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4 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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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匈奴部落
匈奴南单于与其他割据一方的军阀一样,积极参与了汉魏之际的各种战争。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发生的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虽然不久便被*下去。但其他汉胡人民的仍连续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凉州边章、韩遂的汉羌军、今河北西部山谷区张燕领导的黑山军,都发展到十余万乃至数十万之众。汉朝先派司空张温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讨凉州。这支队伍刚行到蓟中,乌桓因军中饷款亏欠,多叛归。故中山太守张纯怨张温不令自己带领这批乌桓部队,乃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丘力居等连盟反叛,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及右北平太守,众至十余万。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汉朝调发南匈奴兵,配合幽州牧刘虞讨伐张纯。单于羌渠遣其子左贤王于扶罗将骑前往,匈奴国人恐发兵无已,于是匈奴右部�落与先已反汉的屠各胡合,共十余万人,攻杀羌渠。于扶罗在外闻知,自立为单于。杀羌渠的国人,恐于扶罗为父报仇,乃另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于扶罗到洛阳讼诉和求助。适逢灵帝病死(1年),董卓带兵人京,天下大乱。于扶罗乃与白波军合兵攻打郡县。时各地多聚众筑壁自保,于扶罗钞掠无所得,部众受到挫伤,只好在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停住。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仅一年而死,南庭不再立单于,只以老王代行国事。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于扶罗与驻在上党的张杨一起投靠了袁绍,二人屯兵漳水。次年(191年),于挟罗拟叛离袁绍,张杨不从,于扶罗乃劫持张杨出走,在邺城南被袁绍将麴义击败。既而于扶罗袭杀驻在黎阳的度辽将军耿祉,兵势复振。董卓以朝命封张杨为河内太守。初平四年(193年),袁术从南阳转移到陈留,屯军封丘(今河南封丘西南),于扶罗又依附袁术。袁术被曹操打败后,于扶罗返归乎阳。兴平二年(195年),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继立为单于。十二月,董承、杨奉等奉献帝东归,李傕、郭汜等追赶乘舆。董承、杨奉屡吃败仗,乃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共同卫护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七月,献帝始到洛阳,去卑又护送献帝到许,然后返回平阳。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甥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郭援及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一齐背叛曹操。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南单于呼厨泉于平阳,呼厨泉降操。
建安十年(205年),操北征乌桓,高于再次叛操,守壶关口。次年,被操攻克,*自入匈奴求救,呼厨泉不受,操遂定并州。
并州既是胡汉杂居之地,又俯邻邺、洛二都,所以曹操对治理并州的人选极为注意。如河东太守杜畿、并州刺史梁习都是操精心选拔出来的州郡要员。《三国志》卷15《梁习传》载:
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人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棊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民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贡达名士,咸显于世。
梁习对并州境内匈奴各阶层的统治是:首先推荐其豪右到*任职,以防止他们在原地兴风作浪;次即征发强壮男丁,以为“义从”;对一般匈奴部众,则趁*大军出征,分清以为“勇力”。这样,既可为国家补充精勇军队,同时也给匈奴部众开辟建立军功的机会。等豪右和丁强皆已离境,然后把他们的家属迁往邺城,充作质任。至于不服从调遣和政令的,则予以*。对于州界名士,皆量才录用,或贡达朝廷。这样,匈奴上下皆服从供职,同于编户。
至于曹操及其后统治者对移入内地匈奴人的措施,史书有以下记述。《通鉴》卷67建安二十一年载:
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亦言:
后汉末,天下*动,群臣竟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东北)。
《晋书》卷56《江统传》言:
建安中,(曹操)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2年),以一部(指左部)太强,分为三率(同帅),泰始之初(265年或稍后),又增为四。
由上可知,随着匈奴部众居地的扩充和人口繁殖,魏晋统治者对匈奴的控制也日愈严密。曹操时的*是:
(1)留单于呼厨泉于邺,以防其惑众生事;(2)令比较顺附的右贤王去卑代行国事:(3)分匈奴之众为五部,以削其势;(4)令汉人为各部司马,以收匈奴贵族之权。这种分而治之的*,当中枢尚能控制大局时,固无问题,但如遇*败坏或内乱迭起时,就会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倾覆之祸。当时有识之士,早已预见及此。《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
