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508档案揭秘：传奇背后的邓丽君(上)

150508档案揭秘：传奇背后的邓丽君（上）

邓丽君是传奇。她的浅吟低唱，不只是一代人的流行音乐启蒙，也是一代人的心灵慰藉。“邓丽君这三个字，拥有开启陌生人心灵的法力。”《邓丽君之梦》的传记作者平野久美子在书中感慨，“之所以能够采访到老华侨的辛酸往事，之所以能够知道远渡重洋赴海外淘金的年轻人心中的梦，开场白完全是她的歌。”

对于已经把她的歌声与自己的人生紧密纠缠的那一代人，缅怀是一种本能，是不会被时光冲淡的内心恒久的暖意。他们并不需要真正了解邓丽君，他们反复追忆的，其实是自己的人生。可是，对于在日益丰富多元的流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和更年轻的一代，对于已经符号化的传奇，情感的建立却需要从真正的理解开始——邓丽君是谁？她何以成为传奇？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传奇背后的邓丽君（上）。

如果要寻访邓丽君，需要准备一张世界地图。她生于台湾，葬于台湾，但成名之后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光，绝大部分却都不在台湾。香港地区、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法国、泰国，这些地区和国家，都有她的工作和生活轨迹，都埋藏着她快乐或者不快乐的记忆。这些或长或短的异乡时光，就像硬币的两面，她是实至名归的国际化歌者，却也是始终漂泊的异乡过客。

过客的命运，好像从一开始已经定下基调。1949年是很多人命运的分水岭，邓丽君的父母也不例外。1953年在台北云林县龙岩村出生的邓丽君，本名邓丽筠，是“外省人”的后代。她排行第四，是家中五个孩子里唯一的女孩。跟父母屡次搬家，在“眷村”长大，这是台湾当时专门给军队眷属或退伍军人建的居住区，也是“外省人”部落。

歌唱是邓丽君的天赋，也很快成为邓家贴补家用的一种谋生手段。1959年，6岁的邓

丽君就开始跟随台湾空军“九三”康乐队四处演出，演唱各地民歌小调与黄梅戏。这是“外省人”的思乡抚慰，也随着台湾当局推行的“国语文化”变革，成为新的本土文化。比起深受日本影响的台语歌曲，国语歌曲承袭了30年代的上海歌曲、传统地方戏以及中国大陆各个地方的民谣。当时，演唱国语歌曲的少女歌星们，和邓丽君一样，几乎全都是军方人士的眷村子弟，国语标准，家境清贫。

邓丽君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是1963年“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唱比赛，当时李翰祥导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大热，邓丽君以一首《访英台》反串梁山伯的唱段荣获冠军。她因此有机会参加1966年正声公司的第一期歌星培训班，第一次正式接受系统的训练。接下来，她继续参加比赛，以《采红菱》获得台湾金马奖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冠军，签约中视，用艺名邓丽君正式出道，年仅13岁。

因为演出与学业的冲突，第二年，邓丽君就休学了。在接受传记作者平野久美子采访的时候，邓丽君回忆过童年，她并不觉得小小年纪就出来专职唱歌是一种苦难。她说：“不是大人要我唱歌，而是我自己想唱的，我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只是在为自己唱歌而已，即使没有奖金，只要能唱歌，我就非常高兴了。”

1967年9月，邓丽君签约台湾宇宙唱片，发行了生平第一张专辑唱片，《邓丽君之歌第1集——凤阳花鼓》，这个系列连续出了19张。这些专辑里的歌曲，大多是改编翻唱中国各地民歌，或是20世纪三十四年代的所谓“时代歌曲”。前三张唱片，邓丽君都是唱别人的歌，直到第四张唱片，她才终于有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新歌：《晶晶》。这也是台湾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晶晶》的主题歌，这张唱片大受欢迎，风行到要排队才能买到。

在早期的台湾国语流行歌手里，少女邓丽君迅速走红的原因，被喜爱她的研究者归结为三点：“卓越的歌唱实力、温婉的容貌，和蔼可亲的个性。”这些特质终其一生，未曾

改变。香港电台的资深制作人张文新后来评价说：“邓丽君之所以获得这么多人喜爱，可能就是因为她的性格和声音毫无攻击性，任何人都可以接近。”

自从被发掘出歌唱天赋之后，邓丽君似乎就在马不停蹄地歌唱着。

小学参加康乐队时期，学校大概下午16点放学，补习到18点，然后她要去康乐队表演，回家是深夜23点，第二天早上5点起来做功课，7点去上学。签约中视时期，她在中视“每周一星”的电视音乐节目里，每周固定表演一次，其他时间就在歌厅里献唱。邓丽君的另一位传记作者有田芳生考证：“虽然上节目收入少，但是歌厅的收入多。邓家摆摊的月收入大概2000元，而邓丽君每月的收入是6000元或8000元。台北的夜巴黎歌厅，一场90分钟的表演，大概有15位歌星演唱，邓丽君在这里创下了连唱70天的惊人纪录。”

