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视角的西部开发：理论、现实与模式构建

２０１３年９月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３卷第５期（总１２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　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ｅｐ．２０１３　Ｖｏ１．３３（Ｓｕｍ　Ｎｏ．１２１）　发展经济学视角的西部开发：理论、现实与模式构建　李瑞娥　，程瑜　（１．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１；　２．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摘要］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是升级型、促进性开发，实践中的绩效与理论上的羁绊能否找到有效的阐释，　既是开发的现实要求，又是发展经济学新的发展机遇下的理论创新与探索。以发展经济学为视角，从中国．西　部开发的实践演进出发，讨论区域开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逻辑，探索西部开发的约束条件和内生动力，以此　为基础论证新一轮西部开发的有效模式。研究认为，深化西部开发可以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提升提供蓝本，　模式构建与创新旨在为促进性开发寻求理论支持与实践引导。　［关键词］　西部开发；发展经济学；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２４５Ｘ（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１３￣９　十多年的西部大开发作为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性　规划，以骄人的成绩引起了经济理论研究的广泛关注，　也对新一轮开发模式的选择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　响。本文以发展经济学为研究视角，在探析西部开发　的逻辑演进与直面深化开发约束条件的同时，以中国　西部发展的特殊性及模式构建为主线，试图丰富与发　展经济学的内容并提升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高度。　一成长的７Ｏ多年演进史中充满着理论诱惑，发展中国家　的平衡增长、经济一资源一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在更　加深刻的层面展开了理论对弈。继刘易斯、缪尔达尔　等人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以后，发展经济学表现出多学　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趋势，甚至以关心人类公平的社会　学、政治学和以历史观观察问题的历史学等，都涉足了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阿玛蒂　亚・森是以关注贫困问题而为人们所知晓的，不过，他　、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梳理与回顾　发展问题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永久话题，经济学家　的正义理论更多的关注对象却是能力平等问题，深刻　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深层理论与现实问题，就连颐　关注发展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繁盛的时代。亚　当・斯密将发展问题寄予在“国家富强”的目标中；大　卫・李嘉图在讨论其理论体系的难解之题时，始终纠　结于“价值创造”和“国富”问题…；穆勒父子在尝试边　指气使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试图将发展经济学引入自己　的研究领域。　从理论博弈看，发展经济学之所以被广泛接受，是　由于主流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　际分析工具时，有意无意地触及到均衡发展问题的理　论前提。至此，经济学研究已经进入资源配置和经济　发展的双重命题，特别是数学工具的引入，意味着发展　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以杰出的成就成功占领了话语平　台。集研究增长与发展问题于一身的发展经济学作为　一注。２０世纪中后期，主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卢卡斯、　斯蒂格利茨、巴罗等人都对发展经济学给予了极大的　热情，新增长理论的创立使新古典经济学不再停留在　对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价格矫正、供求均衡等表面　问题的解释，而是在承认既有问题的前提下，试图通过　门年轻的、充满争议的学科，由于涉及范围宽广，在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１—１１　政府政策工具的作用实现帕累托“次优”。由于发展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１０ＪＪＤ７９００４１）；西安市软科学研究项目（ＳＦ１３０６—５）　［作者简介］　李瑞娥（１９５３一　），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程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讲师，通讯作者。　１３　瑜（１９６５一　），男，陕西华县人，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ｂｓｋｂ．