是时,并州左贤王刘豹并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宜有�犹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去字之误)卑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寝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
邓艾和曹操一样,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极强固,其原来单于虽被分隔在邺,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犹足以兴风作浪,仍需继续分割其势,尤需把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设法移居边外,以断祸根。邓艾这种逐渐徙出羌胡的主张比后来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统发表的著名的《徒戎论》还早了四十八年。但这种徙戎主张说起来容易,切实行之就很难。如同当时反对徙戎的晋臣所指出:在天灾人祸已经搅得各族人民无法安居时,再强行迁徒数量众多而又对晋朝统治积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会招致反抗的。就徙戎*的本身说,也并非怎样正确和合理的。少数民族人民既然已经进入中原农业区,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徒走呢?难道少数民族群众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吗?事实上,匈奴内迁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且日益汉化。虽然一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匈奴还是过着“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游牧生活。但自呼韩邪单于投汉特别是南匈奴入居塞内后二百余年之间,随着匈奴逐渐内移,其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农耕转变。《晋书》卷93《王恂传》言: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即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由上可知,汉末魏晋之际,官僚地主靠租佃土地以剥削无地农民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逃避*兵役和劳役负担,宁愿为官僚地主的田客。不仅仅人如此,匈奴等少数民族亦莫不然,他们也成为从事农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达到数千人者。《三国志》卷22《陈群子泰传》又载:
泰……正始中,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怀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
由上可知,匈奴部众尚有被卖为奴婢者。总之,内迁的匈奴部众,已逐渐转向农业经济,并且纷纷沦为田客和奴婢。
但,匈奴王侯贵人的情况则远远凌驾于一般部众之上。魏及后来的晋朝统治者虽然*了匈奴王侯贵人的军政权势,在经济上仍给以优裕待遇。《晋书》卷101《载记第一刘元海传》言:
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以上材料说明,刘洲一家,作为匈奴的贵族,历汉、魏、晋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刘洲本人少时家境甚为富裕,故能诵读书传,他既明古学,故能与名儒士大夫贯通一气,而为太原士族王浑等友敬。由于刘渊懂得帝王统治人民的史实,更助长了其野心。一到时机成熟,刘邦昔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喟叹便在刘渊脑际盘旋,而欲“成高祖之业。”
综上以观,匈奴在三国时表面似无作为,不过为军阀的附庸。然匈奴入塞既久,其部众既渐从事农业,掌握中原比较先进的生产技能,上层部帅亦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其民族凝聚力既然保存,但许多人口又沦为田客、奴婢,深受汉族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此皆可资匈奴上层贵族利用。待到三国之后的西晋,因内乱不休,无力对付近在肘腋下的匈奴等族人,这就给匈奴贵族以可乘之机。所以三国时代正是匈奴养精伺隙的关键时代,也是此后他们在中原首次建立少数民族王朝的准备阶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国时鲜卑人统一漠南
东汉末年,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在长城以北的广袤地域,建立了东、中、西三部的军事部落大联盟。延时不久,鲜卑又陷于诸部林立的分散状态。曹操当权时,西部鲜卑叛离,漠南自云中以东*为三个集团:一是步度根集团(檀石槐后裔),拥众数万,据有云中、雁门一带;二是轲比能集团,分布于代郡、上谷等地;三是原来联盟"东部大人"所领属的若干小集团,散布于辽西、右北平和渔阳塞外。其中轲比能集团势力强,影响大。袁绍据河北时,汉人为避其苛虐刑政,多投奔鲜卑轲比能,轲比能令其族人向汉人学汉语,学汉字,学兵器制造术,势力强大起来。
建安年间,曹操驻军幽州时,轲比能等鲜卑首领通过乌桓首领阎柔贡献方物,表示臣服。曹氏父子两代,都对这些首领给以安抚。黄初元年(220年),轲比能向文帝献马;二年,轲比能交还留居鲜卑的汉族500余家归汉;三年,又率部3000余骑,驱赶牛马7000余口与曹魏"互市",再送归汉人千余家返回上谷等地。后轲比能集团势力强大,先后兼并了步度根等部,统一了漠南地区。轲比能强大后,屡犯曹魏边境,后为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王雄遣刺客所杀。漠南统一局面又陷于四分五裂之中。东部鲜卑先后兴起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三股势力,他们乘机南迁,占有乌桓故地。宇文部本非鲜卑,后来东迁辽东与鲜卑人杂处,归附檀石槐后,逐渐鲜卑化。段部出自辽西鲜卑,居地中心在令支(今河北迁安县)。
