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河上游的一大支流汭河，在华亭境内有南北汭河两条河流，两河在华亭县汇合后，自西向东流入位于华亭东南方向的崇信县。汭河横贯全境将崇信分割为南北二原。除汭河外，
我们沿汭河从华亭直取崇信，崇信县城是一个完全被群山包围的川道县城。崇信东去是泾川、灵台，西连华亭，北依崆峒，南与陕西陇县接壤。这个总面积850平方公里、10万人口的山区小县，是泾河流域三十个县区里面积较小、人口最少的县。然而就是这个现在人口仅10万人的小县，其历史和文化内涵却久远而深厚。
从崇信至今仍然遗存的仰韶文化、常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先周文化及先秦文化等多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文物考证，在崇信境内的汭河、黑河两岸现代人居住的地方，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远古的先民就在这里生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靠打猎、捕鱼和耕种为生，创造着远古文明，而其作为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已有二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都对博物馆和文物感兴趣。我认为，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人类文明和历史大多都被湮没和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字记载历史较短且因各种原因，使得文字记载史料的完整性和可信性打了折扣，但唯有那一件件从地下出土的文物，褪去包裹了千万年的泥土，忠实无言地向后人诉说着某个历史时间段人类的生存发展故事。
这个观点在崇信县博物馆陶荣馆长那里再次得到了肯定和认同。在崇信县简陋的博物馆，陶馆长热情地带领我们参观馆藏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建的已经残旧的两层办公楼安家。而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都安放在楼后的几间平房里，虽然房屋破旧，但其防护措施却很到位，我们经过了两道防盗门才进去。这里的馆藏文物种类繁多，价值不菲。通过对这些文物的了解，才知道这里为什么被称为“公刘故里”。
之前，我只知道陕西彬县有“公刘故里”之称，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那里有“公刘墓”，而崇信这个“公刘故里”，恰恰是因为这里的文物遗址遗迹，才使它有了更强的说服力。
五十岁出头的陶馆长，从事考古研究已经30多年了，多年的野外调查和发掘考证，使他对古人类在崇信及泾河流域活动的历史轨迹有了较深的研究。
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周文化在渭河流域，即周武王灭掉殷商以后的周文化，而泾河流域则是先周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也就是周武王灭商以前的周文化。先周文化吸收和融合了西北地区的各种文化，并有所发展。
崇信县于家湾墓地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时代最早、埋葬人数最多的先周墓群，也是迄今为至发现的全国唯一一处十六国前赵时期墓地。这一墓群从先周到西周早、中期，互相衔接又有早晚之分，从墓中发现的各种殉葬品及殉葬规模和墓内的各类生产生活陪葬品来看，我们似乎能在脑海中还原出几千年前先周人生活的场景。
当然，这些只能证明这里曾是周先人的聚居地，并不能证明公刘曾在此居住。
在向许多朋友介绍崇信是“公刘故里”的时候，曾有人问我“公刘”是干什么的？不由让我想起几年前一位歌星的雷人之语“苏轼是哪里人？他的词写得很好，有机会让他帮我也写一首歌吧。”笑谈之余不免感叹国人对历史文化的缺失和淡漠。
公刘，是我国农耕先祖后稷的曾孙，他秉承先祖之志，致力于农耕文化的传播和宣扬，其功德和影响力仅次于其曾祖后稷。《诗经·大雅》中有“公刘篇”，这首诗主要描述了公刘率领族人从原来的封地“邰”迁居到“豳”，查勘地形，寻找水源，建造宫室，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的情景。据文献记载，公刘定居“豳地”之后，倾力发展农耕，教事稼穑，传授桑麻，尤其是首创引水灌溉并在实践中推广应用，其对农业生产的价值和意义极其重要。
传说公刘还在崇信试种过芹菜，并因此被尊为菜祖。在崇信龙泉寺龙泉山下，当代书法巨匠启功先生于1990年用如椽巨笔写下了“公刘故里”四个大字，并勒石于山下。
从公刘的出场开始，我们泾河文化之旅的另一个文化重点出现了，那就是中国农耕文明在泾河流域的发展历程。
在这里，我们无意细究到底甘肃陇东的崇信是公刘故里，还是陕西彬县是公刘故里。据《诗经·大雅·公刘》所述，公刘是在迁居“豳”地之后开始传承发展农耕文明的。史书记载，秦以前县的管辖区域比郡大，秦统一天下后，才改制为郡比县大。