ｃｎ；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中国家市场不完备、信息成本太高，即使是市场竞争也　会出现价格扭曲的现实，在一定发展阶段，“矫正价　格”到“矫正政策”乃至“矫正制度”的曲折历程迫切地　提出理论需求，缪尔达尔、刘易斯、舒尔茨等人正是在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实践中找到了自己的认识灵　感，并将发展经济学引向新的“坦途”，而且多学科的　融合逐渐使经济学走向成熟和精细化、数量化。发展　经济学所展示的理论魅力，正是在于它对发展中国家　或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解释力。　从数量概念看，当今世界上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除２０多个属于经济发达国家外，其余均为发展中国家　或地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差距，不仅　是经济数据显示的差距，而且是经济发展质量反映的　深层质态差距，是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不同时期和　层次的差距。尽管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贸易　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生活必需品供给似　乎所差无几，但与发达国家在航空航天、军事能力和科　技领域的差距却使发展中国家只能“望洋兴叹”。事　实上，不同国家民众的生活质量高低、资源占用多寡等　差距都凸显了发展问题是一个严峻的世界性问题。　“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不仅有所有发展中国家　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而且还有不同发　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碰到的特殊问题”　。２０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其影响因素　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理论和政策关注的焦点，研究者　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和变动做出了各种不同的　解释。王小鲁等的研究强调地区生产率的差异　Ｊ，蔡　防等强调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的作用　Ｊ，陈秀山等则　强调要素投入的使用效率　Ｊ，不一而足。　近年来，适应中国国情的包容性增长发展模式备　受关注，其研究大多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宏观视　域阐释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感召力。在区域发展模　式选择上，许多学者分别对资源推动型优态发展模式、　“资源诅咒”型病态发展模式和资源主导型常态发展　模式进行了“分而治之”的描述，陈军等从能源效率角　度研究能源丰富地区的发展模式，主张“通过有效措　施把能源消费方式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口与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的内涵式消费方式上来”　６　，刘生龙的　研究通过对西部大开发前后与同期中东部地区的比　较，发现“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都　有所下降，说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　经济增长模式”　Ｊ。丁任重从多角度探讨西部经济发　１４　展与资源开发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生态理论、资源开发　与西部经济发展融为一个研究整体，试图破解西部地　区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ｊ。然而，从众多的研究　成果看，以制度为主线的、基于西部地区经济转型的区　域发展模式研究仍有很大的理论空白。　从理论严密性和实践可行性看，国家或区域发展　模式应当是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状况的实践依　据。新发展经济学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　域之间的均衡发展问题时，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　验，但不同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模式不可简单复制与效　仿，发展中国家在构建各自的发展模式时都面临初始　条件的约束，诸如分工不清晰、专业化程度低、收入低　下、资本不足、缺乏外援、人力资本缺乏、技术水平落　后、国内地区经济不平衡等，在新一轮西部开发的模式　构建中，如何根据西部经济结构的特殊性给其增加有　说服力的注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二、“倒逼’’机制下的西部大开发与绩效评价　（一）“倒逼”机制　从改革开放到２０世纪末的短短２０多年，东西部　地区的差距骤然扩大，这不仅是政府参与资源配置并　控制经济福利分配的结果，而且是国家梯度推进的非　均衡发展战略偏离了西部利益的结果。倘若说区域非　均衡发展是发展中大国在一定时期无法跨越的阶段的　话，那么，西部大开发则是“倒逼”机制作用的结果。　这种“倒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倒逼”政府弥合割裂的市场。在国家范围　内，统一的国内市场是经济均衡发展的基础，各种要素　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可以使市场结构趋于完善。但是　在中国，统一的市场基础被东西部发展差距生生拉断。　中国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的集聚地，长期以来受区域　交通、文化教育甚至信息约束的影响，发展动力孱弱，　市场发育程度不高，购买力相对低下。