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和旬子政治主张的不同点,共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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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主张、*原则是民本主义，是“仁政”，即主张民众是天下的根本，统治者要建立每户农民都有百亩之田，使“黎民不饥不寒”的制度。至于残暴的君主，可以把他换掉。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第十四章）“丘”的意思是众，王念孙《广雅疏证》：“丘，众也。《孟子·尽心篇》：‘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庄子·则阳篇》云：‘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为风俗也。’《释名》云：‘四邑为丘。丘，聚也。’皆众之义也。”“丘民”即大多数人民，在孟子那个时代是指以没有官职的（也就是在野的）小地主为主的包括为数众多的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的广大阶层。孟子这段话中的后一个“社稷”是土神和谷神，前一个是由土神、谷神演变成的政权的代名词。“变置”，变的意思是变更，《说文》：“变，更也。”“置”的意思是立，《吕氏春秋·当务》：“而不可置妾之子”，高诱注：“置，立也。”“变置”就是更立。孟子认为：人民大众是最重要的，国家政权次之，国君为轻。这里的“国”或“国家”是“诸侯有国”之国，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当时周王室已*为东西二周，已成为二等小国，其天子也已丧失统治天下的能力，实际上已不是“天下共主”。各大国都在争夺天下，根本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实际上如同没有天子，因此孟子不说更换天子，而是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其 “变置”就是“变置”最高权力者。针对要打算统一天下的各路诸侯，孟子则说：得到最广大民众的拥护才能统一天下。因为孟子的民本主义是维护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所以得到了最广大民众的拥护（战国初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儒家已式微，孟子出，儒家才为之大振，就是最好的证明），因而在孟子那里形成了民本主义的大无畏的精神，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知识分子人格的最主要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孟子》一书中比比皆是，例如《孟子》一书的开篇第一章《梁惠王》章，孟子就把梁惠王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孟子还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制也：吾何畏彼哉？”所谓“在我者，皆古制也”，乃是托古说今，实际上是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这种精神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他善养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公孙丑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回答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不慊于心，则馁矣。”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也就是由其民本主义之“道”、“义”所生，换句话说，孟子的“浩然之气”即大无畏的精神与其民本主义是紧密相连的，是其民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这是不错的，只是孟子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地结合那个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做进一步分析，这是孟子的时代和思想的局限。
《旬子》又名《孙卿子》。这是因为作者荀子名况，号卿，后改称孙卿。《旬子》一书，集中反映了作者各方面的思想学说。作者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对各派学说都有所继承和评论。荀子的学术源于儒学，但也吸收了道家和墨家的一些思想精华。其*思想，主张礼法兼治，王强并用，强调尚贤使能，反对世官世禄。哲学上，继承宋尹学派“精气“说，认为“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总根源。反对鬼神迷信，把“天”解释为自然界，认为它有其自身的规律，提出“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观点。认识论上，主张世界可知论，强调“物理可知”，主客观接触才能构成认识。在人性论上，反对孟子“性善论”，认为“人之性恶”，主张通过礼义教化和刑罚禁止，使人向善。在名实关系上，肯定“实”为第一性，“名”则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主张正名说，反对诡辩学说，强调名实必须相符，荀子的这种主张丰富了古代逻辑学理论。《旬子》一书，文章文气势雄厚，长于论辩，分析透辟，论断精确，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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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儒家孔孟与荀子了解一些的话，就不难理解了。
孟子基本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主张民贵君轻，实行仁政，礼制。推崇的是三皇五帝和西周文武二圣王，因为儒家将他们这些先王进行理想化的描述，以表达自己的*主张，既“王道”。
而荀子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不仅继承儒家思想，还兼有法墨等各家之所长。他生活的年代是战乱频繁的战国末，因此受到“乱世用重典”和兼并战争的影响，他在主张仁政的同时，也开始鼓吹法治与暴力，既礼法并用，王霸兼施。这是对当时统治者，既君主的一种理想化的追求，是为后王。
霸道，简单理解的话，战国末期的秦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然，这与荀子理想中的后王是有区别的。