历史上把泾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包括今天的崇信、灵台、泾川以及西峰地区的庆城、合水、宁县还有陕西的长武、彬县、旬邑等这一带统称为“豳”。
以此看来，公刘故里到底在什么地方就不重要了，这些区域都是他的辖区。不论公刘是否在崇信长期生活停留，先周部落从封地“邰”（今天渭河流域的宝鸡地区）迁徙到泾河流域，从地理位置上看，崇信应该算是第一站吧。
在公刘带领下，人们通过制造劳动工具，开荒拓野，种植作物，解决了吃穿问题，满足了人们最起码的物质需要。同时，随着物质的不断丰富，人心和谐，周族光大。《诗经》中“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即是对当人们精神面貌的描述，那时俨然一个政通人和的清明盛世。
公刘时期的周族是一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部落，其所体现的以农为本思想以及逐步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念是“周礼”形成的重要基础，对于推动周族以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人问我，农耕文化到底是什么？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逐渐改进耕作方法，发明并不断改进劳动工具，减轻劳动强度，认识并掌握大自然的规律；兴利除弊，总结农业生产经验，比如我们常说的二十四节气，还有民间流传的农谚等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众多知识，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农耕文化。单是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铁锨、锄头等农具，那都是先祖们历经成千上万年新旧石器时期的打磨、在漫长的劳动实践中逐步改造而来的。每进步一点也许要经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其中又会有多少人的智慧在其中，如此一想，将其称之为一种文化便理所当然了。
崇信虽然是泾河流域县区人口最少、面积较小的，但其文化底蕴之深厚不亚于其他县区。单“公刘故里”就足够分量！崇信文化局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其境内的“华夏古槐王”、“三异柏”、龙泉寺及唐代名将李元谅，更让我们感到崇信的不可小觑。
进入崇信境内，我们第一站去的便是武康郡王李元谅庙，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崇信”之名为李元谅所创。
《大明一统志》中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李元谅始筑城屯军，名崇信”，“崇信”之名取“推崇诚信，保境为信”之意。
初听李元谅、武康郡王，又是唐代名将。第一反应就是认定他必定为唐时的皇亲国戚。再了解才知道自己又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位李元谅原来是唐时的安息人。安息就是今天的伊朗，也就是常说的波斯。李元谅本姓安，幼年时被宦官骆奉先（陕西三原人）收养，改姓骆，名元光。成年后被招募为内府乐宫卫士，波斯血统、加之养父的调教，使得李元谅智勇双全，屡立军功，他治军严谨，德望被众人所服，堪称唐德宗时的著名将领。德宗兴元元年（784年），骆元光率将士击溃了朱泚叛军，收复了京师长安。德宗回长安后封骆元光武康郡王。而使“骆元光”成为“李元谅”，则是因为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平凉会盟”事件。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公元7世纪上半叶，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代，在中国西南地区兴起了一个强盛的王国——吐蕃。
吐蕃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出自我国古老的羌族。殷商时期，其实力强盛是在隋末唐初，松赞干布消灭了西藏阿里地区和青海玉树地区地方政权，统一了西藏，并扩展到四川等地，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同历史上所有强盛的势力和帝国的统治者一样，强盛必将激发统治者对外扩张争夺新领地的贪欲，吐蕃对唐作战之初是以掠取财物为主，后来发展到以夺取土地为主。历史上的文成公主入藏就是唐与吐蕃达成和平共处协议的一项举措。然而这样的政治婚姻随着当事人的离世随之失去了效用。吐蕃仍然是唐朝的最大威胁，特别是到了唐代宗（李隆基的孙子）广德年间，也就是公元763年，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羌共20万人马自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长驱直入，破泾州（泾川）、邠州（今彬县）、攻奉天（今乾县）、武功，并攻陷了长安城。