对西部地区多　年来区域发展和市场化推进的实际发展绩效从宏观和　微观层面上进行对比，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西部开发　政府是如何弥合市场割裂的。宏观上，市场化发展过　程中，东中西部人均ＧＤＰ都在增长，但西部的增长速　度与东中部相比较差距在不断扩大。西部与东部人均　ＧＤＰ的差距２０００年为５８．６％，２００９年扩大为６３．１％，　绝对差距由６　６４７．２元扩大为２１　ｌ１０．９元。微观上，　随着区域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西部的企　业在竞争力和市场竞争行为协调方面不断变化以适应　市场的发展要求。但由于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和基　础投入欠账太多，本身积累有限，成为制约西部经济创　新发展的羁绊。尤其是交通、通讯、基础教育和人文发　展投人等，西部与东部相比较差距非常明显①。因此　可以说，东部、沿海一方面通过发达的加工业吸引西部　廉价的资源，同时又通过商品“回流”占领西部市场。　这种“双重掠夺”使得东西部形成了一个强弱程度不　同、购买力不同的级差性市场结构。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政府对割裂、级差性的　市场进行弥合性修复并对发展战略作出调整。　其二，“倒逼”资源产权的制度变迁。西部资源禀　赋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使其具备了发展的基础条件，然　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部的资源优势一直被中央政府　的计划调拨所控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基于国家战略安　全的经济布局已经使西部资源成为“大一统”的共有　资源，政治与经济的交互赋予了国家对资源的全面掌　控权。２０世纪８Ｏ年代后的转型经济期，资源优势仍　然掌握在具有强势调拨功能的中央集权手中，资源产　权的模糊使丰富的自然资源供养了东部的资源需求并　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正如诺斯所说：“国家的存在　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　源”＿９　Ｊ。资源产权的制度缺失，不仅使西部失去了发　展先机，而且，资源产权的模糊与民间资本对这一领域　的产权侵蚀，引致了资源的粗放开采和短期目标倾向，　出现了难以逆转的资源贬损现实，最典型的莫过于稀　土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给西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　时，却又被“资源诅咒”所验证。　其三，“倒逼”政府政策的责任感反思。国际经验　表明，一国经济增长与区域均衡发展之间具有一定的　规律性，但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给予的时序会影响其　自然演进，“缺乏责任感的”ｌｌ。。政策结论会拉大二元　鸿沟。改革开放以来，梯度推进的政策给东部经济发　展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发展机遇，政策优惠带来的资　本积聚、资本集中及市场扩张，使东部、沿海迅速成为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资本的力量空前强大且贪恋地　吮吸着西部的各种有形与无形资源，率先发展中所展　示的资本魅力和“资本暴力”不仅形成区域之间快速　的发展落差，而且物质资本、技术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强　吸引，使许多中西部的高科技人才大举东进，为包括跨　国公司在内的大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能动要素，同时，　“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使东部的上市公司悄然吸引　着社会闲散资金，这种人才和资本的“比翼东飞”，自　：发展经　然在短期内形成了和西部强烈的反差。即使政策的责　任感促使西部地区享有同等的优惠，然而对后发展区　域来说，普惠的政策效应必然大打折扣，“倒逼”政府　政策责任感的反思。　其四，“倒逼”西部发展价值关切度的提升。发展　经济学认为“发展的目标应当是多重的”Ｌｌ　，２１世纪　发展经济学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所要解决　的问题。西部的区位特征与多民族属地使得其发展价　值具有政治与经济的交互性，对西部发展价值的关切　不仅只是定位于资源的丰富与多样性，而且发展价值　内涵的丰富性还广泛地分布于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　发展的协调上，因此，对西部发展的价值关切度也进入　了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　（二）绩效评价　“倒逼”机制下促成的西部大开发在十多年的实　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绩效，展示了后发优势与累积　效果，集中表现在：　１．在中国经济均衡发展中带来了“后发”效应。自　１９９９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到２００７年，西部地区　的经济增长率从７．３％提高到１４．５％，２００８年，受金融　危机的影响，增速有所回落，但仍高达１２．４％¨　。总体　来看，西部经济达到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２０００年翻　一番以上”　。西部１２个省（区）从不同方面展示着后　发优势的潜力。如２００７年中国城市竞争发展力排名显　示，鄂尔多斯增长竞争力全国第一，以重庆、成都为核心　的成渝经济圈、关一天经济一体化，都在不断积累着抚　平二元格局的自我发展能力。　２．在西部经济质量提升中达到了推动效果。