等到唱片走红，邓丽君的舞台，终于跨出了台湾岛。香港是她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当宇宙唱片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之后，1971年12月，邓丽君跟香港乐风唱片公司签约。这家公司原本是以马来西亚为据点，在新加坡和港台地区都有分公司，邓丽君的发展重心，也从小小的台湾岛，转向了更广阔的东南亚华人市场。

香港九龙有一家叫作东方的歌厅，平日的话是一天唱三场，如果是周六周日，则是一天唱四场。录音也比台湾时期更为繁忙。乐风时期与邓丽君共事过五年的音乐制作人姚厚笙回忆说，“一个接一个地等着录电影的主题曲或者插曲，一天唱个十余首歌曲都很平常。当时都是录一张唱片多少钱，以这种方式计价，因此应该是一有机会就去录，她很小时就成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当她知道自己对家里很有贡献，就觉得很高兴，继续唱下去。”

姚厚笙从欧阳菲菲开始，成功地培育了若干位台湾知名歌星，他也是70年代台湾民谣以及校园民谣热的催生者。在宇宙唱片时代，邓丽君录制的歌曲已经有上百首，但是姚

厚笙却从头开始仔细指导，从发声方式到唱歌的习惯，以使邓丽君蜕变为成人歌星。姚厚笙曾经回忆说：“她唱歌的方式总给人一种可爱小女孩的味道，也许是因为节奏轻快的歌曲居多的缘故，语尾总是‘嗯，嗯’的上扬，这种方式听起来是比较俏皮，虽然我打算彻底改掉，不过她日后还是偶尔会不自觉地露出这种唱法。”“我还指导慢节奏的唱法，而且告诉她，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所以要以更有感情，更像大人的方式来唱歌。”

姚厚笙发现，当邓丽君对于慢节奏歌曲驾轻就熟后，她再唱叙事风的曲子，诠释能力就非常惊人，“把歌词的含义仔细跟她说明后，她就能以惊人的感情加以诠释”。

在乐风唱片的打造下，70年代初期，邓丽君的唱片销量非常稳定，邓家的境况也不断改善，全家从台风季节容易淹水的芦洲搬到台北市水源路的公寓住宅，几年后搬到北投奇岩路的一座花园别墅，后来把房子卖了，搬回台北市区，租赁在敦化南路的金兰大厦，最后才买了仁爱路四段一幢新大厦的6层。不过，偌大的房子里，后来经常只有父亲邓枢一个人。

早期唱歌出名之后，邓丽君还涉足过表演事业，参演了两部音乐电影，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不过，她迅速就把重心收回到歌唱上。她可爱的少女性格，也并没有随着这番演艺圈历练而有不好的改变。姚厚笙回忆说：“她总是怀着感激工作人员的心在工作，很体恤工作人员，彩排的时候，她会一直感谢为她伴舞的群舞和负责灯光的工作人员，就是在成名之后，这点仍然没有改变，所以跟她合作，气氛总是很融洽。”那么，邓丽君的舞台是如何由台湾、香港，拓展到日本的呢？

香港应该算邓丽君的福地，她的歌唱事业在这里走向了70年代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得到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认同，她的演出邀约，遍布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作为全球第二大唱片市场的日本，也有唱片公司一眼就看中了她的天赋。这家公

司就是日本的宝丽多唱片，它在香港的分支，叫作宝丽金。

邓丽君去日本发展的故事，在两位日本作家为她写的传记里，都有过详细考证。1973年3月3日，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让佐佐木幸男和中村准良，一起到香港旅行四天三晚，他们分别担任过日本歌星泽田研二和野口五郎的制作人。这趟旅行，名义上是和香港宝丽金做沟通拜访，但事实上是要犒赏他们平时的辛劳工作。他们在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制作部部长郑东汉先生的陪同下，在歌厅听到了邓丽君的演唱，就请郑东汉为他们收集邓丽君的唱片，他们判断，邓丽君音质里的温柔气质，在日本也会得到认同。

回到东京，宝丽多公司制作本部长五十岚泰弘主持了制作人会议，佐佐木推荐邓丽君，获得认可，担任制作签约部部长的舟木稔被命令去和邓丽君签约。据舟木稔先生回忆说，当时的邓丽君并没有经纪公司来打理业务，所有工作上的细节都由母亲赵素桂照料。舟木稔并没有从邓丽君那里得到确定的答复，回到东京之后又去了台湾，去说服邓丽君的父亲。他拜访了邓父两次，终于说服了这位犹豫的父亲，把邓丽君带到了日本，以新人姿态重新出道。

