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浩辉先生之“大秦帝国”甚是入境，再读，竟不能自已。遂沉迷此书，反复研读、琢磨，断续已有五六遍之数。
将古典法治与现代法治进行比较，可见其异同处：首先是维护对象不同，古典法律维护的君权，最终的服务对象是君主；现代法律以人权为根本，人权至上。区分这点根本，就可以很容易区分古典法治与现代法治。
中国古典的法治以法家为代表，法家精义概括来说即是“法、术、势”三大方面。法，贵在显明、稳定，为共同行为准则；术，藏于胸中，君主考核官员方法，以为法治的补充；势，指权位，为法治推行之保障。三者皆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
西方行政讲求“三权分立”，即行政、立法、执法分开实施。这样保证权力独立运行的同时又相互制约，不至于产生极权和腐败。中国的古典法治（以秦帝国为准）三权皆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法治推行中，极易发生嬗变。
记得有位历史学家说过，中国古代不可能产生民主社会。西周时代是礼治社会，秦朝以后是人治时代。民主制度产生的条件有两个：交通极为方便，社会生产力可以为社会大讨论提供物质基础。这两点古代的中国都不符合，疆域广大，没有及时传递信息的交通手段；依靠自然地生产力，遇灾年自救尚且艰难，更谈不上为社会大磋商提供物质基础。 我总觉得秦帝国是个异类，中国历史中的一朵奇葩，由礼治社会转变为人治社会的一段特异的过度时期。她的存在是因为法治相对于人治的优越性，还有所处的时期特殊。在那个特殊的阶段，法治的推行也有了制约，比如宗庙遗训，身处特殊时期君主的危机感等，这些都是保证法治实施的柔性制约。它不像制度制约刚性制约那般彻底，商鞅被车裂，这是明显的冤杀，可还是做了。而秦帝国统一后，外部威胁消除，秦二世肆意坏法，毫无顾忌，这种柔性制约还是还是有些许作用。它保证了法治在最大程度上的推行，相对人治，依然具有很大优越性。
因了这些缘由，中国古代也就不可能产生法治，秦帝国只能是大分裂时期的特殊产物，一种部分法治加人治弥补的统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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