十多　年西部大开发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　高”，“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西部地区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　数由０．３４６增长到０．９９７”，“公有制工业企业经济效　①差距的具体表现：公共交通区位条件方面，西部地区路网密度　约为全国平均值的一半和东部地区的１／５；交通通达深度上，二级以上　公路比重西部比东部低３５％，全国不通公路交通的乡镇中，西部占据了　８５％左右。教育和人文发展条件方面，我国目前共有普通高校１　８６７所，　东部占了８２６所，西部仅有４６０多所，为东部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占　全国１４％面积的东部却拥有全国４４．２％的高校，而占全国国土面积　５６．７％的广大西部仅拥有全国２４．６％的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方面，中　央所属学校数据显示，东部为２３　７５２．０２元，西部只有８　７２７．３５元，约为　东部的１／３。社会信息化与数字互联网发展指标上，用于反映数字信息　化的互联网发展指标ＣＮ域名和ｗｗｗ站点数，东部一直占全国总数的　４６％以上，而西部不但总数落后，仅占２８．９％，而且发展速度平均为　３．７％，也慢于东部地区６．９％的平均增长率。　１５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ｂｓｋｂ．ｃｎ：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ｘｉｔｕ．ｅｄｕ．ｃｎ　益指数由０．２８２增长到０．８８４”，“大型工业企业经济　效益指数由０．３７１增长到１．０３９”＿ｌ　，经济结构的调整　和科技创新带动了发展质量的提高，在“十五”期间全　国创新能力上升的１４个省份，西部地区占有６个①。　说明越来越多的西部省区重视推进科技创新，尽管这　种增长并没有改变西部地区在全国技术创新能力总体　落后的格局　。　３．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发展快速。新疆、内蒙、陕　北的能源，成都、重庆的高科技产业带动了区域经济发　展，“重点地区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水平达到新水　平”㈨。　４．资本支持和基础设施改善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初　始条件。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政府在西部交通条件、　基础设施、环境治理、通讯等方面已经投资数千亿元，　包括利用内外资的资本吸引和国家倾斜性的资本支持　与基础设施改善，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初始条件并形成　了经济体系的内在基础，在加快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　增强了西部的投资吸引力，为竞争性项目的发展创造　了条件。　５．政策支持彰显了政府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的　作用。国家在产业支持、财政转移支付、公共产品供给　等方面给了西部倾斜性的政策优惠，其中包括成渝经　济区、关一天经济区等政策支持及少数民族地区的　“输血”与“造血”机能再造、“脱贫”与“扶贫”联动、产　业转移与要素对接等，政策支持体现了政府区域均衡　发展的要义。　尽管战略实施的绩效显示了量的增加和质的提　升，但中国沿海、东部率先发展的战略布局，决定了西　部在全国整体发展中的后发梯度定位，区域发展的差　距仍是不容忽视的事实。１９７９～１９９９的２０年间经济　总量增长了７．８倍，而同期西部地区仅仅增长了５．７　倍¨　，而且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促进西部地区　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实物资本和基础　设施投资实现的”　Ｊ。在这种强烈比对的背后，隐藏　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与心理落差，它不仅凸显区域发展　水平的差距，而且以东西部发展的落差昭示了区域经　济发展的非均衡。从发展经济学的新视角来看，前十　年的西部开发仅仅是一种平衡性开发，中国发展障碍　的破除需要升级的、促进性的西部开发，２００９年的新　一轮西部大开发标志着更广泛意义的统筹一体性发　展，实施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战略，建构促进西部内生发　展的制度正效应。它要求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　１６　中国的发展问题与区域协调问题，发掘西部地区的发　展价值。　三、深化西部开发面临的约束条件与模式构建　不可忽视的界面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面临西方国家市场萎缩和金融　机构信誉下降的严峻现实，国际金融危机也损害了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我们需要充分估计其可能面临的约　束条件和不确定因素。　（一）约束条件　首先，必须直面市场化程度的约束。用发展经济　学的理论解释中国的问题，最大的难点在于中国不仅　是个发展中大国，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远未达到　完善的程度，经济转轨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特别是在　“实体经济”还未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时候“虚拟经　济”过度扩张，在中国完成初始积累的民族资本甚至　成了伺机转移的“无根资本”，即使有效率的市场经济　也未必是有效率的结果，因为决定市场经济发达与否　的指标——生产的社会分工、流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　设施、市场交换制度等在发展中国家是欠缺的　。