1973年11月，邓妈妈和邓丽君第一次到日本，那时候邓丽君才20岁。她的经纪业务由渡边制作公司管理，而唱片制作则由日本宝丽多负责，一开始签约两年，第一年的酬劳是每月25万日元，那个时代日本大学毕业的公务员最高职务的月薪是5.56万日元，此外，邓丽君还能抽取2%的版税。那么，邓丽君最初在日本出道时，反响如何呢？

邓丽君在日本的出道曲叫《是今宵还是明天》，由渡边制作公司主导，走偶像路线。作为全球第二大唱片市场，日本的市场细分非常明晰，每个出道的新人，都由唱片公司量身定做，给出市场定位，然后根据定位找词曲作者专门创作单曲。在70年代日本歌谣界初期，流行小柳琉美子的《我的城下町》、天地真理的《水色之恋》、欧阳菲菲的《下雨的御

堂筋》等，所以，被定位为偶像路线的邓丽君，最初的新歌就请曾经帮天地真理、陈美龄作过词的山上路夫作词，请帮南沙织、欧阳菲菲做过曲的筒美京平作曲。

这张出道唱片，1974年2月在日本发行，在发布会上，公司对她的宣传是“香港的红玫瑰”，意思是香港的最红歌星。年龄也被改小了，从21岁变成19岁。接下来的3月份，邓丽君为了宣传单曲，上了各个电视节目。

但是，印制的3万张唱片，却根本卖不动，在排行榜上，只列入第75名。这个结果让邓丽君非常自责。因为，当时在香港签不下邓丽君的时候，宝丽多方面有人建议改签另一位歌星优雅，差不多同时期，优雅也在日本出道了，而且相对于邓丽君的出道唱片，她的出道曲拿到了排行榜的24名，这让邓丽君更加郁闷。

出道曲没有红，对挖掘邓丽君的佐佐木和出道曲制作团队而言，也是个打击，原因到底是什么？是日文不地道？因为谎报了年龄，设定主打十几岁的年轻族群歌迷是个错误？他们烦恼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改变方向，从流行曲风转向演歌路线。演歌是日本的一种特有歌曲，它是日本古典艺能与现代流行音乐的过渡，以民俗民风、感情琐事为歌词，曲调悠长婉转多变。

第二首歌《空港》，依旧由山上路夫作词，但作曲换了猪侯公章，他是当时专门给歌星森进一作曲的作家，猪侯公章在一周内写了三种曲风的曲子，最后的编曲，选择采用活跃在流行风派的森冈贤一郎，他们希望邓丽君的演歌路线，曲风不要太过地道，而是介于流行与传统之间。这是一种新的流行趋势。这一年的日本唱片大赏，获奖的森进一走的就是融合流行风和演歌的路子。

1974年7月1日发片的《空港》，卖出了70多万张。邓丽君因此拿下了1974年度

日本唱片大赏的新人奖。此后，邓丽君的歌曲维持一贯的风格，就是走描写恋爱中女人的苦闷心情，与不能见光的女人令人同情的境遇这种固定模式的路线。公司设定的受众是20岁到25岁的粉领族。但调查显示，她的歌迷里，40岁左右的男性歌迷居多。这个年龄段的消费者，一直是邓丽君持久的歌迷族群。

邓丽君的酬劳在第二年从每月25万日元调高到50万日元，与日本宝丽多两年合约期满后，第三年升为120万日元，后来又升到250万日元，唱歌事业一帆风顺。日本市场与香港地区市场，对70年代的邓丽君来说，是相辅相成的一双翅膀。

一方面是演唱技巧的进步，而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中文歌曲在华人社会里，有了更广泛的市场，邓丽君和许冠杰三兄弟，算是这股中文歌曲风潮的开创者。

香港电台资深制作人张文新曾经回忆说：“1975年，香港电台推出亚洲第一个中文歌曲畅销排行榜的节目。我担任DJ时，邓丽君已经更上层楼，她在日本练唱时，歌唱技巧也更精湛纯熟，将日本的流行歌曲《空港》等翻唱成中文，每首都受欢迎，相较于当时的超级巨星谭咏麟所唱的广东歌，她的歌声更有渗透力，而且她的唱法有一种中国人才能感受到的思乡情绪。”

但是现实生活里，邓丽君显然并不思念她的故乡台湾。去日本发展之后不久，1975年，她又在香港和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一直在日本和香港地区之间往返。1978年退掉东京的住所以后，香港就成为邓丽君演艺活动的据点，而不是台湾。1979年的“假护照事件”，显然让她心中的砝码更加倾向于自由和开放的香港。

那么，困扰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她又是如何与台湾政治捆绑到一起的？邓丽君在何时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她又是如何褪掉光环，回归普通人生活的？

档案揭秘，明天李涵继续为您讲述：——传奇背后的邓丽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