虽然随即被郭子仪击退，但当时，吐蕃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今天的泾川、灵台、彬县一带，对唐虎视眈眈。唐吐边境战乱无常，时战时和，民不聊生。公元787年，唐德宗贞元三年，唐和吐蕃商定在平凉会盟，骆元光奉命前往，因长期与吐蕃周旋，骆元光为防其有诈，秘密设防，会盟时，吐蕃果然劫盟，捕杀唐朝会盟官员，骆元光及时率兵救援，并击溃了吐蕃军队，立了大功。唐德宗赐骆元光李姓，并改名元谅。公元788年，又加封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临洮军使。789年，他收复失地，并筑崇信城置军防御。在此期间，李元谅采取驻军屯田的办法，带领军士们兴修水利、开荒辟田，把崇信县城周围几十里荒芜的土地全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大量驻军的口粮，加强了边防，而且也恢复和发展了边境地区的农业。吐蕃兵将畏惧李元谅的神威，长期不敢侵犯。
在这里，颇费口舌的介绍李元谅，是因为他不仅平息了战祸，还人民一个安静和平的家园；更是因为他重视发展水利和农业，使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现留存于崇信县城的武康郡王庙，传为李元谅寝宫，保留了宋代建筑特色，其木构建筑是研究西北地区古建筑艺术和生态环境的真实依据，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内香火不断，且每年武康郡王生日，民众都会自发前往祭祀。
站在庙内，可以看到崇信县城以南的半山坡上，林木茂盛，那里是李元谅养马的地方，俗称“圈马城”。县城西边还有一口“康王井”，传说是李元谅挖掘修建的，至今周围居民还在饮用。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真如沧海一粟，微不足道，能千古流传、受人敬仰者更是少之又少，而一个波斯血统的唐武康郡王李元谅却千百年存活于崇信这方土地上生活的民众心中，并被神灵般的敬仰和崇敬。正是因为他给予了人民生存生活必备的两个条件，那就是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平安宁静的生活环境。
作为传统农业县，崇信的农业底子厚，发展稳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崇信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在稳步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工业经济，注重开发旅游业。其矿产资源种类繁多，特别是煤炭资源最为丰富，目前已探明地质储量14.3亿吨，是甘肃东部煤电产业基地重要组成部分，“煤电化运”项目开发前景广阔。2009年，崇信全县地区成产总值达到了14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了1.04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了7.2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了12986元和2885元。也许这些数字并不算大，就足可想见这些数字背后崇信人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了。
循着泾河一路走来，到崇信已经是第五站了，虽然还在上游，但仅从前面几个县区那一个个让人惊叹感慨的历史文化、自然美景中，泾河流域以前那种地贫人穷、植被稀少、满目黄土的印象已经彻底变了。每到一个县区，我就急于想去更深入、详细的了解和领略她的历史底蕴和自然美景，对崇信同样也充满了期待。
从博物馆和武康王庙所了解的是崇信尘封多年的历史。对崇信现存的、生动鲜活的人文景观，从陪同我们的崇信朋友口中有了大致的了解。
有一个好去处是龙泉寺，未出发前就听说龙泉寺是附近闻名的旅游佳地，心中着实向往。龙泉寺在县城北一公里处，芮河北岸。龙泉寺山门前新建的宽阔的广场上仿古石牌楼被称为“龙门”，穿过龙门，左右矗立着十根盘龙石柱，其后是引山上流下的泉水修建的龙湖喷泉，由山门外望去，条条蟠龙喷珠溅雾，令人浮想联翩。广场后，便是始建于元代，兴盛于明清的龙泉古寺。
老山门给人一种古朴神秘之感。山门外感觉嘈杂闷热，一入山门，立刻觉得一股清风迎面而来，耳中只有流水之声，满目青翠，仅一门之隔却俨然两个世界，其内独有一份清幽静谧的神韵。
随讲解员一路拾阶而上，下扑的石虎、降雨的彩龙、纪念古今英烈的忠烈祠、为考古界注目的齐家文化遗址。这些人文景致与山上的苍松古柏、清泉、流水、石阶相应相衬，给人一种超然物外、返璞归真的玄妙快意。
在山腰东西长约130米的中台上，自东向西分别有道教的三霄殿和佛教的大佛殿。这是自崆峒山之后，我们见到的又一处释道并存的景致所在。这里的殿、阁、洞、窟应有尽有，山崖上随处可见由石缝中或急或缓的清泉流出。而道教在东，佛教在西的建筑格局也寓示了这两种不同派的出处，一个在“东土大唐”，另一个在“西天极乐世界”。
龙泉寺最为奇特的景观并非此地，而是中台西侧名叫“瀑珠岩”的悬崖，石壁上晶莹剔透的水珠垂落成线，水聚崖下，汇成一方碧绿的池水，水池中筑有一排荷叶形的踏板，踩在荷叶上，真是人行水上，鱼游脚下，飘然若仙。