加　之国有经济体制内创新力量的不足，西部所处的区域、　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的条件、面临的问题与东部沿海　相比有很多的不同，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无法照搬，需要　创新性模式来补充市场力量的不足。　其次，必须正视资源整合能力约束。中国西部虽　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资源配置效率偏低，“我国区　域Ｒ＆Ｄ资源配置效率整体上呈东部沿海、东北、中部、　西部依次递减分布”，其中“西部地区配置效率最　低”＿１　。从西部开发的实践过程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我　国中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值②由０．４２上升　到０．６６，２００４年最高，达到１．５９。这也说明，在实现　生产总值增长中，能源消耗增长速度随着生产总值的　增长而不断增加¨　。整体经济水平低下，数量型经济　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潜藏着难以规避的发展　“陷阱”。由于信息封闭、交通条件落后、生存环境恶　①源自周民良根据２００１与２００５年的科技数据与经济数据，选取　１５个指标对全国各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计算结果。西部地区的６个省　区分别为四川、陕西、甘肃、贵州、宁夏与广西。　②能源消费系数：是指给定投入资源条件下，实现最大经济产出与　最小污染排放的能力，或给定经济产出与污染排放水平下，实现投入资源　最小化的能力。可以用来衡量经济产出消耗能源的状况，从另一个视角　反应资源配置的绩效高低。能源消费系数＝能源消费年平均增长速度／　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通常该系数值越大，资源配置效率越低。　化，分散于偏远地区的农民很难找到现代城市文明的　对接点，经济发展成本、城市化建设的成本都高于经济　发达地区。区域发展模式的选择，绝不仅仅需要广袤　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乃至优惠的政策，更需要高匹配的　资源整合能力，从西部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看，模式构建必须考虑各种要素的匹配度，按照市场规　则运作，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构建一个相对均衡　的区域经济体系。在南北协调、东西互补、省内联手的　多元格局中寻求复合型发展模式。　再次，必须看到发展环境的约束。发展模式是发　展环境的耦合物，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是严峻的　国内经济调整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后发展境况，发　展模式既要进行前瞻性设计又要进行适应性选择，因　为发展环境是不易复制的，成功的开发模式赖以存在　的制度条件也无法照搬，而创新则是立足于区域发展　环境的模式重构。区域发展环境既有内在约束影响，　诸如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完备程度、资本充足率等，也　有外在约束影响，包括国际经济格局、资源禀赋差异、　市场完备程度等，这样，西部大开发模式的选择既要考　虑其理论解释力，同时又不能拘泥于现有模式，模式创　新是理论提升和实践探索的契合点。　最后，必须坦对先赋与后赋差距的约束。从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进程看，资源禀赋及利用效率至关重要，　二元格局的形成既有资源禀赋、资源先赋的差距，也有　资源后赋的差距，东部、沿海在２Ｏ世纪８Ｏ一９０年代形　成的产业集群通过市场的力量不断吸纳着西部的自然　资源，而后赋差距又将强市场的东部和弱市场的西部　推向了同一竞争平台，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区域　差距。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中，区域“跨越式”战略　首先需要融人经济全球化体系，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　调整并形成新的“增长极”，通过自身的产业优势争取　发展先机。　（二）模式构建不可忽视的界面　１．模式构建必须考虑区域内部博弈系数。发展中　国家存在着初始条件的多样性（发展阶段、资源禀赋　等差异）和特殊性（与工业化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　尤其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强烈的发展愿望　决定了区域之间的竞争是残酷的。西部大开发涉及　１２个省区，各省区无一例外地期望得到难得的发展机　遇并使本地经济质量得到提升。不过，从个体理性的　角度看，由于面临同一时间和空间在资金投放、人才吸　引、大型项目布局、产业空间、外资引进等发展机会上　的竞争，利益偏倾必然使西部各省区在要素的争夺中　：发展经济学视角的西部开发：理　采取非合作博弈，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演绎着“市　长吻批文”式的政府竞争。在考虑西部各省区内部博　弈系数的前提下，理性的博弈主体应更多地关注合作　博弈的“剩余索取”而绝非像“白菜价”的稀土出口，结　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实际上，西部各种有形　资源和无形资源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和相互支持的发展　基础，可以通过合作博弈实现联动、优势互补、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不仅可以降低资源利用中的竞争摩擦系　数，还可以在合作博弈中取得“正和”剩余。　２．模式构建是理论“落地”的实践。