羌
三国时,河西诸羌和武都、阴平的羌部分别降属魏、蜀。魏、蜀相互攻伐,都征召羌军参加作战,许多羌人迁入了陇、蜀、秦、雍之地。
氐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因氐王阿贵、杨千万不附,累攻武都,终以氐王附蜀汉,徙武都氐人 5万落于扶风、天水二郡界内;旋又徙武都氐、汉等族人众于京兆、汧、雍、天水、南安、广魏等郡。以后,魏再徙氐众于关中;在蜀魏争夺中,也有一些氐人徙居蜀汉。因而至魏晋时,氐人除原在武都、阴平(原广汉郡属县,三国改置郡)二郡以外,又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形成与汉人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其中最著名的如晋略阳氐蒲(苻)氏、吕氏,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来的。
总之,三国时一部分少数民族开始内迁,一部分则在草原上打内战,三国虽混乱,但良将如云,少数民族没占多少便宜。像少数民族乌丸,就是被曹操亲自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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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匈奴部落
匈奴南单于与其他割据一方的军阀一样,积极参与了汉魏之际的各种战争。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发生的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虽然不久便被*下去。但其他汉胡人民的仍连续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凉州边章、韩遂的汉羌军、今河北西部山谷区张燕领导的黑山军,都发展到十余万乃至数十万之众。汉朝先派司空张温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讨凉州。这支队伍刚行到蓟中,乌桓因军中饷款亏欠,多叛归。故中山太守张纯怨张温不令自己带领这批乌桓部队,乃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丘力居等连盟反叛,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及右北平太守,众至十余万。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汉朝调发南匈奴兵,配合幽州牧刘虞讨伐张纯。单于羌渠遣其子左贤王于扶罗将骑前往,匈奴国人恐发兵无已,于是匈奴右部�落与先已反汉的屠各胡合,共十余万人,攻杀羌渠。于扶罗在外闻知,自立为单于。杀羌渠的国人,恐于扶罗为父报仇,乃另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于扶罗到洛阳讼诉和求助。适逢灵帝病死(1年),董卓带兵人京,天下大乱。于扶罗乃与白波军合兵攻打郡县。时各地多聚众筑壁自保,于扶罗钞掠无所得,部众受到挫伤,只好在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停住。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仅一年而死,南庭不再立单于,只以老王代行国事。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于扶罗与驻在上党的张杨一起投靠了袁绍,二人屯兵漳水。次年(191年),于挟罗拟叛离袁绍,张杨不从,于扶罗乃劫持张杨出走,在邺城南被袁绍将麴义击败。既而于扶罗袭杀驻在黎阳的度辽将军耿祉,兵势复振。董卓以朝命封张杨为河内太守。初平四年(193年),袁术从南阳转移到陈留,屯军封丘(今河南封丘西南),于扶罗又依附袁术。袁术被曹操打败后,于扶罗返归乎阳。兴平二年(195年),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继立为单于。十二月,董承、杨奉等奉献帝东归,李傕、郭汜等追赶乘舆。董承、杨奉屡吃败仗,乃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共同卫护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七月,献帝始到洛阳,去卑又护送献帝到许,然后返回平阳。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甥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郭援及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一齐背叛曹操。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南单于呼厨泉于平阳,呼厨泉降操。
建安十年(205年),操北征乌桓,高于再次叛操,守壶关口。次年,被操攻克,*自入匈奴求救,呼厨泉不受,操遂定并州。
并州既是胡汉杂居之地,又俯邻邺、洛二都,所以曹操对治理并州的人选极为注意。如河东太守杜畿、并州刺史梁习都是操精心选拔出来的州郡要员。《三国志》卷15《梁习传》载:
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人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棊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民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贡达名士,咸显于世。
梁习对并州境内匈奴各阶层的统治是:首先推荐其豪右到*任职,以防止他们在原地兴风作浪;次即征发强壮男丁,以为“义从”;对一般匈奴部众,则趁*大军出征,分清以为“勇力”。这样,既可为国家补充精勇军队,同时也给匈奴部众开辟建立军功的机会。等豪右和丁强皆已离境,然后把他们的家属迁往邺城,充作质任。至于不服从调遣和政令的,则予以*。对于州界名士,皆量才录用,或贡达朝廷。这样,匈奴上下皆服从供职,同于编户。
至于曹操及其后统治者对移入内地匈奴人的措施,史书有以下记述。《通鉴》卷67建安二十一年载:
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亦言:
后汉末,天下*动,群臣竟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东北)。
《晋书》卷56《江统传》言:
建安中,(曹操)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2年),以一部(指左部)太强,分为三率(同帅),泰始之初(265年或稍后),又增为四。
由上可知,随着匈奴部众居地的扩充和人口繁殖,魏晋统治者对匈奴的控制也日愈严密。曹操时的*是:
(1)留单于呼厨泉于邺,以防其惑众生事;(2)令比较顺附的右贤王去卑代行国事:(3)分匈奴之众为五部,以削其势;(4)令汉人为各部司马,以收匈奴贵族之权。这种分而治之的*,当中枢尚能控制大局时,固无问题,但如遇*败坏或内乱迭起时,就会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倾覆之祸。当时有识之士,早已预见及此。《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
是时,并州左贤王刘豹并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宜有�犹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去字之误)卑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寝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
邓艾和曹操一样,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极强固,其原来单于虽被分隔在邺,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犹足以兴风作浪,仍需继续分割其势,尤需把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设法移居边外,以断祸根。邓艾这种逐渐徙出羌胡的主张比后来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统发表的著名的《徒戎论》还早了四十八年。但这种徙戎主张说起来容易,切实行之就很难。如同当时反对徙戎的晋臣所指出:在天灾人祸已经搅得各族人民无法安居时,再强行迁徒数量众多而又对晋朝统治积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会招致反抗的。就徙戎*的本身说,也并非怎样正确和合理的。少数民族人民既然已经进入中原农业区,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徒走呢?难道少数民族群众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吗?事实上,匈奴内迁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且日益汉化。虽然一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匈奴还是过着“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游牧生活。但自呼韩邪单于投汉特别是南匈奴入居塞内后二百余年之间,随着匈奴逐渐内移,其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农耕转变。《晋书》卷93《王恂传》言: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即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由上可知,汉末魏晋之际,官僚地主靠租佃土地以剥削无地农民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逃避*兵役和劳役负担,宁愿为官僚地主的田客。不仅仅人如此,匈奴等少数民族亦莫不然,他们也成为从事农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达到数千人者。《三国志》卷22《陈群子泰传》又载:
泰……正始中,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怀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
由上可知,匈奴部众尚有被卖为奴婢者。总之,内迁的匈奴部众,已逐渐转向农业经济,并且纷纷沦为田客和奴婢。
但,匈奴王侯贵人的情况则远远凌驾于一般部众之上。魏及后来的晋朝统治者虽然*了匈奴王侯贵人的军政权势,在经济上仍给以优裕待遇。《晋书》卷101《载记第一刘元海传》言:
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以上材料说明,刘洲一家,作为匈奴的贵族,历汉、魏、晋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刘洲本人少时家境甚为富裕,故能诵读书传,他既明古学,故能与名儒士大夫贯通一气,而为太原士族王浑等友敬。由于刘渊懂得帝王统治人民的史实,更助长了其野心。一到时机成熟,刘邦昔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喟叹便在刘渊脑际盘旋,而欲“成高祖之业。”
综上以观,匈奴在三国时表面似无作为,不过为军阀的附庸。然匈奴入塞既久,其部众既渐从事农业,掌握中原比较先进的生产技能,上层部帅亦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其民族凝聚力既然保存,但许多人口又沦为田客、奴婢,深受汉族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此皆可资匈奴上层贵族利用。待到三国之后的西晋,因内乱不休,无力对付近在肘腋下的匈奴等族人,这就给匈奴贵族以可乘之机。所以三国时代正是匈奴养精伺隙的关键时代,也是此后他们在中原首次建立少数民族王朝的准备阶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国时鲜卑人统一漠南
东汉末年,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在长城以北的广袤地域,建立了东、中、西三部的军事部落大联盟。延时不久,鲜卑又陷于诸部林立的分散状态。曹操当权时,西部鲜卑叛离,漠南自云中以东*为三个集团:一是步度根集团(檀石槐后裔),拥众数万,据有云中、雁门一带;二是轲比能集团,分布于代郡、上谷等地;三是原来联盟"东部大人"所领属的若干小集团,散布于辽西、右北平和渔阳塞外。其中轲比能集团势力强,影响大。袁绍据河北时,汉人为避其苛虐刑政,多投奔鲜卑轲比能,轲比能令其族人向汉人学汉语,学汉字,学兵器制造术,势力强大起来。
