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诗经

前言

现存的《诗经》有三百零五篇，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本来只叫《诗》，或叫《诗三百》。《诗经》这个名称是到汉代才出现的，是汉代儒家对它的尊称。今天我们仍然称它为《诗经》，是依照习惯沿用旧称，并非承认它就是经书。相反，五四以来的进步学者，写文章，出专著，目的就是要把它从经书的桎梏里解放出来，还它文学的本来面目。因此，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什么经书去读，而应该把它当成一本诗集去欣赏。

《诗经》里最早的诗人大概在西周初年，最晚的诗大概在春秋中叶。上起西周，下至春秋中叶，大约有五六百年，这就是诗经产生的时代。《诗经》的作品除少数产生于江汉流域以外，绝大多数都产生在黄河流域的广大中原地区。所以说黄河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

闻一多说，“地球上四个古民族——中国、印度、希腊、以色列在上古时代同时开始了歌唱”，而流传到今天的就只有《诗经》这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年代是那样的久远，地域是那样的辽阔，三百篇是怎样一篇一篇地结集？又是怎样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呢？

关于歌谣的采集，先秦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据汉人推测，周有太师、行人之官。《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其目的是让“王者可以观民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虽然只是汉人根据汉乐府采诗情况的推测，但基本上还是可信的。不然，一百六十篇“国风”又是怎样一篇一篇地飞到太师手上的呢？

贵族文人作品的汇集是通过“献诗”的渠道。这在先秦史籍里有明确记载。《国语·周语上》说，周厉王“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邵公谏曰：“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看来周代很早就有让公卿烈士献诗的制度。

《诗经》是怎样成书的呢？原来太师有“以乐语（诗）教国子（贵族子弟）”的任务，所以当民间歌谣和贵族献诗汇集以后，很快就编辑成书，作为太师教授国子的“乐语”课本，这就是《三百篇》。时间当在春秋中叶。

古代贵族教育非常重视诗乐，当时的诗乐传授者就是乐官（太师），所谓“学在官府”。“以乐语教国子”，就是要求贵族子弟学会“以钟鼓道志”，即用“乐语”表达思想感情。用音乐的语言表达思想感情是古已有之的事，在初民生活中男女恋爱就是这样做的，《关雎》篇中就有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种风俗至今还在民间保留着。要求贵族子弟以“钟鼓道志”，就是要他们学会借诗言志，借“诗经”的乐语来表达思想。这一点在外交场合特别重要。“乐语”就是外交辞令，不熟练地掌握乐语，在外交场合就无法讲话，也听不懂别人讲话。《左传》载申包胥哭秦庭，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把《诗经》里《无衣》一唱，他就不哭了，为什么？因为《无衣》里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意思说你来请救兵，我答应你。这就是借诗言志，它要求你熟悉三百篇里的每一个句子，不仅自己会用，还要懂得别人用时的意思。

到了孔子时代，学出私门，诗乐的教育更加受到重视。第一个私人办学的孔子，继承“以乐语教国子”的传统，把《诗三百》当做语文课来讲，说“不学诗，无以言”。不仅如此，还把它当政治伦理课教，说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甚至把它当做博物学来教授，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如日中天，《诗三百》开始戴上《诗经》的桂冠，被抬到吓人的高度。那时，单是传授《诗经》的就有鲁、齐、韩、毛四家，其中的鲁、齐、韩三家还立为官学，也就是在锅里大圩立博士讲授。只可惜到了这些博士的手上，“诗经”不再是什么“不学诗无以言”的语文课，更不再是什么“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博物课，而是完完全全地当做“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政治理论课去讲。这鲁国人申公、齐国人辕固生、燕国人韩婴三家的著作后来都失传了，而只有“毛诗”代之而兴，最后成了定于一尊的说诗权威。《毛诗序》则成了对诗义的权威性解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

后世儒家的重视和推崇，一方面使《诗经》遭到扭曲，蒙上迷雾，给后人的研究增加了不少困难；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它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