发展经济学　的方兴未艾就在于它对占人口８０％的经济欠发达国　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不过，理论解释力并不代表理　论生命力，当美国经济学家拉坦・弗农（Ｖｅｒｎｏｎ）用　“梯度推移”理论解释了区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主张通过有序的、由低向高的推进实现经济分布相对　均衡的理论被发展经济学所推崇时，反梯度推移理论　则从“蛙跳”理论中寻找到了相左的结论¨　。而且，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条件下，反　梯度理论及其发展模式也确实具有现实适应性。无论　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国家、区域的经济发展度量中，经　济发展的均衡要求和非均衡现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非均衡的内缘外因异常复杂，缘于要素差异（人的素　质、干中学的能力、社会科学传播的覆盖面等）的非均　衡会不断衍生新的非均衡。因此，深化西部开发既要　关注经济原因引起的差距，更要关注非经济原因及引　起非经济差距的原因，特别是要将政策的实效性与责　任感融人发展经济学新发展的理论体系中。新一轮西　部大开发在寻求理论支持中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辅　佐，同样，用西部经济的发展来充实发展经济学，可以　使发展经济学的视野更为广泛，理论更加“接地气”。　３．模式构建需要十分关注制度和谐。在经济欠发　达地区，正式制度的弱化导致“潜规则”流行，关系距　离替代了制度约束，完备的正式制度可能受到潜规则　的侵蚀而使其残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失效最深刻的　教训就是“由于制度缺陷，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政策以　及这一政策所依赖的制度安排并未在解决行为主体的　激励问题上取得成效，从而使经济发展陷入困顿”　Ｊ。　西部地区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时的多民族现实和先　赋、后赋差距的存在，需要有感染力的政策建议和匹配　的制度，政策的科学性需要理论支持和实践验证，两者　均可以纳入制度和谐的范畴。　４．模式选择也是成本收益比较的结果。在市场经　济体制下，西部开发的资金来源都是受比较利益驱动　１７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ｂｓｋｂ．ｃｎ；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１　的，即使是转移支付也要符合成本一收益原则，既追求　社会经济全面稳定的发展，同时追求中央政府资金和　政策投入的“乘数效应”，即使取得了一定的开发成　效，巨大的显性和隐性开发成本也不可忽略不计。成　本一收益的比较实际上说明模式选择不是信手拈来的　尤物，而是适应性选择的实践。　在多重约束与不确定条件下，西部大开发模式构　建不仅要面对经济结构的差异性、经济发展的非均衡　性、市场机制的失灵及制度的缺失等诸多问题，而且要　置身于世界经济形势的诡异莫测。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面ｌ临全球经济的“多事之秋”，虽然发展中国家将继续　以较为强劲的增长担起“全球经济引擎”的重任，但增　长速度将明显受到影响。因此，发展模式既要围绕如　何增加西部经济变量的弹性进行前瞻性探析，也要充　分考虑世界经济“后危机”时代格局变化的新动态。　四、西部发展可持续的模式构建　东西部的均衡发展需要我们探索支撑经济增长、　引导市场化发展和提升西部发展价值的核心要素，进　而内敛西部经济增长的力量，形成逻辑体系和内涵一　致的发展驱动。其模式构建包括：　第一，市场模式：资源重整与协调发展。在新一轮　西部开发中，需要我们继续寻求政府职能转变和对社　会主要资源控制方式的转变，使公平竞争成为支撑经　济增长和引导市场化发展的核心因素。长期以来，西　部自然资源禀赋和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国有经济比例　显著偏大的现实，挤压了民间资本扩张的空间，政府过　多地参与了资源配置和控制经济福利分配，尽管政府　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对前期开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还需要逐渐培养西部的市场力量，构建各种经济　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化模式。可以考虑将政府退出领　域和有限的私有化作为一个推进市场的有效替代，以　促进政府和市场“双归位”。首先，西部市场竞争模式　的构建需要尽快实现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整合，政　府有序退出对经济领域的过多干预，同时增强企业的　市场历练能力，逐渐打造出具有内在动力凝结的区域　核心竞争力。按照西部目前的市场化强度，彻底摒弃　政府的力量使之放量参与国内外竞争只会惨败落寞，　因此只能在政府力量和市场逻辑的不断调整中寻求适　合西部发展的动力源。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西部资　源丰富但趋同性高，西南地区的有色金属、生物资源、　旅游等，西北地区的石油化工、煤炭等都具有同质性，　极易引致产业趋同，核心竞争力也会在近距离竞争中　１　８　消耗殆尽。从发展经济学新发展看，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结构趋同，经济变量　低弹性，西部丰富的矿产、原材料和水电资源，很容易　进入经济变量低弹性的怪圈。西部资源重整与协调发　展的关键是整合资源匹配，以西安、成都、重庆等为重　点的发达区域，聚集着大量的科技人才，潜藏着巨大的　人力资本和高科技力量，具有极大的技术空间，可以通　过要素重组，将人力资本、资源、高新技术打造成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经　济变量低弹性产业以提高产业附加值和市场质量，以　市场化推进实现内生增长。　第二，产业模式：链条延伸与分工精确。西部幅员　辽阔，ｌ２个省区占国土面积的５６．