股豪迈气概。

四、左思《咏史》诗的创作特色。“咏史”始于班固，但班固《咏史》反复吟咏一事，写法上联缀着史传，很像“传体”，文辞质直，因而被钟嵘称为“质木无文”。（《诗品序》）建安时，曹植、王粲等人虽有“咏史”之作，文采也超过了班固，但写法上依然是专咏一事，而左思《咏史》打破了传统的写法，将咏史与咏怀紧紧地结合起来，开了“咏怀”的先河。钟嵘《诗品》评论说：“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诗中征引古事，语有来历，所以为“典”；诗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怒和不平，所以说“怨”；它以古刺今 ，批评和揭露当时社会的弊端，所以有讽谕之致；不论是以古讽今，还是借古咏怀都非常贴切，也即是“精切”。尤其“得讽谕之致”，是《咏史》的艺术效果，也是全组诗主旨所在。从此“咏史”摆脱了单纯咏史的原始发展阶段，开始走上“吟咏性情、抒情言志”的轨道，这是左思在诗歌史上的一大贡献。

《咏史》又一特点是情调慷慨激昂，文笔矫健雄劲；语言简劲，虽有工巧之致但不刻意雕琢。钟嵘《诗品》中说左思诗“野于陆机”，所谓“野”，正是左思诗没有繁缛和雕琢的语言特色。而其慷慨激昂的情调被称为“左思风力”（钟嵘《诗品》），这个“左思风力”与“建安风骨”是一脉相承的，形成这种风力的正是诗中豪迈的情调和劲健的语言风格。

左思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他以进步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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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影响到后人。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就取法于左思。唐代诗人大都咏史和抒怀结合，也取法于左思。所以左思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与他的《咏史》诗分不开的。

五、左思与阮籍的比较

左思的咏史诗主要写寒士的不平与抗争，其诗多引史实，不再是“就史（事）叙史（事）”。而是借古讽今、借古喻今，借古述怀。名为咏史，实为咏怀。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传统。

无论阮籍还是左思,都摆脱不了时代的束缚,在其诗歌中都刻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阮籍和左思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其诗歌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有巨大的影响。阮籍是正始时期有代表性的诗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阮籍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是作者内在生命的呈现和光辉人格的写照,是高度的理性和深沉的感情相结合的产物。

由于政治的因素、文化的影响,两人在诗歌中都表现出孤独、抑郁的情感,而且都借用典故表达自己的思想,施展心中的抱负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玄学隐逸的追求更体现出当时士人想要超脱于尘世之外的心境。所以两人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的心态。由于阮籍、左思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表达情感的方式亦不同,所以诗歌当中阮籍常用隐晦的意象曲折迷离的表达情感,而左思却借古人古事抒发情怀。一个在政治漩涡中挣扎,独自伤怀；一个还未真正涉入泥潭,轻快恬淡。一个语言深邃含蓄,一个用词质朴自然。立足于阮籍和左思五言咏怀诗文本,通过诗歌文字来探讨两位文学大家的心路历程,探讨当时社会背景、时事政治、选官制度和文学风气对两位作家的影响,以及受到影响后两人所采取的人生道路和人生选择、创作作品的主要文学特征,从而对两位魏晋时期大家阮籍和左思进行更为深刻、细致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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