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
作者:刘馨宇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9年第09期
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经二十年,秦国大出,一统天下。 1978年,改革开放,近四十载,中国崛起,中华复兴。
鉴古观今,商鞅变法与今之改革开放有相似之处,从变法的情势、必要性、艰难性及变法之内容等方面,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变法之必要:顺势而为
秦国始弱,历经四代动乱。据《史记·秦本纪》载:“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十六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彊,夺秦河西地。” 国土沦丧,府库无存,列国卑秦,不与会盟。而当时,经李悝变法,魏国率先称霸;吴起变法,后来居上,楚也雄踞一方,列国对秦国虎视眈眈。秦国外强中干,若不变革,必将亡国灭种。
近代百年,国土沦丧。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积贫、社会不安、经济混乱、人民苦难。当时仿苏联建国,计划经济体高度集中,经济发展僵化迟缓,而美苏争霸,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内忧外患,起伏动荡。情势所逼,人心思变,邓公审时度势,明确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新法必须依时而制,顺势而为。商君曾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总结就是,时代变化,情势亦随之而变,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却能称王天下,春秋五霸法制不同,却先后能称霸诸候。变法当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治国不唯有一种办法,只有利国利民便是正道。故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军功奖耕战,尽皆千古之变。今中国改革开放,搁置姓社还是姓资,以“三个有利于”为衡量标准,全力推动改革开放。而今看来,与商君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异曲同工。 二、变法之前奏:解放思想
革新之初,必先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变法难成功。历代变法无不先经历一波思想的震荡,为变法凝势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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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商君书》记载,孝公变法之前,秦献公也曾实行过“献公新政”,但政令反复,乱民之心。孝公变法,先召开朝野大会,讨论变法。以甘龙、杜挚为首的老士族与以商鞅为代表的革新派就要不要变法、如何实行变法、变法之利害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刻讨论,极大地解放了秦国臣民的思想。商鞅变法之初,徙木立信,以立国府之威,昭示变法之决心。 改革开放40年来,解放思想也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揭开了中国思想解放新的一页,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变法之关键在于破除陈旧落后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制度。不解放思想,便不能凝心聚力,变法必然会走向失败。 三、变法之进程:千难万险
历代变法,无不是利益再分配、再调整的过程。变法越深入,触及矛盾的层次越深,触动既得利益者越多,变法的阻力就越大。故变法之路,无不是一条千难万险、混满血泪的荆棘之路。
秦孝公决意变法,商君对变田、赋税、农爵、军功、郡县、连坐、度量、官制等等方面都实行了彻底的改革,桩桩件件都是震荡当时社会的大事,法令条款皆受到了来自旧士族的猛烈冲击。当时秦国朝野上下私斗成风,郿县爆发了严重的私斗案件,商鞅一下刑杀七百人。后来,太子犯法,商鞅劓太子太傅,埋下患根。后孝公去世,商君即为众矢之的,惠文王为平息复辟势力,车裂商鞅以求暂时妥协。
新中国改革之路也极不平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有极大提高,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升,世人皆有目共睹。当前,中国的“双转”(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型)在快速推进,但也积聚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资源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分配制度不合理,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反腐斗争任重道远,由此造成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有增无减。孔子曾言“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为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继续深化改革。
马克思说过,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13年,习总书记指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深化改革开放,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更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学习历史,以古鉴今。在改革如此迫切的当代,商鞅变法也许会给我们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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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司马迁撰.《史记130卷》卷五《秦本纪》[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07页. [2] (春秋战国)商鞅撰.《商子5卷》卷一《更法》[M].四部丛刊三编景明本,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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