５７％，尽管各个省　区都有其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但自然条件、文化背　景、资源禀赋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南北跨度极大的气候　条件形成了农产品、农副产品的异质和互补，西南地区　与西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存量和质量也有差异。发展中　国家或地区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逆转　的产业演进规律。从２ｌ世纪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看，　脱离了前苏联大国土范围的东欧诸国潜藏着巨大的发　展空间，这些国家虽然在地域上属于欧洲，但经济发展　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特征，　各国都对发展有着迫切的渴求，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都　不同程度地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都　有着强烈的追赶意向。在欧洲经济前景尚不乐观和　“北约”组织功能逐渐异化的当今，经济发展的需求扩　大了中国西部的市场，产业分工可能发生一些变化，预　示着“全球的经济重心会发生一次巨大的转移——从　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２　。在实现外向型经济　及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西北地区可以通过欧亚大　陆桥实现其市场可达性，交通成本与技术扩散成本等　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西南　地区的外向型发展提供了机遇。为了延长产业链条并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需要从观念到产业跨度上打破地　区壁垒，加大本地区的空间开放度，将西部经济发展纳　入到中亚乃至全球分工的体系中。西部各区域都存在　参差性的竞争优势，即使是大山深处、边远地区，都或　多或少地拥有有待开发的天然稀缺资源，产业链条可　以延伸到分工末端。当城市化推进融人了更多的高新　技术、创意产业等产业优势时，区域内的均衡发展会通　过产业组织结构层次变化带来新的竞争格局，进而改　变原有的竞争优势分布。　第三，投资模式：资本驱动与多元吸引。从２０００　一２００７年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投资、消费、出口　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看，西部地区是最为典型　的投资驱动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投资拉动比技术驱　动更显著，而且，继续加大资本驱动仍然是今后相当长　时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现实选择。后发展地区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弱势”心态，在西部大开发的初期，　面对“资本吸引资本”规律，本能的渴求就是中央政府　的资金扶持、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和领导型引资，西部　大开发以来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多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　和地方政府投资，政府力量替代了市场力量。滕堂伟　等的实证分析显示，西部地区虽然在整体投资收益方　面较东部地区低，但在许多具体的产业运行效益方面　则有着显著的比较优势，但目前这些产业正在遭遇资　本“瓶颈”的约束，形成了与传统资本流动规律的悖　论＿２　。加之西部资本运作过程中的信息不完全、道德　风险等，增大了交易成本也降低了资本效率。在成熟　的市场机制下，无论是区外、境外企业的进入还是本地　企业的扩张，都不断追求资本运行质量，投资模式构建　就是要探寻资本效率提升的有效途径，通过西部产业　结构水平的提升和增加有效融资的制度安排，实现资　本质量的提升。从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看，西部发展的　投资模式重在通过资本引力与资本的扩张性、有效的　产业政策和产业环境、产业结构优化，来吸引东部沿海　产业转移和外资西进，交通状况的改善与基础设施的　增加仅是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　仍然是资本实力。而且支持西部经济发展的资本力量　应该是通过自身资本积累、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来增　加实体资本力量并实现资本协调，实现资源价格调整　和税收留成比例的合理化。　第四，制度模式：匹配互促与理性规制。制度效率　取决于实施成本，简・恩斯明格深刻地描述了正式制　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匹配是前者成功的关键，他通过分　析非洲土地产权界定中遇到的困难而验证了这个命　题【２　。在国家的层面，正式制度的供给是均衡的、无　偏好的，然而，经济欠发达地区非正式制度的掣肘可能　使正式制度形同虚设，如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根深蒂　固的权力拜物教、低下的政府效率，“所有这些制度缺　陷与公众态度的缺陷紧密相连。这些态度通常支持制　度，同时也得到制度的支持。两者对低下的生产率和　低收入负有责任。而低生产效率和低收人反过来又使　低识字率和教育水平难以改进，这些又使社会制度的　缺陷永久地存在”　。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及道　德风险无疑增大了西部大开发的制度成本甚至进入一　：发展经济学视角的西部开发：理　种制度困境。强化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需要正式　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匹配，两者作为一个相互影响的　系统，合力互促可以降低摩擦成本实现制度高效。