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钞及其与中国传统史学之普及

史钞及其与中国传统史学之普及

史钞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史书体例，源远流长。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为传播历史的一种重要媒介，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普及具有重要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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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钞的由来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

史钞是传统历史文献重要史体之一，简言之就是摘抄史书，以使原史简明扼要，易读易懂。卷帙浩繁的史书经过删繁撮要，既便于一般知识分子阅览，又利于书的流传。史钞类书籍问世较早，而史钞作为一个类目的出现，却姗姗来迟。它始见于南宋·高似孙《史略》，此后，官私书目多数设史钞类。例如《宋史·艺文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明·高儒《百川书志》、祁承爍《澹生堂藏书谱》、范钦《天一阁书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无不如此。

史钞源头久远，早在先秦典籍里，已开始萌芽。《四库全书总目·史钞类》序：“帝魁以后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取百篇，此史钞之祖也。”此种提法，王锦贵先生认为：“孔子删《书》，属于史料选编。不能视为史钞。”即使《尚书》不是史钞之祖，那么战国时期这种史体也已显端倪。《铎氏微》和《虞氏春秋》二者就是例证：“铎椒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录此二书。

史钞虽然起源很早，但是一直到纪传体产生以后，才得到长足发展。由于纪传体卷帙繁多，不便流传，为了满足人们学习历史的需要，最可行的方法是对纪传体进行删节，史钞正是适应这一形式日益发展起来的。两汉时期，桂阳太守卫飒，“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撰成《史要》十卷。此后，又出现了几部类似的著作，如杨终的《节本太史公书》、应奉的《汉事》和荀悦的《汉纪》。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地位稍衰，社会读史之风兴盛，统治者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提倡读史，且“又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皂，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史钞适应这一形势，发展十分迅速。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正史都有节本，往往一部史书刚刚问世，即被广泛传抄。如吴太子太傅张温撰《三史略》三十卷，嗣后，出现了体例不一、种类繁多的史钞类史籍，“专钞一史者，有葛洪《汉书钞》三十卷，张缅《晋书钞》三十卷；合钞众史者，有阮孝绪《正史削繁》九十四卷”。

宋元明清是史钞的繁荣时期。从《宋史·艺文志》起，在图书分类中，史钞作为史部的一个独立门类存在。宋代经过唐代的铺垫，史书积累日多，人们既购不易，读之益难，且宋代喜研性命，轻视史学。因此趋易厌烦之风日益兴盛，这就为史钞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史钞类史籍已有74部，1324卷，加上卢文招的补《宋史艺文志》著录2种，25卷，共计76部，1349

卷。宋以来，史钞类史籍满足了不断兴起的市民阶层学习历史的要求，史钞在史学的普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就为史钞的发展提供了学术条件。宋代史钞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长，在编撰方法上也比较灵活。著者在取材时，不再仅限于纪传体正史。如吕祖谦的《通鉴节要》。体例上又增加了四种：沈枢《通鉴总类》之类，“离析而编纂之”；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之类，“简汰而刊削之”；洪迈《史汉精语》之类，“采摭文句而存之”；杨侃《两汉博闻》之类，“割裂词藻而次之”。明清继续沿着宋元方向，发展到鼎盛。有明一代，据《明史，艺文志》记载，史钞类史籍共有34部，1413卷，被放在史部第三位，充分体现了重要性。明代史学走向社会的深层，即史学获得了更加丰富的通俗形式，这种形式表现在明代学人身上，就是对史钞的喜爱，即对前人历史撰著的节选、摘录、重编。由此而产生出来的节本、选本、摘抄本、类编本、重撰本等，名目繁多。所以说“迨乎明季，弥衍余风，趋简易，利剽窃，史学荒矣”。一般士大夫习史“专以《纲目》性理为课，其号为博综者，不过左、国、史、汉”而止。如《分类通鉴》，“盖即《通鉴总类》之节本”。明，凌迪知的《两汉隽言》，实与宋，林越的《汉隽》合为一书，林本为前集，凌本为后集，因仿其体例，改题今名。所以说“采摭亦备，然不自为一书，而补葺旧本，创立新名。是则明人之结习矣”。史钞在明代发展到顶峰，无论是撰述的体例还是摘抄的内容，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明代学人对史钞这一撰述形式的喜爱不仅超出了前面任何一个朝代，也高于清代。由于清代重视原创，尤其是乾嘉时期，所以对删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非一般史家可以胜任。虽然清代出现了一批专门的辑纂家，但史钞类著作的种类和数量则远远落后于明代。

二、史钞之形式及内容之优劣

史钞种类繁多，体例不一，就摘抄的内容来看，可以概括分为以下四种。

(一)离析而编篡之

即按照类书的形式，对原书进行分门别类的改编，以宋，沈枢的《通鉴总类》为代表。是书取司马光《资治通鉴》事迹，仿《册府元龟》之例，分为271门，每门各以事标题，略以时代前后为次，亦间采光议论附之。然所分门目，颇有繁碎，如赏罚门外又立贬责、功赏二门，外戚门外又立贵戚一门等。且配隶不确，疏漏太甚。但《通鉴》浩博，猝难尽览，其书采摭精华，区分事迹，可与原书互证，使考古者易于检寻。

明清这一种类进一步完善，著者在摘录时，把著书的意图融入书中。如明，唐顺之的《史纂左编》124卷，以历代正史所载君臣事迹类辑成编，全书分为君、相、名臣、谋臣等24门，其意欲取千古兴衰之大者，切著其所以然。明，杨以任的《读史四集》4卷，摘录诸史中事迹之可快、可恨、有胆、有识者，分为四集，每条下略缀评语。此类还有明，张墉的《二十一史识余》37卷，张毓睿的《三国史瑜》8卷等。这些书介绍的虽然只是一些片面历史知识，但他们的立意还是可取的，一定程度上使卷帙浩繁的史书得到了传播。

(二)简汰而刊削之

此类概括起来讲，就是节选、摘抄旧史，可分为摘抄多部史书和摘抄一部史书两种情况。

宋，吕祖谦《十七史详节》273卷，是其读书时删节备检之本，虽非尽出精要，且义例不存，但其纪传之文叙事极为精练，在精简史文的同时，还保持原书的格局。例如《隋书详节》只是对其中内容有所选择而已，像《经籍志》就保留了大小序，所以“此二百七十三卷者，虽不能尽诸史之全，而足以为宋儒不废史学之明证也”。明·马维铭的《史书纂略》220卷，取“二十一史”本纪、列传，各撮取大略。汇成一编。明·梁梦龙的《史要编》10卷。其书采诸史之文，为正史3卷，编年3卷，杂史3卷，史评1卷。其自序谓：学者罕睹全史，是编上下数三载，盛衰之得失，大凡所在。清，陈允锡的《史纬》330卷，是书仿吕氏《十七史祥节》之意，以便省览，但允锡多所改窜于其间，虽卷帙浩繁，用力勤至，但其中繁简失度、分合无义者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