建安年间,曹操驻军幽州时,轲比能等鲜卑首领通过乌桓首领阎柔贡献方物,表示臣服。曹氏父子两代,都对这些首领给以安抚。黄初元年(220年),轲比能向文帝献马;二年,轲比能交还留居鲜卑的汉族500余家归汉;三年,又率部3000余骑,驱赶牛马7000余口与曹魏"互市",再送归汉人千余家返回上谷等地。后轲比能集团势力强大,先后兼并了步度根等部,统一了漠南地区。轲比能强大后,屡犯曹魏边境,后为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王雄遣刺客所杀。漠南统一局面又陷于四分五裂之中。东部鲜卑先后兴起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三股势力,他们乘机南迁,占有乌桓故地。宇文部本非鲜卑,后来东迁辽东与鲜卑人杂处,归附檀石槐后,逐渐鲜卑化。段部出自辽西鲜卑,居地中心在令支(今河北迁安县)。
羌
三国时,河西诸羌和武都、阴平的羌部分别降属魏、蜀。魏、蜀相互攻伐,都征召羌军参加作战,许多羌人迁入了陇、蜀、秦、雍之地。
氐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因氐王阿贵、杨千万不附,累攻武都,终以氐王附蜀汉,徙武都氐人 5万落于扶风、天水二郡界内;旋又徙武都氐、汉等族人众于京兆、汧、雍、天水、南安、广魏等郡。以后,魏再徙氐众于关中;在蜀魏争夺中,也有一些氐人徙居蜀汉。因而至魏晋时,氐人除原在武都、阴平(原广汉郡属县,三国改置郡)二郡以外,又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形成与汉人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其中最著名的如晋略阳氐蒲(苻)氏、吕氏,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来的。
总之,三国时一部分少数民族开始内迁,一部分则在草原上打内战,三国虽混乱,但良将如云,少数民族没占多少便宜。像少数民族乌丸,就是被曹操亲自平定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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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时期,为了应付常年战争,三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非常强大,那些异族没有机会可以承。
2,那时候北方异族人口还少。而且都在曹操父子的控制之下。
3,曹操大破乌丸,成功打击了异族对中国进攻的气焰。
4,西晋的时候国家统一了,以为万事大吉,学西周“马放南山”,把各个地区的武装力量都解散了。
5,西晋后期中国大乱,才给了“五胡乱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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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回答,嘿嘿。
第一,东汉以后,由于我国天气渐趋寒冷,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开始南下。
魏晋时,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的*。内迁的主要有五个民族,称为“五胡”。少数民族的数量少,无法乱华,而内迁*的出现,使少数民族在西晋时,有了乱华的人口基础。
第二,魏晋统治者压迫、歧视和奴役少数民族。有驱之内战,卖命疆场,有进放地主庄园充当奴婢。长期压迫下,少数民族有了乱华的主观意愿。
第三,西晋内乱使统治者自顾不暇,无力再控制内迁各族。如:八王之乱。
这使少数民族有了乱华的社会客观条件。
楼主可参阅“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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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e.baidu.com/view/402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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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时期,为了应付常年战争,三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非常强大,那些异族没有机会可以承。
2,那时候北方异族人口还少。而且都在曹操父子的控制之下。
3,曹操大破乌丸,成功打击了异族对中国进攻的气焰。
4,西晋的时候国家统一了,以为万事大吉,学西周“马放南山”,把各个地区的武装力量都解散了。
5,西晋后期中国大乱,才给了“五胡乱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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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东汉以后,由于我国天气渐趋寒冷,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开始南下。
魏晋时,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的*。内迁的主要有五个民族,称为“五胡”。少数民族的数量少,无法乱华,而内迁*的出现,使少数民族在西晋时,有了乱华的人口基础。
第二,魏晋统治者压迫、歧视和奴役少数民族。有驱之内战,卖命疆场,有进放地主庄园充当奴婢。长期压迫下,少数民族有了乱华的主观意愿。
第三,西晋内乱使统治者自顾不暇,无力再控制内迁各族。如:八王之乱。
这使少数民族有了乱华的社会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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