我正陶醉于这仙姑过海般的意境中时听到有人惊呼“快抬头看！”，条件反射地猛一抬头。只见头顶有一棵古柏突兀在悬崖边，虽然并不粗壮，约有胳膊粗细，但却犹如蟠龙，鳞爪森然，颇有蛟龙腾飞之势，与泉水动静呼应，自然和谐。我惊呼，这应该就是龙泉寺的筋脉所在！大家笑而应和。讲解员告诉我们，这棵古柏虽然枝叶不茂，但是却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了，而且又自成龙形，所以当地人又尊其为“龙柏”。
从龙泉穿过，是一处设计独具匠心的两层式楼台“晴雨楼”。说其独具匠心是因为在此楼南面可以俯瞰来时的芮谷密林，面北即可近距离直视“古柏蟠龙”。坐在晴雨楼，品着龙泉水泡制的香茗，风铃叮当，听着声似落珠的滴水声，丝丝凉意拂面，如绵绵秋雨，可抬头看天，却又是晴空朗日。无需再解释，“晴雨楼”之名，其意已尽释然。
我选择了面北的方向坐着，细细地观察古柏。龙首、龙身、龙爪、龙须，真是栩栩如生。中国人自古便有附会臆想的习惯，可此处的龙柏确是我所见过的最为逼真的一处。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转身半开玩笑地问这里的讲解员“这个龙柏该不会和泾河龙王有关吧？”我这一问，她立马笑着说，还真让你猜对了，我正要给你们讲关于这棵龙柏的故事呢！我们都半惊半喜地听着。
关于龙柏的传说有三种说法，一是相传魏征梦斩泾河龙王，孽龙惧罪逃遁，魏征奋力追赶。到了此处，逆龙腾空欲去，魏征情急之中掷剑去刺，恶龙被钉于崖上，化作龙柏以示忏悔。第二种传说是崇信久旱无雨，玉帝派天龙降雨，雨毕，天龙力竭气绝于悬崖，化作柏树，直至今日。还有一种说法是魏征斩泾河龙之后，老龙得助于王母娘娘的点化，化柏伏于此处，而崖下的泉水，便是老龙留下的悔恨的眼泪，并以此泽被当地民众，以赎其罪。
这善善恶恶的种种传说，无可考亦不可信，只不过是符合民之所企所盼而已，其中却又含教化民众的深意。
中国有句古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而龙泉寺则将这“名”与“灵”一应俱占，让人不由感叹大自然之神奇精妙。
清朝曾任崇信知县的柳仲庭咏龙泉寺诗云：龙泉山半古佛堂，流水潺潺绕后廊。人道蓬莱无处觅，谁知仙境在斯方。
前面说到的“华夏古槐王”，生长在离县城20公里的铜城乡关河村，因为连日下雨，去那里的路被水冲毁，距目的地5里左右的地方，我们只能徒步前行。
一路草木葱茏，蝶飞蜂舞，不知名的各色野花争相斗艳，极目四望，群山环绕。正值仲秋，山上的草木皆是深绿色，层层叠翠，令人心旷神怡。
古槐位于村里最高处的一个大麦场上。挺拔高大气势雄伟的古槐如同一座绿色的小山，其周围地形恰似一只灵龟，古槐所在位置正好在其背中央。古槐有八大主枝，因此又被称为“八卦槐”。据专家测定，古槐已生长了2800年了，树高26米，主干高2米，胸围13米，树冠东西宽34米，南北宽37米，占地面积20.1亩。同行的朋友围抱了一下，要八个人完全展开手臂才能合抱住古槐。抬头仰望，只见虬枝如龙似凤，冠盖似云。更为奇特的是树上寄生着杨、花椒、五倍子和小麦、玉米等九种植物。
说奇特也不奇特，2800年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在历史的年轮中能占到多少呢？容纳其他小生物在其身上寄生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在她面前，不由人心生敬畏，烦躁的心境也复归平静。
崇信还有一株灵树“三异柏”，又叫“三义柏”。位于崇信县锦屏镇朱家寨，那里是不通车的，又是徒步前往。因为地势偏僻，寨子里大多数人家已经被搬迁了，只剩下几户留恋故土不愿走的老人。进村后远远就看见枝繁叶茂的“三异柏”，树身庞大，树冠呈扁圆形。走到树前，我才明白为什么叫“三异柏”，因为树的每个枝杈上都生长着棉柏、侧柏和刺柏这三种不同柏树的叶片。
这种奇异的现象在自然界确实罕见，植物学家也找不出原因。当地人又叫它“三义柏”，相传是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志同道合，化成柏树融为一体，永不分离。棉柏代表刘备的善良慈祥，侧柏象征关羽的忠心赤诚，刺柏显示张飞的耿直刚勇。
其实，“三异柏”树龄也就700年，距刘关张的时代似乎比较遥远。这样一算让我想起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名段《关公战秦琼》来，心中发笑之际又想到这其实也是人们附会其意、教化世人的一种方式而已。刘、关、张在民间是忠义的典范，将“三异柏”取名“三义柏”，其中深意却也耐人寻味。
因为时间和天雨关系，这里的五龙山景区未能成行。据说那里在汉代就是道教活动场所，也是唐时防御吐蕃的前沿阵地，心中未免有些遗憾。还有传说中的佛教圣树毕婆罗树，1995年一场暴雨过后，在其东北方向发现了藏有北魏佛像的封洞，是崇信作为丝路要道的重要佐证。另外在崇信文化馆，我们还见到了这里的非遗项目——顶灯。记忆中的顶灯绝技是从陕西秦腔丑角明星孙存碟的表演中见识的，没想到顶灯绝技在这里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正如“人不可貌相”这句话所说，崇信这个小小的县城，虽无大县区之繁华，但却有其无可比拟的深厚积淀于其中。近年来，又积极调整思路，不断创新求发展。所谓“厚积而薄发”，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