对　相对封闭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西部，匹配互促与理性　规制需要具有理论勇气和文化气派。　第五，协调模式：“失灵”矫正与激励联动。发展　经济学对转型经济国家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　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矫正，两者的“错位”会加剧“双重　失灵”。在信息封闭的欠发达地区，对政府的信赖使　人们将希望寄托于权力机构，当政府失效不能使社会　福利最大化时，人们转而迷信市场的力量，似乎市场的　力量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和增进人民的福利。然　而，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缺陷，市场“失灵”总是有　悖于人们良好的希冀。政府是政策的层级传递者，即　使中央政府的政策是“仁慈”的，并尽量使区域发展目　标函数最大化，但政策的随意性与政出多门，也常常会　诱导“经济人”经营策略的变化。迈耶在研究政府作　用时承认市场与政府的互补性。他指出，当代发展中　国家除了面临传统的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之外，还面　临着由动态外部性、规模收益递增、多重均衡以及路径　依赖等所造成的新的类型的市场失效　。由于受传　统经济的影响，西部普遍存在着“政强企弱”的现象，　缺乏约束的政府通过所谓的政策影响企业决策，但往　往“政策结论是缺乏责任感的”　Ｊ。无论从经济均衡　还是从政治稳定来说，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正是在“制　度刚性”和“路径依赖”的演化惯性中寻求中国发展战　略调整、经济转型的可行路径，市场和政府都需要走出　“失灵”的制度羁绊和扭曲窘境。市场规模的大小、营　销成本的高低、各种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政府服务质　量的优劣等，都将进入“经济人”测算比较利益的函数　关系。当然，必须看到政府乃至政策仍是西部大开发　“最稀缺的资源”＿２　，市场与政府的互补可以降低“失　灵”损失。在规制过程中，政府应该是人性化的组织，　在西部地区的发展规划、立项审批等方面应遵循市场　规律并承认市场力量，而且政府在成本的降低和质量　的提高上具有极大的空间，需要我们在关注政治约束　和政府激励中实现市场与政府力量的互补联动。　综上，模式结构可以概括为：市场引领——产业推　进——投资带动——制度匹配——“失灵矫正”。看似　独立的模式不仅有各自潜质性的内部效率与机能，而且　可以产生外溢效应。模式间的相互渗透与机能互补，可　能获得新的发展能量，外溢作用可以使市场、产业、制　度、政策的潜在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并形成动态外　】９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ｂｓｋｂ．ｃｎ；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部效果，促使其形成内源性动力机制，进而促进产业和　经济的成长，逐步形成内生制度创新性的增长模式。　五、可能的理论提升与思考　本文以中国西部为蓝本，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相关　理论对深化西部开发的模式构建进行了分析，试图为　丰富发展经济学提供理论借鉴，可能的理论提升与思　考为：　首先，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的洽和。　作为一门“发展”的学科，发展经济学对不同国情发展　中国家的解释展示了其理论生命力，促进性西部开发　模式的构建是致力于寻求理论提升和实践可行的均衡　点。在地域宽广、民族众多的中国西部地区，约束条件　下的模式构建将市场、产业、资本、制度、政策等纳人互　补的框架中，可以为这一学科提供更加广阔的视域，不　仅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内容，而且展示了发展经济学　不竭的理论前景。　其次，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是市场规律与制度逻　辑的契合。中国西部的发展价值蕴涵着经济增长、政　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多重目标，独特的文化背景、资源　禀赋、发展区间等，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提供了理论　补白和进一步创新的空间。发展背景的特殊性决定了　模式构建和政策设计无法简单复制，而是要不断进行　市场规律与制度逻辑契合的探索，将政策的实效性与　制度责任感融入模式框架，使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在阐　释发展中大国的问题时得到贴切的解释。　最后，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是理论需求与“反哺”　的耦合。创新性的发展模式不仅需要相关的理论支　持，也会“反哺”式地为发展经济学的完善提供适宜性　探索。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过高　地估计其市场化水平并将其强行推向国际市场平台，　只会扼杀微弱的发展“灵气”，适应市场化发展水平的　模式构建必须立足国家或区域特点，将各种非合作力　量引入协调、均衡、互补的模式框架，使发展经济学通　过“接地气”的实践来增加理论魅力。　［　参考文献　］　［１］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Ｍ］．郭大　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２３６—２４５．　［２］　简新华．发展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　［Ｊ］．政治经济学评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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